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0-14 00:16:19作者：
特工首領徐恩曾自述
徐恩曾（1896—1985），字可均，吳興（今湖州）雙林鎮人。早年畢業於南洋大學，後去美國留學，習電機工程。1927年四一二後，參加陳果夫、陳立夫組織的中央俱樂部（即CC）。1931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科長，擴充機構，負責特務訓練。1935年，升任處長。1938年8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局）成立，任副局長、局長。
初次勝利──紅色特務隊首領的投誠
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封閉的很嚴密，在我擔任這個工作最初一年之間，從各方面摸索，始終找不到門逕。直到年度終了，忽然來了一個機會，使我能從此敲開了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大門。
那是民國二十年（一九叁一）的歲末，蔣委員長正由南京到漢口去親自佈置江西的剿共軍事。這時，漢口市上突然出現一個從上海來的魔術團。主持人黎明，約二十八、九歲，上海人，中等身材， 是一個外形很結實的中型胖子， 他具有高超的表演天才，所演的魔術，手法巧妙，極博得觀眾的喝采。黎明的另一傑作，是那唯妙唯肖的化裝術，他每次登臺，總是扮成一個高鼻子、小鬍子的西洋紳士模樣，從未曾以廬山真面目示人（這一點，大家初未注意，殊不知其故意如此，以防有人識破。），黎明除了表演魔術之外，更擅長交際，說話很有風趣，處世經驗豐富到和他的年齡不相稱的程度，人情味很濃厚，善於揣摩人的心理，對人的態度永遠是那麼和藹、誠懇，而使人樂於和他親近。黎明自己不常出門，但來訪的人很多，身份很雜，九流叁教，無所不有。這樣一個突出人物，忽然出現於漢口，立刻引起我們在漢口方面的同事的注意，經過他們的秘密偵查，發現可疑之點甚多，尤其來往之人，大都是在武漢容共時期接近過共產黨的嫌疑人物，因此，斷定他是一個與共產黨有關係的分子，只是不知其過去經歷，而他又與武漢的上層官方人士保持接觸，故而不便採取行動，恰巧有一天，他在路上步行，被我的一個同事看見，此人從前原是他的部下，經他的報告證實，這個魔術師的黎明， 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共產黨紅色特務的創始人兼首領顧順章，於是便把他秘密逮捕。
我在南京得悉找到顧順章的消息，興奮的跳起來，立刻密電漢口，要他們迅速解到南京，叁天以後，我在一個秘密的辦公室裡和他單獨談話。在見他以前，我已確定計畫要爭取這個人，期望以他為橋樑，讓我們能從此踏進神秘嚴密的共產黨地下組織之門，但是，那時和這樣一個有地位的共產黨人物談話，尚無經驗，我將怎樣爭取他過來呢？我想，先對他作一番心理觀察和分析是必要的。我先要瞭解他參加共產黨的動機，和他對政治的實際瞭解程度，然後才好設計進行勸說。於是，我開始先和他作不著邊際的泛談，仔細觀察他的性情，然後以關切的態度詢問他過去經歷，並交換一些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意見，這樣談話下來，我對他產生的初步印象是這樣：他對共產黨的「主義」並無深切的瞭解，因而也並不怎樣熱烈的愛好；他在特務技術方面雖有驚人的造詣， 但對政治認識卻極簡單幼稚，他只是基於共產黨對他所灌輸的歪曲宣傳所造成的所謂「階級仇恨」，才盲目的做了共產黨的劊子手。像這樣一個人，我肯定他能夠爭取過來的，於是我直接了當地向他分析中國政治社會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情況，告訴他國民黨的革命目的，最後指出共產黨賣國殃民的種種事實，並著重指出如繼續為共產黨作工具，結果只有死路一條。因此，我建議他下決心脫離共產黨的罪惡集團，回歸到國家的懷抱裡來，我保證將毫無成見地熱誠歡迎他。
這是友誼式的談話，我完全當他是個普通朋友看待，並不當他是犯人，他在進我辦公室的時候，也看出來這是一幢普通辦公和會客之用的房子，並無用來拘留犯人的特別設備，這當然也能表示我招待他的誠意。這一切，完全出於顧順章的意料之外。在他見我之前，腦海中存著被共產黨長期麻醉所形成的恐怖印象，以為一到了我們這裡，必然遭遇到殘暴無比的酷刑，結局只有一死，不想我竟這樣有禮貌的對待他，證明過去共產黨對他所說的一切，至少目前就有一部分不合於事實，連帶地對共產黨的信仰，發生動搖，使我能當時覺察到的，就是他的臉部的敵意的表情逐漸淡消下去，這是表示他的第一道心理防線，甫經接觸便告崩潰了。經過這樣的懇切談話之後，顧順章先要求給他一個考慮的時間，我答應了，約定在二小時之後，聽他的答覆。結果，他答應「轉變」。
顧順章表示願意轉變之後，立刻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他說出追隨我左右，掌管機要文書的一個得力助手錢壯飛，原來是共產黨派來的姦細，這使我大為驚訝。此人系我在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負責籌備中國無線電商報時招考進來的職員，以我叁年來的觀察，相信他是一個不怕辛勞，忠於職守的幹練青年，平日埋頭作事，不問外務，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這樣一個循規蹈矩的模範職員，竟是共產黨派來的間諜，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報告顧順章被捕的電報，就是他親手譯出，當面交給我的。當時我尚存萬一之想，希望這個消息不是事實。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
此人一走，立刻意識到事情有點不妙，最著急的還是顧順章，因為他的全部家眷尚留在上海，他推測共產黨一知道他的被捕消息，必然要對他的家眷打主意的，因此，顧順章要求我趕快把他的家眷接到南京，這要求，在我是義不容辭的，當即由他開了兩個地址，一封給他妻子的親筆信，並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東西作為信物，我立刻派一個幹練的屬員去承辦此事，從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達上海他的公寓，距離的時間不過七小時，以當時的交通條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遲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兩處都扑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顧順章知道這個消息很感失望和痛苦，似乎預感到他的一家八口，包括妻、子、岳父母、妻弟夫婦等的生存希望，已經渺茫，果然，叁個月之後，證實了他的疑慮，但他當時對我迅速而認真地處理此事的態度，是深受感動的，並且對共產黨的殘忍毒辣有了深切的反省，因而更堅定了和我合作的心理基礎。
