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學，如果說有一個副教授今年最不幸，那一定是阿憶。如果說有一個副教授今年最幸福，那也一定是阿憶。因為他不僅僅教授或主持電視節目，一不留神，還把自己也製作成新聞話題。
阿憶的不幸，在於「他是揣著一本厚厚的存摺來到北大教書」，「本來就是一個富人」(見11月9日南方週末)，結果卻被因為在新浪博客上公布自己在北大月收入4786元，並算了一筆賬，表明「靠學校那點工資很難生存和安心教學」，遭到網民炮轟。與此同時，還被冠以「哭窮教授」。
好在我們的阿憶是當了副教授才哭窮的，此前已經在電視臺掙了大把的銀子，在「哭窮」之際，剛在中關村附近新購置了一套豪宅，「300萬差1萬」，首付90萬。他自稱，計畫兩年內還清按揭月供的貸款本息460萬。為此，他又在教學之外兼了兩份差事——一個電視欄目的總策劃和一份電視雜誌的總編輯。
哭窮」教授阿憶:我本就是一個富人怎麼會哭窮?
力挺阿憶的北大副教授孔慶東
應當為阿憶住上300萬豪宅而賀喜，也為他找到每年一二百萬收入的兼職而高興。為了讓他有三喜臨門的幸福，「哭窮教授」的帽子是必須摘掉的。真正該「哭窮」的是那些說阿憶哭窮的網民，搬起石頭砸自己腳，這是中國人形容某些蠢人的一句老話。阿憶說那些網民是 「無腦人」，我是非常贊同的。稍微神經正常一點的人，誰也不會對住上300萬豪宅的教授哭窮當真。
阿憶來北大之前，「每個月的收入比5萬還要多」。所以，他說自己「每個月都是賠錢為北大工作」，我是完全相信的。以前，我只知道美國紐約市長只拿1元年薪，覺得美國富人的精神境界咋就這麼高呢！看到阿憶的表現，我覺得堪可媲美，儘管他拿的不是1元工資，而是4786元。但是，無論中外，也不論大小，富人們之間的精神總是相通的。中國的富人不一定可以當市長，卻可以去做窮教授，教書育人，從這個意義上說，興許比美國富人的境界更高一些。
阿憶以小富人的身份，「賠錢為北大工作」，固然可欽可敬，但也給北大和社會帶來不小的麻煩。他居高臨下地一算賬，在北大的收支「入不敷出」，「如果不想辦法增加收入自救，僅憑學校發的那點工資能不能活下去？」這個問題，估計著實讓學校當局頭痛不已:允許教授自救吧，中國那百十家電視臺夠北大教授兼職的嗎？不去電視臺吧，那裡還有一年一二百萬收入的兼職？更何況，教授兼職說是「不耽誤教學任務」，也許阿憶可以做到，所有的教授都能做到嗎？
十分顯然，阿憶哭窮是犯了一個邏輯學家稱之為合成推理的謬誤:由於某一原因而對個體說來是對的，便據此而認為對整體說來也是對的。這就像觀看一場精彩的足球賽，球迷們為了看得更清楚而站起來。當所有人都站起來的時候，大家都沒有看得更清楚些。今日中國，億萬富翁、千萬富翁、百萬富翁跟著老百姓一起哭窮，如同那些財大氣粗的壟斷性企業大喊「資金缺口很大」一樣。而且，誰的話語權越大，誰「哭窮」的聲音也越大。他們在混淆政府和民眾的視聽，藉以達到「愛哭的孩子多吃奶」的目的。
我們不必在這裡討論，4786元對一個剛剛調入北大的副教授來說，收入是多還是少的問題。放在整個社會各階層收入的框架下去看，4786元的月收入，副教授活得不夠舒服也許是實事，但肯定能夠活下去也是事實。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10多億中國老百姓的月收入都在4786元以下，怎麼還活得有滋有味。按照阿憶的邏輯，老百姓豈非早就活不下去，還不都跳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