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0-13 19:26:39作者：亦文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市長陳良宇因違規動用社保基金，以權謀私，貪污腐敗被撤職查辦。這是繼陳希同之後，又一政治局委員中箭落馬。
二十年來的開革開放，推動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隨之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令人頭痛的現象，這就是官僚階層的普遍性的貪污腐敗。對此，從朱溶基開始到現在的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共高層，曾想方設法，用盡手段，既有思想教育，提倡廉政；又曾不斷下重手，對有民憤的貪官動之以刑，甚至還殺了胡長青，成克傑兩名省級官員來敲山震虎，但收效甚微。後繼者不懼判刑、砍頭,人數越來越多,貪污金額越來越大,涉案官員的職務越來越高,連高層的政治局委員都無法保全清白。可以預料，在陳良宇的這一案件中將有更多的高官和巨額貪污贓款將浮出水面。據官方披露，僅2005年,全國立案的大小貪官達41447人。初步估算,涉案金額約佔GDP總量的15%左右。
改革之前，官僚階層的貪污腐敗的大案，一年偶爾也許可以找到一兩起，但這種普遍的貪污腐敗現象，不曾有過。要說是受了資本主義的影響，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美國也找不到這種大面積貪污腐敗的先例。貪污腐敗當它只是偶爾的發生,不具有普遍性和規律性,這有可能是法律有漏洞或因個人對道德和法律觀念錯位所引起的。這種問題的出現，可以通過完善法律法規，用法制和道德的方式來解決和防止,使「官免而知恥」。但是，一旦貪污腐敗普遍地，有規律地,反覆地出現，問題就複雜了，必然是這個社會的基本制度出了問題，是一種「制度型的貪污腐敗」，是特定制度的產物。也就是說，在社會制度沒有改變之前，是不可避免的。
樣板戲中有這樣一句歌詞:種什麼樹苗結什麼果，撒什麼種子開什麼花。套理推論,有什麼社會經濟制度，就會產什麼樣的社會問題。在毛澤東時代，我們的社會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和平均分配或者說吃大鍋飯為特徵的。廣大工農名為企業和土地的所有者，但這些生產資料並不能給他們帶來任何實質的利益，干多干少與個人收益無關。在這種制度下，產生了一大批懶漢，不論在企業還是生產隊，幾乎人人都在磨洋工。儘管當局也試圖用大慶和大寨精神,並加上種種鬥爭的手段來改變人們的勞動態度，但幾十年來，這種制度造成的懶漢，不僅從沒減少，而且越來越多。正因如此，才有了後來的生產責任制和聯產承包的改革。
經濟體制政革，就是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基本上實現了由單一的公有制經濟轉變為多種經濟並存的格局，簡而言之，也就是公私混合型經濟。這一轉變，也結束了社會主義經濟沒有市場的歷史。近年來國有企業的產出在整個GDP總額中,已經小於私營經濟。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國家仍然控制和壟斷了土地和幾乎所有的經濟資源,這也就決定了這個市場又不同於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它僅僅是一個半競爭半壟斷的市場。要說現在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特色，還有馬克思主義的影子，就是這個經濟中的公有制,國家仍然對土地和主要經濟資源的控制和壟斷，以及由此產生的壟斷與競爭並存的市場，加上二十多年來，無論怎麼改都一成不變的凌駕於經濟體制之上的共產黨的政治壟斷，即權利的壟斷。
也正是這種制度上的社會主義特色與私有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碰撞，造就了具有中國現階段特色的「制度型貪污腐敗」。
私營經濟的興起和發展勢必產生對土地或其他經濟資源的需求。房地產商總是希望自已能得到地理位置最優，最有開發價值的土地；大型項目的承包商總是希望自已是國家項目唯一的中標者；需要巨額資金投入或週轉的企業，總是希望銀行能不計風險發放貸款。甚至連某些空手套白狼的創業者也希望既能搞到國有土地和國家掌控的經濟項目或特許權利，同時又能獲得國有銀行的貨款，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一夜致富。