事後我知道共產黨把顧順章的家眷藏起來，最初並不想加以殺害，目的在以此為要挾，使顧有所顧慮，不敢叛離他們，因為顧順章知道他們的秘密大多了，若效忠於我，對他們的地下工作的損害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必須設法使顧被捕後，能堅守他們的立場，「不致轉變」，如果有可能的話，或是利用顧的被捕「轉變」，乘機向我們進行滲透，把顧順章家眷扣留起來，是實行他們的預謀計畫的第一步。這一點我們當時曾研究到的，故在很短時間內完成顧順章的「轉變」手續，以防發生變化，並使共產黨知道此事的結果，共產黨用計不成，才對顧的家眷全部殺害以泄憤了。
顧順章是上海機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過嚴格的特務訓練，加上他在這一方面的天才，聰明、機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務工作的卓越才能，他精於射擊，能設計在房內開槍而使聲音不達於戶外。他可以用兩手輕巧地捻死一個人而不顯露絲毫痕跡。他對各種機器的性能都很熟悉，對爆破技術有獨到的研究。這一切，使顧順章成為赤色特務中的空前絕後的人物 ，共產國際派鮑羅廷出任廣州國民政府顧問的時候，他擔任鮑氏的秘密侍衛，很被賞識，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回到上海，擔任工人糾察隊隊長。國民黨清共以後，共產黨轉入地下活動，他在周恩來的直接指揮之下，組織「紅隊」，負責保衛共產黨的地下總部，以制裁反叛黨徒。為人陰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幾，同黨的人將他比作餓了要吃人，飽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懼他。當我和他相處較久之後，發現他有強烈的領導欲、享受欲和殺人狂也 是他的特性之一，對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顯露不滿，我們曾企圖用精神的、環境的，一切的力量來影響他、改變他，但功效很微，只好耐心地等待他的自然變化。我們決定對他的態度，一面鼓勵同事盡量向他學習特務技術，一面盡量設法滿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幫助他物色愛人，重新幫他設立一個家庭。
顧順章轉變之後，我們在全國各地與共產黨作地下戰鬥的戰績，突然輝煌起來，案件進行也不像從前那樣棘手，尤其在破獲南京、上海、杭州、蘇州、天津、北平、漢口等大城市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案件和他取得聯繫的結果，由於他在共產黨內部的歷史和地位，使他對共產黨的上中級人事具有極廣泛的瞭解，各地共產黨的指揮機構中，更不少是他的舊部，他好像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只要請助於他，無不迎刃而解，本來是無法判罪或情節輕微的案件，經過他的指證之後，立刻可以定讞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時，從這些破案中，又獲得了向上追溯的機會，於是又擴大再破獲。這樣一次又一次地連續破獲，使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受創嚴重的地區，竟至無法恢復組織。
我所引為遺憾的這位在初期反共戰鬥中具有特殊貢獻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國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敵人重新勾結而被處刑。由於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雖盡量優容他、款待他，使他在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對於這樣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個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願像我們這樣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們這邊找出路，找不到，於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產黨勾結。事發的前幾個月，我們在上海破獲了中共的地下總部，搜獲一部分文件，其中有關於我的內部人事和業務情況的調查報告，這些材料無疑是我的內部工作人員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懷疑到他，但沒有其他佐證，故未採取任何行動。不久，經過一個新近被捕轉變的共產黨分子的證實，上述材料確是他報告的。我才開始對他注意，但只是警戒而已。
又隔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員（也是共產黨轉變過來的）向我報告，他有實行暗殺計畫後，逃亡江西赤區的準備，於是我們對他的最後一點希望也只好放棄了，我前後經辦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產黨分子的自新轉變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顧順章是唯一的轉變後又想回到敵人懷裡的一個，我愛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雖然，他在這一時期中對我們的貢獻，是永不該抹煞的。
至於我的內部潛伏共產黨姦細的驚人發現，雖對此案的進行大受影響，但正合上中國俗諺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因為這不啻給我一個警告。從此我便有了戒心，使我知道對於一個人的觀察，不能徒看表面，有時「變起肘腋」的，正是那些外貌忠誠，做事勤勞，極得人緣的「親信」人員哩！同時，公開招考的方式，在我以後的延用工作人員時也永未再用過，因為那是共產黨實施滲透的最好機會，他可以派遣高級的偽裝分子，來應次一級的考試，結果，偽裝分子當然可以出人頭地而獲得特別信任，所以從此以後，在我內部再無同類事件發生。這是本案所收穫的代價。
總書記向忠發的落網
國共分裂之後，共產黨內部也引起分裂，第一次清算了陳獨秀，第二次又罷黜了瞿秋白，這前後兩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於是第叁任的共產黨總書記便想改變花樣，捧出一名真正無產階級的人來做招牌。於是，目不識丁的老船夫向忠發，便在這樣的機遇下，登上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寶座，只是一切指揮大權，都落在宣傳部部長李立叁之手，這便是中共歷史上有名的所謂「立叁路線」時期。
