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1-14 13:38:43作者：
這個稿子是當時的副總編現在的總編陳小川簽發的。陳曾跟我說，簽這個稿子的時候他也非常擔心，說這個稿子如果出了事，劉萬永走人，他也跟著一塊走人
我打當地110報了案。一個女的接的電話。我說我遇到危險，她說你現在受到威脅了嗎？我說我剛受到威脅，下午還可能受到威脅。她說那你得現在進行時
《南方人物週刊》記者 陳東 北京報導
一個是以退休高官王亞忱為代表的「官門」，一個是以年輕商人高文華為代表的「商門」
最初，「官商」二門合夥做生意，後來王亞忱利用自己家族在當地政法部門的影響力，佔有了高文華投資的阜新商貿城，並把高文華「送進」監獄11個月。高家人四處告狀，長達兩年
去年5月18日，劉萬永那篇《一個退休高官的生意經》的報導，讓兩個家族的角鬥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王亞忱等人被抓。今年10月24日，王亞忱案已經在丹東開庭審理
經過近兩年的追蹤，中國青年報記者劉萬永從頭到尾地見證了整個事件的發展變化，其間不僅遭到多次威脅，還差點有了生命危險。事過多日，在對《東土》講述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時，依然能讓人感到採訪過程中的心跳和危險
初識退休高官王亞忱
我介入這個案子特別偶然。那時候，我在《冰點》做記者，在旁聽一個案子時，認識了一個人。 2005年「兩會」期間，這個人要給我介紹一個案子，他給我打了三次電話。一開始，我總覺得這種案子可能有一些人情關係在裡面，就沒上心。第三次打電話時，他說，這個案子很典型，像你這樣的記者聽了一定很感興趣。
我被打動了，我說行，後來就跟他們見面。我當時聽完之後，感覺就是一個黑吃黑。無非就是兩人合夥掙錢，掙到最後掰了，分贓不清掰了。
那個時候，是高文華他哥跟我們見的面。他說不是這樣的，他就從頭到尾開始講，講完之後，我判斷確實非常典型。王亞忱有官場背景，女兒、兒子都在要害部門。從高文華他哥給我們的敘事過程來看，雖然很荒唐，但是合理的。從邏輯上我們可以推出來，為什麼走到這一步，為什麼走到那一步。再荒唐的東西，如果是事實有邏輯，那它就可能是成立的。不像王亞忱後來給我講的，雖然有自己的因果關係，但是我覺得它並不成立。
後來，《冰點》在一個週三下午開選題會，我說了這個案子，並且說了王家和高家力量的對比，當時的《冰點》主編李大同馬上說，「去，趕緊去」。我大概是3月份開始接觸這個案子的，直到4月份我才去阜新採訪，中間主要是等公安部對我一個採訪的回覆。
當時，我去阜新一共去了兩次，第一次我找了阜新法院、檢察院，找了好幾個部門，他們都不說。
阜新很多人稱呼王亞忱一直稱「王書記」，當地人跟我說，「我們只知道王書記在商貿城有股份，現在他們有一點矛盾，就只知道這個」。我就說高家怎麼說，這個事情大概是什麼樣，他們就說，「你要不說，我還不知道原來是這樣。」
當然這些事情，當地人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不說而已。因為王家在當地太有勢力了，他們家分工挺好的，有從政的，有經商的。
我對比了一下兩個家族的勢力後，心裏就有了底兒。王亞忱從市長到市委書記、人大主任長達15 年，王曉雲原是公安局副局長，現在是阜新市中院副院長。王曉剛是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隊副支隊長，王曉軍是商人。高文華他們哥仨，他大哥一直在北京告狀，還是市政協委員。他們家是做農產品加工的，在當地也算是望族了。如果不是望族早完了。你說在北京告兩年狀要花多少錢？
