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2-10 15:00:57作者：韓德強
2006年12月5日
（在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開放與經濟安全》討論會上發言的修訂稿。9月2日發言，9月27日修訂完畢。）
王志樂先生認為，中國處於一個半世紀以來經濟安全度最高的時期。我的觀點恰好相反：中國經濟安全到了建國以來最危險的時期。
一、改變定義能提高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嗎？
雖然觀點截然對立，但判斷標準卻是一樣的：一國經濟安全取決於一國的經濟競爭力，而一國的經濟競爭力又取決於該國的企業競爭力。那麼為什麼同樣的判斷標準會產生截然相反的結論呢？
關鍵在於以何種標準判斷企業競爭力。王先生用中國企業有多少進入世界五百強為依據來判斷。1996年中國只有3家企業，而2005年則有19家企業進入世界五百強，而且銷售利潤率還高於世界五百強的平均水平。由此，王先生認為，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大大增強了，中國企業群體正在崛起。
但是，王先生忘記了，中國進入五百強的都是壟斷性的國有企業。國字號的電信、銀行、石油業、電力企業進入世界五百強，靠的是壟斷中國的龐大市場，而不是世界性的技術、品牌、營銷、管理競爭力。這些企業實際上是大而不強，甚至是外強中乾，根本不具備國際競爭力。進一步深究可以發現，這些企業都是在用跨國公司的電信設備、電力設備、石油開採提煉設備、銀行信息系統在處理業務，其利潤的相當大一部分被跨國公司賺走了。
中國企業的競爭力是不是增強了，這並不是一個深奧的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說：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其實，並不需要什麼專家的報告，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中國人，都知道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不是增強了，而是削弱了，淪落為跨國公司的配套廠商了，成為低附加值、低利潤的血汗工廠了。好一點的，如聯想、海爾、長虹、一汽等，這些似乎成長起來了的中國企業，究其實質，無外是微軟、英特爾、松下、康寧、三菱、菲利浦、德國大眾等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組裝商和經銷商。擁有中國自主技術、自主品牌的企業則在跨國公司優勢技術的打壓下，紛紛敗落，或者放棄自主技術和品牌，而改換成門，成為跨國公司的組裝商和經銷商。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在絕大多數技術和產業領域，自主技術或被主動拋棄，如運十飛機；或遭被動淘汰，如機床工業；重大技術進步寥寥無幾。
對於這一進程，王志樂先生也不是沒有認識，但他仍然堅持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增強了。怎麼能做到這一點呢？他的辦法很簡單，改變中國企業的定義：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只要服從中國法律，就是中國企業。所以，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增強了。
這真是好辦法！建議王先生勸告美國的國會議員們也這樣改變定義：凡是在美國經營的企業，都是美國企業，不管這家企業是日本投資還是中國投資。這樣，中海油收購美國的尤尼科石油公司，聯想收購IBM的計算機事業部，就不會再遭到美國國會的阻撓了，美國的經濟民族主義也可以消失了。今後，國家統計局完全可以不再統計外資企業的活動了，外匯管理局也可以停止工作了，海關也可以取消了。甚至，「跨國公司」四個字都可以取消了：具體到每一個企業，無論設在何國，都是當地的本國公司，又何來跨國公司呢？只是這樣一來，王先生的「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也得取消了。
改變定義的確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按王先生的邏輯推論下去，根本不存在日本入侵中國問題，日本人到了中國就是中國人。日本人在中國立的法就是中國法律。服從了，大東亞共榮圈就建立了，東亞全球化時代就到來了。
二、血汗工廠是中國的成功之路嗎？
王先生未必真不懂：西方投資流向全球，全球利潤流向西方。在全球化的名義下，跨國公司實現了對世界各國經濟的控制，實現了在世界範圍內獲取最大利潤的夢想，損害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自主成長、發展的前景，使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勞動者陷入到「探底競爭」中，使十九世紀的血汗工廠日益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現實。那麼，他為什麼還要站到跨國公司的立場上說話呢？
對此，他有一種解釋：「我們過去是在全球產業鏈之外，現在能進入世界產業鏈的低端和中端，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都嫉妒，說中國像一個巨大的黑洞，把本該投向他們的外資都給吸走了。他們想進入全球產業鏈低端都進不了。」
