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1-22 02:58:59作者：鄭義
毛髮動文革的真實意圖，據我研究，確是為了奪回「旁落」之大權。（麥克法誇爾在他的著名著作《文革大革命的起源》中有相當有說服力的論述。）有研究者認為毛也有革命理想的成分。也許不便徹底否定，但我敢說那成分是極其稀薄的，有如萬米高天的空氣。1966年，毛在和他的同志們攤牌之前，曾暗中調動軍隊，完全控制了北京及其外圍的局勢。這一點，我們不懂，但峰層的權勢人物懂。延安「整風運動」時他們就領教過一次了。當毛明確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走資派」，特別是進入「打倒」和「奪權」高潮之後，毛和全黨官員的矛盾日益公開化、白熱化。強烈的抵制從中南海懷仁堂開始，一群老將軍拍了桌子，葉劍英拍斷了指骨。雖然他們沒有控制京畿地區軍隊，但有十足的把握掌握全國軍隊。記得是第二天，葉劍英就以中央軍委名義發下了一封信件，扭轉了毛的文革路線，史稱「二月逆流」。葉劍英們對軍隊的情緒估計得很準：幾乎是一瞬之間，各地軍隊都開始嚴厲鎮壓。運動又回到文革之初劉鄧文革工作組專政時期：不是批鬥走資派，而是鎮壓反革命了。
河南風雲突變。
省軍區介入運動，打擊造反派「鄭大聯委」，扶持 「十大總部」 （典型的保皇派）和「河南造總」（從造反派中分裂）。河南當地叫「二月黑風」。「鄭大聯委」被軍區宣布為「非法組織」，勒令解散。黨言川鋃鐺入獄。
軍隊動手「鎮反」我是略有見識的。那是在成都，軍頭一句話，馬上就是軍隊全副武裝出動，全省抓人。軍區用飛機撒傳單，硬是把造反派大本營四川大學撒成了一個冰雪世界！河南也不遑多讓，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的《告全省人民書》也是用飛機空投的。這就是河南民諺「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之由來。當然，官軍想鎮壓的不只是一個黨言川。大批造反派領袖、骨幹甚至普通成員被捕入獄。沒有進監獄的，也要「投案自首」、公開批鬥。如同中共建政後歷次政治整肅運動一樣，河南造反派也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擊為齏粉。造反派蒐集整理的大飢荒材料被抄走，從廣東揪回來的罪魁吳芝圃也被官軍保護起來。那位剛剛被造反派批得「靠邊站」的趙文甫省委副書記，按奈不住反攻倒算的狂喜，多次給軍區政委何運洪寫信，說軍隊的鎮壓「大長了無產階級志氣，大滅了保皇派威風」，「大破了資產階級控制，真正出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你們幹得好！你們要幹到底！」
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軍隊把「四大」變成了「大鎮壓，大逮捕，大登記，大請罪」，把文革變成了「鎮反」。（有人對文革時期的「四大」甚為不屑，認為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對這種高論，我是竭誠擁護的。但是，無論在1966還是2006的中國，在這種令人窒息的高壓社會，能說一句話，總比勒住喉嚨要好。「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總比「大鎮壓，大逮捕，大登記，大請罪」要好。）官軍祭起了他們的「四大」，一下子把河南搞了個天地翻覆：造反派成了「反革命」，「保守派」成了「造反派」。這種「大翻個兒」確實把人翻糊塗了，40年後的今天，不是還沒翻明白嗎？鄧共恨造反派，說造反派反共。「自由派知識份子」也恨造反派，不是恨他們反共，而是恨不反共。造反派就成了垃圾箱、污水桶，成了投射仇恨的箭垛。文革結束後，官方宣傳機構進而以「造反派」來稱呼所有群眾組織。如此一來，保守派的那些諸如北京「紅八月」式的大抄家、大屠殺、大遣返，那些諸如大興屠殺、道縣屠殺、賓陽屠殺、武宣吃人、廣西屠殺等等臭不可聞的屎盆子，就悉數扣到造反派頭上。
