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1-16 00:52:27作者：王友琴
在現實世界中，是暴君造成大批的受難者。所謂暴君，是指殘酷暴虐的有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的統治者。殘暴和絕對權力，這兩個因素使得大規模的殺戮和迫害成為可能。
在歷史的寫作中，因果關係相反：關於大量受難者的故事的記載，才使得殺戮和迫害他們的統治者得到「暴君」的惡名。比如，被納粹黨殺害的數百萬猶太人的名字和故事，使得希特勒成為人類歷史上殘暴和邪惡的代表人物之一。比如，由索爾仁尼琴和其他俄國作者揭示的「古拉格群島」中千萬囚犯遭受的虐待和迫害，使得斯大林成為那些想為其辯護者也難以辯護的共產主義暴君形象。
然而，也正是因為這種關係，在毛澤東時代被迫害、監禁和殺戮的人們的名字和故事，長久以來，一直被壓制和禁止發表。道理很是簡單：沒有了這些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毛澤東就不會成為歷史記載中的暴君。
在我寫出的數百名文革受難者的故事中，寫得相當詳細的一個人物，是文革開始階段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名叫卞仲耘。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的時候，她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５０歲，有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在校中被紅衛兵學生毆打折磨數小時後死亡。
我調查並寫出了卞仲耘的故事，中國大陸的編輯們告訴我這不會被准許發表。他們說，書籍當然都需要被審查，而關於文革的書籍，還必須特別送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審查。於是，我建立了一個電腦網站，放置卞仲耘和像她一樣的文革受難者的名單和故事。這個網站被閱讀流傳一年多以後，在２００２年３月被北京當局封鎖了。
卞仲耘這樣的一個人，一個５０歲的育有四個孩子的中學副校長，她活著，都不可能對當權者構成任何威脅，何況死後。她已經死亡近４０年了，她的名字和故事在電腦空間裡存在，會對誰不利？為什麼需要被封鎖禁止？
十分明顯，她的名字和故事，以及其他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在今天唯一可能造成的危害，是對害死他們的作惡者的名聲的危害。
把這樣一個人，一個女人、母親、中學副校長，用這樣殘忍的方式，即一群中學生紅衛兵的拳打腳踢棒打，折磨致死，橫屍操場，是十分嚴重的犯罪。而且，這遠遠不是卞仲耘一個人的遭遇。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紅衛兵運動掀起高潮的時候，在北京和全國，有一大批中學、大學和小學的教師和校長們，遭到了和卞仲耘一樣的命運。
這場紅衛兵殺戮，是毛澤東發動起來的。毛澤東扶植了紅衛兵的建立和發展。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卞仲耘所在中學建立了紅衛兵組織，５天以後，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了卞仲耘，打傷了其他一批教職員。
卞仲耘被打死四天以後，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其中聲稱「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 「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卞仲耘被打死１３天後，８月１８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集會，會見１００萬紅衛兵。卞仲耘所在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對宋的名字發表評論：「要武嘛。」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該中學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
８月１８日紅衛兵集會之後，紅衛兵暴力迅速升級擴大。在北京各中學甚至小學中，紅衛兵學生打死了一大批教職員。這種暴力殺戮嚴重到難以想像的程度。在我調查過的北京的７所女子中學裡面，在8月下旬，有兩名教員和三名校長被紅衛兵女學生活活打死，還至少有兩名教員和一名校工在被「鬥爭」後自殺身亡。在北京市中心的一所小學「寬街小學」，小學生紅衛兵在８月２７日一天裡打死了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郭文玉的丈夫也被毒打，在兩天以後死亡。
除了學校的教職員，紅衛兵學生還打死了一大批校外的城市居民。半個月裡，在北京有數千居民被打死。同時，有十萬人口被掃地出門驅逐出北京。
