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1-16 21:53:31作者：
由於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完善，在私企、外企工作的職業女性被迫在回家與工作之間作出艱難選擇。今年27歲的曉梅懷孕前在天津的一傢俬企工作，懷孕七個月的時候就辭職回家了。現在曉梅的兒子已經兩歲，兩年多來，曉梅沒有出去工作，每天在家裡帶孩子做家務，已經從一名職業女性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家庭主婦。
近年來，不少女性出於不同的目的，選擇了辭職去生孩子。有人出於自願，但更多的是一種無奈選擇。堅持工作還是辭職？這是職業女性在事業和家庭之間面臨的一場艱難取捨。
曉梅的丈夫在一家外企上班，是一家三口的經濟來源。曉梅告訴《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我們現在的生活雖然不算富裕，但是有計畫地花也還不錯，如果我出去工作，就要請保姆來看孩子，總覺得保姆未必盡心，而且從孩子的早期教育考慮，自己帶也比較好。」
孩子的早期教育對孩子非常關鍵。國外的研究表明：孩子一生中前七年接受的教育對成年後人格和觀念的形成至關重要。不少母親同曉梅的想法類似。出於培養子女的角度考慮，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她們放棄工作，選擇回家做一名全職太太。
知名情感博客女寫手魚順順在兩年前辭去了電臺主持的工作，做起了主要職責是照顧一對龍鳳胎的家庭「煮婦」。人在山東的魚順順透過電話告訴《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我在電臺做了8年的DJ，懷孕6個月就休產假了。孩子出生後，家裡雇著兩個保姆開銷很大，我就藉著這個機會乾脆回家做主婦了。我在家一邊做家務照顧孩子，一邊寫寫博客，並應約在各家媒體上寫寫文章。
後來電臺叫我回去，我放棄了。現在雖然收入比在電臺的時候稍微少一點，但是自由的空間大了。而且在家待久了，人就變懶了，不願意再出去過那種忙碌的日子了。」「對於一個三十多歲的女性來說，主動放棄工作是很難的，在作了經濟上的考量後，我才作出了這個選擇。」魚順順認為自己的選擇很實際。她說，丈夫是公務員，家裡有房有車，兩個人必須有一方工作要保持穩定，另一個人辭職才可行。
現在北京一家公司當會計的閻菲憶及九年前因要回江蘇老家生孩子而辭職仍感到十分無奈，「我在北京沒有親戚，老公上班又忙，沒有時間照顧我，我只能回老家生孩子，有爸媽還可以照應一下，可是這一趟長途跋涉，至少也要一年的時間才能回到北京上班，而我當時的那家單位是個私營的小企業，根本不可能讓我休那麼久的產假，沒辦法，我只好辭職了。」閻菲在江蘇爸媽家休養了一年多才帶著孩子回到北京，重新找了份工作。這一年多的時間裏，她沒有任何收入而且與丈夫兩地分居。
回老家生孩子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外來人口中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一來是因為在外面沒人照顧，二來也會有經濟方面的考慮，尤其是那些收入並不穩定的年輕夫婦，大城市的生育費用以及產後花費是家鄉的好幾倍，很多人寧可買張幾百塊錢的火車票，也要回老家生孩子。
有人為了生孩子主動選擇了辭職，但有的女性沒有選擇辭職，卻也因生孩子而失了業。儘管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系統正日漸完善，生育保險已經成為保障系統的重要內容，但是因生育可能會失去工作的擔憂依然存在。
以北京為例：2005年7月1日實施的《北京市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規定》規定，北京城鎮企業將被強制要求為具有本市戶口的職工，包括男職工投保參加生育保險，並為其繳納保險費。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劉然在孕期趕上了北京市的這個新規定，劉然安心地請了一年的產假，公司也按照規定為她支付了所有的生育費用和津貼。
產假剛過了一半，劉然覺得身體恢復得不錯，孩子也有家人幫著帶，就準備提前回去上班，可是這時單位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前的位置已經有人接替，而且做得很好，領導並沒有想要劉然繼續做原工作的意願，而其他的崗位也都不缺人。每天去單位無所事事，甚至連座位都沒有，百般無奈的劉然只好自己走人了。
同樣就職於一家大型外企的李小姐說，一般外企不會計較支付女職工生育醫療費用和產假工資，關鍵是崗位是「一個蘿蔔一個坑，你休產假，工作誰來做」？李小姐向《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抱怨：「生育險雖然緩解了暫時的經濟負擔，但是無法解決女性休產假時職位被頂替的問題。」