顯然，王先生認為，能給跨國公司打工，能找到血汗工廠的道路，這是中國的榮幸。中國把別的國家的打工機會搶走了，這是中國的成功。但是，究竟有多少人同意這種看法呢？要得出王先生那樣的結論，必須喪失一個中國人的基本自信，必須全盤否定新中國的艱苦奮鬥所取得的成就，必須全盤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甚至必須全盤否定從林則徐、康有為到孫中山的愛國誌士的努力，必須將天安門廣場上的革命烈士紀念碑變成「歷史倒車紀念碑」。只有這樣，才有理解他的「一個半世紀以來經濟安全度最高的時期」的說法。
三、中國經濟的系統性崩潰問題
撇開這些人不論，對於關心中國經濟安全的中國人來說，談一談中國經濟安全還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什麼是安全？或者，什麼是不安全？一個人不安全，或者是內憂，某種嚴重的疾病正在發展；或者是外患，環境險惡，資源匱乏，亦可能有人要加害。內憂外患都可以致人於死地。同樣，經濟不安全，應該也是經濟體系的內憂外患。
粗粗一列，中國經濟的內憂有：兩極分化，內需不振，失業率居高不下，財政赤字，銀行巨額呆壞帳，對外依存度過高，外資控制了絕大部分技術和大部分產業，產業結構停留在低技術、低附加值，產業布局過度向沿海地區集中，資源消耗過多，環境污染嚴重。中國經濟的外患有：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上升，主要礦產資源依賴進口，外國資源方操縱資源價格，資源運輸通道控制在它國手中，美國經濟雙赤字不斷增長，國際貨幣體系動盪不安。這些因素都對中國的經濟安全構成威脅。其中單項因素爆發就可以引起經濟運行的不安；多項不安全因素同時爆發，相互激盪，足以使中國經濟在短時間內陷入動盪甚至崩潰。
為什麼說中國的經濟安全到了建國以來最危險的時期呢？難道目前不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嗎？
經濟快速增長和經濟安全到了最危險時期，這兩者完全可以同時成立。正如一輛快散架的、剎車失靈的破車遇到下坡地形高速下衝時，誰會覺得安全呢？中國經濟是不是快散架的？城鄉差距、沿海和內地差距、貧富差距，都在不斷拉大。外資企業不斷擴張、內資企業日益萎縮、日益成為外資企業的附屬物，資源和利潤流向國外。失業率居高不下，與經濟增長極不相稱。大學教育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和社會需要嚴重脫節，數量過剩而質量不足。財政、金融體系腐敗大案、要案、窩案頻繁爆發，經濟血液循環系統失血過多，流動不暢。這些是不是中國經濟大車快散架的跡象？中國經濟是不是剎車系統失靈？以前有人稱，中國經濟就像是一輛自行車，只能蹬，不能停。此說後來成了政府經濟決策的基本依據。果如此說，則剎車系統失靈無疑。事實上，中央對房地產泡沫屢次進行宏觀調控，但每次都被地方政府和各種大利益集團化解，中央對鋼鐵、建材、能源等行業屢次進行調控，也是成績不佳，產能嚴重過剩已成定局。這不是剎車系統失靈嗎？那為什麼中國經濟還會高速增長呢？這是因為遇到了下坡地形。全球化時代，全球資本過剩，而中國的勞動力不但過剩，且價格低廉，缺乏罷工權等勞動者基本權益的保護，又加上中國社會強控制下的穩定，這就是中國經濟遇到了世界性的下坡地形。下坡地形的盡頭，是全世界製造業的崗位都轉移到中國。然而，這顯然會造成發達國家內部社會矛盾激化，從而抵制中國產品，使中國衝下坡的高速經濟列車撞到內需不振、外需萎縮的巨大冰山。在我看來，內憂外患相互增強，造成中國經濟乃至社會大震盪的危險已經近在眼前。對於一些短視的人來說，小車不倒只管推，只要現在沒出大問題，經濟就是安全的。但這樣的人其實只是用一己、一時之限推論國家經濟整體的安全，實在是「夏蟲不可以語冰」！
四、做心臟和大腦產業還是做四肢產業？
與經濟系統性崩潰的安全問題相比，其實就凱雷收購徐工引起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還是第二位的。這個第二位的問題恰恰又是更長遠的問題。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徐工問題又可以化為：什麼算國家經濟的死亡？哪一部分死了就是國家經濟死了？全球化的主導者，跨國公司及其背後的發達國家希望，他們來做全球經濟的心臟和大腦，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為全球經濟的四肢。換言之，如果中國經濟的心臟和大腦死亡了，但卻出現了一大批四肢型的產業，為跨國公司提供廉價勞動力、廉價加工基地，出現了一大批高價推銷跨國公司的組裝商和經銷商，那麼中國經濟是不是死亡了？抑或中國經濟從此變得安全了？
什麼是一國經濟的心臟和大腦產業？從實體產業的角度看，心臟產業是機械產業，是為各產業提供裝備的產業，而機床工業則是心臟中的心臟產業。大腦產業是信息產業。國產的彩電、冰箱、洗衣機、計算機、汽車、摩托車，其發動機是進口的，其集成電路還是進口的。這種缺心又缺腦的國貨究竟是不是國貨，實在值得懷疑。外國企業從中賺走了高額的技術專利費、品牌費、管理費，留給中國的只有低微的利潤、稅收和工資。中國的石化、鋼鐵、船舶、建材、電信、電力、航空等產業，幾乎全套生產和運營設備都是引進的，零備件都是進口的。巨額利潤流出本國不說，一旦發生戰爭，外國停止供應零備件，這些產業都可能停止運行，造成中國經濟癱瘓、交通停頓，社會動盪。這樣，中國經濟的命脈就不是掌握在中國人手中，而是外國人手中。