北京是有三千年歷史的古城。由最高統治者發動和組織青少年毆打折磨殺戮教員以及城市居民，把數千人活活打死，在三千年歷史上堪數最為殘暴的事件之一。對這一事件絕對負有責任的人該當何罪，應該很清楚。
事實上，被紅衛兵殺戮的受難者長期不被記載和報告，不是因為暴力程度不嚴重而不被注意，實際上恰恰相反，是因為太殘酷也太邪惡，是因為文革最高領導人的作用太明顯，才被長期隱瞞遮蓋。
在蘇聯，斯大林恐怖的醜聞被揭發以後，有人替斯大林辯護說是下面的人做了這些壞事，斯大林本人並不知道。但是，毛澤東顯然瞭解下面正在發生的紅衛兵殺人事件。
在卞仲耘被殺害之前，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師範學院的學生在暴力性「鬥爭會」上殺害了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很快就當面把此事報告給毛澤東和周恩來。
卞仲耘被打死的當天晚上，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就當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報告了此事。周恩來辦公室當晚就派人到該中學瞭解了情況。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沙坪被打死，副校長董光苔也同時被關在學校中遭毒打。董光苔的母親通過特殊關係遞信給毛澤東請求保護女兒生命。毛澤東接信後批示釋放了董光苔一個人。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關在學校的「勞改隊」裡繼續遭到紅衛兵的毆打折磨，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打死。
那時，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內部」情報系統也逐日向上書面報告當天北京市內有多少人被打死。
這場紅衛兵對教師的殺戮，是文革的重要一部分。其理論來源，是毛澤東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給林彪的信中所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隨後發出的文革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裡，制定了對文化教育界的攻擊部署。就這樣，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為文革的攻擊對象，就像１９５０年代的「地主」和「資本家」，作為一個群體遭到暴力攻擊。
在文革時代，１９６６年８月的紅衛兵殺戮被當作「偉大革命」的一部分，被視為紅衛兵的革命功勞。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共各省各部的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印發了表彰紅衛兵「功績」的材料《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項，是紅衛兵在８月下旬到９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１，７７２人。在那樣的文件上，受難者只有數字沒有名單，不會是因為要隱瞞他們的被害，而是顯示了對他們的生命的輕蔑。
在紅衛兵殺戮發生之後，毛澤東自己也對此作過描述。１９７０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被請到北京參加１０月１日的國慶典禮，然後住在北京近兩個月等待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東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和他談話５個小時。在中國官方正式印發的談話記錄中，毛說：對於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
斯諾在１９３６年曾經訪問延安並對外界對中共作了正面報導，因此被視為中共的朋友。他也許沒有懂毛澤東說的拿教員「開刀」是什麼意思，他的英文著述裡沒有寫到文革殺人。但是毛澤東是知道的，中國的文革經歷者也是知道的。這不是比喻性的說法。真的就是「開刀」，就是殺人見血。
人類的歷史上有過各種暴君。毛澤東所作，有的只是沿襲以前的暴君的做法。比如，希特勒殺害了幾百萬猶太人，一位學者發明一個新詞，genocide，來描述這種對一個群體的迫害和殺戮。在這種迫害和殺戮中，懲罰或殺害一個人，不是由於這一個人做了什麼，而是由於這個人屬於一個種類或者群組。文革中，卞仲耘之死和千千萬萬教育工作者被毒打被折磨甚至被殺害的故事，就屬於同樣一種迫害和殺戮，而且非常典型。筆者十多年來查訪了全中國幾百所學校，沒有發現一個學校在文革中沒有毆打侮辱折磨老師，也沒有發現一個校長沒有遭到野蠻「鬥爭」。他們被毆打，被剃「陰陽頭」，被「勞改」，被關「牛棚」，被迫寫「交待」和「檢討」，甚至被活活打死，就是因為毛澤東把他們歸入「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個類別，並對這個類別進行整體性的迫害和殺戮。