讓我們回到1967年春天。河南省軍區鐵腕鎮壓造反派，「大鎮壓，大逮捕，大登記，大請罪」還不能徹底壓趴下，就組織武鬥，製造了一系列攻打、圍剿二七公社派（造反派）的流血事件，致使造反派群眾傷殘數百人，死亡數十人。後來，在清理「三種人」（實際上是一種人：造反派）的「揭批查」運動中，造反派遭到更加嚴酷的清算。凡是參加過造反派的，「人人檢查、層層過關。農村搞到生產隊，工廠搞到車間班組，機關到公務員、炊事員，街道辦事處也要揪出‘幫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漿糊桶的也不能放過’。」後來的一位省委書記李慶偉先生公然宣稱：「文化大革命中對領導幹部動一指頭的，也算打砸搶。」（一丁：《試析河南省文革的幾個特點》）造反派造了一年的反，被清算的時間長達十多年。僅「揭批查」運動就是七年（1977—1983），整肅二七公社派和支持過二七公社派的幹部5萬多人，取消黨員資格10萬6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擊判刑」2400人，（以上均為官方數字），加上親屬子女因受株連而被審查處理、不提工資、不評技術職稱等不計其數。例如一個焦作市，判刑96人，捕了318人，勞教37人，隨意關押一兩年再釋放的185人，死亡11人。一段時間內，全省各監獄中關押的「文革罪」犯約佔半數以上，使參加過造反派的人人自危。（原河南省委常委 趙俊峰：《就河南揭批查的歷史遺留問題向黨中央反映的情況和意見》）
為什麼會這樣？
——保守派和受到過民眾衝擊的「走資派」上了臺。
河南民諺曰：「一派升天，一派坐監。」
負責「揭批查」運動的河南省中共紀委書記趙文甫、付書記李蔚，原來就是保守派的領軍人物，現在由他們來操刀了。
我需要花上一點篇幅來介紹這兩位人物。
趙文甫何許人也？河南文革第二號「走資派」。今人一見「走資派」三字，就以為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那一「派」、務實派、開明派。風馬牛不相及也！那不過是一面枷，一頂帽子，想整誰就給誰戴上。趙文甫同志不是黨內開明派，而是貨真價實的毛派。有三樁事，河南人永輩子忘不了他。
第一樁，叫「反右翻番」： 1958年春，全國反右運動已基本結束。趙文甫下去巡視，認為不夠徹底，要「補課」。這一下不要緊，全省右派總數翻了一番。第二樁叫「打小潘復生」：潘復生是大躍進時期的省委第一書記，對農民還算不錯。廬山會議之後，被第二書記吳芝圃和這位趙文甫以「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罪名打下去。河南農民的評價是：「跟著潘復生，一天吃一斤，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這個「苦」有多大呢？大約餓死400萬—500萬人。本來不至於餓死這麼多人，架不住趙文甫追隨吳芝圃在全省到處「反右傾」，「插紅旗，拔白旗」，把20萬體恤下情的黨員、幹部打成「小潘復生」，為更大規模的逼糧餓死人掃清了道路。因此，趙文甫不僅僅是反右、大躍進、公社化運動的狂熱推行者，而且是反右傾運動的主將。河南大飢荒有他一份罄竹難書的特大功勞。還有一樁叫「骨灰投機」，比較有趣，算得上一個有頭有尾的小段子。1969年11月，劉少奇慘死於河南，骨灰被秘密保存在一軍。軍隊換防時，一軍領導將劉少奇骨灰盒移交省委，劉建勛交代省委付秘書長霍雲橋放省委機要室保存。文革後期，此事被趙文甫得知，大喜過望：「好哇，劉建勛竟敢包庇黨內最大走資派!憑這個鐵證，非跟他算帳不可。」趙準備將劉建勛置於死地，以獵人的耐心等待著最佳時機。不料局勢丕變，不旋踵毛逝世，江青被捕，劉平反，王光美來河南迎取骨灰了。此時，劉建勛成了毛線上的人，下臺了。