2005年4月26號下午，我採訪了王亞忱。當時我覺得這篇稿子最核心的是採訪王亞忱。他是當事人，如果沒有採訪王亞忱，這篇稿子實際上是不能寫的。我要去找王亞忱，高文華家人跟我說，你最好別去，去了沒準揍你一頓。
我說不會這樣吧？！我後來想，為了防止這個情況發生，我就先找一下阜新市委宣傳部。在宣傳部的協助聯繫下，王亞忱非常快地就答應了。
我到了王亞忱在商城的總指揮辦公室，王亞忱跟我大談他在阜新的貢獻、政績等。他說，我原來搞改革，搞那個全城租賃，好多人都說我把阜新給賣了，他們不懂，那是改革。
王亞忱還說，高文華他不是說要出480萬嗎？他1分錢也沒出。不但沒有出，而且還從公司裡面拿走了800萬，現在我們查明他拿走了1000萬。他現在北京告狀就是用的這1000萬，你今天能到這裡來，說明「他的錢已經花到位了」。
我說王書記你的意思是我拿錢了，還是我們頭兒拿錢了？他說我不知道誰拿了，肯定有人拿。這就是他的邏輯。
我說王書記這個案子如果不像你想像的那樣怎麼辦？他說我剛才已經說了，如果像高文華這樣的「犯罪份子」不抓起來，我就要在網上公開退黨。而我把同樣的問題扔給高文華時，他卻說他相信共產黨。
王亞忱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當地一位官員給了我一個理由，他說，「王亞忱是我的老領導，高文華是我的小兄弟，我們都很熟。為什麼倆人現在鬧到這種程度，就是因為在商貿城誰說了算的問題上，倆人有矛盾了。人家王亞忱是一輩子都說了算」。
我想起採訪王亞忱的時候，王亞忱說他在阜新有多大貢獻時的樣子。他有一輛奧迪A6，是他從人大退的時候帶走的。按說要交回去，他說這是省裡面專門給他的，他對阜新的貢獻太大了。當地人卻說是他不交。別人也不能把他怎麼樣。
王亞忱為什麼在阜新有這麼大的勢力？可能有兩方面原因，第一，他本人確實有一定能力，有貢獻，而且挺護手下的人，也確實給手下人爭取到實際利益，大家都覺得王書記這人不錯。第二，王亞忱在官場多年，有廣泛的人脈關係。
採訪完王亞忱那天晚上，一個熟人給我打電話說，你在哪兒呢？我說我在阜新，他說我正要找你呢。我說怎麼著？他說王亞忱讓我問一問，你這篇稿子什麼時候發。我說馬上要過五一了，我回去過完五一再說。
王亞忱他已經開始找人了。
退休高官家族的權力延展
回到北京後，在五一期間，我就把稿子寫完了。5月8號假期結束上班，中午的時候到報社食堂吃飯，路上碰見我們的原總編輯李而亮，他說你去阜新了？我說是，搞了一個案子。他說有一個人找到我這兒來了。他還說怎麼樣啊？我說挺紮實的，而且這個案子挺典型的。他說那你就搞吧。
我覺得要搞這種輿論監督的稿子，領導不支持沒戲。加上其他機緣巧合，這個稿子終於發出來了。
這個稿子是當時的副總編現在的總編陳小川簽發的。陳曾跟我說，簽這個稿子的時候他也非常擔心，為什麼簽了呢？他是在會上簽的，他說劉萬永是一個可以信任的同志，可以信任的記者。還說這個稿子如果出了事，劉萬永走人，他也跟著一塊走人。
稿子在5月18日發出來以後，王曉雲還通過關係找到陳小川，希望一起吃頓飯。陳小川對中間人說，飯我也甭吃了，讓他們趕緊回家擦屁股去吧。那人說怎麼回事？他說，我告訴你這是常委批的。
發稿子之前，就聽說要查王亞忱家族，但是這個批示到底下就沒人管了。我們的稿子是5月18號見報的，5月27號有關部門就成立了專案組。
我們另外一個副總編還跟我講，說有一個天津的朋友找他，問這個稿子怎麼回事，他說那是《冰點》的事誰惹得起啊，甭找我。後來就不了了之了。我們報社的一個同事跟我說，王亞忱那個事還搞嗎，我說還沒完呢，他說《法制日報》的一個朋友跟他說，算了別搞了，別給人家趕盡殺絕了，東北那幫黑社會也挺厲害的。給我傳話呢。另外一個同事跟我說，新華社一個人找他也是要傳達類似的東西，他說他當時就跟那人說了，這個話你直接去跟劉萬永說，他不負責傳這個話。
