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傳書
徐文立：
從看守所之後，到我1993年的5月26號被假釋出來，這段時間完全是單獨關。所以在這個初期的時候，我就利用了這個這樣的環境的話呢，寫了一個自傳體的申辯，就把我的人生歷程，心路歷程寫下來。 為什麼有這樣一個特殊的條件呢？因為我一個人被關押，我除了看書看報以外，以記筆記的方式呀再寫點什幺東西，但後來我發現他們並不太注意，這件事情，因為是什麼呢，當時的規定只有兩個警察，一個是大隊的一個幹事和一個非常老的一個警察，監獄裡頭一種稱呼叫做指導員，但他資歷很好，他看過很多戰犯呀，什麼要犯呀他都看過。他，應該說對我還是比較厚道的。他經歷過很多的被關押的這樣一些要犯，這要犯呢有的時候很難講，因為政治上的需要或者形勢上的變化，他可能今天是階下囚，明天可能就座上客。所以他經歷比較多，而且他為人說老實話也是比較善良的人，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呢我就自己的話背著他們就開始寫這本書，這本書寫了前後大概是有半年左右的時間，因為剛才說了有兩個警察可以來在監視的這個孔上看我，一般他也不進來。他們也不找我談話，也知道這種人找我談話也沒什麼用。每那些「雜務」的話，規定也不可以進我的屋，只能在瞭望孔看我在做什麼，然後作記錄，每天給你作起居住，天天寫，天天，什幺時刻，後來呢搞到我都看見過他們寫的那個東西，就老一套，今天看北京日報，今天看人民日報，這會看書，那會整理他的被子。這些人呢除了給你打飯、打水，另外的嚇這個周圍環境負責打掃衛生，除了，其它以外就是監視你，但是呢，我呢，是採取不但不把警察看作自己的敵人，也不把他們看作敵人。儘可能跟他們交朋友，最後來個相互之間處的關係，我盡量使自己周邊的環境不怎幺惡化。或者軟化他們立場，我改變不了他，對他，但是我不讓他跟我虎視眈眈的，我也不跟他虎視眈眈的。這樣子的話呢，就便於我能夠寫我的東西，他可能更加不警惕。一直到84年吧差不多都完成了，除了寫了一稿二稿，還最後抄成了，在我一個筆記本上抄一個非常完整很認真的，很仔細的一個稿子。這個我就不會再細談，就是說用一種特殊的手段帶到了外面，在美國發表。
「中國之春」1986年發表徐文立的獄中書
王炳章先生當時主持了「中國之春」，而且王炳章先生寫了一個非常熱情洋溢的一個前言介紹了這個。當然啦，這本書從現在的眼光看，可能不夠激烈，不夠尖銳。因為我是在監獄當中寫的。我要隨時考慮到可能當時就被，寫的過程中就被抄走了，或者帶出的過程當中被抄走了，所以，而且我人還在監獄當中，是嘛，會對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但是這樣子一個東西對我的損傷也非常大，那他們是不能饒恕的，因為你在監獄裡寫出的東西在美國發表，那還了得。這一下子把我投到了這個反省號裡去了。住過監獄的人都不可相信，在反省號可以讓你呆五年，他們認為反省號是按規定無論如何十幾天就應該出來了。我在那個3平米的房子裡頭，有這麼兩平米是可以睡覺的地方，然後就是一平米大概可以在這裡踱步的地方，然後就是鐵閘欄門，然後是木門，但是呢他永遠不關這個木門，總是鐵閘欄門外頭坐一個「雜務」在外頭看著我。那時候他們不惜重金那時侯基本沒有什麼監視器呀，連全世界可能監視器都很少，85年的時候，他們特意在我那個房間從日本進口一個監視器放在那個地方，一方面監視我，你不是寫書嗎，我看你還能搞出什麼名堂，對嗎？