現在從電視記錄片上可以看到，１９３０年代斯大林「肅清反革命」時，預先就制定了各地區要逮捕和槍斃的兩類人的名額數字，並打字印刷出來。在記錄片上，還可以看到斯大林的親筆字條，內容是要俄羅斯的一個州增加槍斃６千６百人。這種隨心所欲寫出的殺人數字，不能不令人震動。只有暴君，才既有這樣的殘暴心腸又有執行落實殘暴理念的巨大權力。這些顯然都是罪惡的證據。我們現在還看不到中國的這一類內部材料，但是，這種預先制定數字進行迫害或者殺戮的做法，仔細閱讀大量印行的《毛澤東選集》和其他公開發表物也就可以看出。和斯大林稍有不同的是毛澤東喜歡使用百分比。在文革中，是所謂「團結百分之九十五」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在１９５７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劃出的「右派份子」的人數，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有關文章提到的百分比是一致的。在１９５１年的「鎮壓反革命」中，毛澤東寫了「各地殺反革命的數字，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在農村中，一般應不超過人口的１‰；在城市中以０.５‰為宜」。這段話的後一半在《毛澤東選集》第五捲出版的時候（１９７７年）被刪去了，顯然是因為這個比例背離法律太遠和殘忍得太露骨，但是殺人數量通過「比例」來控制的做法卻仍然保留了下來，不被認為有何不妥。
在迫害和殺戮方面，毛澤東最有特色和原創性的，應該是他的「群眾專政」思想。文革中這一短語因為被頻繁使用，一度被縮略為「群專」。毛澤東在使用軍隊、警察和監獄這些「專政機器」之外，他發動和領導普通人大量參與對「專政對象」的虐待和殺戮。紅衛兵和類似的「群眾組織」，在文革頭三年的殺戮和迫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１９６６年８月在北京的殺戮，主要就是由中學生紅衛兵來執行的，警察和法院起了輔助作用。卞仲耘等一系列教育工作者，完全是被他們昔日的學生，那時的紅衛兵，打死打殘打傷的。這種利用青少年殺人的做法，後來被「紅色高棉」所繼承。
「群眾專政」的方式，在１９６６年紅衛兵運動興起高潮之時，主要是暴力性「鬥爭會」。「鬥爭」是一個意思不明的動詞，文革中這不但意味著遭到不經任何法律程序遭到指控和判決，而且可以是侮辱，體罰，毒打，直到當眾打死。 「坐噴氣式飛機」（即把被「鬥爭」的人按倒頭部，反扭雙臂，成噴氣式飛機形狀），胸前挂寫有侮辱性罪名的大牌子，戴「高帽子」，剃去半邊頭髮成所謂「陰陽頭」，遊街，無處不見。紅衛兵裝束中的銅頭軍用皮帶，也是抽打被「鬥爭」的人的方便而富於殺傷力的工具。
在１９６８年，「群眾專政」的主要形式是「牛棚」的普遍建立。在該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全中國每一個工作單位都建立了自己的監獄，關押監禁本單位的工作人員。這種監獄後來被俗稱為「牛棚」。從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到遠離北京的鄉村小學，都建立了這種監獄。這些監獄的獄卒就是那個單位的人。在學校，學生成為獄卒的主要成員。共產黨高級幹部在１９６７年以後也大批遭到「罷官」和監禁，他們被監禁在特種監獄像「秦城」這樣的地方，由專業的警察看守。而一般老百姓中被「揪出來」的所謂「牛鬼蛇神」們，就監禁在遍佈全國的無數大大小小的「牛棚」之中。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在卞仲耘的中學有四名教員受迫害而自殺，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６２％的１９４９年前入廠的老職工被「審查」，１４名老職工被迫害致死。在北京市，「揪出的各類階級敵人」有８０，１００人，其中有３，５１２人自殺，２１９人被打死。
希特勒和斯大林沒有試圖或者也做不到在每一個工作單位或者居住社區建立這種「牛棚」，使得每一個人，如果不是被「鬥爭」和被監禁，就必須成為「鬥爭」別人的助手和幫凶，至少也得在「鬥爭會」上跟著眾人揮拳頭喊口號。文革不給人充當旁觀者的空間。毛澤東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面使得迫害深入到全國的每一個角落，一方面腐蝕了無數人的靈魂和摧毀了他們的道德底線。尤其那些充當主要打手的人們，甚至在文革之後甚至在今天，很多這樣的人在毛澤東精神遺產的庇護下，並沒有懺悔和內疚的感覺。
希特勒和斯大林並沒有留下很多具體指導如何進行迫害和虐待的文字，但是，毛澤東留下了一系列指導施行迫害的文字記錄。比如，在１９６８年５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毛澤東關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的批示。在這份毛澤東稱讚的「經驗」中，詳細介紹了召開「鬥爭會」和整人的各種細節。在其他場合，毛澤東也寫下一些「批示」，顯示出他對迫害人的具體手段方面的關注和興趣。他甚至相當自我欣賞地發明瞭一個專門名詞，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個說法給一個人數巨大的青少年群體帶來了長期的歧視和磨難。