王家8月份起訴我們中青報的時候，7月份舉報我的信就來了，說我「緊密配合遼寧省檢察院，妄圖用輿論殺人。」。還說我收了高家50萬元，並且有人證明。後來，還有署名華隆公司員工的舉報信，說我收了5萬元，也有人證明。他們開始四處瞎告。哭的跪的都上來了。還上法院起訴中青報，結果被駁回。
整個過程中，顯然暴露了一些問題。高文華他們家恨不得我馬上把稿子發出來，而王家卻是想辦法把稿子壓下來。為什麼要來滅這篇稿子？是不是你有很多見不得人的東西？
王亞忱終於事發，去年被抓。今年10月24日在丹東開庭審理他的案子。
跟王家人狹路相逢
10月24日中午12點多開完庭，出門的時候王家的人就開始圍攻我。
王家的好多人，包括王曉雲我以前都不認識，但從當時法庭上的情形上看，我看出來旁聽席那一片人是他們的人。其間，那邊的人看了我好幾次，也許是我穿了一件紅色的衣服，比較顯眼吧。
中間休庭的時候，他們就已經認出我了。12點多大家要退的時候，我想要不我就先走，要不我就最後走，等你們都走乾淨了我再走，因為馬路對面停的都是阜新的車，都是遼J的車。這個時候，法庭裡面大概還有20－30人，其他的人在院裡呆著，在門口附近站著。門是那種玻璃的推拉門，兩層的那種推拉的，門口有好幾個人堵著。
當時我就跟著人群擠出去了。剛出這個門的時候，就聽見一個穿白衣服的女的在小聲地罵，說收黑錢，你騙了多少人，又到這來來騙了。雖然小聲，但是大家都聽得見，因為這個院子不是很大，那個時候也沒有人說話。然後，王曉雲就開始講，穿紅衣服的就是劉萬永。接著就開始罵，你寫的東西騙了多少人，流氓記者，流氓文人。
王曉雲罵的時候，我開始往外面走，她越罵越厲害。她一個人罵完之後，那一群人就都開始罵，並朝我圍上來。我就轉過身來，看著他們，我沒有說話。
說實話，我當時挺緊張的。那幫男的說，揍他，打死他，就開始上了。離我大概還有兩三步遠時，法警上來了，護著我出了法院。那幫人也跟出來了，接著罵。
我打上車，跟司機說，你抓緊時間走。他說去哪兒？我說趕緊走，後面有人跟我。過了一會，有人給我打電話說後面有一輛出租跟著我呢，三個人。那個時候我打的車大概已經走出100米了，司機說沒事，而我覺得他開得太慢了。我催他快開，他說你看後面沒有出租了。也可能他開得很快，但是我覺得很慢。
他說你去哪兒？我說你給我繞幾個胡同。後來確定沒人了，我就回到賓館。我開始給高文華的哥哥打電話，說我受到圍攻了。他一聽也著急，就給專案組的人打電話，專案組的人說，你不用說了我當時在現場。他們就當著法院很多人圍攻我，法警去得稍微晚一點肯定就動手了。
然後，我打當地110，報了案。我從來沒打過110，我是第一次，一個女的接的電話。我說我遇到危險，能不能提供幫助？她說你現在受到威脅了嗎？我說我剛受到威脅，下午還可能受到威脅。她說那你得現在進行時。我說那我不能肯定我下午就受不到威脅，後來她說那不行。她說你現在在哪兒？我說我住在賓館。
過了大概10分鐘，110來了三個人，記了我的身份證號。我把身份證和記者證都給他看了，我說我去聽案子，下午一點半我還要去，你們110能不能有人跟我一起去？他請示指揮中心後跟我說，指揮中心說了現在跟你去不合適。
110的人說，在法院那裡他們還有一個報警平臺，有警察在那兒，你發現問題立即撥打110，他們會盡快到。我說只能這樣嗎？他說是，我說那就多謝。然後110又給我打了一個電話，他說你要發現問題你報警，我們3分鐘之內趕到。
下午，我確實嚇得沒敢再去，我確實不知道會出現什麼事。我再去，我在法院裡應該沒事，但是肯定走不了了，你出了法院你要走，你打車，你打飛機，他們都能跟著你。