有人可能會反問，如果中國要控制頭腦和心臟產業，那會不會與跨國公司發生競爭，會不會與發達國家發生衝突，會不會回到被外國從外部封關鎖國的道路上？這個可能並不是沒有，事實上，這正是中國前三十年發展道路。這條道路儘管被否定了，但如果沒有這條道路所積累的研發隊伍和生產技術能力，中國甚至可能都缺乏吸引外資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經過這些年的實踐，中國已經有可能選擇性地發展一部分頭腦產業和心臟產業，已經有可能選擇性地與美國、歐洲或日本合作，已經有可能交替運用關稅、配額、政府採購、技術標準、市場准入、稅收和外匯等政策工具，在未來二三十年或三五十年中，逐漸形成自主的技術和產業體系。中國至少擁有部分頭腦和心臟產業，對世界開放相應的四肢產業，同時，中國也允許部分心臟和四肢產業掌握在他國手中。只有這樣的對等開放，才能使中國的經濟安全有根本保證。美國再開放，絕不會出售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不會出售波音公司。中國再保守，也絕不會賃惜玩具產業、手錶產業。
從實體產業加虛擬產業的經濟整體看，心臟產業是金融業，而頭腦產業則是設計業、媒體業、律師業、會計業、教育業、諮詢業、投資業等。長期以來人們更看重廠房、設備、地皮等實物，而忽視設計、廣告、管理、投機等業務的重要性。其實，後者調整的是人們的思維模式，尋找的是市場和技術機遇，其利潤遠比實體產生更豐厚，甚至可以說，實體產業的利潤大部分都被這些虛擬的心臟和頭腦產業拿走了。當境外風險投資公司到中國市場上尋找投資對象時，當麥肯錫公司給中國企業做諮詢時，當中國的媒體業跟著華爾街的調子起舞時，當中國的律師業、會計業接受美國模式時，當中國的優秀人才紛紛到美國大學留學時，當中國的銀行接受外資銀行的戰略投資時，實體產業的利潤就以各種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流出了國門。
五、經濟安全的主體是誰？
更深層的問題是主體問題。中國經濟安全的主體是誰？中國經濟安全的主體是十三億中國人民的話，這個經濟安全就非常嚴重。無論是系統性崩潰，還是做了四肢產業，對於工作在跨國公司研究中心的王志樂先生，或者工作在高盛公司的胡祖六先生來說，他們都是安全的。如果經濟安全的主體是跨國公司的中國部分，以及與跨國公司有關的官僚和買辦群體，那麼，我可以同意說，今天的中國經濟是安全的。但是，對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不可能被西方接納的十三億中國人民的大多數人來說，經濟系統性崩潰帶來的痛苦將是真實而持久的，在四肢型產業中從事低附加值、低工資、低利潤、高污染、高資源消耗型工作的痛苦也是真實而持久的。因此，中國經濟安全問題就是事關絕大多數人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
今天這個會是非常有意思的。題目叫開放與經濟安全。可是如果嚴格按照我們主流經濟學的說法，是不存在經濟安全問題的。為什麼？當每一個國家追求自身利益的時候，當每個個體追求自身利益的時候，全世界經濟都最大化了，還有經濟安全問題嗎？經濟安全問題提出來，實際上說明在全球市場經濟過程中，有一部分主體成了強者、成了勝者，有一部分主體成了弱者、成了敗者。這是問題的關鍵。勝者控制著大腦和心臟產業，敗者只好做四肢產業。也就是說中國是不是要接受在世界經濟競爭中的敗者地位呢？透過主流經濟學的眼光，這敗者地位就是中國發揮比較優勢的結果，是中國加入了國際分工體系，融入了世界經濟主流，使世界利益最大化了。透過非主流經濟學的眼光，這敗者地位意味著中國的開放政策在很長時間內走了極端，損害了中國國家經濟安全。更進一步，中國成為世界打工廠，既搶走了發達國家藍領和白領的工作機會，也搶走了發展中國家工人的工作機會。這個過程的唯一受益者就是發達國家的大資本。
恐怕，正因為主流經濟學造成了日益嚴重的中國經濟安全問題，所以今天這個會議，主流經濟學家絕大部分沒有到場。看來，他們還是有自知之明的。
小心被「鎖定」了
盧周來
制度經濟學中有一個名詞，英文叫「LOCK ＩＮ」，有人將其翻譯成「套牢」，也有人將其翻譯成「鎖定」，我自己認為翻譯成「鎖定」是罕有的貼切。
什麼叫「鎖定」？在經濟學中，是指因為初始條件以及某些偶然的因素，使制度變遷走上了惡性循環的轉道，最後被定格在低效率狀態。這其中，有自我鎖定的，也有被動鎖定的。比如，人們常說「越窮越生，越生越窮，越窮又越生……」，就是一種自我鎖定，一旦一個國家陷入了這樣的人口與發展的惡性循環圈，要擺脫起來就很艱難。但「自我鎖定」要想解套，畢竟還可以依靠自我努力。比如中國的人口控制政策，儘管也受到某些勢力的批評，儘管也需要不斷完善，但國際間公認的看法是，這種努力打破了人口與發展的惡性循環。但一旦某個國家被「被動鎖定」了，要想解套卻不容易，所以我這裡想著重講一講「被動鎖定」。
先且撇開國家不談，從小事談起。我一位熟人最近經歷了一次非法集資後的痛苦。說起這段經歷，他仍然唏噓不已。他說他不是一個會輕易上當的人，但這次卻主動上當了，因為對方並沒有鼓動他將錢交出來。先是他的一位鄰居在閑談中說，最近因為購買了某家企業的所謂「內部債券」而發了一筆大財。盈利率在百分之二十，而且返回期僅半年。於是他也動心了，讓這位鄰居從中牽線，也購買一些。出於謹慎，他先是購買了五千元進行試探，半年後，他如期從對方那裡拿回了七千五百元。於是，他再購買了兩萬元，又半年，他如期拿回了三萬元。嘗到甜頭的他索性將準備用來買房子的二十萬一股腦投入到了購買「內部債券」。但這次他卻沒有料到：半年後他被告知，他已經是「企業」的股東，投入的錢僅能收回紅利，如果想收回本金，除非自己進行「內部轉讓」：自己再去找能總共出資二十萬的下線。為了收回本金，我這位朋友只能按「企業」的旨意努力尋找他的「下線」，後來，他發現情況有些不妙，找有關部門瞭解情況。這樁長期非法集資案露出水面，而我那位朋友不僅血本無歸，而且還受到了處罰。
從經濟學上講，我這位朋友後來就是被「鎖定」了。用非經濟學術語描述「被動鎖定」的過程就是，對方先故意給你賣一個小破綻，讓你嘗到小甜頭，其實同時也是設置了一個陷阱，等著你往下跳。一旦你跳下去了，一步陷阱，步步陷阱，最後使你欲罷不能，只能任由對方擺佈。