趙文甫搖身一變，親自將骨灰盒交給王光美，並陪同進京，參加追悼會，電視、報紙上撈足了政治資本。還說自己是「戴著走資派的帽子，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了劉少奇同志的骨灰盒……」前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趙俊峰給了他一個相當客觀的評價：「趙文甫平時不幹工作，專門在來運動時整人，這是河南廣大幹部都知道的。」——這樣一個雙手沾滿河南人民鮮血的凶手、政客，黨言川和河南百姓起來反了一下，反錯了？反不得嗎？
另一個操刀的人物叫李蔚，河南省中共紀委付書記、省檢察院副檢察長。文革中是大保皇派，由省委內部的保皇派骨幹一直高升為全省保皇派聯合體「十大總部」第一號領袖。他在文革期間不過是一個處長級別的省委秘書，但在圍剿造反派，策劃組織指揮大型武鬥方面，有著特殊的能量和貢獻。今人一說起文革武鬥，立刻就恨恨地戟指道：造反派！鄧共太仇恨造反派了，那真是情深似海！造反派不僅遭到殘酷報復，在輿論一律的中國，還成了一切罪惡的淵藪。真實的河南文革史偏偏要挑戰這一指控：主要的，大型的武鬥，其策劃組織者並非造反派，而是有著槍桿子當靠山的保守派。
當時解決各省文革衝突，中南海多令各方派代表赴京談判。河南軍頭何運洪知道不佔天時地利，壓根兒就不打算赴京談判。他要在他的三畝七分地裡把造反派鏟除掉，造成既成事實。於是一邊假惺惺地召集各方協商赴京談判名單，一邊給他的頂頭上司武漢軍區陳再道、鐘漢華打報告，稱：「關於召集各方到北京談判問題，我們擬採取限制鄭大聯委等組織一方代表名額的辦法，把談判的時間拖下去。……目前鄭州形勢正在急劇地向好的方面發展，右派力量正在土崩瓦解。……所以談判時間越向後拖，對鄭大聯委越不利。他們必將越拖越垮，以至完全解體。」接下來，3月6日，軍方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揭開了「鎮反」的序幕。既然是「非法組織」了，還有什麼可談呢？河運洪先生就親自往北京打電話了：「……河南的兩派只剩了一派，我們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談判了。」 但造反派並沒有被徹底壓垮，軍方就開始策劃武鬥，借保守派之力，把造反派消滅。有資料證明，一些重大武鬥事件，「突發」之前，軍區頭頭都是事先知道的。按照當時中樞的命令，軍隊必須制止武鬥，不能袖手旁觀。軍方自有錦囊妙計——陳再道、鐘漢華指示何運洪：武鬥開始不要去部隊，只去一些人或宣傳車看看就行了，等打得差不多了再去部隊。何運洪欣然執行，等保守派把造反派打殺得差不多了，軍隊才去做做樣子。
河南武鬥，基本上是保守派依仗軍方支持挑起的。但是罪名全部加在了造反派頭上，因為保守派掌了權。天道好還，文革結束後，河南發現了一份策劃一系列大型武鬥的原始會議記錄，被戲稱為「出土文物」。 北京幾家報社的記者把這份文件一直捅到了中紀委、中指委(中共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出土文物」真實再現了當年（1967年）策劃武鬥的詳細過程。憑保皇做官的李蔚等人，皆榜上有名。可是，那些像李蔚這樣鎮壓造反民眾的武鬥策劃指揮者，像趙文甫這樣惡貫滿盈的毛派餘孽，都掌握了鎮壓之權，在對造反派的大報復中，再次用無辜者的血去染紅他們的頂戴花翎。
1969年6月1日，毛澤東在停於鄭州的專列上接見了劉建勛、紀登奎，問：「你們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哪一派嗎？支持的是對的嘛！黨言川怎樣？」
劉建勛回答說：「他是省革委委員（應為常委——原引者注），表現不太好，我們批評幫助他，他給中央寫了一個檢討。」據說這個檢討是黨言川參加省委常委時寫的，內容是「端正」對「三面紅旗」的看法。作為中共高級官員，劉完全明晰毛問「黨言川怎樣」的弦外之音。黨言川和他的戰友們猛烈攻擊「三面紅旗」、大揭人造大飢荒，其矛頭，最終是指向毛澤東的。在需要煽起民憤以對付政敵之際，毛和劉建勛們可以暫不干涉，網開一面。當毛的戰略目標達成之後，他們找後帳來了。當時被「結合」進各級權力機構的造反派，經由架空、削權，最後交給在文革中被過程性打倒的共幹趙文甫們和死保共產專政的保守派李蔚們去全權處置了。