不論私營企業要得到什麼資源,採取什麼手段,能否成功,在一個自由競爭的環境中，都要接受市場的大浪淘沙,。市場中那只「看不見的手」將甄別和評估這些需求的風險和回報，引導資源和資金的流向。一個沒有外力或行政干預的市場是保證經濟活動中公平原則得以實現的前提。如果私營企業都能憑藉自己的競爭能力，在市場上獲得所需要的資源或資金，那麼它們也就會在經濟遊戲的規則之內，通過自己的經濟實力、可行的創新以及種種強化自身的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的，而不需要藉助於經濟遊戲規則以外的手段。否則它們將在競爭中自然而然地失去它們想要得到的機會。
公有制的最大特徵，就是社會的成員名義上都是所有者，但實際上誰也管不了這部分屬於他們的資產。現階段政府手中以土地為主的自然資源和政府控股銀行的資產，以及名義上股份化了的國有企業,是由政府指定的各級官員（有的名為某銀行或某集團的董事長，實質上是政府任命，享受政府級別的官員），實際代表政府來掌控的。他們對這些資源和資產擁有超越市場的實際支配權和決定權,既可以決定把這些資源和資產批給誰，作何使用；也可以決定企業和國家的項目發包給誰。資源與資產一旦與政府的權力結合，政府官員很容易將政府賦予的這種權力轉化為私人資本。現在的官僚，不論職務高底，都懂得權利轉化為資本的道理，一朝權在握，便把錢來搞，如果認真查下去，從鄉長，副鄉長，到省長，副省長到各部長、副部長，他們所擁有的家產和消費水平，幾乎沒有一個與其正常收入相符。報刊曾報導過，有一教育科長，出了車禍，全家無一生還，結果到他家處理後事的人，竟找出現款與存摺３００多萬元。這麼多錢，以其收入水平，一輩子也掙不到。教育科長的位置，還不是油水最大的，對那些土地審批和銀行信貸部門的官僚，可能撈到的，只怕遠遠高於這個數字。
在這種情況下，私營公司，甚至有獨立經濟利益的國有股份公司為生存發展而產生的各種資源和資金的需求，或要爭取各種項目,都無法從市場中公平競爭得到。換言之，當這些資源、資產和重要項目,都壟斷在政府的各級大大小小的官僚手中，市場的正常遊戲規遭到了破壞，市場功能受到捆綁。例如，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中，某人擁有一塊土地出售，到底這塊土地賣給哪個開發商，基本上取決於開發商的出價和開發商可給土地所有者帶來的綜合利益。當這塊土地屬於公有，其支配權和決定權在政府官員手中，他們為把公有的收益轉為個人的收益，完全可以把市場撇開，根據個人利益決定手中這塊土地歸誰使用。你的出價高，給社會帶來的綜合利益大，但對當事官僚輸送的利益不大，他隨便找個藉口，你就可能出局。這就使得這些企業和個人不得不按照這個壟斷市場的另一套潛規則來獲取自已的需求。
前幾年，上海首富周正義通過勾結市長陳良宇的弟弟，拿到低價批地，然後再通過關係高價抵押給銀行，套取銀行信貸，最終因本身管理不善，資金週轉鏈出了故障，東窗事發，被判刑入獄。周的不法行為固然罪有應得，但也讓我們看到了私有資本發展過程中的無奈。在一個土地和其他主要資源、資產和項目,都壟斷在各級政府官僚的手中，權力已轉化或正在為資本的社會裏，如果周正義不與陳良宇的弟弟，說白一點，也就是與陳良宇勾結，向其輸送利益，他怎能獲得他所要開發的土地？如果他不向銀行的官僚輸送利益，又怎能獲得所需的資金？以儘可能小的投入獲得最有價值的資源，進而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是資本的本質衝動，無可非議。儘管在這一追求的過程中，魚龍混雜，各自的立足點不盡相同，有想通過合法手段來實現追求的，也有一開始就想走歪門斜道的，但殘酷的現實讓那些想走合法之路的私營企業和個人也逐步明白了一個道理，合法之路難，難於上青天。而且非法手段往往耗費小，利潤大，收效快，在競爭中更具競爭優勢。最終大家都從不同出發點，走上了同一條非法的不歸之路。
把現階段貪污腐敗的原因歸為制度的人不少，但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是中國現階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造成的，以為只要實現了民主制度，建立和建全監督機制，就可以克服現階段官僚階層的貪污腐敗問題。
