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傑地靈】漫長的聖誕前夜-徐文立夫婦(2）（珍貴組圖）

發表：2006-11-25 23:54

被捕

徐文立自訴：

1981年4月9號這一天，中共中央在這個之前，他們發布了一個叫9號文件，實際上就是要全面鎮壓這個民主運動和這些民主牆人士。所以，就在這一天晚上，全國都進行了大的搜捕。當然有的人是當天，有的人稍為晚一點。可能那一天跟我同時被捕的我非常知道的是上海的這個傅申奇。傅申奇他來到北京，這個從我們家剛剛出去，當然我這是後來才知道，剛出那個小門，幾個警察就把他按倒了，然後又強行押上車。同時北京也有幾位，全國呢前前後後將近五十五位，從事民主運動和從事民主牆活動的。但是在各地都有一些民辦刊物存在，有廣州的，當時王希哲已經參加了，有劉國凱，現在在美國，上海的話就有傅申奇，他沒事，在武漢有秦永敏，總之在，在青島有孫維邦，當時在全國各地已經有十幾個到二十個左右這樣的大城市都有他，所以那個時候他們一下子採取一網打盡。

我在臨走的那一天，第二天孩子正好是要去春遊。春遊的話對一個剛剛上學的孩子是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情。我們作為父母的話，年青的父母也非常重視這一天。那個時候我們的錢也非常之緊張，基本上到了4月9號左右的時侯，剛開支就沒有錢了。只有等待就是說發一點就是說加斑的補貼這個或者誤餐的補貼。因為我做電工嘛，不可能在一個固定那個地方工作，會不斷地在一個城市不同的地方，所以有那麼幾毛錢的誤餐補貼。所以正好那天還算是這個把這點補貼發下來了，給孩子買了很多東西，而且她母親給她準備了裙子，這個熨衣服。一直準備到快到可能也就是差十五分鐘左右十二點的時候，我們才給她安排完，準備好書包呀，吃的東西等。臨差五分鐘的時候，警察敲門來了。這個過程我就不詳細再說了，但是這個對我孩子的打擊是很大的，她當時，一敲門，我就知道，我就跟我夫人說：他們來了，是嘛，這時候我最擔心的就是不要驚醒我的孩子。可是我的孩子說：爸爸怎麼啦？！爸爸什麼事兒？！或是爸爸，她就是當時不由自主的問這麼一聲，我說：沒事兒！沒事幾！可是據後來我知道，孩子是整個過程她都知道了，所以第二天等於是買了這麼多好吃的，孩子她一點都沒有吃。我說老實話對於進監獄我不會向他們屈服，也不會向他們求饒，說軟話，但是作為父親還是說了一句，希望你們不要影響我女兒明天去春遊，當然他們也說，我們不會干涉她，願意去她就會去。我們不會不讓她去。可是孩子那麼小，一下子突然父親就走了，而且是這麼多警察，那這個一個小屋堆滿了警察，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是我在內心當中最內疚的一念，可是任何一個社會總是要有人付出，所以，為了推動社會進步也不得不這幺做。所以有些時候強制自己不去想家裡頭的事情，但是難免會想。所以，有一次，我夢居然，夢見我的女兒打著個雨傘站在雨地裡頭，沒人去接她，當時我就想，就突然就醒了，當然我心裏相信她媽媽絕對不會不去接她。是嘛。但是這個心想可能就是心裏惦記這個事情才有這個夢境裡出現。

我的親屬在我的這個看守所期間，一年半左右的時間，根本不知道我人的任何消息，不知道人是死了，是活著還是死了，從1981年4月9號那天深夜一直到82年的10月。我的夫人不知道我是死是活。這段時間對我夫人的打擊和這個擔心是最大的。

之後對我進行了將近一年半的審訊。當時我是被關在北京市看守所，它叫七處，在這個地方的話一般來說，過堂，就是說要讓他提審也就是三、五次，十來次就差不多了，我可能搞了將近三百次，所以這段時間說老實話對我人生的這個折磨也是很厲害，因為你當然是要抗拒他對你的這個審訊，他要審訊，你要抗拒他，這個過程來回的反覆的鬥爭，也搞得你非常煩，就是說煩得你簡直是，嘿，算了，趕快判刑吧，那怕判個殺頭也就事情就有個了結，一年半之後被判下來十五年徒刑，然後就從這個地方轉移到第一監獄，進這個第一監獄的時候，可能是在我的這個被關押的時間應該說心裏還是有…儘管知道自己是為了這個國家進步做的事情，但心裏頭還是有一些悲涼，在進這個一處的這個大門的那個瞬間，那時候想，哎呀！還能出來嗎？還真長的時間啊！因為可能回過頭來看，啊！十幾年過去了，但是，剛進去的時候是個，是不是還是個年青人嘛，三十幾歲，哎呀，十幾年呀，能過得來嗎？是嗎？！什麼時候能出來！當時心裏頭還是格登一下。

