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2-12 00:51:59作者：唐子
昨日晚上始見阿衍先生《與唐子的「呼民主莫如喚道德」的不同》一文。阿衍先生最後問道：「不知道唐子先生以為然否？」我想我應該對先生有所尊重。我首先應該感謝阿衍先生給了我一個進一步闡明觀點的機會。
「如果人的思想停頓在以自己思想為中心的狀態裡偏不走出來」，我以為這不僅是智商問題，更是道德問題。您的表述換作我的語言，便是中共國寨綁匪官場「血腥氣仍是十分地濃烈」而顯示「流氓官吏」故步自封的「私家思想的頑疾……病入膏肓，不能改變」，「我們只有傳九評、促三退，解體中共。這就是一個道德選擇問題：不與邪惡為伍，不同流合污，拒絕做流氓。共產黨改變人靠暴力強逼和謊言欺騙，改變人的善良本性。而我們要終結共產黨的暴政和騙治，就是拒絕謊言和恢復勇氣，使它的邪惡政治沒有著力點。這樣這個黨國強權自然就解體了，中共國寨也就散夥了。拒絕謊言和恢復勇氣，是什麼？不就是道德嗎？阿衍先生「扁鵲似的逃離」並非只是保命，更是救人。當我們有了真誠和勇敢的品德的時候，共和國才會名副其實，自由民主便水到渠成。
您所謂一個思想走入了誤區、又不「虛心接受眾人的異議主張」的人，「唯一辦法不是良好的道德觀的問題，應該是用實際的事實使對方不得不服氣」，這似乎並不是你我的分歧所在。事實勝於雄辯，這是個天冷要加衣般的常識。我「呼民主莫如喚道德」的觀點不過是在說：爭取民主政治的人首先應該有勇氣突破共產黨邪惡政治的底線，對法輪功受迫害問題說不；知恥辱而對歷史上曾經加入過中共各式各樣的組織和祝願過「共產黨萬歲」的幼稚行為能以聲明方式懺悔。 真正有道德的人——忍辱負重，不傷害他人，不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都來參與解體共產黨的活動，像高智晟、賈甲風雲際會，那麼民主政治實現還有什麼難？
至於阿衍評價我「不是很高雅，有時候也有點霸氣」，那也正說明我的道德素養還尚待提高。這就是共產黨強行灌輸的黨文化邪毒所致。我們這上下三代自由民主訴求者都有這個傷痕，從主觀上導致民主政治的到來遲緩，導致被共產黨揪住弱點利用和打擊。至於阿衍先生所說「本來就沒有忌諱的人」，他們不會真正追求民主，因而呼喚道德並非對他們而言。憲政民主制度下，自有法制強制他們懂得忌諱的道理。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不宜跟道德問題混為一談。
「讓老百姓都服從道德了再在面對胡幫辦流氓的血腥殺戮時……把胸膛亮出來，使胡幫辦殺了一批又一批，使其能殺多了，殺累了，使更多的願意被他們殺戮的的群體再擁了上來而屠夫恐懼了，膽怯了，退讓了，服輸了。」
我所有的文章中從來沒有這樣的文字，也不包含這樣的意思。據我所知，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也從來沒有這樣的邏輯。不合作的方式也是反抗，卻有消極和積極的區別。阿衍批評的是消極的不合作，例如黨員自動脫黨。三退完全是另外一種不合作，是跟傳九評揭邪惡密切聯繫的。每一份文字聲明是一份正義之聲，每一個「我退」的表示，是一點正氣顯示，匯聚起來便是對共產黨英勇無畏的精神。我就是這樣走出來的，高智晟也是這樣走出來的，賈甲同樣是這樣走出來的。共產黨從來就是這樣：你不怕它，它就怕你。高智晟和賈甲勇敢揭露共產黨迫害法輪功和其他人士的罪惡，身體力行地退黨、退隊並呼喚他人，這跟阿衍所說讓胡幫辦殺根本就是兩回事。欲求民主，首先得不怕中共，揭露邪惡。這是什麼？這是良心，是道德。不是說有良心和道德表現，共產黨立即就垮了。但沒有從良心和道德上向共產黨的暴力和謊言說不的一個龐大群體出現，還在心靈上期望共產黨變好，給六四平反、給法輪功平反，民主政治必定遙遙無期，再過千年都是夢。