如果貼近去看文革迫害和文革受難者的遭遇，會使得人們看清毛澤東的文革理論，文革部署和策略，也看清他個人心理的陰暗和狠毒。他的最後十年，毫不留情地清洗和害死了兩名最高權力圈子中僅次於他的第二號人物，也殺死和迫害了無數的普通人，如中小學教員，還有被迫害的人的年幼子女。毛澤東的名字，和太多的受難者連在一起。
文革中，北京大學有63人被害死，清華大學有52人被害死，北京農業大學有30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學有36人被害死。北京女三中有四人被害死。北京第四中學有三人被害死。上海育才中學有四人被害死。北京寬街小學有三人被害死。四川省井研縣馬踏鄉公社是只有30名教職員的鄉村初中，有兩名教員被害死。還有更多的人雖然活了下來，但是遭到各種折磨和侮辱。迫害和殺戮，遍及全國。
毛澤東在１９７６年死去。他死去兩年之後，新的領導人小心謹慎地開始給文革中被戴上各種罪名以及被害死的人「平反昭雪」。舉行了一系列的「骨灰安放儀式」，雖然儀式上的大量骨灰盒子都是空的，因為受難者根本沒有被准許留下骨灰。大批當年給教職員定罪用的檔案材料被燒掉。北京第八中學燒掉了整整兩大麻袋紙片，別的學校也類似。此外，一千多萬被送往農村「再教育」的城市青年終於被准許回到父母身邊。
這場「平反」還一直延伸進１９５７年甚至更早的時期的迫害。上百萬「右派份子」得到了「改正」。大批的人從監獄和勞改農場回到家中。一些在１９５０年代初就被槍斃了的人的家屬，也收到了給他們死去多年的親人「平反」的通知書。這個情況，很像在斯大林死亡後，赫魯曉夫對大批勞改營中的囚犯所作的。如果斯大林或者毛澤東不死，這種「平反」是怎麼都不可能發生的。
在１９７９年前後發生的，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平反」活動。有數千萬人得到了各種平反。應該指出，鄧小平和胡耀邦，在這場「平反」中有非常大的功績。也應該指出，這場「平反」的人道主義功績之所以那麼大，首先是因為在此之前發生的一場場迫害和虐殺的規模太大太大。
但是，鄧小平和胡耀邦在給千千萬萬受害者「平反」的實際行動的同時，也立即製造了一套關於迫害和虐殺的「理論」，也就是一套「解釋」。他們的理論主要有兩點。
一點是，文革的罪責被歸結給林彪和「四人幫」。在所有的文革後發出的正式「平反」文書中，千篇一律地寫有「受林彪、四人幫迫害」。林彪和四人幫當然對文革中千萬人的悲慘遭遇負有極大罪責。但是，他們在文革中的角色只是毛澤東的副手即幫凶。這是每個中國人都知道的事實，但是卻從來沒有人能公開譴責這一點。多年來人們一直只有聽任這樣的說法。這種說法的實際意義，是分割開了毛澤東和受難者的關係，擺脫了他的罪責。
另一點是，他們把文革對人的大規模的迫害稱之為「冤假錯案」而予以「平反」。「冤假錯案」是正常司法制度中可能發生的問題，是大系統中的失誤的個別例子。文革受難者的死亡卻不是偶然的意外事故。文革中發生的是有理論有設計有組織的迫害，受迫害者是一些很大的被預先指定的群體，迫害者則是掌握了最高權力的政黨、政府和軍隊的統治者。例如，1966年8月打殺大批教育工作者的紅衛兵暴行，能用「冤假錯案」的說法來詮釋嗎？這種說法的作用時可以縮減整體文革的罪惡，同時塗白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的罪責，首先就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罪責。
實際上，鄧小平和胡耀邦在「平反」中並沒有真的把那些案件當作「冤假錯案」來改正，他們也當然不會相信文革只是林彪和「四人幫」的罪惡。他們只是從他們的政治計畫的需要出發這樣說，並利用他們掌握的宣傳工具反覆這樣的兩個理論。至於中國的普通人，長期生活在食品匱乏、服裝破舊、住房缺乏的貧困之中，生活在害怕被當成「反革命」「階級敵人」被「揪出來」「鬥爭」的恐懼之中，生活在一千多萬青年人被迫離開父母遠去農村的無助絕望之中，總算等來了毛澤東的死亡以及因此發生的生活轉機，不能不用阿Ｑ精神來看待這樣兩個新謊言：只要能改變文革的做法就好了，對怎麼解釋文革何必費心呢。再說，老百姓也絕無權利在報刊上發表不同意見。
由於看到斯大林雖死但是其影響猶在，蘇聯詩人葉甫圖申科寫過一首詩說，要檢查檢查斯大林的墳墓裡是否有一架電話，半夜裡他還在那兒發號施令。中國的情況不同。毛澤東不需要暗連的電話。毛澤東的屍體供奉在天安門廣場上，他的巨幅畫像高懸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威力直接使得受難者們的名字成為禁區，不能印刷在報紙雜誌上，也不准展示在電腦網路空間中。
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是：當暴君不予受難者安息之地的時候，應該讓他安息嗎？