不可否認，國家權利的壟斷，缺乏民主的監督機制，使法律法規流於形式，無法執行，促長了官僚階層的貪污腐敗，是形成官僚腐敗的一個重要條件。民主制度的建立，可以增加社會資源管理的透明度，有效地打擊貪污腐敗。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權利的壟斷並不是形成貪污腐敗的根本原因。民主制度也不是萬能的，法律可以把貪污腐敗份子送進大牢，甚至可以對罪行嚴重者處以極刑，但沒有辦法阻止貪污腐敗的產生。
改革開放前，中國也從沒有實行過民主制度，共產黨對權利的壟斷程度比現在還高，人民根本沒有說話的權利，但是，那時並沒有出現這種大規模的貪污腐敗。同樣，像已經民主化的臺灣，與現在中國大陸的情況一樣，貪污腐敗層出不窮，連民選總統都不清不白。這說明，所謂制度型貪污腐敗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現階段的經濟制度。
官僚階層貪污腐敗的形成,是權力轉化為資本的具體表現。權力其所以能夠轉化為資本,一方面是因為公有經濟的存在,官僚階層手中壟斷了有限的資源和資產,有了利益輸送的源泉：另一方面是私有經濟的出現,它們對這些壟斷資源和資產的需求,只能通過參與權力向資本的轉化才能實現。二者互相利用,互相促進,造就了現階段層出不窮的貪污腐敗。這是公私混合經濟的必然產物,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此,按孫中山理念建立起來的臺灣公私混合經濟也是如此。唯一不同的是，臺灣人民可以合法地去總統府抗議，盡快地喚起社會的警覺，使貪污腐敗的損失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有社會主義特徵的公私混合經濟連這一點也做不到。
社會經濟實踐表明,單一的公有經濟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單一的公有制使中國人民被貧困糾纏了幾十年,經濟體制改革是必要的,改革本身沒有錯。制度型貪污腐敗，仍然掩蓋不了二十多年經濟體制改革造就的輝煌。
可以說制度型的貪污腐敗,是醫治貪困中國的良藥──公私混合經濟,或者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副產品。在目前這種體制下,絕對是不可避免的,陳良宇只是這制度的副產品之一。一個陳良宇倒下去,成千上萬個大大小小的陳良宇會緊跟而來。
這裡有個容忍度和選擇的問題。走回頭路,水清無魚,經濟搞不上去。按現在的路子平面運動,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在近幾年的爭論中,有得人覺得,已無法忍下去了。認為改革已經失敗了,甚至鼓吹回歸毛澤東時代的清廉。目前,當權派仍基於風險成本的考量,怕亂,怕失去政治權利的壟斷,試圖在固守已有的框架之內, 作平面運動,只對某些缺口,作些修補。對不可避免的制度型貪污腐敗,採取幾千年前,鯀的治水的方法,水來土堵。其結果自然是堵了東邊,垮了西邊,忙於應付。
社會普遍,反覆出現的官僚階層的貪污腐敗的另一社會後果,就是「非公平型」的兩極分化。在一個公平自由競爭社會中,總會有人冒尖,有人殿後,人們沒有理由去反對這種兩極分化,更沒有理由用人為地以「平均主義」的方法,去解決兩極分化的問題。公平不意味平均。但是如果這種兩極分化,是由非正常手段造成的,即官僚階層與私人資本集團或個人,通過彼此間的利益輸送,掠奪或竊取了社會中本來屬於社會每一成員的財富,勢必引起社會強烈反彈。當人們發現付出的綜合成本大於他所得到的利益,人們的容忍度的底線就觸到了。
我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貪污腐敗>>一文中,把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公私混合經濟比作驢與馬的結合,是騾子經濟。眾所周知,騾有馬和驢的優點，可以在一個特定的時期，起到驢馬不能起的作用。但它不具有繁衍的能力,只有一代的生命力。要想保持經濟持續和健康的發展,為社會的每一份子,提供一個公平的發展平臺,有效地防止官僚階層的貪污腐敗，當權派就不應騎在這匹騾子上,作平面運動,直到這匹騾子再也走不動了,觸及到人民大眾所能容忍的底線，直到社會政治和經濟危機爆發的那一天。