當時在賓館，我想要不要換賓館。正在這個時候聽到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說下午警察要在6樓開會。我不走了，我至少今天下午會很安全。後來，從下午3點開始寫稿子，晚上吃了一頓飯，一直寫到晚上11點半，就是我們後來見報的那一版。我們頭兒11點 26分還問我稿子寫完沒，說總編陳小川等著看稿子。
我晚上11點半寫完稿就發回報社，12點出發離開丹東，曲折地到了瀋陽。第二天早晨8點半，我就開始不停地接電話，我的朋友、同事給我打電話，說看到這個報導了。我一個同學還打電話跟我說，你要不方便就到我這裡躲幾天。
兩個家族和記者的「演出」都沒落幕
你知道王亞忱怎樣在阜新被抓的嗎？當時在法庭上，公訴人說王亞忱是在阜新星光賓館被抓獲。王亞忱說不對，你的表述有問題，當時是專案組的人給我打電話，叫我去星光賓館談這個事，舉報別人，我去了，說是省領導找我談話我才去的，你說我在星光賓館被抓的，好像是我跑到星光賓館被你們抓的，不對。
王亞忱被拘時，現場有遼寧省公安廳的警車。王亞忱說我不能坐你們的警車，我必須坐我的奧迪 A6走。然後，就由公安廳的一個警察開著奧迪A6，王亞忱坐在後面。前面是警車開道，後面跟著一輛阜新市120，組成了一個車隊。奧迪A6上還坐著阜新市政府保衛處的，保他安全。他說我有病，120得跟著我。
不知道像王家這種家族，在全國還有沒有。當時我們為什麼要報這個？就是因為它非常典型。過去經常說貪官在位的時候是貪的，實際上現在越來越多的是他在位的時候已經鋪好路了，退休後開始收投資，比他在位的時候可能收益更大。比如王亞忱，他的子女被安排在要害部門，他退了之後自然可以去撈錢。
現在網上有很多說法，說這兩人都不是好東西，王亞忱不是好東西，高文華也不是好東西。高文華他確實有問題，他問題在哪裡？他的公司是不嚴謹的。從我們正常的推斷來講，高文華之所以讓王亞忱加盟，肯定是有利用他的心理，王亞忱那個時候是阜新市政府的經濟顧問，高文華不完全是被迫的，開始是「順姦」，後來就是「強姦」了。
我當時跟高文華見面時，我問他了。我說從我的判斷來講，你肯定是願意他去你的公司，他說是，他說王能幫他做一些事，但是最根本的問題是我確實惹不起他們。因為什麼？高文華有一個叫萬家燈火的洗浴中心，王曉雲、王曉剛全能管著，你要不那樣辦，洗浴中心就開不了。高文華確實有雙重心理。
對這個案子，王亞忱能走到這一步，能夠開庭已經是很大的勝利了，不容易。但是這絕對不是一個落幕，而是剛剛開始。因為王亞忱所涉及到的東西，包括王曉雲、王曉小剛所涉及的東西都沒有查明。
這件事情，如果沒有媒體參與的話可能會被壓下去。我們去年5月18發了稿子之後，最明顯的就是第二天檢察院就把結論給高文華了。這個結論從2005年1月份就有了，到2005年5月19號才給他。如果我們沒有報導，那就不知道什麼時候給了。
高文華他哥說我們報社是他們的恩人，我說老高你不要這麼講，我很清楚媒體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只是起了一個促進的作用，具體辦案還是由公檢法來辦。但是老高跟我說，你這篇報導發了之後相當於一顆原子彈，把遼寧省所有保護王亞忱的大壩一下炸塌了。
只是，我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沒什麼膽量，如果有膽量我覺得24日那天下午還是應該去法院旁聽。我也確實怕了。我不是英雄。
5月25號中午的時候，我給我老婆打電話，她說你什麼時候回來，我說快了，她說你去這麼長時間，我說很快回來。我說你上網看一下吧，她說怎麼了，我說會有使你震驚的消息。我老婆後來說，她嚇壞了，她不停地給我的同學打電話，她要一點精神安慰。她說看完之後心裏就堵得慌，到晚上就吐了。
我哥也看到了，我哥給我打電話，說你什麼時候回來，我說我今天晚上就回來。他告訴我說，你買了票之後給我打電話，你上了車給我打電話，你下了車給我打電話，我手機今天不關機了。我說我手機快沒電了，他說沒電你給我發簡訊。