所謂「暴君」，是一種老式的說法。在現代的司法正義體系中，這種人應該是罪犯的一種，是「群體滅絕罪」的罪犯之中的主犯，一種因其有大權力而犯下大罪惡的特種罪犯。在千萬受難者和一個暴君的對立中，雖然現在仍然是暴君佔據了權力的上風地位，但是在歷史和道德的法庭上，罪犯終將被審判。
在歷史的寫作中，因果關係相反：關於大量受難者的故事的記載，才使得殺戮和迫害他們的統治者得到「暴君」的惡名。比如，被納粹黨殺害的數百萬猶太人的名字和故事，使得希特勒成為人類歷史上殘暴和邪惡的代表人物之一。比如，由索爾仁尼琴和其他俄國作者揭示的「古拉格群島」中千萬囚犯遭受的虐待和迫害，使得斯大林成為那些想為其辯護者也難以辯護的共產主義暴君形象。
然而，也正是因為這種關係，在毛澤東時代被迫害、監禁和殺戮的人們的名字和故事，長久以來，一直被壓制和禁止發表。道理很是簡單：沒有了這些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毛澤東就不會成為歷史記載中的暴君。
在我寫出的數百名文革受難者的故事中，寫得相當詳細的一個人物，是文革開始階段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名叫卞仲耘。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的時候，她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５０歲，有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在校中被紅衛兵學生毆打折磨數小時後死亡。
我調查並寫出了卞仲耘的故事，中國大陸的編輯們告訴我這不會被准許發表。他們說，書籍當然都需要被審查，而關於文革的書籍，還必須特別送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審查。於是，我建立了一個電腦網站，放置卞仲耘和像她一樣的文革受難者的名單和故事。這個網站被閱讀流傳一年多以後，在２００２年３月被北京當局封鎖了。
卞仲耘這樣的一個人，一個５０歲的育有四個孩子的中學副校長，她活著，都不可能對當權者構成任何威脅，何況死後。她已經死亡近４０年了，她的名字和故事在電腦空間裡存在，會對誰不利？為什麼需要被封鎖禁止？
十分明顯，她的名字和故事，以及其他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在今天唯一可能造成的危害，是對害死他們的作惡者的名聲的危害。
把這樣一個人，一個女人、母親、中學副校長，用這樣殘忍的方式，即一群中學生紅衛兵的拳打腳踢棒打，折磨致死，橫屍操場，是十分嚴重的犯罪。而且，這遠遠不是卞仲耘一個人的遭遇。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紅衛兵運動掀起高潮的時候，在北京和全國，有一大批中學、大學和小學的教師和校長們，遭到了和卞仲耘一樣的命運。
這場紅衛兵殺戮，是毛澤東發動起來的。毛澤東扶植了紅衛兵的建立和發展。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卞仲耘所在中學建立了紅衛兵組織，５天以後，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了卞仲耘，打傷了其他一批教職員。
卞仲耘被打死四天以後，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其中聲稱「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 「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卞仲耘被打死１３天後，８月１８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集會，會見１００萬紅衛兵。卞仲耘所在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對宋的名字發表評論：「要武嘛。」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該中學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
８月１８日紅衛兵集會之後，紅衛兵暴力迅速升級擴大。在北京各中學甚至小學中，紅衛兵學生打死了一大批教職員。這種暴力殺戮嚴重到難以想像的程度。在我調查過的北京的７所女子中學裡面，在8月下旬，有兩名教員和三名校長被紅衛兵女學生活活打死，還至少有兩名教員和一名校工在被「鬥爭」後自殺身亡。在北京市中心的一所小學「寬街小學」，小學生紅衛兵在８月２７日一天裡打死了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郭文玉的丈夫也被毒打，在兩天以後死亡。
除了學校的教職員，紅衛兵學生還打死了一大批校外的城市居民。半個月裡，在北京有數千居民被打死。同時，有十萬人口被掃地出門驅逐出北京。
北京是有三千年歷史的古城。由最高統治者發動和組織青少年毆打折磨殺戮教員以及城市居民，把數千人活活打死，在三千年歷史上堪數最為殘暴的事件之一。對這一事件絕對負有責任的人該當何罪，應該很清楚。