如果決策集團的精英們，僅僅把現階段的經濟制度，和平面運動,作為一種過渡形式，即向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過渡的一種形式，當後者實現之日，就有可能消除制度型的貪污腐敗，進而把偶爾出現的貪污腐敗發生的頻率和幅度控制在美式私有制的水平。
解鈴可用繫鈴人。當年中共靠著手中的權利通過土地改革，建立了農民土地私有制，又通過合作化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體系。受到貧困和落後的教訓後，才有了對原來不切實際的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反動和改革。走到今天，既產生了制度型貪污腐敗，也已經有了徹底消除制度型貪污腐敗的基礎。現實中的二律背反，表明問題的產生與解決問題的可能，產生於同一命題之中。
現在城市中的國有企業己經股份化，雖然老百姓還沒有成為真正的股東，但有一點十分重要，就是所有權已經或正在量化。可以再進一步，把屬於國家或原全民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分門別類，組成若干股份公司，把這些資產的所有權統統量化。在這些國有資產還沒被為官僚階層和與之勾結的私有資本完全竊為己有之前，把這些股份，按公平的原則分配給社會的每一成員，讓老百姓名符其實地當一回所有者。過去打天下和後來的經濟改革都是由農村開始的，這一回，由國有資產的所有權量化和分化為起點，從城市開始，積累經驗，逐步推向農村，來一次城市包圍農村。這是因為量化了的所有權關係比原始的物質形式存在的農村土地公有制更容易區分和分化。
公有制的消亡，將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另一個特色，權力的壟斷的物質基礎不復存在，權力的壟斷也將逐漸消失。大市場小政府的格局將得到確立。政府各級官僚手中沒有了可供利益輸送的物質基礎，權力也就無法轉化為資本。真正意義上的私有制的確立，社會成員將以所有者或股東的身份來看管自已的財產。就像現在美國的股份公司，即使有控股的董事們和董事會雇佣的執行長來處理日常營運工作，但比較重大決策，都要通知股東開會，由股東大會決定。哪怕你只有一股，你也有一票的權利。這樣，社會成員的私有資產也不容易被出賣。私有經濟發展的各種需求，將通過市場取得，任何試圖用市場以外的不規則手段謀取利益的企業和個人將很難達到目的。市場的關係簡單了，企業間的交往已經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它們不需要完全以政治權力的意志為轉移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的可能性限制到了最低水平。
消除制度型貪污腐敗，有待於改革的深入，公有制的消亡和全盤私有化。此時,社會將進一步分化為許多層的利益群體，這種變化，客觀上會要求不同的政黨來代表不同的利益，原有的一黨獨裁的格局將出現分化。沒有了統一的利益的凝聚，將分化為許多派別。不同的政治派別需要依附於不同經濟群體，才有經濟來源，才活得下去，才有執政的基礎。這時真正的民主體制才能建立起來。
很多人在呼喚民主，反對專制，反對壟斷權的資本化，但大多數人仍然寄希望於體制外的力量。二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體制外的力量是不可能達到這一目的的。其主要原因在於壟斷權力賴以生有的經濟基礎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隨著中國經濟的全球化，它與國外資本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已是整個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國際資本基於自身的利益，也不會真心實意地支持體制外的力量來改變現狀。任何一點混亂，都是它們不願見到的。體制外的力量沒有改變目前中國經濟基礎的格局的實力和國內外民意和資本支撐的基礎。依靠體制內的力量，並非對既得利益集團抱有幻想，亦非這個集團會發什麼善心。隨著現行體製出現的諸如制度型貪污腐敗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國內民怨的加重，國際資本在華的利益的進一步發展，也不可避免受來自兩個方面的影響。在國內國際的雙重壓力下，體制內的精英們除了進一步向私有制的方向走下去，似乎已沒有更多的選擇。退是不行的，是政治和經濟死亡的陷阱，往前走則不得不脫掉馬克思主義的最後一件內衣，蘇聯脫早了一點，成本較高，中國現在開始脫，也許正是時候。