我打當地110報了案。一個女的接的電話。我說我遇到危險，她說你現在受到威脅了嗎？我說我剛受到威脅，下午還可能受到威脅。她說那你得現在進行時
《南方人物週刊》記者 陳東 北京報導
一個是以退休高官王亞忱為代表的「官門」，一個是以年輕商人高文華為代表的「商門」
最初，「官商」二門合夥做生意，後來王亞忱利用自己家族在當地政法部門的影響力，佔有了高文華投資的阜新商貿城，並把高文華「送進」監獄11個月。高家人四處告狀，長達兩年
去年5月18日，劉萬永那篇《一個退休高官的生意經》的報導，讓兩個家族的角鬥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王亞忱等人被抓。今年10月24日，王亞忱案已經在丹東開庭審理
經過近兩年的追蹤，中國青年報記者劉萬永從頭到尾地見證了整個事件的發展變化，其間不僅遭到多次威脅，還差點有了生命危險。事過多日，在對《東土》講述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時，依然能讓人感到採訪過程中的心跳和危險
初識退休高官王亞忱
我介入這個案子特別偶然。那時候，我在《冰點》做記者，在旁聽一個案子時，認識了一個人。 2005年「兩會」期間，這個人要給我介紹一個案子，他給我打了三次電話。一開始，我總覺得這種案子可能有一些人情關係在裡面，就沒上心。第三次打電話時，他說，這個案子很典型，像你這樣的記者聽了一定很感興趣。
我被打動了，我說行，後來就跟他們見面。我當時聽完之後，感覺就是一個黑吃黑。無非就是兩人合夥掙錢，掙到最後掰了，分贓不清掰了。
那個時候，是高文華他哥跟我們見的面。他說不是這樣的，他就從頭到尾開始講，講完之後，我判斷確實非常典型。王亞忱有官場背景，女兒、兒子都在要害部門。從高文華他哥給我們的敘事過程來看，雖然很荒唐，但是合理的。從邏輯上我們可以推出來，為什麼走到這一步，為什麼走到那一步。再荒唐的東西，如果是事實有邏輯，那它就可能是成立的。不像王亞忱後來給我講的，雖然有自己的因果關係，但是我覺得它並不成立。
後來，《冰點》在一個週三下午開選題會，我說了這個案子，並且說了王家和高家力量的對比，當時的《冰點》主編李大同馬上說，「去，趕緊去」。我大概是3月份開始接觸這個案子的，直到4月份我才去阜新採訪，中間主要是等公安部對我一個採訪的回覆。
當時，我去阜新一共去了兩次，第一次我找了阜新法院、檢察院，找了好幾個部門，他們都不說。
阜新很多人稱呼王亞忱一直稱「王書記」，當地人跟我說，「我們只知道王書記在商貿城有股份，現在他們有一點矛盾，就只知道這個」。我就說高家怎麼說，這個事情大概是什麼樣，他們就說，「你要不說，我還不知道原來是這樣。」
當然這些事情，當地人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不說而已。因為王家在當地太有勢力了，他們家分工挺好的，有從政的，有經商的。
我對比了一下兩個家族的勢力後，心裏就有了底兒。王亞忱從市長到市委書記、人大主任長達15 年，王曉雲原是公安局副局長，現在是阜新市中院副院長。王曉剛是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隊副支隊長，王曉軍是商人。高文華他們哥仨，他大哥一直在北京告狀，還是市政協委員。他們家是做農產品加工的，在當地也算是望族了。如果不是望族早完了。你說在北京告兩年狀要花多少錢？
2005年4月26號下午，我採訪了王亞忱。當時我覺得這篇稿子最核心的是採訪王亞忱。他是當事人，如果沒有採訪王亞忱，這篇稿子實際上是不能寫的。我要去找王亞忱，高文華家人跟我說，你最好別去，去了沒準揍你一頓。