河南多數幹部是支持造反派的。那是在毛和懷仁堂老帥們鬥法勝利之後，那是在峰層一邊倒支持造反派之後所作的政治選擇。毛逝世後，他們也遭到嚴厲整肅。不管他們如何喊冤，說他們是好人，趙文甫、李蔚之流才是壞人，幾屆省委過去，一概無人過問。因為，（有省委高官透露：）「是鄧小平同志支持河南這樣作的」。——這就對了。
前述劉少奇骨灰是由一軍所秘密存放。一軍的頭頭是誰？何運洪。何運洪不是把揭露大飢荒的黨言川們往死裡整嗎？為何又甘冒風險保存同樣是揭露大飢荒的劉少奇的骨灰？何運洪神精錯亂了嗎？
鄧小平同樣是反對大躍進的「務實派」領袖人物，黨言川和造反派揭露大飢荒，（據今人理解）應該是一家人才對。為何他反而支持掩蓋大飢荒的保守派，必欲置黨言川們於死地而後快呢？鄧小平神精錯亂了嗎？
——他們誰都沒神精錯亂，是我們這些書生氣十足的人神精錯亂了。從根本上，何運洪、鄧小平們都是毛派，都是一黨專制的締造者和捍衛者。他們和毛的矛盾，是共產黨的內務、家事。他們所抵制的，不是共產黨對人民的專政，而僅僅是毛翻臉無情的權爭。至於奴役和鎮壓人民，他們和毛並無本質差別。所以之前才會有劉少奇的暴力土改，鄧小平的反右，劉鄧的文革工作組；所以其後才會有鄧小平的清算造反派和六四屠殺。他們看到骨髓裡頭去了：文革造反派，無論舉什麼旗，唱什麼歌，骨子裡所反對的都是他們的命根子——共產黨專制。
自中共建政以來所有的大規模政治迫害和整肅，已悉數被否定。地、富、反、壞、右、資、黑等等等等，都已經獲得昭雪平反。至今還壓在五指山下的，獨有文革造反派了。走資派平反前後歷時3年；右派平反至遲不過20餘年；地富與歷史反革命平反時間較為漫長，最長者也不過30來年；文革造反派，從遭到反攻倒算那一天起，已經整整37年了！造反派實在是把共產黨打疼了！
鄧小平們要給子民們留下千年之規：永遠不准反抗！永遠！
所以他說，必須徹底否定文革！
他所謂「徹底」二字，對準的就是人民的反抗。
我並不想反其道而行之，對造反運動作全面肯定。多年前我曾寫道：「利用皇帝反貪官，即利用現成的道統與法統反抗暴政，具有極大的合法性而不易招致立即鎮壓，容易形成聲勢浩大的規模，但無法擺脫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禁錮。因為這種意識形態的謊言已經成為‘奉旨造反’合法性之依據。奉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之名，就必然落入編織得十分嚴密的極權主義謊言之網。如果是不自覺地利用，就會束縛我們的思想，以謊言為真實，反而‘弄假成真’，加強了謊言的欺騙性；即便是自覺地利用，也會使我們‘作繭自縛’，在歷史機遇真正到來之際難以超越這早已腐朽的政治框架，提出真正的民主訴求。」（鄭義：《兩個文化大革命芻議》，1997年）
但我敬佩大造反派黨言川。
他和他的戰友們不僅趁機造反，還越旨造反，甚至抗旨造反了。
在那個極度黑暗的歲月裡，他義無反顧地為數以百萬計慘死於苛政下的百姓申冤復仇，劍峰直指暴君。僅此一舉，便應永垂史冊！
黨言川的星辰曾一度高高升起，以自己璀璨的光芒照耀大地。然後便墜入暗夜，永遠熄滅。人們只知道他後來蹲過大牢，出獄後去向不明，莫知所終。他還活著嗎？也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在一份當年的小報上，我找到了十餘字的肖像：中等個子，戴眼鏡，蓬鬆的頭髮，是長發。就這些了。一副書生氣。有云：「書生造反，三年不成。」可不是嗎，黨言川造反的歷史也就是三年，也是造反不成。但文革造反派岩漿般的仇恨與狂飆式的反抗，使鄧小平登基之後不得不執行造反運動之遺囑，大赦天下，改革開放。「成王敗寇」，應該是沒有多少話可說的了。但是，比起那些動口不動手的君子，黨言川們至少是試過一把了！