二十年來的開革開放，推動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隨之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令人頭痛的現象，這就是官僚階層的普遍性的貪污腐敗。對此，從朱溶基開始到現在的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共高層，曾想方設法，用盡手段，既有思想教育，提倡廉政；又曾不斷下重手，對有民憤的貪官動之以刑，甚至還殺了胡長青，成克傑兩名省級官員來敲山震虎，但收效甚微。後繼者不懼判刑、砍頭,人數越來越多,貪污金額越來越大,涉案官員的職務越來越高,連高層的政治局委員都無法保全清白。可以預料，在陳良宇的這一案件中將有更多的高官和巨額貪污贓款將浮出水面。據官方披露，僅2005年,全國立案的大小貪官達41447人。初步估算,涉案金額約佔GDP總量的15%左右。
改革之前，官僚階層的貪污腐敗的大案，一年偶爾也許可以找到一兩起，但這種普遍的貪污腐敗現象，不曾有過。要說是受了資本主義的影響，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美國也找不到這種大面積貪污腐敗的先例。貪污腐敗當它只是偶爾的發生,不具有普遍性和規律性,這有可能是法律有漏洞或因個人對道德和法律觀念錯位所引起的。這種問題的出現，可以通過完善法律法規，用法制和道德的方式來解決和防止,使「官免而知恥」。但是，一旦貪污腐敗普遍地，有規律地,反覆地出現，問題就複雜了，必然是這個社會的基本制度出了問題，是一種「制度型的貪污腐敗」，是特定制度的產物。也就是說，在社會制度沒有改變之前，是不可避免的。
樣板戲中有這樣一句歌詞:種什麼樹苗結什麼果，撒什麼種子開什麼花。套理推論,有什麼社會經濟制度，就會產什麼樣的社會問題。在毛澤東時代，我們的社會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和平均分配或者說吃大鍋飯為特徵的。廣大工農名為企業和土地的所有者，但這些生產資料並不能給他們帶來任何實質的利益，干多干少與個人收益無關。在這種制度下，產生了一大批懶漢，不論在企業還是生產隊，幾乎人人都在磨洋工。儘管當局也試圖用大慶和大寨精神,並加上種種鬥爭的手段來改變人們的勞動態度，但幾十年來，這種制度造成的懶漢，不僅從沒減少，而且越來越多。正因如此，才有了後來的生產責任制和聯產承包的改革。
經濟體制政革，就是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基本上實現了由單一的公有制經濟轉變為多種經濟並存的格局，簡而言之，也就是公私混合型經濟。這一轉變，也結束了社會主義經濟沒有市場的歷史。近年來國有企業的產出在整個GDP總額中,已經小於私營經濟。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國家仍然控制和壟斷了土地和幾乎所有的經濟資源,這也就決定了這個市場又不同於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它僅僅是一個半競爭半壟斷的市場。要說現在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特色，還有馬克思主義的影子，就是這個經濟中的公有制,國家仍然對土地和主要經濟資源的控制和壟斷，以及由此產生的壟斷與競爭並存的市場，加上二十多年來，無論怎麼改都一成不變的凌駕於經濟體制之上的共產黨的政治壟斷，即權利的壟斷。
也正是這種制度上的社會主義特色與私有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碰撞，造就了具有中國現階段特色的「制度型貪污腐敗」。
私營經濟的興起和發展勢必產生對土地或其他經濟資源的需求。房地產商總是希望自已能得到地理位置最優，最有開發價值的土地；大型項目的承包商總是希望自已是國家項目唯一的中標者；需要巨額資金投入或週轉的企業，總是希望銀行能不計風險發放貸款。甚至連某些空手套白狼的創業者也希望既能搞到國有土地和國家掌控的經濟項目或特許權利，同時又能獲得國有銀行的貨款，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一夜致富。