個人如果被「被動鎖定」，損失的是單個人的利益。而某個國家某個產業一旦被「被動鎖定」，損害的則是整個與此產業相關的百姓的利益。而這樣的例子也屢見不鮮。美國某家著名的跨國轉基因作物研究與生產企業，為了在全球推廣其轉基因作物，剛開始的時候，它經常打著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或者建設生態農業的旗號，免費給這些國家的農民或者大農場提供轉基因大豆種子，並且提供免費技術指導。這些轉基因大豆果然以其出油率以及產量遠高於普通大豆，受到當地農民的歡迎，於是接受這種轉基因大豆的農民越來越多，土地面積越來越大。但農民卻不知道，他們的土地連續幾年種上了這種轉基因大豆後，由於這種轉基因大豆具有抗早熟性與抗雜草性等特性而影響了土壤的性質，使耕地無法再回種原來的建立在有機種植基礎之上的傳統大豆。這時，跨國公司贊助的面目撕下了：因為農民現在只能在土地上種植由他們提供的轉基因大豆，而這種大豆的種子事先被該公司使用所謂「終結者科技」（Terminator Technology）而無法繁衍下一代，因而，當初接受了該公司轉基因大豆的農民只能依賴由公司提供的後繼的種子服務及技術服務。這時，該公司便開始將轉基因大豆種子及技術服務的價格提得很高，將可憐的農民剝削得幾乎一無所有。正因此，當美國以解決飢荒為由賣力向發展中國家推銷轉基因產品時，2001年年底，24個非洲國家卻向聯合國發表之共同聲明中指出，「強大的跨國公司，時常利用這些國家貧窮和飢荒的印象，向其推銷既不安全又不符合經濟效益的基因科技，這不僅不能為其提供足夠的食糧，相反的，基因工程只會加速全球性飢荒，農民被迫透過必須向類似Monsanto的生技公司購買種子惡性循環的方式來依賴跨國企業生存。這會破壞當地農民一千多年來的農業系統，並損害其自給自足的糧食供應體系 。」這就是一國產業被「被動鎖定」的一個突出例子。
還在整個國家與地區都被「被動鎖定」的，這些國家與地區因為受發達國家的蠱惑及小惠而一步步走上依附型發展道路，最後造成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各種嚴重問題。拉美國家的歷史就是明證。拉美國家由於過分推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薦的自由市場化與私有化藥方，使巴西、墨西哥等國經濟都呈畸形發展，外債包袱嚴重，金融與經濟危機反覆發作。而一旦危機發作，只能更深的依賴於美國及其操縱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每一次美國以及國際貨幣基本組織在提出援助時，都附加上任何一個政府都很難以貿然答應的條件，但拉美這些國家卻只能答應，結果，使國家又進一步走向深淵。最後，只剩下一個龐大的與美國以及國際資本穿同一條褲襠的上層，因為充當國際資本的代理而富裕，廣大人民則苦不堪言。據法國學者杜蒙（Rene Dumont）與莫坦（Marie Frane Mottin）著作中的統計資料，八十年代初，巴西3萬多富豪的收入幾乎等於1000萬最貧窮的人的收入，巴西的貧富差距是法國的21倍，在巴西全國的 1.6億人口中，沒有固定收入的「社會邊緣人」竟高達50%；美國著名的發展社會學家柏格爾發表評論說：「巴西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國度，……巴西8500 萬窮人在巴西‘現代化’過程中所陷進慘境的人類代價，真可謂對‘無辜者的大屠殺’，以百萬計的巴西人民因貧窮而過早死亡。」這就是整個國家被「被動鎖定」 後所付出的代價！
由「被動鎖定」，我就想到近年來理論界關注的一個熱門話題，即中國繼續改革的動力應該來自於哪裡。不少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改革步入攻堅階段後，一方面，增量改革的獲益者力量還不夠大，他們想推動改革也力不從心，況且政府與民眾對「先富起來的這部分人心存戒備」；另一方面存量改革中利益受損者，即普通民眾有相對剝奪感，又因為「短視」，「看不得市場經濟總會給他們帶來更長遠的利益」也不願意改革。而此時的政府，一方面囿於意識形態不敢徹底市場化與私有化，另一方本身的影響力與號召力也在不斷下降，也沒有能力繼續推進改革，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經濟學家們將中國改革的希望寄託到了國外，希望通過外部力量推動內部改革。尤其是加入ＷＴＯ後，在這些經濟學家看來，是推動中國下一輪改革的最大動力，所以，他們將加入ＷＴＯ與鄧小平南方談話這一事件並列，預測中國即將掀起第三次改革浪潮。而我卻十分懷疑，外部力量即便是熱心於推動中國的改革，甚至使中國某部分階層從某些由外部力量推動的改革中得到些實惠，但也可能是使中國走上「被動鎖定」的不歸路的前奏。
因此，在經濟世界中，的確有必要對來自於外部的各種「好處」存疑：對方是不是在設套，將我「鎖定」在由他控制的狀態。作為個人，不要貪小便宜；而作為國家，不要對國際關係抱幻想。這樣的「存疑」也符合經濟學精神。經濟學一個基本的假設是理性經濟人假設，這個假設其實就是說人是自私的。尤其是商人與資本家。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祖宗亞當?斯密就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商人們從來不會為著娛樂的目的坐到一起；而只要是坐到了一起，一定是討論如何合夥賺別人的錢；弗裡德曼則說，我之所以得諾獎，其實就在於我證明了一條公理：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這些話既適應於人與人之間，更適合於目前還基本盛行叢林法則的國與國之間了。所以，我們無法期待人家資本主義的西方，會有什麼「國際共產主義」的精神，無私在幫助中國進行改革並走向富強
