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幾十位華府僑民在美國國會山舉辦「天滅中共、訴苦討共」、「聲援一千四百萬中國民眾三退」的公共集會。
中共邪靈附在中國人體內的恐懼中
公眾集會召集人、美國天主教大學聶森教授說：「中國共產黨的邪靈是附著在中國人體內的恐懼中、附著在 當代中國人的文化中，人們公開控訴中共，就是突破看不見、摸不著，卻實實在在能讓人感觸到的恐懼，而這恐懼正是中共邪惡的藏身之地，廣傳九評，更多人公開 控訴中共、咒罵中共，中共必然會自動解體。」
一位來自上海的遊客瀋女士說，看到這樣的場面太好了。出生在70年代的瀋女士說，她對以前發生的很多事情都不瞭解，尤其對中國年輕人來說，這些都是鮮為人知的歷史。瀋女士說，中共不會告訴你這些的。
瀋女士的先生是美國人，他以前經常與瀋女士討論一些中國發生的事件，但是每一次他們倆都很不開心，因為看法完全不同，今年瀋女士有機會來到了美國，瞭解了很多事實，瀋女士發現她的先生告訴她的都是真的，她希望所有的中國人都能知道真相。
美 國人類健康關懷協會會長龐玉濱醫生說，訴苦討共是中國人的天賜良藥，在中國這個最複雜的環境裡，中國人所經歷的苦難太深太重。中國人通過訴苦可以得到解 脫。九評道解中共，讓中國民衆找到痛苦的根源，看清中共的騙局。民衆認清中共邪惡本質，説出內心的痛苦，是擺脫恐懼、遠離中共，遠離邪惡的過程。
抗戰時期共匪燒殺姦淫
年逾七旬的李玉珍老人講述了他的家鄉湖北長江流域的民眾在抗日戰爭期間的經歷。
李玉珍說，抗日 戰爭，共產黨不打日本人，大土匪打小土匪，擴大它的隊伍和地盤。日本人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而共匪燒、殺、姦、淫一應俱全。上邊飛機轟炸，下 邊共匪搶劫，百姓非常痛恨共產黨。當時當地百姓流行這樣的說法「殺人魔王毛澤東，燒殺成性賣祖宗，牽口老豬來起鬨，共產共妻鑽蛇洞。」
李 玉珍說，他們家被日本人搶佔，成了日本兵的司令部，他們被迫流亡。他的父親只好以賣鹽賣棉花為生，有一次，共產黨把他父親的過江證誤認為是情報證，他父親 被共匪往死裡整，肚子灌上水，上面壓上石頭，再壓上鹽袋，腸子都要壓出來了。後來當地農民跪在整人的人面前為他父親求饒，才把他放過了。
李玉珍說，你說共產黨該不該滅呀？喪盡天良，做了很多壞事，天滅共產黨是一定的。「上山下鄉」毀了一代知識青年
維吉尼亞州會計師謝先生代表中國知青一代講述了他們所遭受的迫害。
謝先生說，中共在1968年文革開始前，搞起上山下鄉運動，中學生不許讀書全部被迫下鄉，謝先生的兩個姐姐都被送到了東北農村。謝先生小時候患有心臟病，但中國的醫生在中共的高壓政策之下，喪失了醫德，開假診斷，謝先生也被送到了東北農村。
謝 先生說，中共為了轉嫁危機，解決青年人住房、工作和吃飯的問題，甩掉這個包袱，把這批十幾歲的孩子都送到農村，每天干十幾個小時的活，吃的卻是發霉的食 物。他們的集體戶有三名女青年得了癌症，最大的才19歲。還有些青年人不堪肉體和精神的負荷，自殺身亡。五名女孩子，手拉著手跳下懸崖。
謝先生說，當時中國幾千萬人都經歷過這段共同的苦難。
恩愛夫妻被逼離婚
馬里蘭州居民、退休外科醫生陶先生講述了文革期間，中共逼迫他與他太太離婚的三年遭遇。
陶先生和太太在同一家醫院工作，他是外科醫生，太太是護士，他們有兩個孩子。
陶先生的太太是下鄉知識青年，由於出身不好，文化大革命時受到了衝擊，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整天挨批鬥。最後就變成一味地逼迫陶先生與他太太離婚，劃清界限。
陶 先生說，他們用流氓手段，把剛剛從衛校分到醫院的兩個年輕姑娘介紹給他，讓他隨便挑。陶先生堅持不肯離婚。夫妻被強行拆散，住在單身宿舍，孩子送走。從早 到晚有人監視，不許他們在一起生活，不許見面，她太太被迫在廚房裡干最苦最累的活，陶先生也不允許進手術室，被迫到菜園種菜，不明真相的群眾可以隨手打他 耳光，夫婦倆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尊嚴。
陶先生說，「就是這樣，我還是堅持不離婚，因為我覺得做人應該有自己的道德，人家既然沒有做壞事， 結婚就應該有責任感，她也不是壞人，她已經受到這麼大的苦難，我怎麼能再雪上加霜呢？他們威逼我，每天白天大會批我太太，晚上小會批我。他們讓我在黨票和 老婆之間做出選擇，我說這不矛盾，結果他們強行開除了我的黨籍，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三年多。」
