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階級隊伍後期，在全國的政治大釜升溫到一定熱度、做好了意識形態鋪墊之後，從六九年的下半年開始，把城市知識份子逐一驅趕到農村、工廠或兵營，名曰「接受工農兵再教育」，實際是不折不扣的精神煉獄和肉體苦役。
由於科技大學的工宣隊是來自鐵道兵部隊，科大師生首先被派遣到鐵道兵部隊，去北京西郊房山小三線修筑鐵路。勞動隊伍的組織完全按部隊的方式編製：班、排、 連、團、師。不論是教授、講師、助教、學生，也不論歲數是七十、四十、二十，甚至不顧男、女、傷、殘，統統混合編製，大家干一樣的活。將「牛鬼蛇神」和隔 離審查對象平均分插到各個班排。每個連派兩個士兵擔任連長和政治指導員，排長和班長由軍宣隊指定的左派干將擔任。
房山小三線鐵路就是京原 線，路線專門選擇大山走，是根據最高指示：「要準備打仗」設計的。因此工程的主要內容就是開山洞、填山溝，成天、成月、成年與花崗岩打交道。一部分工作是 風鎬打孔和爆破，這由鐵道兵士兵擔任。我們的工作就是把炸出來的石塊搬進斗車，運往要填的山谷。石塊小的一個人舉起扔進斗車，大的兩人抬起放入斗車，再大 的就要用撬槓和鐵錘設法把它砸破，然後放入斗車。工作不僅高強度、超沈重，而且十分艱鉅和危險。這對於體強力壯的年輕人也是非常沈重的任務，何況對於我們 之中的很多婦女、體弱、殘疾和老人。當時我們排裡有個‘走資派’，系主任黃XX，是個六十歲出頭、有嚴重小兒麻疲後遺症的殘疾人，連平地走路都有困難，在 這樣刀石林立、危岩遍地的工作面負重行走，真好像是小鬼走火焰山。難以想像的是，當權者們沒有一個看在眼裡，沒有一個人為他說句話或改換一件適宜他的工 作。在這裡，看不到人的憐憫、同情和關懷，人心就和漫山遍野的花崗岩一樣堅硬。我不知道是文化大革命使人性徹底泯滅，還是革命的烈火太旺，燒滅了起碼的人道主義的同情心。此事使我至今難以釋懷。
組織軍事化，生活、行動也要軍事化。男士一個班約十二人住一個帳篷，女士幾個班合一個帳篷。每天起 床號一響，迅速洗漱，十分鐘就響集合號，連拉屎撒尿的時間都沒有。隨後列隊去大伙房就餐。早餐二十分鐘，很多人狼吞虎嚥結束早餐，為省下一點時間去廁所方 便。早餐後列隊去工地，行走二十分鐘。山石嶙峋、崎嶇不平，深一腳、淺一腳，走不好就要摔跤。儘管很多時候走起路跌跌撞撞，還要放開嗓門高唱革命歌曲，以此表現「革命」的豪情或「被革命」的感激之情。
到了工作場所，每一個連列成一個方陣，幹活之前聽連指導員的訓話。訓話的大體內容是：
最高指示：「備戰、備荒為人民」，「階級鬥爭是綱，綱舉目張」，「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
指導員的話：「每一塊石頭就是一個階級敵人，搬走一塊石頭就是消滅一個階級敵人。」「每一塊大石頭就是一個大炮彈，扔掉一塊大石頭就是向美帝國主義發射一顆大炮彈。」「每一塊巨石就是一個敵人的堡壘，每砸爛一塊巨石就是攻破一個敵人的堡壘。」------。
就是這麼幾句話，翻來覆去，每天如此，千篇一律。訓導者已經被訓練成重複簡單話語的機器，被訓導者也已被訓練成無話語的幹活的生畜。
「階級敵人」也好，「炮彈」也好，「堡壘」也好，都是用最原始、最笨拙的辦法一塊一塊地去搬，一塊一塊地去砸。據說這樣可以練就無產階級的鐵打勁骨。「花崗岩 再硬硬不過無產階級戰士的決心，石頭再堅堅不過無產階級戰士的意志」。或如果有人提出什麼技術革新方案，不但不會考慮，很可能會受到批判，說你是資產階級 技術挂帥。「寧要革命化，不要機械化」。可悲的是，鐵打勁骨沒有練就，卻不斷有人砸斷手指或腳趾，甚至砸斷臂骨或腿骨。更慘的是，部隊的工地醫院只有拿手 的鋸骨技術，凡有骨損、骨折、骨裂、骨碎等工傷，二話不說，拿起鋸子就給你鋸掉手指或腳趾，乃至手臂或腳腿。造成的終生殘廢，國家不會給你一分錢的撫恤。 當時我們排中就有一人右手有兩個手指因石塊砸傷而被截，另外一人的腳背和腳趾被砸傷而失去了一個腳大拇指。
一天沈重勞動，精疲力盡，腰如佝僂、腿若沉鉛，收工後仍然要列隊、高唱革命歌曲回營。三十分鐘的晚飯、洗涮和方便，接著便是兩個小時的政治學習。一般是以班為單位，十五六個人坐在帳篷內 的行軍鋪上，學習「最高指示」或報紙社論，狠批帝修反；談勞動改造思想，深挖私字一閃念；揭發牛鬼蛇神不老實表現，狠狠批鬥階級敵人。總之再一次繃一繃階級鬥爭的弦，緊一緊無產階級專政的緊箍咒，充一充「革命化」的電。這種「階級鬥爭」的實踐確實獲得了巨大的成效：在極端艱苦的生活中完全消滅了人的苦難意 識；在完全監禁的生活環境下徹底消滅了你的自由意識；在受到生畜一樣的對待時完全消滅了你的人格意識。
由於林彪的「一號命令」，科技大學七零年初全部下遷到安徽合肥。四個月的山區修筑鐵路的苦役宣告結束。
在我們下遷到安徽之前，我的妻子已經隨她的單位去湖北「五七干校」。當時我們有一個兩歲半和一個才幾個月的兩個孩子，妻子把大孩安排在全托托兒所內，把小的 送到老家安徽舒城，請奶奶餵養。下遷時只能由我一手牽著老大，一手提著行李，倉惶狼狽帶到合肥。其狀況讓我想起三十多年以前我在兩歲時，由父母親帶著我逃 日本時的情景。
幸運的是，我的老家舒城離下遷地合肥不遠，且家中還有個奶奶，我只好又把大孩子送回老家，讓奶奶勞累了。在我慶幸自己有此方便條件時，我也為那些無此條件的家長們，在這毫無人性關懷的社會環境下，困於處置他們幼小子女而感到悲哀。
在下遷校址內，經過亂糟糟、糊塗塗的近半年清查「516 」鬥爭，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苦役。因為我校的工宣隊是從淮南煤礦派來的，自然師生們就被組織去淮南煤礦挖煤。
組織仍然是軍事化的形式。我們連的近百十來人被派往淮南的謝一礦。二十幾個人住一個簡陋的車間大屋子，統鋪中每人只有兩尺寬空間。除了下煤井挖煤，去食堂吃 飯，絕大部分時間就在這廠房式的大屋子的統鋪上度過。它既是睡覺的場所，也是政治學習場所，階級鬥爭場所，思想改造場所。沒有書讀（除了「紅寶書」），沒 有音樂娛樂，更沒有廣播電視，連寫封家信、說句私房話的條件都沒有。人成了一部機器，一部可以聽使喚、輸虔誠的機器。其境況只有在描寫納粹集中營的電影中 才有可能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