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2-05 02:38:49作者：
轟動全國的「情色六月天」案主犯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引起輿論噓聲一片。與大多數人認為此判決過重不同，筆者贊成對案犯施以重刑。在規則闕如、或形同虛設的當代，只有嚴刑峻法才能澄清混沌、勾勒乾坤。但是，請你們對貪官污吏也一視同仁好不好！
從危害性而言，傳播淫穢物品不過影響部分人價值觀念，而不受制約的權力卻能奪去許多人的財產乃至危及其生命。例如河南省某地官員由縣委書記、縣長帶隊，集體到當地中學找女中學生「買處」。從性質而論，利用公權力犯罪不但比傳播淫穢物品更惡劣，由此得來的錢財也比其它犯罪手段所得更骯髒。但是，現行法律判決對權力犯罪何其寬厚乃爾！「情色六月天」案的主犯傳播淫穢物品不過獲利20萬元，即被判處無期徒刑；而同一級次的量刑，如果是運用在權力犯罪上，卻需要達到數百萬元乃至千萬元的級別。例如2002年，深圳海關關長趙玉存收賄900萬元被判無期；2003年，山東省政協副主席潘廣田收賄153萬餘元被判無期； 2004年，貴州省省委書記劉方仁單獨收賄177萬餘元、夥同他人共同收賄500萬元，被判無期；2005年，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受賄400萬元被判無期；2006年，財政部金融司司長徐放鳴受賄214萬餘元被判無期——法律關於懲處貪官的規定並未更改，仍然是「個人貪污或受賄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處 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沒收財產」，但在實際操作中，貪官性命越來越值錢，動輒貪瀆上千萬似乎已夠不上「情節特別嚴重」。人們不能不懷疑：在這種對職位犯罪越來越手軟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樣的利益關聯？
眾所周知，相對其他人而言，貪官在中國擁有極大的資源優勢。他們不但有足夠的金錢、關係能夠影響法院判決，更能影響判決的執行。由死緩而無期，由無期而有期，最後象徵性地在牢房享受幾年高幹病房般的待遇，然後重獲逍遙，這對某些手眼通天的貪官來說並非天方夜譚，而是人們時有所聞的現實。對貪官中一些人來說，除「立即執行」的死刑外，其它刑罰已不具威懾力。但就是在這種司法現狀下，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江必新、《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課題組組長王明高等人卻提出「廢除腐敗官員死刑的建議」。某些官員熱衷於這種提議可以理解，因為在理論上他們自己完全可能成為這項建議的受益者，關乎自己的切身利益。但奇怪的是，司法界、學術界的一些人也跟著起鬨。
理論界對重典肅貪的主要質疑是：強調執法「從重從嚴」是傳統社會的人治，不符合現代法治精神——邁向法治無疑是中國社會的前進標桿之一，但同樣確鑿無疑的是，在黨權、法權未能清晰排序之前，真正的法治十分脆弱。在普遍性的法治還無法預期的情況下，如果在懲腐問題上片面強調法治原則，從善意理解這是理想主義氾濫，但在客觀上卻為懲治貪腐設置了障礙，極大降低了貪腐行為的風險預期。
古人云：「罪重刑輕，刑至事生」。如果取消死刑，對貪官來說，貪得越多，越有能力尋求保護傘、結交關係網、打點司法，自身處境越安全；縱然出事，將來刑滿後還可出來享受，這遠比從現在起就潔身自好划算得多。由於死刑因其無可逃避懲罰的特徵已成為當下對貪官最具威懾力、甚至對某些貪官而言是唯一具威懾力的武器，因此在貪瀆橫行的情況下，絕不應該廢除死刑，反而應該主動運用死刑判決這一司法武器，震懾犯罪。
但是，現狀永遠不會因大多數人的主觀願望而改變，它只會服從少數強勢群體的利益需要。此次最高法院收回死刑覆核權，再一次體現了在中國權、錢、學結合而成的強勢。據說，最高院收回死刑覆核權是因為立法、司法界已「達成共識」，要認真貫徹「少殺慎殺」的「立法原則」，「在現有的刑事法律框架之內儘可能嚴格適用死刑」，「慎用死刑立即執行」，「充分運用」緩期執行；而首當其衝的，就是「著重規範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誰都知道，這種司法改革對誰最有利。在現行體制與力量對比下，貪官無疑是最有能力享受此一「保障人權」優待的群體；其次是奸商。由此亦可見，貪官、奸商及其背後的利益集團，不但有能力操縱法律及政策的執行，而且已可在相當程度上左右法律及政策的修改與制訂。