事實上，被紅衛兵殺戮的受難者長期不被記載和報告，不是因為暴力程度不嚴重而不被注意，實際上恰恰相反，是因為太殘酷也太邪惡，是因為文革最高領導人的作用太明顯，才被長期隱瞞遮蓋。
在蘇聯，斯大林恐怖的醜聞被揭發以後，有人替斯大林辯護說是下面的人做了這些壞事，斯大林本人並不知道。但是，毛澤東顯然瞭解下面正在發生的紅衛兵殺人事件。
在卞仲耘被殺害之前，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師範學院的學生在暴力性「鬥爭會」上殺害了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很快就當面把此事報告給毛澤東和周恩來。
卞仲耘被打死的當天晚上，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就當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報告了此事。周恩來辦公室當晚就派人到該中學瞭解了情況。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沙坪被打死，副校長董光苔也同時被關在學校中遭毒打。董光苔的母親通過特殊關係遞信給毛澤東請求保護女兒生命。毛澤東接信後批示釋放了董光苔一個人。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關在學校的「勞改隊」裡繼續遭到紅衛兵的毆打折磨，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打死。
那時，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內部」情報系統也逐日向上書面報告當天北京市內有多少人被打死。
這場紅衛兵對教師的殺戮，是文革的重要一部分。其理論來源，是毛澤東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給林彪的信中所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隨後發出的文革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裡，制定了對文化教育界的攻擊部署。就這樣，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為文革的攻擊對象，就像１９５０年代的「地主」和「資本家」，作為一個群體遭到暴力攻擊。
在文革時代，１９６６年８月的紅衛兵殺戮被當作「偉大革命」的一部分，被視為紅衛兵的革命功勞。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共各省各部的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印發了表彰紅衛兵「功績」的材料《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項，是紅衛兵在８月下旬到９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１，７７２人。在那樣的文件上，受難者只有數字沒有名單，不會是因為要隱瞞他們的被害，而是顯示了對他們的生命的輕蔑。
在紅衛兵殺戮發生之後，毛澤東自己也對此作過描述。１９７０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被請到北京參加１０月１日的國慶典禮，然後住在北京近兩個月等待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東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和他談話５個小時。在中國官方正式印發的談話記錄中，毛說：對於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
斯諾在１９３６年曾經訪問延安並對外界對中共作了正面報導，因此被視為中共的朋友。他也許沒有懂毛澤東說的拿教員「開刀」是什麼意思，他的英文著述裡沒有寫到文革殺人。但是毛澤東是知道的，中國的文革經歷者也是知道的。這不是比喻性的說法。真的就是「開刀」，就是殺人見血。
人類的歷史上有過各種暴君。毛澤東所作，有的只是沿襲以前的暴君的做法。比如，希特勒殺害了幾百萬猶太人，一位學者發明一個新詞，genocide，來描述這種對一個群體的迫害和殺戮。在這種迫害和殺戮中，懲罰或殺害一個人，不是由於這一個人做了什麼，而是由於這個人屬於一個種類或者群組。文革中，卞仲耘之死和千千萬萬教育工作者被毒打被折磨甚至被殺害的故事，就屬於同樣一種迫害和殺戮，而且非常典型。筆者十多年來查訪了全中國幾百所學校，沒有發現一個學校在文革中沒有毆打侮辱折磨老師，也沒有發現一個校長沒有遭到野蠻「鬥爭」。他們被毆打，被剃「陰陽頭」，被「勞改」，被關「牛棚」，被迫寫「交待」和「檢討」，甚至被活活打死，就是因為毛澤東把他們歸入「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個類別，並對這個類別進行整體性的迫害和殺戮。