在這同時，共產國際也加緊對中共中央的人事控制，在莫斯科訓練成熟的中共黨員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王稼祥等所謂「二十八個標準布爾什維克」（這是中共內部派別的一個小集團名稱，他們自稱對馬列主義的瞭解，已達到了國際的布爾什維克標準的程度，言外之意，就是看不起那些沒有到過莫斯科，不懂得「理論」的土包子，包括當時的毛澤東等在內），也陸續派遣回國，共產國際東方局書記米夫（MIF），更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資格，親臨上海，就近指揮。不過，這些莫斯科歸客，因過去毫無工作歷史，雖因米夫的提拔，得以廁身於「中央機關」，但實際領導權仍操於原來的老幹部之手，陳紹禹等年少氣盛，目空一切，當然不甘久居人下，於是處心積慮想把現存這批領導人物擠掉，結果便鬧出自相出賣的醜劇。
事情導源於一件桃色糾紛，時間是民國二十年（一九叁一）一月。一位曾受莫斯科訓練的共產黨員胡君，回國以後，被派為共產黨江蘇省委，他有一個年輕而又美麗的妻子──陳小妹，也是共產黨員，同被派在江蘇省委的婦女部工作。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同在一起工作，鶼鶼鰈鰈真是一對理想的配偶，可是好事多磨，有一天陳小妹忽然接到共產黨中央轉來的命令，派她去和中共的另一要員羅綺園「住機關」，（因為羅的住所，須要有個女人去掩護，所以共產黨派她住到羅的機關裡，表面上裝成羅的妻子。）根據共產黨的工作記錄，任何命令事先都毋須徵求同意，只有絕對服從，此事當然也不例外，陳小妹接到命令，立刻和丈夫商量，二人心裏萬分不願，但是鑒於「紀律」的森嚴，不敢違抗，只好忍痛分手，不過，問題卻從此發生了。
原來陳小妹竟是一個在中國傳統的倫理社會中長大起來的女子，雖說已受過布爾什維克的洗禮，對男女問題，不像一般舊式婦女那樣拘謹，但是要她去和一個未曾見過一面的男子同居，此事究竟有點為難。於是常常找機會向她的丈夫訴苦，胡君呢？本來已對「領導方面」這種「亂命」非常忿恨，經不起她的愛妻的一再哭訴，更感無法忍耐，只是奪走他的愛妻的是共產黨，不是一個普通人，這將如何處理才好呢？想來想去，沒有主意，後來想到老同學陳紹禹以足智多謀見稱，乃走去和他商量，陳紹禹對此本早有所聞，看到胡君前來求教，聯帶想起自己的鬱積已久的心事，於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輕聲的向胡君獻策：「除了向國民黨告密，無法救回你的妻子。」
「向國民黨告密？」忠實的胡君，簡直認為陳紹禹故意開他玩笑，要不然就是有意測驗他對共產黨是否忠誠。因此，初聽之下，不由驚呆了，但細看陳紹禹一本正經的表情，不像是開玩笑，彼此的友情，也沒有設計陷害他的理由。再仔細一想，除此以外，的確別無更好的方法。結果，「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戰勝了無產階級的馬列主義，胡君終於接受陳的建議向我們求援了。
不過，有一點，與陳紹禹的原意不符，陳的獻策是要胡君自己不出面，匿名報告羅綺園的住所，同時，事先將陳小妹約出來，以免同時被捕，胡君一想，此事不舉發則已，一經舉發，自己就不能再在共產黨內存身，所以索興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出頭檢舉。
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導我們到馬斯南路一座很華麗的巨宅中，把他的愛妻接出來，並把羅綺園捕到。在另一個房間裡，又捕到中共的另一要員楊匏安 。
羅綺園和楊匏安都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在共產黨的地位，僅次於陳獨秀、李大釗，而和瞿秋白 、毛澤東等相等，在所謂「國共合作」的跨黨時期，他們又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當時是屬於瞿秋白、李立叁的一派，而與留俄派的陳紹禹等不睦，所以就被出賣了。
羅、楊被捕之後，我們接著追問當時共產黨的總負責人向忠發的下落，然而羅、楊二人都不知道他的住所，胡君更不用說了。正當無法可想的時候，第二個奇蹟又出現了。
一天，有一個外表很精幹的青年，到我們的辦公室來報告，說他知道向忠發的住址，願意引導我們去找到他。我們對於這宗送上門來的獻禮，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為這個青年，在共產黨中並未擔任重要職務，按照共產黨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試，遂由他引導我們到法租界霞飛路的一家珠寶首飾店樓上，逮捕到一個土頭土腦，年已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他的口齒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從外表看，很像一個商人，住在珠寶店裡，倒很適合他的身份。
他初來時不肯承認他是中共的第一號領袖，我們對原報告人本來不十分信任，見了這副行徑，也相信可能有錯，正感到為難之際，有一個同事，他是向忠發的同鄉，也幹過船員，他說認識向忠發，並知道向過去的歷史，向當船夫的時候，嗜賭如命，有一次從賭場中輸完了錢回來，發誓要戒賭，竟把自己的左手無名指斬斷一小段，以示決心。經他的指認，再一驗向忠發的左手，果然無名指短了一 段。向忠發無法再抵賴，只好低頭認罪了。
在這以前，我們對中共中央的重要機關，已破獲了多次，被捕的許多有地位、有歷史的中共要員，經過我們的耐心說服工作，大都願意脫離共產黨，參加我們的工作，這在當時己成為極普遍的風氣，共產黨對於這種輕易轉變的現象，極為恐慌，故在向忠發被捕之後，便故意放出空氣，說是：「過去許多黨員的叛變，乃小資產階級動搖善變的劣根性的充分表現，向忠發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出身，無產階級有對革命忠實到底的優良品質，決不中途動搖轉變，所以相信向忠發一定不會向敵人投降，一定會替共產黨犧牲。」這種空氣，並且故意傳到向忠發的耳裡。
其實，共產黨的心機完全白費。向忠發的結果，雖是替共產黨犧牲了，但這不是他的本意，他被指認出來之後，所表現的「向敵人投誠」的可憐相，比其他的非無產階級的戰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們表示，他只是一個普通工人，他沒有能力，他在共產黨內所擔任的職務，實際上是一個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們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動說出四個共產黨的重要指揮機關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誠，這一切的表現，出於我們意料之外。按照我們辦理同樣案件的成規，向忠發既有表示轉變，他的求生願望是應該讓他實現的，但是這一次卻發生了差錯。當我在南京接到向忠發願意轉變的報告時，他已被上海警備司令部下令槍決了。這樣的處置，對我的工作的開展上，實在是種損失。