在中國人追求自由的英雄系譜上，黨言川應有一席之地。新一代未經統治者洗腦的人們，將會承認他的英勇反抗。兩千年前，司馬遷就曾經給失敗的造反派作傳，並極度尊崇地列入帝王世家。被壓迫被凌辱者的反抗總是合符人性的。只要人世上還存在不義，再過兩千年也不會改變。不承認呢？不承認就不承認。那陣兒的人，活得沒有今人精細。扯旗造反之際，有誰想過歷史地位，成敗得失嗎？沒有。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反就反了！
（全文完）
河南風雲突變。
省軍區介入運動，打擊造反派「鄭大聯委」，扶持 「十大總部」 （典型的保皇派）和「河南造總」（從造反派中分裂）。河南當地叫「二月黑風」。「鄭大聯委」被軍區宣布為「非法組織」，勒令解散。黨言川鋃鐺入獄。
軍隊動手「鎮反」我是略有見識的。那是在成都，軍頭一句話，馬上就是軍隊全副武裝出動，全省抓人。軍區用飛機撒傳單，硬是把造反派大本營四川大學撒成了一個冰雪世界！河南也不遑多讓，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的《告全省人民書》也是用飛機空投的。這就是河南民諺「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之由來。當然，官軍想鎮壓的不只是一個黨言川。大批造反派領袖、骨幹甚至普通成員被捕入獄。沒有進監獄的，也要「投案自首」、公開批鬥。如同中共建政後歷次政治整肅運動一樣，河南造反派也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擊為齏粉。造反派蒐集整理的大飢荒材料被抄走，從廣東揪回來的罪魁吳芝圃也被官軍保護起來。那位剛剛被造反派批得「靠邊站」的趙文甫省委副書記，按奈不住反攻倒算的狂喜，多次給軍區政委何運洪寫信，說軍隊的鎮壓「大長了無產階級志氣，大滅了保皇派威風」，「大破了資產階級控制，真正出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你們幹得好！你們要幹到底！」
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軍隊把「四大」變成了「大鎮壓，大逮捕，大登記，大請罪」，把文革變成了「鎮反」。（有人對文革時期的「四大」甚為不屑，認為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對這種高論，我是竭誠擁護的。但是，無論在1966還是2006的中國，在這種令人窒息的高壓社會，能說一句話，總比勒住喉嚨要好。「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總比「大鎮壓，大逮捕，大登記，大請罪」要好。）官軍祭起了他們的「四大」，一下子把河南搞了個天地翻覆：造反派成了「反革命」，「保守派」成了「造反派」。這種「大翻個兒」確實把人翻糊塗了，40年後的今天，不是還沒翻明白嗎？鄧共恨造反派，說造反派反共。「自由派知識份子」也恨造反派，不是恨他們反共，而是恨不反共。造反派就成了垃圾箱、污水桶，成了投射仇恨的箭垛。文革結束後，官方宣傳機構進而以「造反派」來稱呼所有群眾組織。如此一來，保守派的那些諸如北京「紅八月」式的大抄家、大屠殺、大遣返，那些諸如大興屠殺、道縣屠殺、賓陽屠殺、武宣吃人、廣西屠殺等等臭不可聞的屎盆子，就悉數扣到造反派頭上。