誰說過三退是民運最好的全部的做法？阿衍將退黨視為炒作，這就說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您尚未弄懂三退的意義。如果您只將三退看作是退垮共產黨的一種政治舉措，那麼可以說您根本還沒弄明白法輪功學員冒著生命危險傳九評、促三退是在做什麼？說白了，你還沒讀過或讀懂九評，還沒認同「共產黨是邪靈、邪教」的評判。如果您加入過共產黨及其後備或外圍組織，或喊過「共產黨萬歲」，或被共產黨矇騙中咒罵過法輪功，那麼沒有以聲明或宣言的方式表示與共產黨的暴力和謊言劃清界限，那麼在精神上您就還是共產黨邪靈生命的一元素，未來的瘟疫天災您就逃不過去。您也許視這說法為迷信，但倘若將來成為事實被證實時，您在閻王殿跟共產黨打官司再來控訴它是邪靈它害您不淺，您不覺得太冤了嗎？
阿衍先生，客觀的說，您對印度的非暴力運動、高智晟和平卻英勇的抗爭，是相當的不瞭解。甘地抗英您知道多少年嗎？高智晟被抓進監獄裡承受磨難，難道就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失敗？難道高智晟手持一挺機關鎗就能保住自己不進監獄？對八九學潮，你的瞭解更是不夠，八九學潮是一場道德精神運動嗎？你怎麼能夠證明？反腐敗、求民主是政治運動，但跟道德精神運動還差十萬八千里呢。在天安門廣場塗污毛澤東像的湖南三君子是誰送進派出所的，是廣場學生！「六四」時期，您知道我在您所謂的有道德底線的民眾群體裡是在幹什麼？在領頭高喊：「擁護共產黨！」不要以為那是我們的策略，那就是我們當時的政治覺悟。而這個政治覺悟就建立在對「共產黨是邪靈、邪教」本質全然無知基礎上。儒家道德之「五常」是「仁、義、禮、智、信」，「智」不夠——不明共產黨的本質，又不仁不義地把真正的義士親手送到共產黨的警察手裡，這是道德行為嗎？
我需要跟阿衍先生明確的說的是，正是因為「六四」這一偉大的政治運動折射出來的學生領袖和民眾群體的道德勇氣和智慧不夠，而且至今還在法輪功和高智晟受迫害問題上鮮明的表現出來，所以才有我之《呼民主莫如喚道德》一文。否則我便是無的放矢。不是說只要英勇就是有道德。鄧小平殺學生也是他的一種英勇的表示，不怕人質起義，這不是道德，是邪惡，恰恰是反道德。
關於鄧小平的鄧家幫和毛澤東的毛家幫「形成共產黨的邪惡獨裁統治」，是因為「國民黨的存在與騷擾」，因為毛澤東「沒有把自己的政治目標在他的統治時期走好，走的徹底，來實現他所說的民主目標」這些說法裡，阿衍先生認可「共產黨的邪惡」是對的；但說「共產黨的邪惡」是「國民黨的存在與騷擾」和毛澤東沒有兌現「他所說的民主目標」，這就錯了。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腥風血雨鬥爭中，是共產黨在不講神道人德、不計社會後果的鬧事，而國民黨何存騷擾過共產黨？難道國民黨存在，共產黨就一定要上山嗎？正是因為《共產黨宣言》確定了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方向，才有毛澤東「只要掌權，國家國寨不論」的社會實踐。這怎麼可以說共產黨的邪惡獨裁統治」不是「從山寨裡走出來的結果」？
非暴力運動「縱容了胡幫辦的邪惡統治」，阿衍先生能否論證分析得清楚一些。抓捕高智晟是共產黨的邪惡本性必然的結果，無論高智晟用什麼方式反對共產黨，最後都是這個結果。以高智晟現在入獄就判斷非暴力運動失敗了，這既邏輯上不通，也不符合事實。沒看見法輪功的「傳九評、促三退」活動在節節勝利嗎？有些事情阿衍先生看不明白，不妨多看一些時間，急於發言就難免不得要領。
「政治舞臺裡，根本就沒有什麼道德思維，只有利益，也就難免出現道德低糜。如果我們偏偏不遵守這個遊戲規則，欲用我們的道德來改變這個規則的話，真的是胃口大了些，因為我們的這些人，無力轉變這樣的形勢。不僅不該轉變，還要順其自然地獲取我們的實際利益。」阿衍先生，這些觀念您知道是什麼時候可以像你現在說的如鏗鏘玫瑰一般卻當作長矛在使？放眼當今國際世界，除了共產黨因為從來就反道德、反文明，還有多少政治家敢像您這樣輕蔑道德？您知道布希總統來國內講演由胡錦濤陪著的時候，布希就在給他上宗教和道德課麼？