所以從此以後一直到我第二次住監獄，基本上不給我筆，也不給我紙。我有十幾年的時間，沒有筆和沒有紙，這對一個知識份子來講是很痛苦的事情。將近5年時間，我的妻子不能接見，不知道我的任何消息，但是呢，我夫人也是個很頑強的女士，她用種種的方法來傳遞她對我的這個關心和愛，那麼你不讓我接見，不讓我捎東西，我就硬性的用郵寄的方法給我寄東西，開始他們是警告她不可以，怎幺樣，但是呢，就反覆寄，所以搞得他們也沒有辦法，最後的話呢，通過寄東西的話呢，我還可以得到一點但是量很少的一種營養品，最主要的我知道我夫人的這種關懷。
五年的惆悵
賀信彤：
後來，我丈夫寫了一本書，在監獄裡，這本書傳出來以後，大概有五年時間，我就又不能見他了。然後我女兒做手術，也是那個時候，不能見徐文立，而這時候我孩子，就是晶晶的腿有點病，需要在她十四歲的時候做手術。那個時候是最難的，那個孩子做手術是…她的血型是AB型的，業型比較特殊。再有一個呢手術難度比較大，要做這個，她是有條腿有點短所以要做那個肢體延長手術，那個沒有什麼先例，要用一個進口的一個器械，然後醫生跟我說了好多，就是有很多危險，有很多後遺症。那這些事我都應該跟徐文立商量，但是那個時候又不讓見，所以我就…那個醫生也老是說那個手術有危險必須父母雙方簽字才行。後來我說她爸爸沒在，出差了，他說那出差到哪裡也應該有個對孩子手術他也應該來管呀！我說沒辦法，我跟醫生說他被關了，因為政治問題。那醫生聽了以後就說，那我讓孩子出院吧，你帶孩子去吧，去監獄裡跟他談說說這個事，一個是醫院有這個要求，再一個你們也可以借這個機會可以見他一下。我跟他說已經好長時間不見了。所以晶晶就特別高興，晶晶我女兒都認為這種時候在她生死攸關的這種情況下，肯定會讓她見面。所以我們就跑到監獄去了。然後那個監獄負責人出來了就說，不可以見，因為徐文立違反這個監規了。我就說，孩子手術任何時候他也是個父親應該對孩子的生命負責任，他說不行。然後晶晶就走過去了，那時候她長挺小的，拉著那警察的袖子就說伯伯，你讓我見我爸爸吧，我上手術臺說不定就要死啦。然後那個警察就說，你不能見，為什幺不能見，你去問你媽去。
這個期間最讓我們為難的是我的女兒正要作手術，手術，任何手術都會有風險的，都有可能會在手術的過程中出事情，所以從孩子的內心也確實這幺長時間沒有看過父親，惦念父親，另外，小孩子她也知道，哎喲，我要在手術台上死了的話，我就見不到爸爸了，所以她就一定要要求來見我，但是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些事情上無論如何不讓你們見，當然這既是逼你屈服，也是逼我親屬屈服，後來/算勉強的同意在我孩子的手術方案上給傳遞了一些信息，就是說我提出一些看法意見。
所以那個事兒，哎呀，真是讓我覺得真是特別沒人性，而且我那天特無奈。等到孩子推進了手術室以後，我就一直站在外頭一直哭，我就覺得真是好像就是特別無助，特別無奈。然後我覺得是那麼殘暴的中共政權 硬要將人整到無奈、無助孤獨，孩子那麼無辜。那會的委屈特別大。後來手術終於成功了。後來…還…那個，我那個時侯好像有一天中午才允許我和徐文立通一下信，他們騎著自行車來回送信。然後徐文立又覺得手術有危險就不做了，因為也沒什幺特別的也不特別需要的那個太大那個毛病。但是晶晶我為了讓孩子像正常孩子那樣不願意讓她將來比如說脊椎有點歪呀，或者是出些情況，所以我還是願意讓她做，所以當時我就特別為難。還好這次手術特別成功，反正孩子為那個事，大概受了一年半的這個痛苦，休學，她那個手術不能一次完成，所以要反覆的做。