在逮捕向忠發時，尚捕到一個和他同居的婦女，她年在二十五歲左右，裝飾極時髦，容貌及身段也夠得上美麗的標準，問她關於共產黨方面的一切問題，竟全無所知，不久，我們完全明白，她確與共產黨無關，她只是一個普通的舞女，她是被共產黨弄來陪伴向忠發的，她只知道和自己同居的男人是個珠寶商人，不知是共產黨，更不知是坐共產黨第一把交椅的人物。至於共產黨何以要個女人去陪向忠發呢？目的就在使向忠發的全部心情和精力，消耗在溫柔鄉里，不要過問黨內的事情。後來，我們從另一個共產黨的口中，又知道共產黨為了這個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價，為了此事，共產黨 內部還引起許多牢騷：「下級同志窮得連飯都吃不起，為什麼上級能拿出這許多錢來替向忠發娶姨太太呢？」
現在又該提到向我們告密的那個年輕人了，當我們證實被捕的人確是向忠發之後，發給他一筆獎金，並給了他一個臨時工作，因為他是自動前來效忠的，所以對他未曾特別注意。大約在向忠發死後的一個月光景，這個青年忽然失蹤了。他一走，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是「奉命」來實施「借刀殺人」之計的，向忠發一死，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不走還等待什麼？
共產黨的報復
民國十九年（一九叁零）至二十二年（一九叁叁），這叁年之間，我們連續破獲中共若干重要地下組織，包括在上海的共產國際機構，和中共中央總部，以及全國性的赤色群眾組織，如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全國互濟總會，世界反帝大同盟中國支盟等，各省的共產黨地下指揮機構也連續破獲，由莫斯科回來，和由江西赤區派遣出來的補充幹部，上任不久，又陸續步他的前任者的後塵，逐一踏進我們特為他們所預備的地方，而這些人經過「招待、說服、轉變」這叁步曲，最後總是由敵人變成我們的同志。因此，我們的工作人員由於這些新血輪的注入而迅速增加，這些新手加入之後，每人多少都從他們的「娘家」帶來一些禮物──共產黨的秘密，所以更予共產黨繼續不斷的破壞，使共產黨在赤區以外的各地地下組織，瀕於不能維持或重建的窘境。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共產黨對於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地下工作的計畫，不得不重作全盤的考慮，在估計了敵我形勢之後，它採取了二項重大行動：一，將身份已暴露，或與被捕轉變分子熟識的地下工作幹部，一律調回「蘇區」，原有機構，一律放棄，另派新人重新建立組織，企圖建立一個與舊的組織絲毫沒有牽連的新的地下工作系統。二，由「蘇區」派出一批精於射擊的暗殺專家到上海，企圖以恐怖手段對付轉變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員。
根據史大林所領導寫作的「聯共黨史」的記載，共產黨人是反對暗殺手段的。他們自稱：他們所反對的是整個「社會制度」不是某些「個人」，反對社會制度須要依靠「群眾的力量」，「暗殺」是無用的。中共在過去叁十年中，對於這個教條，大致是遵守的，只有在民國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前後這一段時期，對付我的工作人員是例外，我們從它的不惜違背教條，採取這無恥政策的行動看來，已足以說明當時雙方戰鬥的尖銳程度了。
自顧順章轉變以後，共產黨中央的特務工作，曾組織一個五人委員會來主持其事，這五人委員會的人選是周恩來（現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趙容（康生）、潘漢年（現任上海市副市長）、廖程雲（即陳雲，現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鄺惠安等，實際負責人是趙容。江西的射擊手調到後，由鄺惠安負責領導，組成一個執行恐怖行動的「紅隊」。它的任務以狙擊黨內叛變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員為主，附帶從事綁票勒贖勾當，以解救經濟方面的臨時困難。
「紅隊」成立後，我的工作人員接連受到突如其來的襲擊，傷害甚多，現在還記得的約有：
一，民國二十一年（一九叁二）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叁時許，紅隊隊長鄺惠安率領五個暴徒，在一個內奸的指引下，衝進我們設在上海閘北的一個秘密辦事處，擊死一人，擊傷叁人，辦事處的主持人受傷後倒地佯死得免。距離此案發生的前叁天，該處附近有一供職於紅十字會的會計員被人暗殺。初未在意，嗣後才明白死者的面貌與身材，酷肖該處的主持人，故被誤殺。
二，民國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四月十一日下午，我的四個工作人員經過南市某處，其中有一新轉變分子，他發現某茶館的臨街一張茶桌上，坐著五個紅隊分子，心知不妙，暗中招呼同伴，加快步伐，離開當地，但已為紅隊所瞥見，在走近崗警的地方，紅隊惟恐我們報警，遂開槍射擊，當被擊死一人、擊傷二人，暴徒則在紛亂中逃逸。
叁，同年五月某日，我的一個工作人員正奉命前往法院，為一個已經悔悟的共產黨罪犯作證，以便保釋，行至中途，又被紅隊暴徒擊斃。
四，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負責人史濟美，是我一個得力的幹部，於同年六月回京述職，我因上海連續出事，想到他過去的服務成績優異，向忠發和共產國際職工會駐華代表牛蘭夫婦，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經他設計破獲的，斷定共產黨對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調他離開上海，以避風頭，但他不同意這樣措置，堅持仍回到原來的崗位，我只好叮囑他注意安全，讓他回去。不料回滬當天下午，他因欲趕赴一個自己作主人的約會，回到上海一下火車，即逕趨約會地點，就在他下汽車走上台階的時候， 被鄺惠安率領六個預伏在該處的暴徒，包圍襲擊，身中七槍而死。
五，史君死後，我派錢義璋君繼任他的職務。約在二個月之後──八月十二日，錢君到一個旅館裡去會見一個人，正欲登電梯的時候，被預伏的暴徒襲擊身死。
這一連串的傷亡，尤其是最後兩案，直接傷害我們派去的總負責人，且其選擇的地點和時間，都是經過周密的計算和佈置，使人難於提防，這種情況引起其餘的工作人員的不安，每個人的神經非常緊張，那些曾從共產黨中轉變過來，或是曾經參加對共產黨地下組織的破壞行動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門，因為誰也料不到，何時會成了紅隊的下一目標，大家在緊張恐怖中過生活，自顧尚不暇，當然完全喪失了向敵人還擊的能力。
現在輪到我們傷腦筋了，史、錢二君之死，很明白地是共產黨向我的全體同仁下了警告：「上海，是你們的葬身之所，誰要來，就是這個樣子。」