阿衍先生，「不畏山寨走出來的流氓勢力的弱智（註：準確地說是邪惡）恐嚇」，不僅是當今民主運動重點要解決的問題，更是大多數國寨人質順民（註：順民並非良民，弱智或自利者居多）要解決的問題。傳九評、促三退不就是為不畏中共邪惡流氓勢力提供了一條大道無形的路嗎？
阿衍先生，我再強調指出，我是一個剛轉向的道德實習生，只是因為總結自己以往從事民運多年過於注重「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謀略」的缺失，發現幾十年研究來研究去，都沒發現「共產黨是邪靈、邪教」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沒有發現自己浸淫在「黨文化」裡，正是因為自己太急功近利，拒絕有神論，從而跳不出塵世的功利迷霧。我從1979年關注民主人權運動，二十多年有心栽花花不開，而法輪功從1992年到今天就靠實修「真、善、忍」三個字卻在人權抗爭領域裡無意插柳柳成蔭。阿衍把話說反了，之所以二十年來民主運動沒有根本性的進展，不是我們缺少謀略家，而恰恰是沒有道德家？看來阿衍先生讀我文章不多，所以才會對我的道德思想高抬，而對我的謀略則一無所知，對我的人生旅程更是兩眼一抹黑。這也正好說明民運活動者如果還在功利這條謀略的狹路上徘徊，不在道德的智勇——智：把觀念像辛灝年、胡平先生那樣簡明的說清楚，說到位；勇：像高智晟那樣從道德精神（而非政治膽量）上蔑視共產黨，說仁義之話，行仁義之事——大道修養上下功夫，那實在會繼續把話說反，把事做反，越求什麼越不得什麼。為什麼？因為如此訴求民主的人根本就沒有弄清楚民主和道德的關係。
「道德進化社會人的思想」，阿衍可否把這個詞的邏輯的內涵和外延說清楚一些？看來阿衍先生還沒讀過《解體黨文化》這本書，對進化論和無神論思想在近現代歷史上怎樣出現的，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還不是很明白。如此基礎上，我們對話就缺少了基臺。如果阿衍能夠因為三退了在天滅中共之後沒成為邪共的陪葬，那麼一定來找我，我可以讓你看我二十年前寫的東西，在關於民主政治和社會進化的思想方面，那是脈絡清晰而且系統周詳的。可那有用嗎？可以跟你說，你不知道我知道，中共國寨裡你所謂的謀略家沒有一千也有一百。而在法輪功橫空出世之前，道德家中共國寨裡何曾有過一人？我是嗎？我不是，現在也不是。
阿衍先生，如果你真的弄明白「共產黨是邪靈、邪教」這八個字，那麼你就再也不會去尋找「把胡幫辦這群流氓拉下來的形式和思想的政治家」了，道高一丈，魔高一尺，人高一寸。你僅僅在一場肺炎、一次情殤就放到的人中間何以能夠找到共產黨邪靈在另外空間可以不斷給胡幫辦注入邪惡能量的政治家？除非這個政治家七情六慾都能自我掌控而又智慧超人類。如果真有七情六慾都能自我掌控而又智慧超人類的政治家，那他還是政治家嗎？他已是神了。政治是人間的事情，神是不會直接干預的。那麼有一個遵從神旨的人來見阿衍先生，比如我，說我就是你要找的政治家，你信嗎？你肯定不會信。就算你信，還有那麼多脖子長、脖子粗、脖子硬的人不信呢，這時候大家會幹什麼？共產黨一個小小的謀略，大家就鬥得死去活來。寧肯做共產黨的奴隸也不做民主黨的老二，國寨太多了。
改變別人的觀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改變自己的道德決定卻在一念之間。比如傳九、退三、促三。我就是這樣過來的。對於阿衍先生來說也是如此。
「在我們掌握了國家權力以後，再用道德思想解決中國大陸新的現實客觀問題。」在戰爭殺戮中，國民黨蔣介石講仁義情操，共產黨毛澤東不講，他難道不是這樣想、這樣說的嗎？毛澤東甚至通過學雷鋒運動還這樣做過，不是嗎？結果如何？結果學雷鋒三年零兩個月，文化大革命發動了。道德也成為了謀略了。