我說不會這樣吧？！我後來想，為了防止這個情況發生，我就先找一下阜新市委宣傳部。在宣傳部的協助聯繫下，王亞忱非常快地就答應了。
我到了王亞忱在商城的總指揮辦公室，王亞忱跟我大談他在阜新的貢獻、政績等。他說，我原來搞改革，搞那個全城租賃，好多人都說我把阜新給賣了，他們不懂，那是改革。
王亞忱還說，高文華他不是說要出480萬嗎？他1分錢也沒出。不但沒有出，而且還從公司裡面拿走了800萬，現在我們查明他拿走了1000萬。他現在北京告狀就是用的這1000萬，你今天能到這裡來，說明「他的錢已經花到位了」。
我說王書記你的意思是我拿錢了，還是我們頭兒拿錢了？他說我不知道誰拿了，肯定有人拿。這就是他的邏輯。
我說王書記這個案子如果不像你想像的那樣怎麼辦？他說我剛才已經說了，如果像高文華這樣的「犯罪份子」不抓起來，我就要在網上公開退黨。而我把同樣的問題扔給高文華時，他卻說他相信共產黨。
王亞忱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當地一位官員給了我一個理由，他說，「王亞忱是我的老領導，高文華是我的小兄弟，我們都很熟。為什麼倆人現在鬧到這種程度，就是因為在商貿城誰說了算的問題上，倆人有矛盾了。人家王亞忱是一輩子都說了算」。
我想起採訪王亞忱的時候，王亞忱說他在阜新有多大貢獻時的樣子。他有一輛奧迪A6，是他從人大退的時候帶走的。按說要交回去，他說這是省裡面專門給他的，他對阜新的貢獻太大了。當地人卻說是他不交。別人也不能把他怎麼樣。
王亞忱為什麼在阜新有這麼大的勢力？可能有兩方面原因，第一，他本人確實有一定能力，有貢獻，而且挺護手下的人，也確實給手下人爭取到實際利益，大家都覺得王書記這人不錯。第二，王亞忱在官場多年，有廣泛的人脈關係。
採訪完王亞忱那天晚上，一個熟人給我打電話說，你在哪兒呢？我說我在阜新，他說我正要找你呢。我說怎麼著？他說王亞忱讓我問一問，你這篇稿子什麼時候發。我說馬上要過五一了，我回去過完五一再說。
王亞忱他已經開始找人了。
退休高官家族的權力延展
回到北京後，在五一期間，我就把稿子寫完了。5月8號假期結束上班，中午的時候到報社食堂吃飯，路上碰見我們的原總編輯李而亮，他說你去阜新了？我說是，搞了一個案子。他說有一個人找到我這兒來了。他還說怎麼樣啊？我說挺紮實的，而且這個案子挺典型的。他說那你就搞吧。
我覺得要搞這種輿論監督的稿子，領導不支持沒戲。加上其他機緣巧合，這個稿子終於發出來了。
這個稿子是當時的副總編現在的總編陳小川簽發的。陳曾跟我說，簽這個稿子的時候他也非常擔心，為什麼簽了呢？他是在會上簽的，他說劉萬永是一個可以信任的同志，可以信任的記者。還說這個稿子如果出了事，劉萬永走人，他也跟著一塊走人。
稿子在5月18日發出來以後，王曉雲還通過關係找到陳小川，希望一起吃頓飯。陳小川對中間人說，飯我也甭吃了，讓他們趕緊回家擦屁股去吧。那人說怎麼回事？他說，我告訴你這是常委批的。
發稿子之前，就聽說要查王亞忱家族，但是這個批示到底下就沒人管了。我們的稿子是5月18號見報的，5月27號有關部門就成立了專案組。
我們另外一個副總編還跟我講，說有一個天津的朋友找他，問這個稿子怎麼回事，他說那是《冰點》的事誰惹得起啊，甭找我。後來就不了了之了。我們報社的一個同事跟我說，王亞忱那個事還搞嗎，我說還沒完呢，他說《法制日報》的一個朋友跟他說，算了別搞了，別給人家趕盡殺絕了，東北那幫黑社會也挺厲害的。給我傳話呢。另外一個同事跟我說，新華社一個人找他也是要傳達類似的東西，他說他當時就跟那人說了，這個話你直接去跟劉萬永說，他不負責傳這個話。