徐恩曾（1896—1985），字可均，吳興（今湖州）雙林鎮人。早年畢業於南洋大學，後去美國留學，習電機工程。1927年四一二後，參加陳果夫、陳立夫組織的中央俱樂部（即CC）。1931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科長，擴充機構，負責特務訓練。1935年，升任處長。1938年8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局）成立，任副局長、局長。
初次勝利──紅色特務隊首領的投誠
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封閉的很嚴密，在我擔任這個工作最初一年之間，從各方面摸索，始終找不到門逕。直到年度終了，忽然來了一個機會，使我能從此敲開了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大門。
那是民國二十年（一九叁一）的歲末，蔣委員長正由南京到漢口去親自佈置江西的剿共軍事。這時，漢口市上突然出現一個從上海來的魔術團。主持人黎明，約二十八、九歲，上海人，中等身材， 是一個外形很結實的中型胖子， 他具有高超的表演天才，所演的魔術，手法巧妙，極博得觀眾的喝采。黎明的另一傑作，是那唯妙唯肖的化裝術，他每次登臺，總是扮成一個高鼻子、小鬍子的西洋紳士模樣，從未曾以廬山真面目示人（這一點，大家初未注意，殊不知其故意如此，以防有人識破。），黎明除了表演魔術之外，更擅長交際，說話很有風趣，處世經驗豐富到和他的年齡不相稱的程度，人情味很濃厚，善於揣摩人的心理，對人的態度永遠是那麼和藹、誠懇，而使人樂於和他親近。黎明自己不常出門，但來訪的人很多，身份很雜，九流叁教，無所不有。這樣一個突出人物，忽然出現於漢口，立刻引起我們在漢口方面的同事的注意，經過他們的秘密偵查，發現可疑之點甚多，尤其來往之人，大都是在武漢容共時期接近過共產黨的嫌疑人物，因此，斷定他是一個與共產黨有關係的分子，只是不知其過去經歷，而他又與武漢的上層官方人士保持接觸，故而不便採取行動，恰巧有一天，他在路上步行，被我的一個同事看見，此人從前原是他的部下，經他的報告證實，這個魔術師的黎明， 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共產黨紅色特務的創始人兼首領顧順章，於是便把他秘密逮捕。
我在南京得悉找到顧順章的消息，興奮的跳起來，立刻密電漢口，要他們迅速解到南京，叁天以後，我在一個秘密的辦公室裡和他單獨談話。在見他以前，我已確定計畫要爭取這個人，期望以他為橋樑，讓我們能從此踏進神秘嚴密的共產黨地下組織之門，但是，那時和這樣一個有地位的共產黨人物談話，尚無經驗，我將怎樣爭取他過來呢？我想，先對他作一番心理觀察和分析是必要的。我先要瞭解他參加共產黨的動機，和他對政治的實際瞭解程度，然後才好設計進行勸說。於是，我開始先和他作不著邊際的泛談，仔細觀察他的性情，然後以關切的態度詢問他過去經歷，並交換一些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意見，這樣談話下來，我對他產生的初步印象是這樣：他對共產黨的「主義」並無深切的瞭解，因而也並不怎樣熱烈的愛好；他在特務技術方面雖有驚人的造詣， 但對政治認識卻極簡單幼稚，他只是基於共產黨對他所灌輸的歪曲宣傳所造成的所謂「階級仇恨」，才盲目的做了共產黨的劊子手。像這樣一個人，我肯定他能夠爭取過來的，於是我直接了當地向他分析中國政治社會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情況，告訴他國民黨的革命目的，最後指出共產黨賣國殃民的種種事實，並著重指出如繼續為共產黨作工具，結果只有死路一條。因此，我建議他下決心脫離共產黨的罪惡集團，回歸到國家的懷抱裡來，我保證將毫無成見地熱誠歡迎他。
這是友誼式的談話，我完全當他是個普通朋友看待，並不當他是犯人，他在進我辦公室的時候，也看出來這是一幢普通辦公和會客之用的房子，並無用來拘留犯人的特別設備，這當然也能表示我招待他的誠意。這一切，完全出於顧順章的意料之外。在他見我之前，腦海中存著被共產黨長期麻醉所形成的恐怖印象，以為一到了我們這裡，必然遭遇到殘暴無比的酷刑，結局只有一死，不想我竟這樣有禮貌的對待他，證明過去共產黨對他所說的一切，至少目前就有一部分不合於事實，連帶地對共產黨的信仰，發生動搖，使我能當時覺察到的，就是他的臉部的敵意的表情逐漸淡消下去，這是表示他的第一道心理防線，甫經接觸便告崩潰了。經過這樣的懇切談話之後，顧順章先要求給他一個考慮的時間，我答應了，約定在二小時之後，聽他的答覆。結果，他答應「轉變」。
顧順章表示願意轉變之後，立刻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他說出追隨我左右，掌管機要文書的一個得力助手錢壯飛，原來是共產黨派來的姦細，這使我大為驚訝。此人系我在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負責籌備中國無線電商報時招考進來的職員，以我叁年來的觀察，相信他是一個不怕辛勞，忠於職守的幹練青年，平日埋頭作事，不問外務，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這樣一個循規蹈矩的模範職員，竟是共產黨派來的間諜，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報告顧順章被捕的電報，就是他親手譯出，當面交給我的。當時我尚存萬一之想，希望這個消息不是事實。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
此人一走，立刻意識到事情有點不妙，最著急的還是顧順章，因為他的全部家眷尚留在上海，他推測共產黨一知道他的被捕消息，必然要對他的家眷打主意的，因此，顧順章要求我趕快把他的家眷接到南京，這要求，在我是義不容辭的，當即由他開了兩個地址，一封給他妻子的親筆信，並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東西作為信物，我立刻派一個幹練的屬員去承辦此事，從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達上海他的公寓，距離的時間不過七小時，以當時的交通條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遲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兩處都扑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顧順章知道這個消息很感失望和痛苦，似乎預感到他的一家八口，包括妻、子、岳父母、妻弟夫婦等的生存希望，已經渺茫，果然，叁個月之後，證實了他的疑慮，但他當時對我迅速而認真地處理此事的態度，是深受感動的，並且對共產黨的殘忍毒辣有了深切的反省，因而更堅定了和我合作的心理基礎。