不論私營企業要得到什麼資源,採取什麼手段,能否成功,在一個自由競爭的環境中，都要接受市場的大浪淘沙,。市場中那只「看不見的手」將甄別和評估這些需求的風險和回報，引導資源和資金的流向。一個沒有外力或行政干預的市場是保證經濟活動中公平原則得以實現的前提。如果私營企業都能憑藉自己的競爭能力，在市場上獲得所需要的資源或資金，那麼它們也就會在經濟遊戲的規則之內，通過自己的經濟實力、可行的創新以及種種強化自身的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的，而不需要藉助於經濟遊戲規則以外的手段。否則它們將在競爭中自然而然地失去它們想要得到的機會。
公有制的最大特徵，就是社會的成員名義上都是所有者，但實際上誰也管不了這部分屬於他們的資產。現階段政府手中以土地為主的自然資源和政府控股銀行的資產，以及名義上股份化了的國有企業,是由政府指定的各級官員（有的名為某銀行或某集團的董事長，實質上是政府任命，享受政府級別的官員），實際代表政府來掌控的。他們對這些資源和資產擁有超越市場的實際支配權和決定權,既可以決定把這些資源和資產批給誰，作何使用；也可以決定企業和國家的項目發包給誰。資源與資產一旦與政府的權力結合，政府官員很容易將政府賦予的這種權力轉化為私人資本。現在的官僚，不論職務高底，都懂得權利轉化為資本的道理，一朝權在握，便把錢來搞，如果認真查下去，從鄉長，副鄉長，到省長，副省長到各部長、副部長，他們所擁有的家產和消費水平，幾乎沒有一個與其正常收入相符。報刊曾報導過，有一教育科長，出了車禍，全家無一生還，結果到他家處理後事的人，竟找出現款與存摺３００多萬元。這麼多錢，以其收入水平，一輩子也掙不到。教育科長的位置，還不是油水最大的，對那些土地審批和銀行信貸部門的官僚，可能撈到的，只怕遠遠高於這個數字。
在這種情況下，私營公司，甚至有獨立經濟利益的國有股份公司為生存發展而產生的各種資源和資金的需求，或要爭取各種項目,都無法從市場中公平競爭得到。換言之，當這些資源、資產和重要項目,都壟斷在政府的各級大大小小的官僚手中，市場的正常遊戲規遭到了破壞，市場功能受到捆綁。例如，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中，某人擁有一塊土地出售，到底這塊土地賣給哪個開發商，基本上取決於開發商的出價和開發商可給土地所有者帶來的綜合利益。當這塊土地屬於公有，其支配權和決定權在政府官員手中，他們為把公有的收益轉為個人的收益，完全可以把市場撇開，根據個人利益決定手中這塊土地歸誰使用。你的出價高，給社會帶來的綜合利益大，但對當事官僚輸送的利益不大，他隨便找個藉口，你就可能出局。這就使得這些企業和個人不得不按照這個壟斷市場的另一套潛規則來獲取自已的需求。
前幾年，上海首富周正義通過勾結市長陳良宇的弟弟，拿到低價批地，然後再通過關係高價抵押給銀行，套取銀行信貸，最終因本身管理不善，資金週轉鏈出了故障，東窗事發，被判刑入獄。周的不法行為固然罪有應得，但也讓我們看到了私有資本發展過程中的無奈。在一個土地和其他主要資源、資產和項目,都壟斷在各級政府官僚的手中，權力已轉化或正在為資本的社會裏，如果周正義不與陳良宇的弟弟，說白一點，也就是與陳良宇勾結，向其輸送利益，他怎能獲得他所要開發的土地？如果他不向銀行的官僚輸送利益，又怎能獲得所需的資金？以儘可能小的投入獲得最有價值的資源，進而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是資本的本質衝動，無可非議。儘管在這一追求的過程中，魚龍混雜，各自的立足點不盡相同，有想通過合法手段來實現追求的，也有一開始就想走歪門斜道的，但殘酷的現實讓那些想走合法之路的私營企業和個人也逐步明白了一個道理，合法之路難，難於上青天。而且非法手段往往耗費小，利潤大，收效快，在競爭中更具競爭優勢。最終大家都從不同出發點，走上了同一條非法的不歸之路。
把現階段貪污腐敗的原因歸為制度的人不少，但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是中國現階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造成的，以為只要實現了民主制度，建立和建全監督機制，就可以克服現階段官僚階層的貪污腐敗問題。