現在從電視記錄片上可以看到，１９３０年代斯大林「肅清反革命」時，預先就制定了各地區要逮捕和槍斃的兩類人的名額數字，並打字印刷出來。在記錄片上，還可以看到斯大林的親筆字條，內容是要俄羅斯的一個州增加槍斃６千６百人。這種隨心所欲寫出的殺人數字，不能不令人震動。只有暴君，才既有這樣的殘暴心腸又有執行落實殘暴理念的巨大權力。這些顯然都是罪惡的證據。我們現在還看不到中國的這一類內部材料，但是，這種預先制定數字進行迫害或者殺戮的做法，仔細閱讀大量印行的《毛澤東選集》和其他公開發表物也就可以看出。和斯大林稍有不同的是毛澤東喜歡使用百分比。在文革中，是所謂「團結百分之九十五」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在１９５７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劃出的「右派份子」的人數，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有關文章提到的百分比是一致的。在１９５１年的「鎮壓反革命」中，毛澤東寫了「各地殺反革命的數字，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在農村中，一般應不超過人口的１‰；在城市中以０.５‰為宜」。這段話的後一半在《毛澤東選集》第五捲出版的時候（１９７７年）被刪去了，顯然是因為這個比例背離法律太遠和殘忍得太露骨，但是殺人數量通過「比例」來控制的做法卻仍然保留了下來，不被認為有何不妥。
在迫害和殺戮方面，毛澤東最有特色和原創性的，應該是他的「群眾專政」思想。文革中這一短語因為被頻繁使用，一度被縮略為「群專」。毛澤東在使用軍隊、警察和監獄這些「專政機器」之外，他發動和領導普通人大量參與對「專政對象」的虐待和殺戮。紅衛兵和類似的「群眾組織」，在文革頭三年的殺戮和迫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１９６６年８月在北京的殺戮，主要就是由中學生紅衛兵來執行的，警察和法院起了輔助作用。卞仲耘等一系列教育工作者，完全是被他們昔日的學生，那時的紅衛兵，打死打殘打傷的。這種利用青少年殺人的做法，後來被「紅色高棉」所繼承。
「群眾專政」的方式，在１９６６年紅衛兵運動興起高潮之時，主要是暴力性「鬥爭會」。「鬥爭」是一個意思不明的動詞，文革中這不但意味著遭到不經任何法律程序遭到指控和判決，而且可以是侮辱，體罰，毒打，直到當眾打死。 「坐噴氣式飛機」（即把被「鬥爭」的人按倒頭部，反扭雙臂，成噴氣式飛機形狀），胸前挂寫有侮辱性罪名的大牌子，戴「高帽子」，剃去半邊頭髮成所謂「陰陽頭」，遊街，無處不見。紅衛兵裝束中的銅頭軍用皮帶，也是抽打被「鬥爭」的人的方便而富於殺傷力的工具。
在１９６８年，「群眾專政」的主要形式是「牛棚」的普遍建立。在該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全中國每一個工作單位都建立了自己的監獄，關押監禁本單位的工作人員。這種監獄後來被俗稱為「牛棚」。從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到遠離北京的鄉村小學，都建立了這種監獄。這些監獄的獄卒就是那個單位的人。在學校，學生成為獄卒的主要成員。共產黨高級幹部在１９６７年以後也大批遭到「罷官」和監禁，他們被監禁在特種監獄像「秦城」這樣的地方，由專業的警察看守。而一般老百姓中被「揪出來」的所謂「牛鬼蛇神」們，就監禁在遍佈全國的無數大大小小的「牛棚」之中。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在卞仲耘的中學有四名教員受迫害而自殺，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６２％的１９４９年前入廠的老職工被「審查」，１４名老職工被迫害致死。在北京市，「揪出的各類階級敵人」有８０，１００人，其中有３，５１２人自殺，２１９人被打死。
希特勒和斯大林沒有試圖或者也做不到在每一個工作單位或者居住社區建立這種「牛棚」，使得每一個人，如果不是被「鬥爭」和被監禁，就必須成為「鬥爭」別人的助手和幫凶，至少也得在「鬥爭會」上跟著眾人揮拳頭喊口號。文革不給人充當旁觀者的空間。毛澤東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面使得迫害深入到全國的每一個角落，一方面腐蝕了無數人的靈魂和摧毀了他們的道德底線。尤其那些充當主要打手的人們，甚至在文革之後甚至在今天，很多這樣的人在毛澤東精神遺產的庇護下，並沒有懺悔和內疚的感覺。
希特勒和斯大林並沒有留下很多具體指導如何進行迫害和虐待的文字，但是，毛澤東留下了一系列指導施行迫害的文字記錄。比如，在１９６８年５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毛澤東關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的批示。在這份毛澤東稱讚的「經驗」中，詳細介紹了召開「鬥爭會」和整人的各種細節。在其他場合，毛澤東也寫下一些「批示」，顯示出他對迫害人的具體手段方面的關注和興趣。他甚至相當自我欣賞地發明瞭一個專門名詞，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個說法給一個人數巨大的青少年群體帶來了長期的歧視和磨難。