事後我知道共產黨把顧順章的家眷藏起來，最初並不想加以殺害，目的在以此為要挾，使顧有所顧慮，不敢叛離他們，因為顧順章知道他們的秘密大多了，若效忠於我，對他們的地下工作的損害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必須設法使顧被捕後，能堅守他們的立場，「不致轉變」，如果有可能的話，或是利用顧的被捕「轉變」，乘機向我們進行滲透，把顧順章家眷扣留起來，是實行他們的預謀計畫的第一步。這一點我們當時曾研究到的，故在很短時間內完成顧順章的「轉變」手續，以防發生變化，並使共產黨知道此事的結果，共產黨用計不成，才對顧的家眷全部殺害以泄憤了。
顧順章是上海機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過嚴格的特務訓練，加上他在這一方面的天才，聰明、機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務工作的卓越才能，他精於射擊，能設計在房內開槍而使聲音不達於戶外。他可以用兩手輕巧地捻死一個人而不顯露絲毫痕跡。他對各種機器的性能都很熟悉，對爆破技術有獨到的研究。這一切，使顧順章成為赤色特務中的空前絕後的人物 ，共產國際派鮑羅廷出任廣州國民政府顧問的時候，他擔任鮑氏的秘密侍衛，很被賞識，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回到上海，擔任工人糾察隊隊長。國民黨清共以後，共產黨轉入地下活動，他在周恩來的直接指揮之下，組織「紅隊」，負責保衛共產黨的地下總部，以制裁反叛黨徒。為人陰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幾，同黨的人將他比作餓了要吃人，飽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懼他。當我和他相處較久之後，發現他有強烈的領導欲、享受欲和殺人狂也 是他的特性之一，對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顯露不滿，我們曾企圖用精神的、環境的，一切的力量來影響他、改變他，但功效很微，只好耐心地等待他的自然變化。我們決定對他的態度，一面鼓勵同事盡量向他學習特務技術，一面盡量設法滿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幫助他物色愛人，重新幫他設立一個家庭。
顧順章轉變之後，我們在全國各地與共產黨作地下戰鬥的戰績，突然輝煌起來，案件進行也不像從前那樣棘手，尤其在破獲南京、上海、杭州、蘇州、天津、北平、漢口等大城市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案件和他取得聯繫的結果，由於他在共產黨內部的歷史和地位，使他對共產黨的上中級人事具有極廣泛的瞭解，各地共產黨的指揮機構中，更不少是他的舊部，他好像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只要請助於他，無不迎刃而解，本來是無法判罪或情節輕微的案件，經過他的指證之後，立刻可以定讞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時，從這些破案中，又獲得了向上追溯的機會，於是又擴大再破獲。這樣一次又一次地連續破獲，使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受創嚴重的地區，竟至無法恢復組織。
我所引為遺憾的這位在初期反共戰鬥中具有特殊貢獻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國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敵人重新勾結而被處刑。由於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雖盡量優容他、款待他，使他在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對於這樣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個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願像我們這樣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們這邊找出路，找不到，於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產黨勾結。事發的前幾個月，我們在上海破獲了中共的地下總部，搜獲一部分文件，其中有關於我的內部人事和業務情況的調查報告，這些材料無疑是我的內部工作人員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懷疑到他，但沒有其他佐證，故未採取任何行動。不久，經過一個新近被捕轉變的共產黨分子的證實，上述材料確是他報告的。我才開始對他注意，但只是警戒而已。
又隔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員（也是共產黨轉變過來的）向我報告，他有實行暗殺計畫後，逃亡江西赤區的準備，於是我們對他的最後一點希望也只好放棄了，我前後經辦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產黨分子的自新轉變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顧順章是唯一的轉變後又想回到敵人懷裡的一個，我愛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雖然，他在這一時期中對我們的貢獻，是永不該抹煞的。
至於我的內部潛伏共產黨姦細的驚人發現，雖對此案的進行大受影響，但正合上中國俗諺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因為這不啻給我一個警告。從此我便有了戒心，使我知道對於一個人的觀察，不能徒看表面，有時「變起肘腋」的，正是那些外貌忠誠，做事勤勞，極得人緣的「親信」人員哩！同時，公開招考的方式，在我以後的延用工作人員時也永未再用過，因為那是共產黨實施滲透的最好機會，他可以派遣高級的偽裝分子，來應次一級的考試，結果，偽裝分子當然可以出人頭地而獲得特別信任，所以從此以後，在我內部再無同類事件發生。這是本案所收穫的代價。
總書記向忠發的落網
國共分裂之後，共產黨內部也引起分裂，第一次清算了陳獨秀，第二次又罷黜了瞿秋白，這前後兩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於是第叁任的共產黨總書記便想改變花樣，捧出一名真正無產階級的人來做招牌。於是，目不識丁的老船夫向忠發，便在這樣的機遇下，登上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寶座，只是一切指揮大權，都落在宣傳部部長李立叁之手，這便是中共歷史上有名的所謂「立叁路線」時期。