（在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開放與經濟安全》討論會上發言的修訂稿。9月2日發言，9月27日修訂完畢。）
王志樂先生認為，中國處於一個半世紀以來經濟安全度最高的時期。我的觀點恰好相反：中國經濟安全到了建國以來最危險的時期。
一、改變定義能提高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嗎？
雖然觀點截然對立，但判斷標準卻是一樣的：一國經濟安全取決於一國的經濟競爭力，而一國的經濟競爭力又取決於該國的企業競爭力。那麼為什麼同樣的判斷標準會產生截然相反的結論呢？
關鍵在於以何種標準判斷企業競爭力。王先生用中國企業有多少進入世界五百強為依據來判斷。1996年中國只有3家企業，而2005年則有19家企業進入世界五百強，而且銷售利潤率還高於世界五百強的平均水平。由此，王先生認為，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大大增強了，中國企業群體正在崛起。
但是，王先生忘記了，中國進入五百強的都是壟斷性的國有企業。國字號的電信、銀行、石油業、電力企業進入世界五百強，靠的是壟斷中國的龐大市場，而不是世界性的技術、品牌、營銷、管理競爭力。這些企業實際上是大而不強，甚至是外強中乾，根本不具備國際競爭力。進一步深究可以發現，這些企業都是在用跨國公司的電信設備、電力設備、石油開採提煉設備、銀行信息系統在處理業務，其利潤的相當大一部分被跨國公司賺走了。
中國企業的競爭力是不是增強了，這並不是一個深奧的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說：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其實，並不需要什麼專家的報告，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中國人，都知道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不是增強了，而是削弱了，淪落為跨國公司的配套廠商了，成為低附加值、低利潤的血汗工廠了。好一點的，如聯想、海爾、長虹、一汽等，這些似乎成長起來了的中國企業，究其實質，無外是微軟、英特爾、松下、康寧、三菱、菲利浦、德國大眾等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組裝商和經銷商。擁有中國自主技術、自主品牌的企業則在跨國公司優勢技術的打壓下，紛紛敗落，或者放棄自主技術和品牌，而改換成門，成為跨國公司的組裝商和經銷商。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在絕大多數技術和產業領域，自主技術或被主動拋棄，如運十飛機；或遭被動淘汰，如機床工業；重大技術進步寥寥無幾。
對於這一進程，王志樂先生也不是沒有認識，但他仍然堅持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增強了。怎麼能做到這一點呢？他的辦法很簡單，改變中國企業的定義：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只要服從中國法律，就是中國企業。所以，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增強了。
這真是好辦法！建議王先生勸告美國的國會議員們也這樣改變定義：凡是在美國經營的企業，都是美國企業，不管這家企業是日本投資還是中國投資。這樣，中海油收購美國的尤尼科石油公司，聯想收購IBM的計算機事業部，就不會再遭到美國國會的阻撓了，美國的經濟民族主義也可以消失了。今後，國家統計局完全可以不再統計外資企業的活動了，外匯管理局也可以停止工作了，海關也可以取消了。甚至，「跨國公司」四個字都可以取消了：具體到每一個企業，無論設在何國，都是當地的本國公司，又何來跨國公司呢？只是這樣一來，王先生的「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也得取消了。
改變定義的確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按王先生的邏輯推論下去，根本不存在日本入侵中國問題，日本人到了中國就是中國人。日本人在中國立的法就是中國法律。服從了，大東亞共榮圈就建立了，東亞全球化時代就到來了。
二、血汗工廠是中國的成功之路嗎？
王先生未必真不懂：西方投資流向全球，全球利潤流向西方。在全球化的名義下，跨國公司實現了對世界各國經濟的控制，實現了在世界範圍內獲取最大利潤的夢想，損害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自主成長、發展的前景，使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勞動者陷入到「探底競爭」中，使十九世紀的血汗工廠日益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現實。那麼，他為什麼還要站到跨國公司的立場上說話呢？
對此，他有一種解釋：「我們過去是在全球產業鏈之外，現在能進入世界產業鏈的低端和中端，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都嫉妒，說中國像一個巨大的黑洞，把本該投向他們的外資都給吸走了。他們想進入全球產業鏈低端都進不了。」