讓我們回到1967年春天。河南省軍區鐵腕鎮壓造反派，「大鎮壓，大逮捕，大登記，大請罪」還不能徹底壓趴下，就組織武鬥，製造了一系列攻打、圍剿二七公社派（造反派）的流血事件，致使造反派群眾傷殘數百人，死亡數十人。後來，在清理「三種人」（實際上是一種人：造反派）的「揭批查」運動中，造反派遭到更加嚴酷的清算。凡是參加過造反派的，「人人檢查、層層過關。農村搞到生產隊，工廠搞到車間班組，機關到公務員、炊事員，街道辦事處也要揪出‘幫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漿糊桶的也不能放過’。」後來的一位省委書記李慶偉先生公然宣稱：「文化大革命中對領導幹部動一指頭的，也算打砸搶。」（一丁：《試析河南省文革的幾個特點》）造反派造了一年的反，被清算的時間長達十多年。僅「揭批查」運動就是七年（1977—1983），整肅二七公社派和支持過二七公社派的幹部5萬多人，取消黨員資格10萬6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擊判刑」2400人，（以上均為官方數字），加上親屬子女因受株連而被審查處理、不提工資、不評技術職稱等不計其數。例如一個焦作市，判刑96人，捕了318人，勞教37人，隨意關押一兩年再釋放的185人，死亡11人。一段時間內，全省各監獄中關押的「文革罪」犯約佔半數以上，使參加過造反派的人人自危。（原河南省委常委 趙俊峰：《就河南揭批查的歷史遺留問題向黨中央反映的情況和意見》）
為什麼會這樣？
——保守派和受到過民眾衝擊的「走資派」上了臺。
河南民諺曰：「一派升天，一派坐監。」
負責「揭批查」運動的河南省中共紀委書記趙文甫、付書記李蔚，原來就是保守派的領軍人物，現在由他們來操刀了。
我需要花上一點篇幅來介紹這兩位人物。
趙文甫何許人也？河南文革第二號「走資派」。今人一見「走資派」三字，就以為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那一「派」、務實派、開明派。風馬牛不相及也！那不過是一面枷，一頂帽子，想整誰就給誰戴上。趙文甫同志不是黨內開明派，而是貨真價實的毛派。有三樁事，河南人永輩子忘不了他。
第一樁，叫「反右翻番」： 1958年春，全國反右運動已基本結束。趙文甫下去巡視，認為不夠徹底，要「補課」。這一下不要緊，全省右派總數翻了一番。第二樁叫「打小潘復生」：潘復生是大躍進時期的省委第一書記，對農民還算不錯。廬山會議之後，被第二書記吳芝圃和這位趙文甫以「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罪名打下去。河南農民的評價是：「跟著潘復生，一天吃一斤，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這個「苦」有多大呢？大約餓死400萬—500萬人。本來不至於餓死這麼多人，架不住趙文甫追隨吳芝圃在全省到處「反右傾」，「插紅旗，拔白旗」，把20萬體恤下情的黨員、幹部打成「小潘復生」，為更大規模的逼糧餓死人掃清了道路。因此，趙文甫不僅僅是反右、大躍進、公社化運動的狂熱推行者，而且是反右傾運動的主將。河南大飢荒有他一份罄竹難書的特大功勞。還有一樁叫「骨灰投機」，比較有趣，算得上一個有頭有尾的小段子。1969年11月，劉少奇慘死於河南，骨灰被秘密保存在一軍。軍隊換防時，一軍領導將劉少奇骨灰盒移交省委，劉建勛交代省委付秘書長霍雲橋放省委機要室保存。文革後期，此事被趙文甫得知，大喜過望：「好哇，劉建勛竟敢包庇黨內最大走資派!憑這個鐵證，非跟他算帳不可。」趙準備將劉建勛置於死地，以獵人的耐心等待著最佳時機。不料局勢丕變，不旋踵毛逝世，江青被捕，劉平反，王光美來河南迎取骨灰了。此時，劉建勛成了毛線上的人，下臺了。趙文甫搖身一變，親自將骨灰盒交給王光美，並陪同進京，參加追悼會，電視、報紙上撈足了政治資本。還說自己是「戴著走資派的帽子，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了劉少奇同志的骨灰盒……」前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趙俊峰給了他一個相當客觀的評價：「趙文甫平時不幹工作，專門在來運動時整人，這是河南廣大幹部都知道的。」——這樣一個雙手沾滿河南人民鮮血的凶手、政客，黨言川和河南百姓起來反了一下，反錯了？反不得嗎？