生育險的受益對象條件在不少城市都有嚴格的限定，因為沒有工作地的戶口，很多已工作了的已婚育齡女性是無法得到這種社會保障的，她們的情況更值得政府和社會關注。
曾經在一家媒體工作的程露在發現自己懷孕的時候，如實向領導匯報了情況，領導聽後，當即就暗示她如果她現在休產假，很可能就會失去這份工作。程露想起曾經有一個同事因為怕丟掉升職機會，現在都快40歲了也沒敢要孩子，而且身邊還有其他這類的例子。然而，經過反覆考慮，程露覺得在生孩子的問題上不能讓步，於是主動提出了辭職申請。「雖然辭職是主動的，但是這個決定是被迫作出的。」現在已經為人母的程露已經有了新的工作，但是想起當年的事情依然覺得虧得慌。
辭職生孩子和生完孩子發現自己失了業，這兩個看似相悖的行為本質上是統一的。因為無論是選擇工作還是選擇家庭，對於現在的中國女性而言，這的確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中國女性該如何更好地理解和處理這個問題？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女性主義》主編、女性主義學者荒林認為，每個女性在決定生育子女的時候都會反覆思量要孩子還是要工作的問題，她們給出的答案也因具體情況而不同。這個衡量的主要依據還是經濟因素，是從家庭整體利益考慮的一個成本投入和未來收益的經濟學計算。生育就是一項人力資源的投資，凡是投資都有風險。這是職業女性必須要面對的。
從社會整體看，長期不工作做全職主婦的人還是少數，大部分人還是把辭職回家帶孩子作為人生的一個短暫階段，等孩子大些了，很多女性會重新回歸社會。當然也有部分女性長期選擇這種生活狀態並把此當作自己的職業。職業家庭化也就是社會職業多元化的一種表現，這種觀念在西方已經被普遍接受。這種生活模式是需要相對的經濟安全保障的，丈夫要具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家庭有穩定的收入才可以辦到。在德國、美國這種家庭模式是非常流行的，一個人在外面勞動獲取有形資產，一個人在家裡創造無形資本。而在中國現階段，這還只是小眾現象。
此外，經濟上沒有壓力的產婦在精神上同樣承受著巨大的考驗，一些無法適應生活突然改變的女性會感到寂寞、抑鬱，這就要求女性調整自我認知感。人的生育作為人力資源的投資，和人類其他生產勞動一樣重要，是為整個世界創造財富。觀念的改變和自我價值的認可對調節主婦心理至關重要。
荒林認為，現在部分中國女性可以在工作和家庭之間進行選擇，這是一個進步，但是與男人不需要作出選擇就可以得到事業和家庭比起來，女人依然顯得弱勢。女人要在工作與帶孩子之間做出選擇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只有女人在選擇，而男人則不需要選擇。在國外，如果家庭經濟預算結果是女人出去上班的收入比男人更多些，那留在家裡照顧孩子的就是男人，也就是說男人也要參與到這個選擇中來，這樣才是合理的。
近年來，不少女性出於不同的目的，選擇了辭職去生孩子。有人出於自願，但更多的是一種無奈選擇。堅持工作還是辭職？這是職業女性在事業和家庭之間面臨的一場艱難取捨。
曉梅的丈夫在一家外企上班，是一家三口的經濟來源。曉梅告訴《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我們現在的生活雖然不算富裕，但是有計畫地花也還不錯，如果我出去工作，就要請保姆來看孩子，總覺得保姆未必盡心，而且從孩子的早期教育考慮，自己帶也比較好。」
孩子的早期教育對孩子非常關鍵。國外的研究表明：孩子一生中前七年接受的教育對成年後人格和觀念的形成至關重要。不少母親同曉梅的想法類似。出於培養子女的角度考慮，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她們放棄工作，選擇回家做一名全職太太。
知名情感博客女寫手魚順順在兩年前辭去了電臺主持的工作，做起了主要職責是照顧一對龍鳳胎的家庭「煮婦」。人在山東的魚順順透過電話告訴《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我在電臺做了8年的DJ，懷孕6個月就休產假了。孩子出生後，家裡雇著兩個保姆開銷很大，我就藉著這個機會乾脆回家做主婦了。我在家一邊做家務照顧孩子，一邊寫寫博客，並應約在各家媒體上寫寫文章。
後來電臺叫我回去，我放棄了。現在雖然收入比在電臺的時候稍微少一點，但是自由的空間大了。而且在家待久了，人就變懶了，不願意再出去過那種忙碌的日子了。」「對於一個三十多歲的女性來說，主動放棄工作是很難的，在作了經濟上的考量後，我才作出了這個選擇。」魚順順認為自己的選擇很實際。她說，丈夫是公務員，家裡有房有車，兩個人必須有一方工作要保持穩定，另一個人辭職才可行。
現在北京一家公司當會計的閻菲憶及九年前因要回江蘇老家生孩子而辭職仍感到十分無奈，「我在北京沒有親戚，老公上班又忙，沒有時間照顧我，我只能回老家生孩子，有爸媽還可以照應一下，可是這一趟長途跋涉，至少也要一年的時間才能回到北京上班，而我當時的那家單位是個私營的小企業，根本不可能讓我休那麼久的產假，沒辦法，我只好辭職了。」閻菲在江蘇爸媽家休養了一年多才帶著孩子回到北京，重新找了份工作。這一年多的時間裏，她沒有任何收入而且與丈夫兩地分居。