顯然，王先生認為，能給跨國公司打工，能找到血汗工廠的道路，這是中國的榮幸。中國把別的國家的打工機會搶走了，這是中國的成功。但是，究竟有多少人同意這種看法呢？要得出王先生那樣的結論，必須喪失一個中國人的基本自信，必須全盤否定新中國的艱苦奮鬥所取得的成就，必須全盤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甚至必須全盤否定從林則徐、康有為到孫中山的愛國誌士的努力，必須將天安門廣場上的革命烈士紀念碑變成「歷史倒車紀念碑」。只有這樣，才有理解他的「一個半世紀以來經濟安全度最高的時期」的說法。
三、中國經濟的系統性崩潰問題
撇開這些人不論，對於關心中國經濟安全的中國人來說，談一談中國經濟安全還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什麼是安全？或者，什麼是不安全？一個人不安全，或者是內憂，某種嚴重的疾病正在發展；或者是外患，環境險惡，資源匱乏，亦可能有人要加害。內憂外患都可以致人於死地。同樣，經濟不安全，應該也是經濟體系的內憂外患。
粗粗一列，中國經濟的內憂有：兩極分化，內需不振，失業率居高不下，財政赤字，銀行巨額呆壞帳，對外依存度過高，外資控制了絕大部分技術和大部分產業，產業結構停留在低技術、低附加值，產業布局過度向沿海地區集中，資源消耗過多，環境污染嚴重。中國經濟的外患有：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上升，主要礦產資源依賴進口，外國資源方操縱資源價格，資源運輸通道控制在它國手中，美國經濟雙赤字不斷增長，國際貨幣體系動盪不安。這些因素都對中國的經濟安全構成威脅。其中單項因素爆發就可以引起經濟運行的不安；多項不安全因素同時爆發，相互激盪，足以使中國經濟在短時間內陷入動盪甚至崩潰。
為什麼說中國的經濟安全到了建國以來最危險的時期呢？難道目前不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嗎？
經濟快速增長和經濟安全到了最危險時期，這兩者完全可以同時成立。正如一輛快散架的、剎車失靈的破車遇到下坡地形高速下衝時，誰會覺得安全呢？中國經濟是不是快散架的？城鄉差距、沿海和內地差距、貧富差距，都在不斷拉大。外資企業不斷擴張、內資企業日益萎縮、日益成為外資企業的附屬物，資源和利潤流向國外。失業率居高不下，與經濟增長極不相稱。大學教育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和社會需要嚴重脫節，數量過剩而質量不足。財政、金融體系腐敗大案、要案、窩案頻繁爆發，經濟血液循環系統失血過多，流動不暢。這些是不是中國經濟大車快散架的跡象？中國經濟是不是剎車系統失靈？以前有人稱，中國經濟就像是一輛自行車，只能蹬，不能停。此說後來成了政府經濟決策的基本依據。果如此說，則剎車系統失靈無疑。事實上，中央對房地產泡沫屢次進行宏觀調控，但每次都被地方政府和各種大利益集團化解，中央對鋼鐵、建材、能源等行業屢次進行調控，也是成績不佳，產能嚴重過剩已成定局。這不是剎車系統失靈嗎？那為什麼中國經濟還會高速增長呢？這是因為遇到了下坡地形。全球化時代，全球資本過剩，而中國的勞動力不但過剩，且價格低廉，缺乏罷工權等勞動者基本權益的保護，又加上中國社會強控制下的穩定，這就是中國經濟遇到了世界性的下坡地形。下坡地形的盡頭，是全世界製造業的崗位都轉移到中國。然而，這顯然會造成發達國家內部社會矛盾激化，從而抵制中國產品，使中國衝下坡的高速經濟列車撞到內需不振、外需萎縮的巨大冰山。在我看來，內憂外患相互增強，造成中國經濟乃至社會大震盪的危險已經近在眼前。對於一些短視的人來說，小車不倒只管推，只要現在沒出大問題，經濟就是安全的。但這樣的人其實只是用一己、一時之限推論國家經濟整體的安全，實在是「夏蟲不可以語冰」！
四、做心臟和大腦產業還是做四肢產業？
與經濟系統性崩潰的安全問題相比，其實就凱雷收購徐工引起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還是第二位的。這個第二位的問題恰恰又是更長遠的問題。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徐工問題又可以化為：什麼算國家經濟的死亡？哪一部分死了就是國家經濟死了？全球化的主導者，跨國公司及其背後的發達國家希望，他們來做全球經濟的心臟和大腦，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為全球經濟的四肢。換言之，如果中國經濟的心臟和大腦死亡了，但卻出現了一大批四肢型的產業，為跨國公司提供廉價勞動力、廉價加工基地，出現了一大批高價推銷跨國公司的組裝商和經銷商，那麼中國經濟是不是死亡了？抑或中國經濟從此變得安全了？
什麼是一國經濟的心臟和大腦產業？從實體產業的角度看，心臟產業是機械產業，是為各產業提供裝備的產業，而機床工業則是心臟中的心臟產業。大腦產業是信息產業。國產的彩電、冰箱、洗衣機、計算機、汽車、摩托車，其發動機是進口的，其集成電路還是進口的。這種缺心又缺腦的國貨究竟是不是國貨，實在值得懷疑。外國企業從中賺走了高額的技術專利費、品牌費、管理費，留給中國的只有低微的利潤、稅收和工資。中國的石化、鋼鐵、船舶、建材、電信、電力、航空等產業，幾乎全套生產和運營設備都是引進的，零備件都是進口的。巨額利潤流出本國不說，一旦發生戰爭，外國停止供應零備件，這些產業都可能停止運行，造成中國經濟癱瘓、交通停頓，社會動盪。這樣，中國經濟的命脈就不是掌握在中國人手中，而是外國人手中。