阿衍先生，道德不是外衫，甚至也不是襯衫，更非女人的小衣服。道德根本就不能用衣服這個事物來比喻。另外，道德也不僅僅是舉止文雅。
關於道德問題，如果阿衍真想談論，我建議先去讀一讀《道德經》、《論語》、《聖經》等。我是讀了這些著作才有《呼民主莫如喚道德》一文的。這樣我們談論的詞才有相同的內涵，也才有互相促進的實際意義。而今阿衍使用的道德主要也就是「公民道德」的含義。建立公民道德當然要在改變胡幫辦的獨裁統治之後。這是用不著爭論的。但是要想達到我們的民主標準，沒有類似基督新教徒的道德和當代臺灣、南韓那樣的儒家善民，只想「利用可行的謀略來完成」，那才是走不通的路。「六四」之後民主運動由盛而衰，難道不是這樣的實際情況嗎？
阿衍先生以為民眾「需要智者的理性帶領，朝著正確的目標行事」。這還是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的觀念。而法國歷史證明，法國民主最終確立並不是「智者理性帶領，朝著正確的目標行事」的結果。是改良後天主教徒慢慢適應了新的政治體制的實驗的結果。如果法國民眾的多數人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中共國寨裡的這些被黨文化洗邪惡了腦子的無神論者，或者儘是巴黎公社那些參加者，恐怕至今民主政治還在這個國家漂泊呢。固然民眾在改變習慣之際需要有人帶頭，但民眾本身要具有一定的理性智慧和道德理性制約自己的言談舉止，民主作為專制政治歷史過程中的新事物才能夠被接受並確立下來。最重要的是，民主政治作為今日世界政治之主導，已經成為一種發展趨勢，四周的國家和地區都是民主政治，民主文化通過書刊、影視和旅遊、生活等已潛移默化成為專制國的人們傾慕的思想內容。民眾未必會向智者那樣一套套的說，但他們議事、投票根本就沒有大問題，並不需要智者帶領。也許關於民主人權我可以比法輪功裡大多數學員說得漂亮，但客觀地說，正確的行事我就不如高智晟文章中讚美的那位王玉環老人。阿衍先生不妨去讀一讀高智晟給胡溫的第三封信，您可能也不得不承認。
而法輪功學員王玉環等老人、女人們對共產黨侵犯人權的抗爭，完全與她們的民主知識和理論無關，卻與她們的道德信念——做好人沒有錯，不能說假話，不能罵師父等——密切相關。阿衍先生對法輪功究竟有多少瞭解，有沒有像我那樣「臥底」瞭解過啊，呵呵……我可以告訴您的是：按照人口、信眾數量的比例，法輪功裡的社會精英應該在國寨人質中佔第一位，在進入法輪功之前，許多人的權謀都是第一流的！但他們在成為修煉者之後都自覺的把那些權謀當作執著修去了。而他們也沒有每天上朝般的聽師父訓示而後行動，而就是讀《轉法輪》修煉，提高自己的道德心性，自覺抑制自己私心、私慾、私利，沒有宗教、政黨甚至工會、農會這樣的組織，他們實實在在地頂住了中共邪教賊喊捉賊的傾力打壓。請阿衍像高智晟一樣去採訪一下法輪功學員，去問一問他們是靠權謀還是靠道德走過來的？他們百分之百的告訴您：是靠道德。我甚至可以告訴你：如果靠權謀，共產黨真的就能夠在三個月裡消滅掉法輪功。您的招對民運肯定說來不是好招。
「按照唐先生的理論說，只要廣大民眾都具備了良好的道德思想，就能遏止江胡的邪惡，我認為，這就更不符合客觀現實。」那麼請阿衍先生拿出事實來說服我。像諸如「特別是，對待流氓勢力，讓眾人把胸膛亮出來，非要流出眾人的血，才能震撼邪惡者的心靈，這是基督那個時代的思想……」之類的文字不是論證文字。今日基督教徒、法輪功學員也沒有誰把「道德遏止邪惡」像阿衍這樣理解的。布希總統就是一基督教徒，他對薩達姆的邪惡暴政也不是讓美國軍人和人民亮胸膛去流血以感化薩達姆的做法呢。但因為他有基督徒的道德操守，因而就能控制伊拉克的戰爭不採用凶殘的和大規模的殺人方式去震懾伊拉克人的理性的做法。民眾以道德思想遏制邪惡是什麼意思？是在共產黨進行邪惡犯罪的時候，民眾要讓良心和良知像高智晟那樣出聲，全國約15億人中如果有一萬人（十萬分之一）都那樣真名退黨和公開譴責對法輪功的迫害，全國和全世界是何得聲浪，江胡的邪惡怎麼會遏制不住呢？也許阿衍又會舉六四的例子，那麼我還要再說一遍：六四時期的絕食、遊行、集會的精神是政治層面的都不是道德層面的。