回老家生孩子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外來人口中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一來是因為在外面沒人照顧，二來也會有經濟方面的考慮，尤其是那些收入並不穩定的年輕夫婦，大城市的生育費用以及產後花費是家鄉的好幾倍，很多人寧可買張幾百塊錢的火車票，也要回老家生孩子。
有人為了生孩子主動選擇了辭職，但有的女性沒有選擇辭職，卻也因生孩子而失了業。儘管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系統正日漸完善，生育保險已經成為保障系統的重要內容，但是因生育可能會失去工作的擔憂依然存在。
以北京為例：2005年7月1日實施的《北京市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規定》規定，北京城鎮企業將被強制要求為具有本市戶口的職工，包括男職工投保參加生育保險，並為其繳納保險費。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劉然在孕期趕上了北京市的這個新規定，劉然安心地請了一年的產假，公司也按照規定為她支付了所有的生育費用和津貼。
產假剛過了一半，劉然覺得身體恢復得不錯，孩子也有家人幫著帶，就準備提前回去上班，可是這時單位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前的位置已經有人接替，而且做得很好，領導並沒有想要劉然繼續做原工作的意願，而其他的崗位也都不缺人。每天去單位無所事事，甚至連座位都沒有，百般無奈的劉然只好自己走人了。
同樣就職於一家大型外企的李小姐說，一般外企不會計較支付女職工生育醫療費用和產假工資，關鍵是崗位是「一個蘿蔔一個坑，你休產假，工作誰來做」？李小姐向《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抱怨：「生育險雖然緩解了暫時的經濟負擔，但是無法解決女性休產假時職位被頂替的問題。」
生育險的受益對象條件在不少城市都有嚴格的限定，因為沒有工作地的戶口，很多已工作了的已婚育齡女性是無法得到這種社會保障的，她們的情況更值得政府和社會關注。
曾經在一家媒體工作的程露在發現自己懷孕的時候，如實向領導匯報了情況，領導聽後，當即就暗示她如果她現在休產假，很可能就會失去這份工作。程露想起曾經有一個同事因為怕丟掉升職機會，現在都快40歲了也沒敢要孩子，而且身邊還有其他這類的例子。然而，經過反覆考慮，程露覺得在生孩子的問題上不能讓步，於是主動提出了辭職申請。「雖然辭職是主動的，但是這個決定是被迫作出的。」現在已經為人母的程露已經有了新的工作，但是想起當年的事情依然覺得虧得慌。
辭職生孩子和生完孩子發現自己失了業，這兩個看似相悖的行為本質上是統一的。因為無論是選擇工作還是選擇家庭，對於現在的中國女性而言，這的確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中國女性該如何更好地理解和處理這個問題？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女性主義》主編、女性主義學者荒林認為，每個女性在決定生育子女的時候都會反覆思量要孩子還是要工作的問題，她們給出的答案也因具體情況而不同。這個衡量的主要依據還是經濟因素，是從家庭整體利益考慮的一個成本投入和未來收益的經濟學計算。生育就是一項人力資源的投資，凡是投資都有風險。這是職業女性必須要面對的。
從社會整體看，長期不工作做全職主婦的人還是少數，大部分人還是把辭職回家帶孩子作為人生的一個短暫階段，等孩子大些了，很多女性會重新回歸社會。當然也有部分女性長期選擇這種生活狀態並把此當作自己的職業。職業家庭化也就是社會職業多元化的一種表現，這種觀念在西方已經被普遍接受。這種生活模式是需要相對的經濟安全保障的，丈夫要具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家庭有穩定的收入才可以辦到。在德國、美國這種家庭模式是非常流行的，一個人在外面勞動獲取有形資產，一個人在家裡創造無形資本。而在中國現階段，這還只是小眾現象。
此外，經濟上沒有壓力的產婦在精神上同樣承受著巨大的考驗，一些無法適應生活突然改變的女性會感到寂寞、抑鬱，這就要求女性調整自我認知感。人的生育作為人力資源的投資，和人類其他生產勞動一樣重要，是為整個世界創造財富。觀念的改變和自我價值的認可對調節主婦心理至關重要。
荒林認為，現在部分中國女性可以在工作和家庭之間進行選擇，這是一個進步，但是與男人不需要作出選擇就可以得到事業和家庭比起來，女人依然顯得弱勢。女人要在工作與帶孩子之間做出選擇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只有女人在選擇，而男人則不需要選擇。在國外，如果家庭經濟預算結果是女人出去上班的收入比男人更多些，那留在家裡照顧孩子的就是男人，也就是說男人也要參與到這個選擇中來，這樣才是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