在這同時，共產國際也加緊對中共中央的人事控制，在莫斯科訓練成熟的中共黨員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王稼祥等所謂「二十八個標準布爾什維克」（這是中共內部派別的一個小集團名稱，他們自稱對馬列主義的瞭解，已達到了國際的布爾什維克標準的程度，言外之意，就是看不起那些沒有到過莫斯科，不懂得「理論」的土包子，包括當時的毛澤東等在內），也陸續派遣回國，共產國際東方局書記米夫（MIF），更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資格，親臨上海，就近指揮。不過，這些莫斯科歸客，因過去毫無工作歷史，雖因米夫的提拔，得以廁身於「中央機關」，但實際領導權仍操於原來的老幹部之手，陳紹禹等年少氣盛，目空一切，當然不甘久居人下，於是處心積慮想把現存這批領導人物擠掉，結果便鬧出自相出賣的醜劇。
事情導源於一件桃色糾紛，時間是民國二十年（一九叁一）一月。一位曾受莫斯科訓練的共產黨員胡君，回國以後，被派為共產黨江蘇省委，他有一個年輕而又美麗的妻子──陳小妹，也是共產黨員，同被派在江蘇省委的婦女部工作。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同在一起工作，鶼鶼鰈鰈真是一對理想的配偶，可是好事多磨，有一天陳小妹忽然接到共產黨中央轉來的命令，派她去和中共的另一要員羅綺園「住機關」，（因為羅的住所，須要有個女人去掩護，所以共產黨派她住到羅的機關裡，表面上裝成羅的妻子。）根據共產黨的工作記錄，任何命令事先都毋須徵求同意，只有絕對服從，此事當然也不例外，陳小妹接到命令，立刻和丈夫商量，二人心裏萬分不願，但是鑒於「紀律」的森嚴，不敢違抗，只好忍痛分手，不過，問題卻從此發生了。
原來陳小妹竟是一個在中國傳統的倫理社會中長大起來的女子，雖說已受過布爾什維克的洗禮，對男女問題，不像一般舊式婦女那樣拘謹，但是要她去和一個未曾見過一面的男子同居，此事究竟有點為難。於是常常找機會向她的丈夫訴苦，胡君呢？本來已對「領導方面」這種「亂命」非常忿恨，經不起她的愛妻的一再哭訴，更感無法忍耐，只是奪走他的愛妻的是共產黨，不是一個普通人，這將如何處理才好呢？想來想去，沒有主意，後來想到老同學陳紹禹以足智多謀見稱，乃走去和他商量，陳紹禹對此本早有所聞，看到胡君前來求教，聯帶想起自己的鬱積已久的心事，於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輕聲的向胡君獻策：「除了向國民黨告密，無法救回你的妻子。」
「向國民黨告密？」忠實的胡君，簡直認為陳紹禹故意開他玩笑，要不然就是有意測驗他對共產黨是否忠誠。因此，初聽之下，不由驚呆了，但細看陳紹禹一本正經的表情，不像是開玩笑，彼此的友情，也沒有設計陷害他的理由。再仔細一想，除此以外，的確別無更好的方法。結果，「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戰勝了無產階級的馬列主義，胡君終於接受陳的建議向我們求援了。
不過，有一點，與陳紹禹的原意不符，陳的獻策是要胡君自己不出面，匿名報告羅綺園的住所，同時，事先將陳小妹約出來，以免同時被捕，胡君一想，此事不舉發則已，一經舉發，自己就不能再在共產黨內存身，所以索興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出頭檢舉。
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導我們到馬斯南路一座很華麗的巨宅中，把他的愛妻接出來，並把羅綺園捕到。在另一個房間裡，又捕到中共的另一要員楊匏安 。
羅綺園和楊匏安都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在共產黨的地位，僅次於陳獨秀、李大釗，而和瞿秋白 、毛澤東等相等，在所謂「國共合作」的跨黨時期，他們又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當時是屬於瞿秋白、李立叁的一派，而與留俄派的陳紹禹等不睦，所以就被出賣了。
羅、楊被捕之後，我們接著追問當時共產黨的總負責人向忠發的下落，然而羅、楊二人都不知道他的住所，胡君更不用說了。正當無法可想的時候，第二個奇蹟又出現了。
一天，有一個外表很精幹的青年，到我們的辦公室來報告，說他知道向忠發的住址，願意引導我們去找到他。我們對於這宗送上門來的獻禮，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為這個青年，在共產黨中並未擔任重要職務，按照共產黨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試，遂由他引導我們到法租界霞飛路的一家珠寶首飾店樓上，逮捕到一個土頭土腦，年已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他的口齒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從外表看，很像一個商人，住在珠寶店裡，倒很適合他的身份。
他初來時不肯承認他是中共的第一號領袖，我們對原報告人本來不十分信任，見了這副行徑，也相信可能有錯，正感到為難之際，有一個同事，他是向忠發的同鄉，也幹過船員，他說認識向忠發，並知道向過去的歷史，向當船夫的時候，嗜賭如命，有一次從賭場中輸完了錢回來，發誓要戒賭，竟把自己的左手無名指斬斷一小段，以示決心。經他的指認，再一驗向忠發的左手，果然無名指短了一 段。向忠發無法再抵賴，只好低頭認罪了。
在這以前，我們對中共中央的重要機關，已破獲了多次，被捕的許多有地位、有歷史的中共要員，經過我們的耐心說服工作，大都願意脫離共產黨，參加我們的工作，這在當時己成為極普遍的風氣，共產黨對於這種輕易轉變的現象，極為恐慌，故在向忠發被捕之後，便故意放出空氣，說是：「過去許多黨員的叛變，乃小資產階級動搖善變的劣根性的充分表現，向忠發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出身，無產階級有對革命忠實到底的優良品質，決不中途動搖轉變，所以相信向忠發一定不會向敵人投降，一定會替共產黨犧牲。」這種空氣，並且故意傳到向忠發的耳裡。
其實，共產黨的心機完全白費。向忠發的結果，雖是替共產黨犧牲了，但這不是他的本意，他被指認出來之後，所表現的「向敵人投誠」的可憐相，比其他的非無產階級的戰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們表示，他只是一個普通工人，他沒有能力，他在共產黨內所擔任的職務，實際上是一個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們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動說出四個共產黨的重要指揮機關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誠，這一切的表現，出於我們意料之外。按照我們辦理同樣案件的成規，向忠發既有表示轉變，他的求生願望是應該讓他實現的，但是這一次卻發生了差錯。當我在南京接到向忠發願意轉變的報告時，他已被上海警備司令部下令槍決了。這樣的處置，對我的工作的開展上，實在是種損失。