王家8月份起訴我們中青報的時候，7月份舉報我的信就來了，說我「緊密配合遼寧省檢察院，妄圖用輿論殺人。」。還說我收了高家50萬元，並且有人證明。後來，還有署名華隆公司員工的舉報信，說我收了5萬元，也有人證明。他們開始四處瞎告。哭的跪的都上來了。還上法院起訴中青報，結果被駁回。
整個過程中，顯然暴露了一些問題。高文華他們家恨不得我馬上把稿子發出來，而王家卻是想辦法把稿子壓下來。為什麼要來滅這篇稿子？是不是你有很多見不得人的東西？
王亞忱終於事發，去年被抓。今年10月24日在丹東開庭審理他的案子。
跟王家人狹路相逢
10月24日中午12點多開完庭，出門的時候王家的人就開始圍攻我。
王家的好多人，包括王曉雲我以前都不認識，但從當時法庭上的情形上看，我看出來旁聽席那一片人是他們的人。其間，那邊的人看了我好幾次，也許是我穿了一件紅色的衣服，比較顯眼吧。
中間休庭的時候，他們就已經認出我了。12點多大家要退的時候，我想要不我就先走，要不我就最後走，等你們都走乾淨了我再走，因為馬路對面停的都是阜新的車，都是遼J的車。這個時候，法庭裡面大概還有20－30人，其他的人在院裡呆著，在門口附近站著。門是那種玻璃的推拉門，兩層的那種推拉的，門口有好幾個人堵著。
當時我就跟著人群擠出去了。剛出這個門的時候，就聽見一個穿白衣服的女的在小聲地罵，說收黑錢，你騙了多少人，又到這來來騙了。雖然小聲，但是大家都聽得見，因為這個院子不是很大，那個時候也沒有人說話。然後，王曉雲就開始講，穿紅衣服的就是劉萬永。接著就開始罵，你寫的東西騙了多少人，流氓記者，流氓文人。
王曉雲罵的時候，我開始往外面走，她越罵越厲害。她一個人罵完之後，那一群人就都開始罵，並朝我圍上來。我就轉過身來，看著他們，我沒有說話。
說實話，我當時挺緊張的。那幫男的說，揍他，打死他，就開始上了。離我大概還有兩三步遠時，法警上來了，護著我出了法院。那幫人也跟出來了，接著罵。
我打上車，跟司機說，你抓緊時間走。他說去哪兒？我說趕緊走，後面有人跟我。過了一會，有人給我打電話說後面有一輛出租跟著我呢，三個人。那個時候我打的車大概已經走出100米了，司機說沒事，而我覺得他開得太慢了。我催他快開，他說你看後面沒有出租了。也可能他開得很快，但是我覺得很慢。
他說你去哪兒？我說你給我繞幾個胡同。後來確定沒人了，我就回到賓館。我開始給高文華的哥哥打電話，說我受到圍攻了。他一聽也著急，就給專案組的人打電話，專案組的人說，你不用說了我當時在現場。他們就當著法院很多人圍攻我，法警去得稍微晚一點肯定就動手了。
然後，我打當地110，報了案。我從來沒打過110，我是第一次，一個女的接的電話。我說我遇到危險，能不能提供幫助？她說你現在受到威脅了嗎？我說我剛受到威脅，下午還可能受到威脅。她說那你得現在進行時。我說那我不能肯定我下午就受不到威脅，後來她說那不行。她說你現在在哪兒？我說我住在賓館。
過了大概10分鐘，110來了三個人，記了我的身份證號。我把身份證和記者證都給他看了，我說我去聽案子，下午一點半我還要去，你們110能不能有人跟我一起去？他請示指揮中心後跟我說，指揮中心說了現在跟你去不合適。
110的人說，在法院那裡他們還有一個報警平臺，有警察在那兒，你發現問題立即撥打110，他們會盡快到。我說只能這樣嗎？他說是，我說那就多謝。然後110又給我打了一個電話，他說你要發現問題你報警，我們3分鐘之內趕到。
下午，我確實嚇得沒敢再去，我確實不知道會出現什麼事。我再去，我在法院裡應該沒事，但是肯定走不了了，你出了法院你要走，你打車，你打飛機，他們都能跟著你。
當時在賓館，我想要不要換賓館。正在這個時候聽到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說下午警察要在6樓開會。我不走了，我至少今天下午會很安全。後來，從下午3點開始寫稿子，晚上吃了一頓飯，一直寫到晚上11點半，就是我們後來見報的那一版。我們頭兒11點 26分還問我稿子寫完沒，說總編陳小川等著看稿子。