另一個操刀的人物叫李蔚，河南省中共紀委付書記、省檢察院副檢察長。文革中是大保皇派，由省委內部的保皇派骨幹一直高升為全省保皇派聯合體「十大總部」第一號領袖。他在文革期間不過是一個處長級別的省委秘書，但在圍剿造反派，策劃組織指揮大型武鬥方面，有著特殊的能量和貢獻。今人一說起文革武鬥，立刻就恨恨地戟指道：造反派！鄧共太仇恨造反派了，那真是情深似海！造反派不僅遭到殘酷報復，在輿論一律的中國，還成了一切罪惡的淵藪。真實的河南文革史偏偏要挑戰這一指控：主要的，大型的武鬥，其策劃組織者並非造反派，而是有著槍桿子當靠山的保守派。
當時解決各省文革衝突，中南海多令各方派代表赴京談判。河南軍頭何運洪知道不佔天時地利，壓根兒就不打算赴京談判。他要在他的三畝七分地裡把造反派鏟除掉，造成既成事實。於是一邊假惺惺地召集各方協商赴京談判名單，一邊給他的頂頭上司武漢軍區陳再道、鐘漢華打報告，稱：「關於召集各方到北京談判問題，我們擬採取限制鄭大聯委等組織一方代表名額的辦法，把談判的時間拖下去。……目前鄭州形勢正在急劇地向好的方面發展，右派力量正在土崩瓦解。……所以談判時間越向後拖，對鄭大聯委越不利。他們必將越拖越垮，以至完全解體。」接下來，3月6日，軍方宣布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揭開了「鎮反」的序幕。既然是「非法組織」了，還有什麼可談呢？河運洪先生就親自往北京打電話了：「……河南的兩派只剩了一派，我們不再派代表去北京談判了。」 但造反派並沒有被徹底壓垮，軍方就開始策劃武鬥，借保守派之力，把造反派消滅。有資料證明，一些重大武鬥事件，「突發」之前，軍區頭頭都是事先知道的。按照當時中樞的命令，軍隊必須制止武鬥，不能袖手旁觀。軍方自有錦囊妙計——陳再道、鐘漢華指示何運洪：武鬥開始不要去部隊，只去一些人或宣傳車看看就行了，等打得差不多了再去部隊。何運洪欣然執行，等保守派把造反派打殺得差不多了，軍隊才去做做樣子。
河南武鬥，基本上是保守派依仗軍方支持挑起的。但是罪名全部加在了造反派頭上，因為保守派掌了權。天道好還，文革結束後，河南發現了一份策劃一系列大型武鬥的原始會議記錄，被戲稱為「出土文物」。 北京幾家報社的記者把這份文件一直捅到了中紀委、中指委(中共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出土文物」真實再現了當年（1967年）策劃武鬥的詳細過程。憑保皇做官的李蔚等人，皆榜上有名。可是，那些像李蔚這樣鎮壓造反民眾的武鬥策劃指揮者，像趙文甫這樣惡貫滿盈的毛派餘孽，都掌握了鎮壓之權，在對造反派的大報復中，再次用無辜者的血去染紅他們的頂戴花翎。
1969年6月1日，毛澤東在停於鄭州的專列上接見了劉建勛、紀登奎，問：「你們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哪一派嗎？支持的是對的嘛！黨言川怎樣？」
劉建勛回答說：「他是省革委委員（應為常委——原引者注），表現不太好，我們批評幫助他，他給中央寫了一個檢討。」據說這個檢討是黨言川參加省委常委時寫的，內容是「端正」對「三面紅旗」的看法。作為中共高級官員，劉完全明晰毛問「黨言川怎樣」的弦外之音。黨言川和他的戰友們猛烈攻擊「三面紅旗」、大揭人造大飢荒，其矛頭，最終是指向毛澤東的。在需要煽起民憤以對付政敵之際，毛和劉建勛們可以暫不干涉，網開一面。當毛的戰略目標達成之後，他們找後帳來了。當時被「結合」進各級權力機構的造反派，經由架空、削權，最後交給在文革中被過程性打倒的共幹趙文甫們和死保共產專政的保守派李蔚們去全權處置了。
河南多數幹部是支持造反派的。那是在毛和懷仁堂老帥們鬥法勝利之後，那是在峰層一邊倒支持造反派之後所作的政治選擇。毛逝世後，他們也遭到嚴厲整肅。不管他們如何喊冤，說他們是好人，趙文甫、李蔚之流才是壞人，幾屆省委過去，一概無人過問。因為，（有省委高官透露：）「是鄧小平同志支持河南這樣作的」。——這就對了。