在逮捕向忠發時，尚捕到一個和他同居的婦女，她年在二十五歲左右，裝飾極時髦，容貌及身段也夠得上美麗的標準，問她關於共產黨方面的一切問題，竟全無所知，不久，我們完全明白，她確與共產黨無關，她只是一個普通的舞女，她是被共產黨弄來陪伴向忠發的，她只知道和自己同居的男人是個珠寶商人，不知是共產黨，更不知是坐共產黨第一把交椅的人物。至於共產黨何以要個女人去陪向忠發呢？目的就在使向忠發的全部心情和精力，消耗在溫柔鄉里，不要過問黨內的事情。後來，我們從另一個共產黨的口中，又知道共產黨為了這個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價，為了此事，共產黨 內部還引起許多牢騷：「下級同志窮得連飯都吃不起，為什麼上級能拿出這許多錢來替向忠發娶姨太太呢？」
現在又該提到向我們告密的那個年輕人了，當我們證實被捕的人確是向忠發之後，發給他一筆獎金，並給了他一個臨時工作，因為他是自動前來效忠的，所以對他未曾特別注意。大約在向忠發死後的一個月光景，這個青年忽然失蹤了。他一走，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是「奉命」來實施「借刀殺人」之計的，向忠發一死，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不走還等待什麼？
共產黨的報復
民國十九年（一九叁零）至二十二年（一九叁叁），這叁年之間，我們連續破獲中共若干重要地下組織，包括在上海的共產國際機構，和中共中央總部，以及全國性的赤色群眾組織，如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全國互濟總會，世界反帝大同盟中國支盟等，各省的共產黨地下指揮機構也連續破獲，由莫斯科回來，和由江西赤區派遣出來的補充幹部，上任不久，又陸續步他的前任者的後塵，逐一踏進我們特為他們所預備的地方，而這些人經過「招待、說服、轉變」這叁步曲，最後總是由敵人變成我們的同志。因此，我們的工作人員由於這些新血輪的注入而迅速增加，這些新手加入之後，每人多少都從他們的「娘家」帶來一些禮物──共產黨的秘密，所以更予共產黨繼續不斷的破壞，使共產黨在赤區以外的各地地下組織，瀕於不能維持或重建的窘境。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共產黨對於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地下工作的計畫，不得不重作全盤的考慮，在估計了敵我形勢之後，它採取了二項重大行動：一，將身份已暴露，或與被捕轉變分子熟識的地下工作幹部，一律調回「蘇區」，原有機構，一律放棄，另派新人重新建立組織，企圖建立一個與舊的組織絲毫沒有牽連的新的地下工作系統。二，由「蘇區」派出一批精於射擊的暗殺專家到上海，企圖以恐怖手段對付轉變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員。
根據史大林所領導寫作的「聯共黨史」的記載，共產黨人是反對暗殺手段的。他們自稱：他們所反對的是整個「社會制度」不是某些「個人」，反對社會制度須要依靠「群眾的力量」，「暗殺」是無用的。中共在過去叁十年中，對於這個教條，大致是遵守的，只有在民國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前後這一段時期，對付我的工作人員是例外，我們從它的不惜違背教條，採取這無恥政策的行動看來，已足以說明當時雙方戰鬥的尖銳程度了。
自顧順章轉變以後，共產黨中央的特務工作，曾組織一個五人委員會來主持其事，這五人委員會的人選是周恩來（現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趙容（康生）、潘漢年（現任上海市副市長）、廖程雲（即陳雲，現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鄺惠安等，實際負責人是趙容。江西的射擊手調到後，由鄺惠安負責領導，組成一個執行恐怖行動的「紅隊」。它的任務以狙擊黨內叛變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員為主，附帶從事綁票勒贖勾當，以解救經濟方面的臨時困難。
「紅隊」成立後，我的工作人員接連受到突如其來的襲擊，傷害甚多，現在還記得的約有：
一，民國二十一年（一九叁二）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叁時許，紅隊隊長鄺惠安率領五個暴徒，在一個內奸的指引下，衝進我們設在上海閘北的一個秘密辦事處，擊死一人，擊傷叁人，辦事處的主持人受傷後倒地佯死得免。距離此案發生的前叁天，該處附近有一供職於紅十字會的會計員被人暗殺。初未在意，嗣後才明白死者的面貌與身材，酷肖該處的主持人，故被誤殺。
二，民國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四月十一日下午，我的四個工作人員經過南市某處，其中有一新轉變分子，他發現某茶館的臨街一張茶桌上，坐著五個紅隊分子，心知不妙，暗中招呼同伴，加快步伐，離開當地，但已為紅隊所瞥見，在走近崗警的地方，紅隊惟恐我們報警，遂開槍射擊，當被擊死一人、擊傷二人，暴徒則在紛亂中逃逸。
叁，同年五月某日，我的一個工作人員正奉命前往法院，為一個已經悔悟的共產黨罪犯作證，以便保釋，行至中途，又被紅隊暴徒擊斃。
四，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負責人史濟美，是我一個得力的幹部，於同年六月回京述職，我因上海連續出事，想到他過去的服務成績優異，向忠發和共產國際職工會駐華代表牛蘭夫婦，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經他設計破獲的，斷定共產黨對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調他離開上海，以避風頭，但他不同意這樣措置，堅持仍回到原來的崗位，我只好叮囑他注意安全，讓他回去。不料回滬當天下午，他因欲趕赴一個自己作主人的約會，回到上海一下火車，即逕趨約會地點，就在他下汽車走上台階的時候， 被鄺惠安率領六個預伏在該處的暴徒，包圍襲擊，身中七槍而死。
五，史君死後，我派錢義璋君繼任他的職務。約在二個月之後──八月十二日，錢君到一個旅館裡去會見一個人，正欲登電梯的時候，被預伏的暴徒襲擊身死。
這一連串的傷亡，尤其是最後兩案，直接傷害我們派去的總負責人，且其選擇的地點和時間，都是經過周密的計算和佈置，使人難於提防，這種情況引起其餘的工作人員的不安，每個人的神經非常緊張，那些曾從共產黨中轉變過來，或是曾經參加對共產黨地下組織的破壞行動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門，因為誰也料不到，何時會成了紅隊的下一目標，大家在緊張恐怖中過生活，自顧尚不暇，當然完全喪失了向敵人還擊的能力。
現在輪到我們傷腦筋了，史、錢二君之死，很明白地是共產黨向我的全體同仁下了警告：「上海，是你們的葬身之所，誰要來，就是這個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