如果貼近去看文革迫害和文革受難者的遭遇，會使得人們看清毛澤東的文革理論，文革部署和策略，也看清他個人心理的陰暗和狠毒。他的最後十年，毫不留情地清洗和害死了兩名最高權力圈子中僅次於他的第二號人物，也殺死和迫害了無數的普通人，如中小學教員，還有被迫害的人的年幼子女。毛澤東的名字，和太多的受難者連在一起。
文革中，北京大學有63人被害死，清華大學有52人被害死，北京農業大學有30人被害死，西安交通大學有36人被害死。北京女三中有四人被害死。北京第四中學有三人被害死。上海育才中學有四人被害死。北京寬街小學有三人被害死。四川省井研縣馬踏鄉公社是只有30名教職員的鄉村初中，有兩名教員被害死。還有更多的人雖然活了下來，但是遭到各種折磨和侮辱。迫害和殺戮，遍及全國。
毛澤東在１９７６年死去。他死去兩年之後，新的領導人小心謹慎地開始給文革中被戴上各種罪名以及被害死的人「平反昭雪」。舉行了一系列的「骨灰安放儀式」，雖然儀式上的大量骨灰盒子都是空的，因為受難者根本沒有被准許留下骨灰。大批當年給教職員定罪用的檔案材料被燒掉。北京第八中學燒掉了整整兩大麻袋紙片，別的學校也類似。此外，一千多萬被送往農村「再教育」的城市青年終於被准許回到父母身邊。
這場「平反」還一直延伸進１９５７年甚至更早的時期的迫害。上百萬「右派份子」得到了「改正」。大批的人從監獄和勞改農場回到家中。一些在１９５０年代初就被槍斃了的人的家屬，也收到了給他們死去多年的親人「平反」的通知書。這個情況，很像在斯大林死亡後，赫魯曉夫對大批勞改營中的囚犯所作的。如果斯大林或者毛澤東不死，這種「平反」是怎麼都不可能發生的。
在１９７９年前後發生的，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平反」活動。有數千萬人得到了各種平反。應該指出，鄧小平和胡耀邦，在這場「平反」中有非常大的功績。也應該指出，這場「平反」的人道主義功績之所以那麼大，首先是因為在此之前發生的一場場迫害和虐殺的規模太大太大。
但是，鄧小平和胡耀邦在給千千萬萬受害者「平反」的實際行動的同時，也立即製造了一套關於迫害和虐殺的「理論」，也就是一套「解釋」。他們的理論主要有兩點。
一點是，文革的罪責被歸結給林彪和「四人幫」。在所有的文革後發出的正式「平反」文書中，千篇一律地寫有「受林彪、四人幫迫害」。林彪和四人幫當然對文革中千萬人的悲慘遭遇負有極大罪責。但是，他們在文革中的角色只是毛澤東的副手即幫凶。這是每個中國人都知道的事實，但是卻從來沒有人能公開譴責這一點。多年來人們一直只有聽任這樣的說法。這種說法的實際意義，是分割開了毛澤東和受難者的關係，擺脫了他的罪責。
另一點是，他們把文革對人的大規模的迫害稱之為「冤假錯案」而予以「平反」。「冤假錯案」是正常司法制度中可能發生的問題，是大系統中的失誤的個別例子。文革受難者的死亡卻不是偶然的意外事故。文革中發生的是有理論有設計有組織的迫害，受迫害者是一些很大的被預先指定的群體，迫害者則是掌握了最高權力的政黨、政府和軍隊的統治者。例如，1966年8月打殺大批教育工作者的紅衛兵暴行，能用「冤假錯案」的說法來詮釋嗎？這種說法的作用時可以縮減整體文革的罪惡，同時塗白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的罪責，首先就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罪責。
實際上，鄧小平和胡耀邦在「平反」中並沒有真的把那些案件當作「冤假錯案」來改正，他們也當然不會相信文革只是林彪和「四人幫」的罪惡。他們只是從他們的政治計畫的需要出發這樣說，並利用他們掌握的宣傳工具反覆這樣的兩個理論。至於中國的普通人，長期生活在食品匱乏、服裝破舊、住房缺乏的貧困之中，生活在害怕被當成「反革命」「階級敵人」被「揪出來」「鬥爭」的恐懼之中，生活在一千多萬青年人被迫離開父母遠去農村的無助絕望之中，總算等來了毛澤東的死亡以及因此發生的生活轉機，不能不用阿Ｑ精神來看待這樣兩個新謊言：只要能改變文革的做法就好了，對怎麼解釋文革何必費心呢。再說，老百姓也絕無權利在報刊上發表不同意見。
由於看到斯大林雖死但是其影響猶在，蘇聯詩人葉甫圖申科寫過一首詩說，要檢查檢查斯大林的墳墓裡是否有一架電話，半夜裡他還在那兒發號施令。中國的情況不同。毛澤東不需要暗連的電話。毛澤東的屍體供奉在天安門廣場上，他的巨幅畫像高懸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威力直接使得受難者們的名字成為禁區，不能印刷在報紙雜誌上，也不准展示在電腦網路空間中。
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是：當暴君不予受難者安息之地的時候，應該讓他安息嗎？
所謂「暴君」，是一種老式的說法。在現代的司法正義體系中，這種人應該是罪犯的一種，是「群體滅絕罪」的罪犯之中的主犯，一種因其有大權力而犯下大罪惡的特種罪犯。在千萬受難者和一個暴君的對立中，雖然現在仍然是暴君佔據了權力的上風地位，但是在歷史和道德的法庭上，罪犯終將被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