有人可能會反問，如果中國要控制頭腦和心臟產業，那會不會與跨國公司發生競爭，會不會與發達國家發生衝突，會不會回到被外國從外部封關鎖國的道路上？這個可能並不是沒有，事實上，這正是中國前三十年發展道路。這條道路儘管被否定了，但如果沒有這條道路所積累的研發隊伍和生產技術能力，中國甚至可能都缺乏吸引外資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經過這些年的實踐，中國已經有可能選擇性地發展一部分頭腦產業和心臟產業，已經有可能選擇性地與美國、歐洲或日本合作，已經有可能交替運用關稅、配額、政府採購、技術標準、市場准入、稅收和外匯等政策工具，在未來二三十年或三五十年中，逐漸形成自主的技術和產業體系。中國至少擁有部分頭腦和心臟產業，對世界開放相應的四肢產業，同時，中國也允許部分心臟和四肢產業掌握在他國手中。只有這樣的對等開放，才能使中國的經濟安全有根本保證。美國再開放，絕不會出售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不會出售波音公司。中國再保守，也絕不會賃惜玩具產業、手錶產業。
從實體產業加虛擬產業的經濟整體看，心臟產業是金融業，而頭腦產業則是設計業、媒體業、律師業、會計業、教育業、諮詢業、投資業等。長期以來人們更看重廠房、設備、地皮等實物，而忽視設計、廣告、管理、投機等業務的重要性。其實，後者調整的是人們的思維模式，尋找的是市場和技術機遇，其利潤遠比實體產生更豐厚，甚至可以說，實體產業的利潤大部分都被這些虛擬的心臟和頭腦產業拿走了。當境外風險投資公司到中國市場上尋找投資對象時，當麥肯錫公司給中國企業做諮詢時，當中國的媒體業跟著華爾街的調子起舞時，當中國的律師業、會計業接受美國模式時，當中國的優秀人才紛紛到美國大學留學時，當中國的銀行接受外資銀行的戰略投資時，實體產業的利潤就以各種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流出了國門。
五、經濟安全的主體是誰？
更深層的問題是主體問題。中國經濟安全的主體是誰？中國經濟安全的主體是十三億中國人民的話，這個經濟安全就非常嚴重。無論是系統性崩潰，還是做了四肢產業，對於工作在跨國公司研究中心的王志樂先生，或者工作在高盛公司的胡祖六先生來說，他們都是安全的。如果經濟安全的主體是跨國公司的中國部分，以及與跨國公司有關的官僚和買辦群體，那麼，我可以同意說，今天的中國經濟是安全的。但是，對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不可能被西方接納的十三億中國人民的大多數人來說，經濟系統性崩潰帶來的痛苦將是真實而持久的，在四肢型產業中從事低附加值、低工資、低利潤、高污染、高資源消耗型工作的痛苦也是真實而持久的。因此，中國經濟安全問題就是事關絕大多數人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
今天這個會是非常有意思的。題目叫開放與經濟安全。可是如果嚴格按照我們主流經濟學的說法，是不存在經濟安全問題的。為什麼？當每一個國家追求自身利益的時候，當每個個體追求自身利益的時候，全世界經濟都最大化了，還有經濟安全問題嗎？經濟安全問題提出來，實際上說明在全球市場經濟過程中，有一部分主體成了強者、成了勝者，有一部分主體成了弱者、成了敗者。這是問題的關鍵。勝者控制著大腦和心臟產業，敗者只好做四肢產業。也就是說中國是不是要接受在世界經濟競爭中的敗者地位呢？透過主流經濟學的眼光，這敗者地位就是中國發揮比較優勢的結果，是中國加入了國際分工體系，融入了世界經濟主流，使世界利益最大化了。透過非主流經濟學的眼光，這敗者地位意味著中國的開放政策在很長時間內走了極端，損害了中國國家經濟安全。更進一步，中國成為世界打工廠，既搶走了發達國家藍領和白領的工作機會，也搶走了發展中國家工人的工作機會。這個過程的唯一受益者就是發達國家的大資本。
恐怕，正因為主流經濟學造成了日益嚴重的中國經濟安全問題，所以今天這個會議，主流經濟學家絕大部分沒有到場。看來，他們還是有自知之明的。
小心被「鎖定」了
盧周來
制度經濟學中有一個名詞，英文叫「LOCK ＩＮ」，有人將其翻譯成「套牢」，也有人將其翻譯成「鎖定」，我自己認為翻譯成「鎖定」是罕有的貼切。
什麼叫「鎖定」？在經濟學中，是指因為初始條件以及某些偶然的因素，使制度變遷走上了惡性循環的轉道，最後被定格在低效率狀態。這其中，有自我鎖定的，也有被動鎖定的。比如，人們常說「越窮越生，越生越窮，越窮又越生……」，就是一種自我鎖定，一旦一個國家陷入了這樣的人口與發展的惡性循環圈，要擺脫起來就很艱難。但「自我鎖定」要想解套，畢竟還可以依靠自我努力。比如中國的人口控制政策，儘管也受到某些勢力的批評，儘管也需要不斷完善，但國際間公認的看法是，這種努力打破了人口與發展的惡性循環。但一旦某個國家被「被動鎖定」了，要想解套卻不容易，所以我這裡想著重講一講「被動鎖定」。
先且撇開國家不談，從小事談起。我一位熟人最近經歷了一次非法集資後的痛苦。說起這段經歷，他仍然唏噓不已。他說他不是一個會輕易上當的人，但這次卻主動上當了，因為對方並沒有鼓動他將錢交出來。先是他的一位鄰居在閑談中說，最近因為購買了某家企業的所謂「內部債券」而發了一筆大財。盈利率在百分之二十，而且返回期僅半年。於是他也動心了，讓這位鄰居從中牽線，也購買一些。出於謹慎，他先是購買了五千元進行試探，半年後，他如期從對方那裡拿回了七千五百元。於是，他再購買了兩萬元，又半年，他如期拿回了三萬元。嘗到甜頭的他索性將準備用來買房子的二十萬一股腦投入到了購買「內部債券」。但這次他卻沒有料到：半年後他被告知，他已經是「企業」的股東，投入的錢僅能收回紅利，如果想收回本金，除非自己進行「內部轉讓」：自己再去找能總共出資二十萬的下線。為了收回本金，我這位朋友只能按「企業」的旨意努力尋找他的「下線」，後來，他發現情況有些不妙，找有關部門瞭解情況。這樁長期非法集資案露出水面，而我那位朋友不僅血本無歸，而且還受到了處罰。
從經濟學上講，我這位朋友後來就是被「鎖定」了。用非經濟學術語描述「被動鎖定」的過程就是，對方先故意給你賣一個小破綻，讓你嘗到小甜頭，其實同時也是設置了一個陷阱，等著你往下跳。一旦你跳下去了，一步陷阱，步步陷阱，最後使你欲罷不能，只能任由對方擺佈。
