1997年，自學成才的華北律師馬文林（Ma Wenlin），作為他家鄉數千名村民的代理人，為收回被非法徵收的稅款而起訴當地政府。他的機會看起來不太差：臨近的村民剛贏得一起類似訴訟，中國媒體將此結果作為這個國家法制進步的證據而加以鼓吹。
而在馬文林一案中，地方法院甚至拒絕受理馬的起訴。他的一些委託人因擅作主張而遭到騷擾並被監禁。馬文林持之以恆，以至向北京的最高當局上書陳情，因而被拘捕；他遭到監禁、毆打，並以「擾亂社會秩序」的名義獲罪。他被判五年勞動教養。
馬文林的故事由伊安·約翰遜所著《野草》一書予以呈現。不論對於他還是他那些承受過重稅負的委託人來講，這首先都是一出活生生的人間悲劇；他的那些委託人在黃土高原的田間地頭掙扎度日，但這也引發了一個巨大的疑問：激發對類似馬文林這樣的人施以……的那些推動力會是中國經濟的相對不利條件嗎？
如果是的話，憑藉其完全不同的民主制和自由的傳統，印度是否最終會在經濟力量方面超過中國？
乍看之下，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似乎顯而易見：否。198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已經是印度的兩倍。中國吸收的的外國直接投資較印度多出十倍以上，中國佔世界貿易的份額五倍於印度。
中國有更高的識字率，更出色的基礎設施。開辦一家企業，在中國需要一個月，而在印度需要三個月。中國擁有更多的儲蓄，較少的債務和較少的貧困人口。《經濟學家》在一次關於這兩個亞洲巨人的調查中得出結論說：「如果這是一次競賽的話，印度早已經落後了。」
政治基礎設施
然而，在上述表象之下，有些趨勢暗示，印度有能力縮小差距，假以時日，甚至會領先。為什麼呢？因為相較於中國的獨裁體制，印度民主的政治制度更加穩定，在容納變革方面表現更加優異。
但是等等。甚至一些印度人也將這個國家長期以來糟糕的經濟表現歸因於民主制度。他們錯了。印度有過很多糟糕的經濟決策，那不是因為它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是因為人們做出了錯誤的決策。
至少，印度的民主制度從未有過任何諸如發動大躍進（三千萬人死亡）或是……（超過數百萬人死亡）這樣相當瘋狂的舉動。
不幸的是，滿腹靈感的印度第一代領導人飽吸費邊派社會主義者的思想（假定尼赫魯在1930年代是前往比如芝加哥而不是倫敦，印度的歷史將會有多麼不同！）他們相信經濟成長源自政府計畫而不是利潤，相信資本主義是貧困的根源。
印度採納了這樣的觀點，增加了一些自給自足方面的政策，這樣所形成的一套混合經濟僅僅將「印度式的增長率」（大約3%）維持了兩代人的時間。
受到危機驅動，1991年，印度擺脫了這樣的思想體系。從那以後。印度經歷了平靜的文化革命。費邊主義者退潮，企業家成為社會的英雄；這個國家有了這樣一種新發現的自信：它有能力在全球經濟中取得非凡成就。
簡而言之，印度正在接近經濟轉型的臨界點。這一轉變的步調不甚平穩，但其方向已經不可逆轉。看看目前的印度政府吧：執政聯盟中幾個共產主義政黨已經成為中間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共產黨人在經濟上較中國人的多樣性來講顯得更加正統）。
儘管如此，最近的預算仍舊設法繼續推行私有化，開放養老金和採礦業給外國投資，並且削減企業稅和關稅。當電信業取消管制幫助造就輝煌燦爛的印度IT業時，很難堅持認為投資、競爭和取消管制糟糕透頂、著眼於反貧困，或者顯得有點不那麼印度味道十足了。
可示範的成功
這些早期的成功業已造就出更多推動轉變的動力，並且一個良性循環即將宣告完成。現在，顯而易見的是，甚至對於共產黨人來講，印度經濟中成就斐然的經濟部門，如製藥業、汽車部件製造以及IT業，都是那些最開放的部門；並且這並非偶然。外部人士業開始注意到這一點。
2003年，由印度工商業聯合會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對於將印度作為投資目的地，40%的公司持有肯定意見；去年，這一數字上升到73%。
中國的硬體設施——如橋樑、道路、港口等等——無可匹敵地優於印度。任何同時去過這兩個國家各自的商業都會上海和孟買的人，都會承認上海是個更加現代、高效的城市。
但在一些重要層面，印度的經濟軟體要勝出一籌。據報導，印度的銀行大約有10%的不良貸款；中國承認至多有20%的不良貸款，而真實數字可能兩倍於此。
印度的資本市場按照其本來的規律運作，而中國的資本市場卻像是受到非法操縱的賭場。印度擁有更多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其國內企業家已經佔據更為重要的地位
儘管從常理來講，沒有人想要走進殘破不堪、辦事拖沓的印度民事法院，但印度是一個確實在盡力依法治理的國家。中國在骨子裡是這樣：無論何時，只要黨願意，或者認為其權力受到威脅——即便這「威脅」可能是幾千名貧窮的農民及其律師，這個國家都將打破法治秩序。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一胎化政策意味著它將面對較印度快很多的人口迅速老齡化的代價。
自從1992年鄧小平下定決心謀求經濟成長以來，中國經濟一直在全速前進。同一時期，印度經濟也由緩慢前行向輕快慢跑加速，光景好的年份，其增長率可以達到8%。但憑藉經濟成長背後的積極轉變這樣的範例，加上適度的季風以及向中國的成功學習的意願，不難想像印度以類似中國的速度成長。
正是在那一點上，其制度性力量（更加富裕的公民社會與能被要求履行職責的政府）賦予印度決定性的優勢。
在某種程度上，市場經濟要求適度開放並具有流動性的政治秩序。在中國，那意味著結束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或者至少在不受監禁的情況下挑戰其權力的機會。中國的統治者距離這一點還差得很遠。
儘管過去十五年來中國在個人自由方面取得了的巨大進步，共產黨對權力的牢固控制卻絲毫不曾鬆懈。對於印度這樣的民主國家而言，開放其經濟從整體上看創傷較少；對中國這樣的獨裁國家來說，不開放政治從整體上看則危害甚巨。
那就是為什麼是印度將在整整一代人左右的時間裏，成為所有人注目的亞洲虎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