前述劉少奇骨灰是由一軍所秘密存放。一軍的頭頭是誰？何運洪。何運洪不是把揭露大飢荒的黨言川們往死裡整嗎？為何又甘冒風險保存同樣是揭露大飢荒的劉少奇的骨灰？何運洪神精錯亂了嗎？
鄧小平同樣是反對大躍進的「務實派」領袖人物，黨言川和造反派揭露大飢荒，（據今人理解）應該是一家人才對。為何他反而支持掩蓋大飢荒的保守派，必欲置黨言川們於死地而後快呢？鄧小平神精錯亂了嗎？
——他們誰都沒神精錯亂，是我們這些書生氣十足的人神精錯亂了。從根本上，何運洪、鄧小平們都是毛派，都是一黨專制的締造者和捍衛者。他們和毛的矛盾，是共產黨的內務、家事。他們所抵制的，不是共產黨對人民的專政，而僅僅是毛翻臉無情的權爭。至於奴役和鎮壓人民，他們和毛並無本質差別。所以之前才會有劉少奇的暴力土改，鄧小平的反右，劉鄧的文革工作組；所以其後才會有鄧小平的清算造反派和六四屠殺。他們看到骨髓裡頭去了：文革造反派，無論舉什麼旗，唱什麼歌，骨子裡所反對的都是他們的命根子——共產黨專制。
自中共建政以來所有的大規模政治迫害和整肅，已悉數被否定。地、富、反、壞、右、資、黑等等等等，都已經獲得昭雪平反。至今還壓在五指山下的，獨有文革造反派了。走資派平反前後歷時3年；右派平反至遲不過20餘年；地富與歷史反革命平反時間較為漫長，最長者也不過30來年；文革造反派，從遭到反攻倒算那一天起，已經整整37年了！造反派實在是把共產黨打疼了！
鄧小平們要給子民們留下千年之規：永遠不准反抗！永遠！
所以他說，必須徹底否定文革！
他所謂「徹底」二字，對準的就是人民的反抗。
我並不想反其道而行之，對造反運動作全面肯定。多年前我曾寫道：「利用皇帝反貪官，即利用現成的道統與法統反抗暴政，具有極大的合法性而不易招致立即鎮壓，容易形成聲勢浩大的規模，但無法擺脫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禁錮。因為這種意識形態的謊言已經成為‘奉旨造反’合法性之依據。奉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之名，就必然落入編織得十分嚴密的極權主義謊言之網。如果是不自覺地利用，就會束縛我們的思想，以謊言為真實，反而‘弄假成真’，加強了謊言的欺騙性；即便是自覺地利用，也會使我們‘作繭自縛’，在歷史機遇真正到來之際難以超越這早已腐朽的政治框架，提出真正的民主訴求。」（鄭義：《兩個文化大革命芻議》，1997年）
但我敬佩大造反派黨言川。
他和他的戰友們不僅趁機造反，還越旨造反，甚至抗旨造反了。
在那個極度黑暗的歲月裡，他義無反顧地為數以百萬計慘死於苛政下的百姓申冤復仇，劍峰直指暴君。僅此一舉，便應永垂史冊！
黨言川的星辰曾一度高高升起，以自己璀璨的光芒照耀大地。然後便墜入暗夜，永遠熄滅。人們只知道他後來蹲過大牢，出獄後去向不明，莫知所終。他還活著嗎？也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在一份當年的小報上，我找到了十餘字的肖像：中等個子，戴眼鏡，蓬鬆的頭髮，是長發。就這些了。一副書生氣。有云：「書生造反，三年不成。」可不是嗎，黨言川造反的歷史也就是三年，也是造反不成。但文革造反派岩漿般的仇恨與狂飆式的反抗，使鄧小平登基之後不得不執行造反運動之遺囑，大赦天下，改革開放。「成王敗寇」，應該是沒有多少話可說的了。但是，比起那些動口不動手的君子，黨言川們至少是試過一把了！
在中國人追求自由的英雄系譜上，黨言川應有一席之地。新一代未經統治者洗腦的人們，將會承認他的英勇反抗。兩千年前，司馬遷就曾經給失敗的造反派作傳，並極度尊崇地列入帝王世家。被壓迫被凌辱者的反抗總是合符人性的。只要人世上還存在不義，再過兩千年也不會改變。不承認呢？不承認就不承認。那陣兒的人，活得沒有今人精細。扯旗造反之際，有誰想過歷史地位，成敗得失嗎？沒有。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反就反了！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