個人如果被「被動鎖定」，損失的是單個人的利益。而某個國家某個產業一旦被「被動鎖定」，損害的則是整個與此產業相關的百姓的利益。而這樣的例子也屢見不鮮。美國某家著名的跨國轉基因作物研究與生產企業，為了在全球推廣其轉基因作物，剛開始的時候，它經常打著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或者建設生態農業的旗號，免費給這些國家的農民或者大農場提供轉基因大豆種子，並且提供免費技術指導。這些轉基因大豆果然以其出油率以及產量遠高於普通大豆，受到當地農民的歡迎，於是接受這種轉基因大豆的農民越來越多，土地面積越來越大。但農民卻不知道，他們的土地連續幾年種上了這種轉基因大豆後，由於這種轉基因大豆具有抗早熟性與抗雜草性等特性而影響了土壤的性質，使耕地無法再回種原來的建立在有機種植基礎之上的傳統大豆。這時，跨國公司贊助的面目撕下了：因為農民現在只能在土地上種植由他們提供的轉基因大豆，而這種大豆的種子事先被該公司使用所謂「終結者科技」（Terminator Technology）而無法繁衍下一代，因而，當初接受了該公司轉基因大豆的農民只能依賴由公司提供的後繼的種子服務及技術服務。這時，該公司便開始將轉基因大豆種子及技術服務的價格提得很高，將可憐的農民剝削得幾乎一無所有。正因此，當美國以解決飢荒為由賣力向發展中國家推銷轉基因產品時，2001年年底，24個非洲國家卻向聯合國發表之共同聲明中指出，「強大的跨國公司，時常利用這些國家貧窮和飢荒的印象，向其推銷既不安全又不符合經濟效益的基因科技，這不僅不能為其提供足夠的食糧，相反的，基因工程只會加速全球性飢荒，農民被迫透過必須向類似Monsanto的生技公司購買種子惡性循環的方式來依賴跨國企業生存。這會破壞當地農民一千多年來的農業系統，並損害其自給自足的糧食供應體系 。」這就是一國產業被「被動鎖定」的一個突出例子。
還在整個國家與地區都被「被動鎖定」的，這些國家與地區因為受發達國家的蠱惑及小惠而一步步走上依附型發展道路，最後造成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各種嚴重問題。拉美國家的歷史就是明證。拉美國家由於過分推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薦的自由市場化與私有化藥方，使巴西、墨西哥等國經濟都呈畸形發展，外債包袱嚴重，金融與經濟危機反覆發作。而一旦危機發作，只能更深的依賴於美國及其操縱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每一次美國以及國際貨幣基本組織在提出援助時，都附加上任何一個政府都很難以貿然答應的條件，但拉美這些國家卻只能答應，結果，使國家又進一步走向深淵。最後，只剩下一個龐大的與美國以及國際資本穿同一條褲襠的上層，因為充當國際資本的代理而富裕，廣大人民則苦不堪言。據法國學者杜蒙（Rene Dumont）與莫坦（Marie Frane Mottin）著作中的統計資料，八十年代初，巴西3萬多富豪的收入幾乎等於1000萬最貧窮的人的收入，巴西的貧富差距是法國的21倍，在巴西全國的 1.6億人口中，沒有固定收入的「社會邊緣人」竟高達50%；美國著名的發展社會學家柏格爾發表評論說：「巴西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國度，……巴西8500 萬窮人在巴西‘現代化’過程中所陷進慘境的人類代價，真可謂對‘無辜者的大屠殺’，以百萬計的巴西人民因貧窮而過早死亡。」這就是整個國家被「被動鎖定」 後所付出的代價！
由「被動鎖定」，我就想到近年來理論界關注的一個熱門話題，即中國繼續改革的動力應該來自於哪裡。不少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改革步入攻堅階段後，一方面，增量改革的獲益者力量還不夠大，他們想推動改革也力不從心，況且政府與民眾對「先富起來的這部分人心存戒備」；另一方面存量改革中利益受損者，即普通民眾有相對剝奪感，又因為「短視」，「看不得市場經濟總會給他們帶來更長遠的利益」也不願意改革。而此時的政府，一方面囿於意識形態不敢徹底市場化與私有化，另一方本身的影響力與號召力也在不斷下降，也沒有能力繼續推進改革，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經濟學家們將中國改革的希望寄託到了國外，希望通過外部力量推動內部改革。尤其是加入ＷＴＯ後，在這些經濟學家看來，是推動中國下一輪改革的最大動力，所以，他們將加入ＷＴＯ與鄧小平南方談話這一事件並列，預測中國即將掀起第三次改革浪潮。而我卻十分懷疑，外部力量即便是熱心於推動中國的改革，甚至使中國某部分階層從某些由外部力量推動的改革中得到些實惠，但也可能是使中國走上「被動鎖定」的不歸路的前奏。
因此，在經濟世界中，的確有必要對來自於外部的各種「好處」存疑：對方是不是在設套，將我「鎖定」在由他控制的狀態。作為個人，不要貪小便宜；而作為國家，不要對國際關係抱幻想。這樣的「存疑」也符合經濟學精神。經濟學一個基本的假設是理性經濟人假設，這個假設其實就是說人是自私的。尤其是商人與資本家。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祖宗亞當?斯密就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商人們從來不會為著娛樂的目的坐到一起；而只要是坐到了一起，一定是討論如何合夥賺別人的錢；弗裡德曼則說，我之所以得諾獎，其實就在於我證明了一條公理：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這些話既適應於人與人之間，更適合於目前還基本盛行叢林法則的國與國之間了。所以，我們無法期待人家資本主義的西方，會有什麼「國際共產主義」的精神，無私在幫助中國進行改革並走向富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