賀信彤徐文立1972年結婚前

信筒

賀信彤自訴：

我的名字取的不太好，當時生我的時候，我爸爸已經有六個孩子了，我是第七個孩子。那時候我叫信彤的時候我的哥哥說，你以後上學可能叫信筒，就是那個郵局的信筒，果然這一輩子我淨寫信了，寫給孩子，寫給丈夫，因為我們家是個分離的，而且我從來沒見過我的爸爸，在我兩歲的時候爸爸去臺灣了，其實去臺灣只是工作上的事，還有那個去看朋友，因為由於那個當時那個49年解放了，所以我爸爸就回不來了，在我媽媽收到那個爸爸寄來的飛機票準備登機去臺灣跟我爸爸匯合的時候呢那個飛機已經不通了，所以我的一生充滿了好多恨人生的那種，悲歡離合太多，從小沒有爸爸，然後到了我三十三歲的時候吧，我才見到我的親哥哥，在我三十四歲的時候，我丈夫就離開我了，我想王若水可能說過一個話，就說一個男人他又要愛自己的祖國，又要愛自己的妻子，我想我是擁有這麼一個丈夫，因為愛自己的祖國出現了一個不被人理解的事，然後呢，我覺得我丈夫對那個孩子對親友是愛的，但是好像忠孝不能兩全吧！所以我的丈夫離開我們是十六年，回想起來這麼多年好像一直在等，在寫信，在一種精神上的這種一種家庭存在，實際上呢，我在給孩子一個完美的這種家庭的這種感覺，讓她感覺爸爸愛她，媽媽愛她，有一個完整的家。但實際上這個家不存在，我從小我有三個哥哥，三個姐姐，還有爸爸、媽媽，可是我跟他們都是分離的，所以我一生中好像總是在悲歡離合中更多的是這種離開，而沒有歡聚。

老鼠

當我丈夫離開我的時候，我首先感到是要保護孩子，我丈夫因為政治問題被抓走了，在中國大陸，這是人最不堪，最不好的事。就是因為你在政治上是跟共產黨是分開的，是最不可靠的，是敵人。所以我對孩子灌輸一個思想就是爸爸是好人，她爸爸被抓以後，我立即就說，你爸爸是愛那個國家，為了國家好，我說，不要告訴老師呀，這樣對你不好。爸爸過幾天就快回來，就是學校就在全校大會上，這個校長突然問她你爸爸每天回家不回，小孩那時候剛剛八、九歲嘛，所以就說：有時候回，有時候不回。所以校長就當面說，你在撒謊，你爸爸根本回不了家！這時我小孩就放學回來就放聲大哭，就說學校知道了怎麼辦？然後我說她，我去找老師，然後我就去找學校找到老師我說這個謊言，要說撒謊的話是我撒的，我說我不願意讓孩子受那種傷害，因為我們都經過文革，經過這麼多年政治運動，我想那個老師你應該瞭解這個孩子不應該承擔那種責任，就是她爸爸有天大的罪惡，她沒責任，我說經過文革你們還這樣！然後這個老師當時就說，唉！那是學校老師刑法沒水平啊…什麼，什麼的，我以為老師很瞭解她，這，這孩子挺天真活潑的那麼一個孩子，就是，總是，她們全班總是說就是全班第一個笑的時侯，准保準是她，然後，有一天，在班上發生一件什麼事，她就笑起來了，然後全班同學大笑，老師突然就說，停，說你們，徐瑾，你站起來！你還能笑，你家都出這種事，你還有心事笑呢！這個孩子受到那種傷害，就從此以後就再不笑了，從此就變了一個人，我們孩子就在這個成長過程中就受到了特別大的傷害，就是她總是那個，有時候我就說，把家裡改個樣吧！那個，比如說讓她換成一個單人床讓房間大一點，她說不，不大，不把那個床拆開，那個還把爸爸的鞋放在床底下，把衣服放到門背後，然後她說同學要來的話，感覺家裡還有爸爸。然後還抱著我哭說，不願意做一個撒謊孩子，但是我不是一個壞孩子，我沒撒謊。所以我就想，這件事兒對別人來說可能徐文利從事政治活該，受你的罪，但是，孩子從此改變了性格，直至今天，她也變了，跟從前不一樣了，所以有時候為了帶她去玩玩，出去，她從來不快樂，比如說我們出去玩，到家裡附近的公園，她就不去，因為那個地兒就能想起，在那那那她跟她爸爸爬過山，在那那那照過一張相，她不願意有這種回憶，所以，整個一個童年就變了，變得跟別的孩子不一樣了。但是也沒有什幺，也有特別的收穫，就是孩子特別懂事。她知道給我分擔兒啊，知道這個惦記爸爸呀，比方說，天冷了，就會想爸爸這套衣服夠不夠，或者是，有時候就說，我特別想變成小鳥，我特別想變成真正的老鼠，然後去跑到監獄裡去找我爸爸，看看。