我晚上11點半寫完稿就發回報社，12點出發離開丹東，曲折地到了瀋陽。第二天早晨8點半，我就開始不停地接電話，我的朋友、同事給我打電話，說看到這個報導了。我一個同學還打電話跟我說，你要不方便就到我這裡躲幾天。
兩個家族和記者的「演出」都沒落幕
你知道王亞忱怎樣在阜新被抓的嗎？當時在法庭上，公訴人說王亞忱是在阜新星光賓館被抓獲。王亞忱說不對，你的表述有問題，當時是專案組的人給我打電話，叫我去星光賓館談這個事，舉報別人，我去了，說是省領導找我談話我才去的，你說我在星光賓館被抓的，好像是我跑到星光賓館被你們抓的，不對。
王亞忱被拘時，現場有遼寧省公安廳的警車。王亞忱說我不能坐你們的警車，我必須坐我的奧迪 A6走。然後，就由公安廳的一個警察開著奧迪A6，王亞忱坐在後面。前面是警車開道，後面跟著一輛阜新市120，組成了一個車隊。奧迪A6上還坐著阜新市政府保衛處的，保他安全。他說我有病，120得跟著我。
不知道像王家這種家族，在全國還有沒有。當時我們為什麼要報這個？就是因為它非常典型。過去經常說貪官在位的時候是貪的，實際上現在越來越多的是他在位的時候已經鋪好路了，退休後開始收投資，比他在位的時候可能收益更大。比如王亞忱，他的子女被安排在要害部門，他退了之後自然可以去撈錢。
現在網上有很多說法，說這兩人都不是好東西，王亞忱不是好東西，高文華也不是好東西。高文華他確實有問題，他問題在哪裡？他的公司是不嚴謹的。從我們正常的推斷來講，高文華之所以讓王亞忱加盟，肯定是有利用他的心理，王亞忱那個時候是阜新市政府的經濟顧問，高文華不完全是被迫的，開始是「順姦」，後來就是「強姦」了。
我當時跟高文華見面時，我問他了。我說從我的判斷來講，你肯定是願意他去你的公司，他說是，他說王能幫他做一些事，但是最根本的問題是我確實惹不起他們。因為什麼？高文華有一個叫萬家燈火的洗浴中心，王曉雲、王曉剛全能管著，你要不那樣辦，洗浴中心就開不了。高文華確實有雙重心理。
對這個案子，王亞忱能走到這一步，能夠開庭已經是很大的勝利了，不容易。但是這絕對不是一個落幕，而是剛剛開始。因為王亞忱所涉及到的東西，包括王曉雲、王曉小剛所涉及的東西都沒有查明。
這件事情，如果沒有媒體參與的話可能會被壓下去。我們去年5月18發了稿子之後，最明顯的就是第二天檢察院就把結論給高文華了。這個結論從2005年1月份就有了，到2005年5月19號才給他。如果我們沒有報導，那就不知道什麼時候給了。
高文華他哥說我們報社是他們的恩人，我說老高你不要這麼講，我很清楚媒體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只是起了一個促進的作用，具體辦案還是由公檢法來辦。但是老高跟我說，你這篇報導發了之後相當於一顆原子彈，把遼寧省所有保護王亞忱的大壩一下炸塌了。
只是，我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沒什麼膽量，如果有膽量我覺得24日那天下午還是應該去法院旁聽。我也確實怕了。我不是英雄。
5月25號中午的時候，我給我老婆打電話，她說你什麼時候回來，我說快了，她說你去這麼長時間，我說很快回來。我說你上網看一下吧，她說怎麼了，我說會有使你震驚的消息。我老婆後來說，她嚇壞了，她不停地給我的同學打電話，她要一點精神安慰。她說看完之後心裏就堵得慌，到晚上就吐了。
我哥也看到了，我哥給我打電話，說你什麼時候回來，我說我今天晚上就回來。他告訴我說，你買了票之後給我打電話，你上了車給我打電話，你下了車給我打電話，我手機今天不關機了。我說我手機快沒電了，他說沒電你給我發簡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