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出了個黨言川。不是出了個毛澤東，是黨言川，文革時代名震中原的大造反派。他的造反，在40年後的若干精英人士看來，不僅極其愚昧，而且毫無價值。但是，在當時人們的感受中，那是17年漫漫長夜中升騰而起的一顆啟明星！黨言川和他的同代人，雖然沒有高級的民主理論，但他們心腑中煎滾著的對黑暗的憎惡和對自由的渴望，似乎比今人強烈得多。
1966年夏，正當北京深陷入權貴「紅衛兵」所製造的紅色恐怖之際，河南省卻冒出一個震動全省的平民造反派組織——「鄭大聯委」。它的靈魂人物，正是那個即將成為標誌性人物的鄭州大學中文系學生黨言川。黨言川以其對農民的深刻同情和對壓迫者的無比憤恨，影響了「鄭大聯委」的政治立場。據歷史記載，「鄭大聯委」是8月21日成立的。第13天，即9月3日，這個初生的羽毛未豐的造反派組織就發出一份《火急呼籲書》，其勢若野火，迅即燃遍中原大地。
呼籲書寫道：「多少年來，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樣子，五千萬河南人民被窮白兩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尤其是在1958年以來，出現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問題和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這些事件，必須徹底追查清楚，堅決地把根子挖出來！……」——整整40年過去，今人已很難體味那種石破天驚的震撼。雖然呼籲書使用的仍然是毛式概念和語言，但眾多戰戰兢兢苟活於專政歲月的人們，即刻就看出了那逼人的劍氣——這是衝著共產黨、毛澤東去了！在共產黨治下，河南人民頭上壓著「兩座大山」！1958年（高舉三面紅旗高歌猛進的火紅年代）以來，出現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事件」——反了！反了！真真反了！
心有靈犀一點通。河南人無須猜測，就明晰所謂「駭人聽聞的」即「信陽事件」等慘絕人寰的大規模餓死人事件。那一時代，中共無法指稱那些遍及全國的大飢饉，只好以中性詞彙「事件」來搪塞，如「信陽事件」、「環江事件」、「遵義事件」等等。至今我們仍然難以理解黨言川及其戰友們的蓋世勇猛：他們剛剛鍛造出長劍，第一次拔劍出鞘就直逼對手之命門！下罷戰表，翌日（9 月4日）便成立「專揪吳芝圃戰鬥隊」，派人專程去廣州抓捕前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大飢荒製造者吳芝圃。再一日，9月5日，「鄭大聯委」這個年輕的造反派組織聯絡召集了「省會各界革命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線煽風點火大會」。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奇蹟！但歷史如此記錄：「來自鄭州、開封、新鄉、洛陽、許昌等地一百多個單位的工人、農民、幹部學生及外地來鄭串聯的師生五萬多人參加了大會。」造反的長劍一旦出鞘，就再也沒有插回去：在這個會上，黨言川和他的戰友們毫不含糊地開始追究餓死三分之一人民的「信陽事件」。
6天之後，9月11日，「鄭大聯委」第二次主持全省各界炮打省委大會。吳芝圃沒有抓回來，就把現任省委副書記、副省長趙文甫推上臺，掛上「歷史反革命」的牌子。有當時在場者紀登奎等官員不滿，當場質問大會主席：你們說趙文甫是歷史反革命，有什麼根據？——在這裡，在造反派和中共官員之間發生了一點有趣的名實錯位：在中共官話裡，「歷史反革命」特指內戰時期的政治反對派。省委副書記趙某至多是犯錯誤的共產黨幹部，稱「黑幫」可也，如何成了死敵國民黨？但紀登奎先生沒有站在造反派方面想一想：大飢荒已然過去6、7年，稱之為歷史也不為過。關鍵在「反革命」三字，參與大量餓死黎民百姓，不是反革命還是革命？邏輯大約是這樣的：既然「反革命」是「最壞的」，你們這些視百姓為芻狗的共干如何不是「反革命」！