1985年賀信彤與女兒

女兒送給獄中徐文立的畫

冷暖人間

那同情我的人也挺多的，但是呢，那種大的環境下，就是徐文立剛一出事，我們黨委書記就傳達9號文件，那一天，我平常開會的時候我都會坐到最後因為前面都要求進步的人，就是躲在後面跟同事聊天或者看小說吧，那天我就感到氣氛特別緊張，我在辦公室的時候他們就跟到我們辦公室去了，說開會呀，去呀，特別的看我，我就知道，因為徐文立已經被抓了嘛，那是第二天，然後我就坐在最前面了。那天來參加會的人就是有那個公安局的呀，有一些我們局裡來領導呀，反正挺奇怪的這個會，然後我們黨委書記就在大會上說，有的人家裡被抓了，他不告訴我們，你不告訴我們公安局告訴我們，然後就說，對於這些個別的人，我們不是不給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劃情界線，脫離關係，我當時，當時因為我回到學校工作嘛，學校反正知識份子還是多一點，然後我的同事都說那不成了57年「反右」啦嗎？！還讓人家離婚是什麼意思呢？！這個事怎麼啦！，完了我就坐在最前面了，那天傳達文件，文件裡有徐文立的

等到開完會了我們黨委書記就把我叫去了，叫我去他辦公室一下，我去了以後這屋裡面坐了滿滿一屋的人了。然後他們就問我你丈夫被抓了，他說那個你沒跟我們匯報，我說沒有人問我我也沒有這個責任跟你們匯報，因為你是黨委書記，我又不是黨員，我幹嘛要跟你們匯報呀？我說我覺得文革過去了，我丈夫的事是我丈夫的事，跟我沒有什麼特別大的關係，然後他們就說什麼沒有關係呀，我們是要你談幾個問題，就說說你丈夫他們都做過什麼事在你們家開過什幺會，和誰到你們家來，我當時都不說話一個人坐著，他們準備拿出筆來什幺的，就作認錄，這時我就突然問一句話，我說那個徐文立被抓了他是不是已經死了，他說沒有，他挺好的，沒死，我說那個名單你們都掌握，他們從事政治活動，那名單裡面有我嗎？他說沒有你，後來我就大聲說，你問得著我嗎？我說我丈夫從事這個活動我是反對的，因為我出於是一種自私，我說我知道一個人從事政治會給他的家庭帶來什麼，我說我知道那個從事政治的結果是什幺，不會有好結果。儘管是他為國家好，但他一定是受到懲罰。我說今天你們這幺找我，我改變看法了，我覺得我丈夫做得好，我說因為「四人邦」垮臺了文革結束了我以為這種株連會結束了，我說我雖然反對我丈夫搞政治活動，但是他是出於要找出產生「四人邦」的土壤我說這沒什麼錯，我說因為這個文革民族就受到那幺多的災難，今天你們居然還搞株連還找到我，我堅決支持我丈夫，我說如果這樣說的話，我今天告訴你們吧，我不會跟你們合作。然後我就一句話一句話都不說了，而我說那話的時候聲音挺大的，他們沒想到，因為我在單位裡是屬於不愛講話的那種人，他們就覺得，怎麼一下這人變成這樣，所以從此之後他們再一次也沒有找過我。但是從此以後我就編入另冊了。

徐文立1978年11月與女兒

我那時候大概有一年半吧，徐文立沒有消息，你找不著他，我不知道這個人好像蒸發掉了，你到任何地兒都問不著，到公安局去問，他要羞辱你，所以我就急得那時候特別瘦，後來我的同事都說哎呀你要注意什麼的，然後我上班的時候，只要我到單位，我們同事就已經煎好兩個雞蛋等著我了。所以，這，這好多人就悄悄的從我身邊擦邊而過的時候就說別以為過不去，別想不開。那個過程中單位裡是有些人是藉著這個機會，拿我當成往上蹬的階梯往上爬。但有更多的人就特別同情我，我直到今天我跟他們特別感謝他們，在我最艱難的時候，他們對我這幺好，從兩個雞蛋到隻言片語。因為我們是學校嘛，所以我孩子各科他們都要給補。把孩子帶來呀，給她補補數學，紿她補補語文，把她作文拿來看看，他們的這種關心真叫你感覺特別的，特別溫馨。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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