不可否認，國家權利的壟斷，缺乏民主的監督機制，使法律法規流於形式，無法執行，促長了官僚階層的貪污腐敗，是形成官僚腐敗的一個重要條件。民主制度的建立，可以增加社會資源管理的透明度，有效地打擊貪污腐敗。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權利的壟斷並不是形成貪污腐敗的根本原因。民主制度也不是萬能的，法律可以把貪污腐敗份子送進大牢，甚至可以對罪行嚴重者處以極刑，但沒有辦法阻止貪污腐敗的產生。
改革開放前，中國也從沒有實行過民主制度，共產黨對權利的壟斷程度比現在還高，人民根本沒有說話的權利，但是，那時並沒有出現這種大規模的貪污腐敗。同樣，像已經民主化的臺灣，與現在中國大陸的情況一樣，貪污腐敗層出不窮，連民選總統都不清不白。這說明，所謂制度型貪污腐敗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現階段的經濟制度。
官僚階層貪污腐敗的形成,是權力轉化為資本的具體表現。權力其所以能夠轉化為資本,一方面是因為公有經濟的存在,官僚階層手中壟斷了有限的資源和資產,有了利益輸送的源泉：另一方面是私有經濟的出現,它們對這些壟斷資源和資產的需求,只能通過參與權力向資本的轉化才能實現。二者互相利用,互相促進,造就了現階段層出不窮的貪污腐敗。這是公私混合經濟的必然產物,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此,按孫中山理念建立起來的臺灣公私混合經濟也是如此。唯一不同的是，臺灣人民可以合法地去總統府抗議，盡快地喚起社會的警覺，使貪污腐敗的損失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有社會主義特徵的公私混合經濟連這一點也做不到。
社會經濟實踐表明,單一的公有經濟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單一的公有制使中國人民被貧困糾纏了幾十年,經濟體制改革是必要的,改革本身沒有錯。制度型貪污腐敗，仍然掩蓋不了二十多年經濟體制改革造就的輝煌。
可以說制度型的貪污腐敗,是醫治貪困中國的良藥──公私混合經濟,或者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副產品。在目前這種體制下,絕對是不可避免的,陳良宇只是這制度的副產品之一。一個陳良宇倒下去,成千上萬個大大小小的陳良宇會緊跟而來。
這裡有個容忍度和選擇的問題。走回頭路,水清無魚,經濟搞不上去。按現在的路子平面運動,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在近幾年的爭論中,有得人覺得,已無法忍下去了。認為改革已經失敗了,甚至鼓吹回歸毛澤東時代的清廉。目前,當權派仍基於風險成本的考量,怕亂,怕失去政治權利的壟斷,試圖在固守已有的框架之內, 作平面運動,只對某些缺口,作些修補。對不可避免的制度型貪污腐敗,採取幾千年前,鯀的治水的方法,水來土堵。其結果自然是堵了東邊,垮了西邊,忙於應付。
社會普遍,反覆出現的官僚階層的貪污腐敗的另一社會後果,就是「非公平型」的兩極分化。在一個公平自由競爭社會中,總會有人冒尖,有人殿後,人們沒有理由去反對這種兩極分化,更沒有理由用人為地以「平均主義」的方法,去解決兩極分化的問題。公平不意味平均。但是如果這種兩極分化,是由非正常手段造成的,即官僚階層與私人資本集團或個人,通過彼此間的利益輸送,掠奪或竊取了社會中本來屬於社會每一成員的財富,勢必引起社會強烈反彈。當人們發現付出的綜合成本大於他所得到的利益,人們的容忍度的底線就觸到了。
我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貪污腐敗>>一文中,把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公私混合經濟比作驢與馬的結合,是騾子經濟。眾所周知,騾有馬和驢的優點，可以在一個特定的時期，起到驢馬不能起的作用。但它不具有繁衍的能力,只有一代的生命力。要想保持經濟持續和健康的發展,為社會的每一份子,提供一個公平的發展平臺,有效地防止官僚階層的貪污腐敗，當權派就不應騎在這匹騾子上,作平面運動,直到這匹騾子再也走不動了,觸及到人民大眾所能容忍的底線，直到社會政治和經濟危機爆發的那一天。
如果決策集團的精英們，僅僅把現階段的經濟制度，和平面運動,作為一種過渡形式，即向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過渡的一種形式，當後者實現之日，就有可能消除制度型的貪污腐敗，進而把偶爾出現的貪污腐敗發生的頻率和幅度控制在美式私有制的水平。