徐文立：
對於監獄的方面，特別是直接所謂管我的，看管我的這些警察，非常怕你把事情說出來，因為他擔負著直接責任，而且整個監獄方面也不大喜歡你說出來，因為上面不干，因為這個事情是在美國發表的，他們都看到了，是上面要追查，一定要追查徐文立的東西怎麼出去的，可是底下的他不願意太搞清楚，你問我這個書是怎麼出去的，我就不告訴你，你說什麼我都不理睬你，跟共產黨有什幺道理可講呢？！他想治你罪就是何患無詞的一種做法。根本你不需要跟他講道理，像這種事情更不要跟他去講，就告訴他，跟你們的警察沒有關係，跟那些個「雜務「沒有關係，至於怎麼搞出去的，我不需要告訴你，最後他沒辦法了。我說啊，我看你們也疲了，這樣吧，我說一個方法，這個方法是一定會把東西搞出去，但是一定不是這個方法，如果我說出來，你們也認可是這個方法是可行的，那你以後別問，我今天可以明告訴你，我不是用那個方法。是一定會有辦法的，他說，那你說說，不可能，不是人給你帶出去，是鳥給你叼出去的？！是你自己弄出去的？不可能的。那好那時候可以送點東西來，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兩個月可以接見一次，有些東西可以送，有些用塑料瓶，我說我有這個塑料瓶，我把寫好的稿放在塑料瓶裡然後把它封死，我去洗手間的時候，扔到裡頭，它掉不掉下去？進不進化糞池，化糞池後會不會逃走？是不是呀，它一定要逃走，逃走之後它是不是一定送到監獄外頭去了，你別說去那兒，它出去了沒有？你們是說它不可能出大牆，我這個方法是一定能出大牆，他們真沒話說了，沒話可說了，你徐文立說的這個方法肯定是，確實那個，算，算，算，都別問了。
後來因為時間拖的很長了，拖了這麼長快5年了，後來就變了，放風的時間也不大控制了。反正我放風是在那 20平米當中，沒有這個之前，我就在這一平米當中踱步，我想呢，你們，他們不是二萬五千里長征嗎？！我來回也能踱兩步，是嘛，我這樣也能走出你二萬五千里來，我就在這地方踱步。
徐文立素描的單身牢房
出國
賀信彤：
我知道，這個政治上有了這種難堪以後，對一個孩子成長過程有多難，直到我孩子上高中的時候，我的叔伯哥哥在教育局，他告訴我，他說小肜你爭取讓晶晶出國吧！他說我看到一個內部文件，他說爺爺、奶奶是反革命不會影響孩子啦，但是父母是的話，孩子一定上不到大學。我說反正是靠成績讓他學習好一點吧，後來我那哥哥跟我說，他培養你你分數不夠你不知道為什幺，反正你就因分數不夠考不上，但實際原因是因為他爸爸是這個問題。這使我用一切辦法爭取讓她出國，讓她離開這個環境，讓她受到好的教育，不受那影響。所以在家裡人和朋友的幫助下，到孩子高中畢業的時候就離開中國，出國了。現在中國大陸好多人都希望給孩子望子成龍出國。而我的孩子出國很大成分是逃避這災難，讓她受到一個正常的教育而不受歧視。但是我的孩子出國以後呢，更多人是對我的擔憂和對她爸爸的擔憂。
一線光亮
徐文立：
以後的話，因為出現了89，89之後，整個社會對我們的情況就瞭解的比較多一些了。以前的話呢，真是不大能夠看見外界對我們的關注，我的夫人覺得整個家庭的人都進入了完全看不見光線的黑隧道裡不知道盡頭在什麼地方，不知道我的丈夫能不能夠出得來，可是從89之後，外界才有關注，所以我為什幺這一次到灣區，有了時間我一定要去矽谷去感謝張昭富呀等等這樣一些先生們。他們是留學生，他們在這裡已經學有所成，但是他們關心著祖國，關心著祖國的這個受迫害的人士。從那個時候他們就開始了向國內寄這個賀卡，這個對於海外的人寄個賀卡覺得好像並不算什幺，可是對於在隧道裡頭看不到盡頭的我的家庭來說真是一線希望，一線光亮。