在這樣一種體制背景與力量對比下，人們難以期待真正的和諧。像這樣的「構建和諧」，得到的只會是貪官與奸商及其幫閑彈冠相慶的畫卷，而在其背面，將不乏無權無勢者的求告無門。
從危害性而言，傳播淫穢物品不過影響部分人價值觀念，而不受制約的權力卻能奪去許多人的財產乃至危及其生命。例如河南省某地官員由縣委書記、縣長帶隊，集體到當地中學找女中學生「買處」。從性質而論，利用公權力犯罪不但比傳播淫穢物品更惡劣，由此得來的錢財也比其它犯罪手段所得更骯髒。但是，現行法律判決對權力犯罪何其寬厚乃爾！「情色六月天」案的主犯傳播淫穢物品不過獲利20萬元，即被判處無期徒刑；而同一級次的量刑，如果是運用在權力犯罪上，卻需要達到數百萬元乃至千萬元的級別。例如2002年，深圳海關關長趙玉存收賄900萬元被判無期；2003年，山東省政協副主席潘廣田收賄153萬餘元被判無期； 2004年，貴州省省委書記劉方仁單獨收賄177萬餘元、夥同他人共同收賄500萬元，被判無期；2005年，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受賄400萬元被判無期；2006年，財政部金融司司長徐放鳴受賄214萬餘元被判無期——法律關於懲處貪官的規定並未更改，仍然是「個人貪污或受賄數額在10萬元以上的處 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並沒收財產」，但在實際操作中，貪官性命越來越值錢，動輒貪瀆上千萬似乎已夠不上「情節特別嚴重」。人們不能不懷疑：在這種對職位犯罪越來越手軟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樣的利益關聯？
眾所周知，相對其他人而言，貪官在中國擁有極大的資源優勢。他們不但有足夠的金錢、關係能夠影響法院判決，更能影響判決的執行。由死緩而無期，由無期而有期，最後象徵性地在牢房享受幾年高幹病房般的待遇，然後重獲逍遙，這對某些手眼通天的貪官來說並非天方夜譚，而是人們時有所聞的現實。對貪官中一些人來說，除「立即執行」的死刑外，其它刑罰已不具威懾力。但就是在這種司法現狀下，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江必新、《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對策研究》課題組組長王明高等人卻提出「廢除腐敗官員死刑的建議」。某些官員熱衷於這種提議可以理解，因為在理論上他們自己完全可能成為這項建議的受益者，關乎自己的切身利益。但奇怪的是，司法界、學術界的一些人也跟著起鬨。
理論界對重典肅貪的主要質疑是：強調執法「從重從嚴」是傳統社會的人治，不符合現代法治精神——邁向法治無疑是中國社會的前進標桿之一，但同樣確鑿無疑的是，在黨權、法權未能清晰排序之前，真正的法治十分脆弱。在普遍性的法治還無法預期的情況下，如果在懲腐問題上片面強調法治原則，從善意理解這是理想主義氾濫，但在客觀上卻為懲治貪腐設置了障礙，極大降低了貪腐行為的風險預期。
古人云：「罪重刑輕，刑至事生」。如果取消死刑，對貪官來說，貪得越多，越有能力尋求保護傘、結交關係網、打點司法，自身處境越安全；縱然出事，將來刑滿後還可出來享受，這遠比從現在起就潔身自好划算得多。由於死刑因其無可逃避懲罰的特徵已成為當下對貪官最具威懾力、甚至對某些貪官而言是唯一具威懾力的武器，因此在貪瀆橫行的情況下，絕不應該廢除死刑，反而應該主動運用死刑判決這一司法武器，震懾犯罪。
但是，現狀永遠不會因大多數人的主觀願望而改變，它只會服從少數強勢群體的利益需要。此次最高法院收回死刑覆核權，再一次體現了在中國權、錢、學結合而成的強勢。據說，最高院收回死刑覆核權是因為立法、司法界已「達成共識」，要認真貫徹「少殺慎殺」的「立法原則」，「在現有的刑事法律框架之內儘可能嚴格適用死刑」，「慎用死刑立即執行」，「充分運用」緩期執行；而首當其衝的，就是「著重規範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誰都知道，這種司法改革對誰最有利。在現行體制與力量對比下，貪官無疑是最有能力享受此一「保障人權」優待的群體；其次是奸商。由此亦可見，貪官、奸商及其背後的利益集團，不但有能力操縱法律及政策的執行，而且已可在相當程度上左右法律及政策的修改與制訂。
在這樣一種體制背景與力量對比下，人們難以期待真正的和諧。像這樣的「構建和諧」，得到的只會是貪官與奸商及其幫閑彈冠相慶的畫卷，而在其背面，將不乏無權無勢者的求告無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