解鈴可用繫鈴人。當年中共靠著手中的權利通過土地改革，建立了農民土地私有制，又通過合作化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體系。受到貧困和落後的教訓後，才有了對原來不切實際的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反動和改革。走到今天，既產生了制度型貪污腐敗，也已經有了徹底消除制度型貪污腐敗的基礎。現實中的二律背反，表明問題的產生與解決問題的可能，產生於同一命題之中。
現在城市中的國有企業己經股份化，雖然老百姓還沒有成為真正的股東，但有一點十分重要，就是所有權已經或正在量化。可以再進一步，把屬於國家或原全民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分門別類，組成若干股份公司，把這些資產的所有權統統量化。在這些國有資產還沒被為官僚階層和與之勾結的私有資本完全竊為己有之前，把這些股份，按公平的原則分配給社會的每一成員，讓老百姓名符其實地當一回所有者。過去打天下和後來的經濟改革都是由農村開始的，這一回，由國有資產的所有權量化和分化為起點，從城市開始，積累經驗，逐步推向農村，來一次城市包圍農村。這是因為量化了的所有權關係比原始的物質形式存在的農村土地公有制更容易區分和分化。
公有制的消亡，將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另一個特色，權力的壟斷的物質基礎不復存在，權力的壟斷也將逐漸消失。大市場小政府的格局將得到確立。政府各級官僚手中沒有了可供利益輸送的物質基礎，權力也就無法轉化為資本。真正意義上的私有制的確立，社會成員將以所有者或股東的身份來看管自已的財產。就像現在美國的股份公司，即使有控股的董事們和董事會雇佣的執行長來處理日常營運工作，但比較重大決策，都要通知股東開會，由股東大會決定。哪怕你只有一股，你也有一票的權利。這樣，社會成員的私有資產也不容易被出賣。私有經濟發展的各種需求，將通過市場取得，任何試圖用市場以外的不規則手段謀取利益的企業和個人將很難達到目的。市場的關係簡單了，企業間的交往已經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它們不需要完全以政治權力的意志為轉移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的可能性限制到了最低水平。
消除制度型貪污腐敗，有待於改革的深入，公有制的消亡和全盤私有化。此時,社會將進一步分化為許多層的利益群體，這種變化，客觀上會要求不同的政黨來代表不同的利益，原有的一黨獨裁的格局將出現分化。沒有了統一的利益的凝聚，將分化為許多派別。不同的政治派別需要依附於不同經濟群體，才有經濟來源，才活得下去，才有執政的基礎。這時真正的民主體制才能建立起來。
很多人在呼喚民主，反對專制，反對壟斷權的資本化，但大多數人仍然寄希望於體制外的力量。二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體制外的力量是不可能達到這一目的的。其主要原因在於壟斷權力賴以生有的經濟基礎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隨著中國經濟的全球化，它與國外資本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已是整個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國際資本基於自身的利益，也不會真心實意地支持體制外的力量來改變現狀。任何一點混亂，都是它們不願見到的。體制外的力量沒有改變目前中國經濟基礎的格局的實力和國內外民意和資本支撐的基礎。依靠體制內的力量，並非對既得利益集團抱有幻想，亦非這個集團會發什麼善心。隨著現行體製出現的諸如制度型貪污腐敗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國內民怨的加重，國際資本在華的利益的進一步發展，也不可避免受來自兩個方面的影響。在國內國際的雙重壓力下，體制內的精英們除了進一步向私有制的方向走下去，似乎已沒有更多的選擇。退是不行的，是政治和經濟死亡的陷阱，往前走則不得不脫掉馬克思主義的最後一件內衣，蘇聯脫早了一點，成本較高，中國現在開始脫，也許正是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