這個5年的結束，當然跟89民運是有相當大的關係，但同時的話呢跟國外輿論的關注也是有關係，在他當時的司法部長蔡誠，一次記者招待會，一個記者，香港記者就問他，據我們知道徐文立有將近五年時間沒有親屬見面，接見，這個好像不符合你們中國的法律。蔡誠居然大言不慚地說，這個不是事實，這純粹是謊言，我們不可能不讓徐文立接見，我們對徐文立一貫是很照顧的。甚至不是說一個月見一次，甚至一個月可以見兩次。哈，我們將近五年沒有見面他居然可以說出這種話。所以我的夫人就公開的發表聲明，向媒體，向國外的一些媒體宣布，這純粹是撒謊，沒有這樣的事情，我們將近有五年沒有見面。這個，所以很多的採訪都來了，這個事情的話呢，我們要實事求是的說有可能蔡誠這個觀念上就是說徐文立可能是要犯，我們對他可能要比較關照，因為監獄裡頭確實有規定，有些犯人是可以一個月見兩次，有這個規定，所以他就為了抵擋隨口這麼說了。有可能的話這完全是撒謊。但不管怎麼樣，這次確實是很大的觸動，以致於他們就很快地就恢復了我的接見。
如同隔世
賀信彤：
到了1989年的時候，那時候就開始1989年的學生運動了。然後，這時候也特別奇怪，這時候記者就特別的對這些政治問題就更敏感，然後好多人就提到了徐文立的問題。後來我們就在89年的5月1號見了一次。當時晶晶手術還沒有，石膏還未長掉，還御著拐，然後就去，這邊是受傷的孩子，手術後的孩子，那邊是我完全不認識的一個徐文立，徐文立頭髮全白了，然後臉色煞白煞白的，然後那個人就好像是虛的浮腫的那樣子。然後那天見的時候他們就是人特別多，有錄音的錄像的，什麼的，我那次見完以後，我就覺得我特別的哎喲！怎麼才五年呀，這一下子人就老成這樣子了，我不知道自己變成什麼樣了，反正我看見徐文立就特別傷心。
徐文立：
女兒那天是拄著拐棍來的，別人背著來的，他們完全看到了一個不是五年前的徐文立了，已經是白髮蒼蒼，這個人也很消瘦，這個整個狀態… 因為那個時候儘管你再樂觀，你在一個人關押的環境當中難免有的時候會… 以致於最嚴重的情況就是你想一個什麼事情，你會收不回來，很簡單的事情比如你想喝水，你就會想，想喝水，想喝水… 就會順著這個思路就滑下去，不會說轉換一下。 我拿水喝吧，只會就是想著去喝水，不會想到去拿水喝。或者想一個什麼事情就順著這個思路一直想下去，自己收不回來，人的思維是應該是能夠想，又能夠不想，這樣是一個正常的，如果只想一件事情，那完了，直線下去了，就像個滑梯似的滑下去了，這是一種精神分裂的一種前奏。
1993年的話呢是中國當時的北京要舉辦奧運會，他想改善國際上的形象。最重要的一個問題還是當時美國政府，特別是美國國會通過了議案不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克林頓政府在他競選總統的期間也有過這個承諾，說我上臺之後一定要最惠國待遇給予不給予觸動中國的人權進步，當然他上臺之後他也進行了一些調整和變化，他要否決國會議案必須得到中國政府的某種承諾。不給予中國最惠待遇的話呢，中國的商品進口是百分之四十的關稅，給予的話呢是百分之八以下，那麼相差額是百分之三十二。當時的貿易往來已經有幾百億之多，那麼這百分之三十二數量是很大。所以他們出於經濟上的利益上的考慮，就相繼釋放了我、王希哲、魏京生、王丹、王軍濤。當時被外界所關注的這幾個政治犯都相繼被釋放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