40年後，當我們試圖復原歷史圖景時深感疑惑：在當年共產黨之鐵打江山，小小黨言川如何能一呼百應，在短短數日內組織起兩次聲勢浩大的全省性集會，聲討前任省委書記，批鬥現任省委副書記？首要的條件，當然是毛澤東對造反的肯定。在此之前，或非議一位基層共干，或張貼一張巴掌大的小字報，皆為逆反，入十惡不赦之罪。1966年，毛為了整肅政敵，不得不與人民臨時結盟，於是造反不僅被允許，並且成了「繼續革命」之「首創精神」了。說文革肇始於毛澤東的煽動，這句話十分正確，過分正確，不僅寫入官方決議、宣傳綱要，並成為全社會之共識。據說，在「現代迷信」的蠱惑下，中國人整個是瘋的，「造反」二字之前，就必須加上一個限制詞，叫「奉旨」造反。什麼造反派，不就是毛澤東的一群狗嗎！請看一看河南，看一看黨言川！毛澤東似乎並沒有煽動他們來反對自己， 但黨言川們義旗一舉，便兵鋒直指老毛的痛處。1966年夏，河南人在省城一次又一次盛大集會，看上去紅旗如海，然而其背後所湧動的，並非領袖崇拜的瘋癲，而是大飢饉倖存者岩漿般的仇憤。今天，那些被活活餓死的罹難者對我們而言不過是一些沒有體溫的數字，40年前不是這樣。對40年前的河南人來說，他們屍骸未腐，墳土猶新，尚為新鬼，那數以百萬計的幽靈還在人間徘徊。
在1966年盛夏那種譎詭的風向不定的時刻，黨言川抓住「造反有理」的聖旨，趁機造反了！
不管是誰，只要代表了被壓迫被欺凌者的情感和意志，他就會成為歷史的中心。振臂一呼間，一個岌岌無名的小人物就成了為民請命的英雄。
在黨言川和他的戰友公開扯旗造反之前，1966年8月，河南出現了兩個至關重要的文本。（有云：文革不過是比賽革命的革命。哪裡有什麼造反、人民文革？口說無憑，請拿出文本來。讓文本說話。）
其一，鄭州大學貼出一份轟動性大字報，題目是「千刀萬剮吳芝圃」。鄭州是轉抄，原作是光山縣一位青年學生。題目十分暴力血腥，今天的先生淑女們大約會皺起眉頭，說吳芝圃也有他的人權，「千刀萬剮」總是不合適的。這當然很政治正確，但吳芝圃當年卻是把他治下的黎民百姓「千刀萬剮」了。再說了，吳芝圃那樣的高官，也是草民百姓們夠得著的嗎？從下文將會看到，下了臺的吳芝圃都有軍隊保護。——讓我們回到文本——大字報說，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吳芝圃，製造了「信陽事件」及信陽事件中最嚴重的「光山事件」：
（引文，異體字）自1959年重陽節吃最後一口米飯（指基本斷糧——鄭注）至60年春，光山縣4、50萬人被打死餓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在最嚴重的時侯，走一段路就會遇見幾具屍體，妻離子散、全家自殺、全家餓死者數不勝數，人民遭到了大劫殺、財產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壞，其慘狀不堪耳聞目睹，痛苦不堪回憶，筆墨無法描述！要知道58、59兩年光山縣的糧食獲得了大豐收啊！可是59年連種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篩下幾粒糧食也得上交，哪裡談得上口糧！……（引文完）
我希望能夠找到這份大字報的全文。它應該進入將來建立的文革博物館。
我為什麼說吳芝圃先生當年把黎民百姓「千刀萬剮」了呢？我為何如此怒不可遏地使用暴力語言呢？因為吳芝圃先生和他的同僚們曾盡情揮灑暴力，把共產暴力傳統發揮到令人難以想像的程度。其冷血，其創造力，皆可謂登峰造極。今人已不明白何以能大規模餓死人了。沒吃的了還不會逃荒嗎？往哪裡逃呢？古代餓死人，是災區面積過大，等斷糧後再逃荒就走不出去了。本朝卻是在每一路口、車站、碼頭遍佈軍警民兵，不准逃荒，不准給「三面紅旗」和地方官抹黑。光山縣大字報上出現了「打死」二字，未加解釋。當時的人們都知道，那是因為逼糧。今人知道不知道，那就難說了。不知不為恥，時代不一樣了。就怕遇上那號智商低下者，上來就罵餓死活該，誰讓你們「畝產萬斤」呢！——餓死的不是「放衛星」的，誰是誰還沒搞清呢！「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老毛愛大躍進，各級黨官就大放「高產衛星」。牛皮吹大了，糧食卻交不出去，就從農民嘴裡摳。村隊幹部也怕餓死，就和百姓勾結，「瞞產私分」。「父母官」們的辦法就是一個字：「打」，毒打，往死裡打！最後把飼料糧、口糧、甚至種子糧盡行掠去，再派出軍警民兵防堵逃荒。（甘肅曾發布過這樣一條「死命令」：「不准外逃，堅守崗位，凡靠近鐵路一百米內的作偷越邊境論，一律格殺勿論！」）那一年，河南全省糧食產量只有281億斤，吳芝圃們竟高估（並高報）為702億斤。這顆「衛星」一升天，河南人就只有下地獄！兩個數字往那兒一擺，成批餓死人的慘劇已勢難挽回。作家白樺是河南人氏，後來回老家息縣一帶作了些初步調查：息縣639個村莊死絕。鄰近的固始縣，400個村莊死絕。
文本之二，是被當作罪證公諸於世的黨言川的一封私人信件。1962 年，黨言川給新鄉師院的同學寫了這封信，4年後，新鄉師院文革工作組組長丁某竟然奇蹟般地得到了這封信的原本。我們不能不向「組織」的階級嗅覺脫帽致敬！以今天的某些「思想徹底」的朋友們的眼光來看，這封信深受黨文化浸染，實在與自由民主人權法撾薰亍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