陶先生說，四人幫倒臺後，他們又要給我恢復黨籍，當時我根本不想要這個黨籍，我已經看透了共產黨的邪惡本質和流氓嘴臉，我不願意做它的成員，這是一種恥辱，我不願與他們為伍，但是在他們的淫威之下，不要還不行，只好違心地要了這個黨票。
陶先生說，現在來到了美國，好不容易盼到了九評奇書，好不容易盼到了退黨大潮，所以我剛剛一聽說有退黨的事情，立刻就請別人幫我發表了退黨聲明，堅決與這個邪惡的黨一刀兩斷。關押15載 高級工程師妻離子散
維吉尼亞州居民王女士講述了她的全家被共產黨迫害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王 女士的父親是國民黨高官，在一家鐵工廠擔任高級工程師，會六國語言。在文革反右鬥爭時，他被打成右派，抓進監獄，判了十年徒刑。父親被抓走以後，全家老小 沒有了生活來源，他的母親原來也是高級知識份子，為了生活，只好在環衛局當清潔工，半夜出去掃馬路，她的手結了厚厚的一層老繭。由於出身不好，幾個子女都 受到了牽連，有的遠嫁他鄉，有的下放農村。
15年後共產黨要釋放他的父親，王女士說，「當我們幾個子女見到他時，已經不敢相認，他從一個高大英俊的美男子變成了一個半身不遂、滿面蒼白的老人。我們上前抱住他，哭聲震動了在場的所有人。」
他 的父親一次在建築工地挑兩土籃磚，上四層樓跳板的時候，一下子昏倒了，從四層樓掉了下去。還有一次在水庫幹活，在水裡泡了三天三夜，他最後支撐不住，一頭 載在水裡，後來他醒過來了。他的父親說，他一次次地從死亡中掙紮著活了過來，因為他心中存有一念，要活著出去，見到他深愛的兒女。
王女 士的父親最不能接受的是，看到兒女不理解他們反而怨他們。幾個子女在這個家庭從小到大，沒有自我，沒有尊嚴，只能低三下四，看別人眼色，他們一直在埋怨為 什麼生在這樣的家庭，有這樣的父母，卻沒有想到是中共邪黨迫害了他們。他的父親1976年得腦溢血去世，含恨而死。
王女士說，我不能原諒我當初的自己，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對不起父親。我們不會忘記，這是共產邪黨的迫害，造成我們家破人亡，我要告訴世界上所有人，共產黨是個魔鬼，我要對父母說聲對不起，他們的在天之靈和一切被中共邪黨迫害死的好人，讓他們安息吧，我們要解體中共。浙大醫學博士控訴中共恐怖洗腦術
中國浙江大學醫學博士，現在美國從事醫學研究的張宇偉女士在集會上回憶了出國前的痛苦經歷，一夜之間，她從一個浙江大學的一等獎學金的候選人，一下子成了人人輕視，人人遠離，人人批評的對象。原因就是因為她要講一句真話，「法輪大法好，我還要煉法輪功。」
張 宇偉說，自那時起，我真正知道了什麼叫恐懼。我被隔離在一個小房子裡，由兩個所謂根紅苗正的幫教幹部24小時跟著，輪番找我談話，要求我做所謂的作業。而 那個作業題目，就是攻擊法輪功的話，還要求你必須抄寫下去。我們被強迫看編織的謊言節目，那些節目充斥著殺人，自殺，發狂的血腥場面，讓我一閉上眼就是這 些東西。那時伴隨著各種精神壓力，我胸痛地都喘不過氣來，經常是覺得心臟再也跳不下去了，人有一種瀕死的感覺。這種感覺，在我洗腦班回來很長時間，還是如 此。只要人家一提到洗腦班，一提到洗腦班的某個「幫教」，或者在晚上重新從洗腦班的那種惡夢中醒來，這種瀕臨死亡的感覺就出來，包括每次回憶，我都有胸 痛、胸脹、心跳不下去的感覺。
我們經歷這樣的折磨，還要強迫唱讚歌。我們經常唱的是「黨啊，親愛的媽媽」。我不願意唱，被幫教罵。我無奈唱，一邊流淚，我知道我的心在流血。但就是這樣的事，他們也會無恥地拿去做文章。後來有人告訴我說，「他們說，在學習班，她都感動地流淚了。」
張宇偉說，在我精神幾乎崩潰時，他們也終於拿到他們所要的三書，是一遍遍地根據他們的要求一遍遍地寫出來的。在被迫寫了他們的要求的三書後，我餘下的一年多，每天都痛哭不已，身心俱損。洗腦班出來以後我出現了強迫症，大小便失禁。
張宇偉說，「當拿到來美簽證的時候，淚水從我的臉上流下，濕了衣襟，我的心中只有兩個字---‘自由’，我離開了中共的魔掌。
我知道還有很多人還生活在中共的恐懼中，一思一念都不敢跳出中共立的框框，其原因就是多年來中共搞的人斗人，小報告，背靠背匯報，涉及到每個角落。而告別這種恐懼的最好辦法，就是唾棄中共，告別中共。」
大紀元專欄作家章天亮說，「中國過去有過很多次表達不滿的機會，比如說傷痕文學，實際上也是在訴苦，在89六四的時候實際上也是學生們傾訴對腐敗的不滿，但是落腳在希望共產黨結束腐敗。」
章天亮認為，僅僅訴苦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開啟一個大家反思自己不滿的根源的機會，講出不滿的根源。章天亮建議大家多讀九評，廣傳九評，退出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