阿衍先生怎麼就知道，「在今天大陸的遊戲規則中，對國人提倡道德文明是胡幫辦最開心的事，也是唐子先生沒有像高智晟一樣被抓，那是因為胡幫辦在利用唐子這樣的思想？」國寨人質在黨文化浸淫下，總喜歡用一種相當然的理由說話。另外，阿衍先生，我什麼時候說過我是一位受洗的基督徒？我何時說過我要帶領民眾「衝進中南海」？恰恰相反，是賈甲那樣說，而我說：這是政治之舉，在天滅中共的今天根本不需要這樣做。道德在先、非暴力何以見得就會掉入胡錦濤的「和諧社會」的圈套？您讀過我批評胡錦濤的「穩定式和諧社會」的文章嗎？
今日國寨人質大多數都在黨文化中失去了自我，像阿衍先生也還因為沒有好好讀過《九評共產黨》和《解體黨文化》，思維也依然在黨的話語圈子裡。「民眾本來就沒有義務去研究我們這高深的道理，即使是道德智慧，也是我們首先做了示範，他們才能見到好後才能服從，接受。」這樣的話我們每天都能在國寨新聞或者主旋律電視裡聽見。在共產黨掌管著中華大陸全部資源的今天，民眾大多數每天都在共產黨控制的機關和老闆那裡領工資，您怎麼就能斷定「我們做了示範」，他們見到好後「能服從，接受」呢？我現在退了團，很好（好得我罵共產黨比高智晟更厲害，胡錦濤硬是拿我沒辦法，為什麼？因為我跟賈甲先生一樣是有神管的人），你能像我這樣嗎？用您的話說，就是「服從、接受「我，您能嗎？其實我才不想您或者其他民眾「服從、接受」我呢，我只希望訴求民主的人少些讓別人衝鋒的權謀，而用自己的良心去傳九評、促三退，不是你所謂的炒三退。你的炒作方式即使再好，無法複製，形不成對共產黨邪惡的解體，便什麼也不是。
「在與胡幫辦的較量中，如果我們都像唐子先生那樣文雅操守，遇到流氓干預他的正常思維或者限制其正常的活動大發雷霆，而真正面對流氓殺戮束手無措，這樣就正確嗎？」呵呵……阿衍您可真逗啊，您知道我多少思想，見到我多少行為，您何以作這樣的判斷？「這樣的道德觀，我看今天提出來，恰恰是幫助胡幫辦維護流氓邪惡的統治權，不是為我們的民主運動出謀劃策了。」證據何在？您的文字中太多想當然的東西，如果我不是在跟法輪功學做道德實習生，還是今年年初跟劉路爭論那樣，我這篇文章早就老梟似的給您雪花蓋頂、黑虎掏心、掃堂腿取您的上中下三盤倒您了呢？呵呵……放心，我永遠不會這樣做了。這不是文雅，是修煉？修煉，阿衍先生，您懂嗎？真正面對流氓，我不會束手無策，我打坐發正念。您又不懂了吧？呵呵……我又不去行暴力，怎麼就會要面對流氓殺戳呢？至於中共如果對我活摘器官，那也不是流氓殺戳這個詞可以定性的，那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邪惡。我怎麼面對它，我傳九評、促三退終結它。我為什麼要去面對它，它配我面對嗎？如果您總存暴力反抗的思想，卻可能輪不到共產黨邪惡對付您，隨便幾個街頭黑社會小混混就給您演示「流氓殺戮」了，您怎麼辦？
其實我清楚，阿衍先生並沒有反對我喚道德的意思，只是不讚同我的「首先」一說，不希望我的說教把「大陸民眾只能清談的道德家了。是嗎？我希望阿衍今後少用發散性思維寫議論性文章。寫詩和搞發明可以。我的《呼民主莫如喚道德》是針對賈甲先生寫的，當然也包括所有想做民運領袖的人。中國今天不需要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了，所以領袖人物必須把個人道德擺在第一位。不這樣做的人成不了民運領袖。事實上高智晟現在受難就是受的道德難，他能活著走出共產黨的監獄，他就是未來中國的民主運動的領袖。賈甲先生舍棄了在大陸奮鬥得到的幾乎一切物質的、政治的利益去了臺灣，漂來流去，那也在承受道德上的魔難。沒有這樣的敢為人先的道德付出和承受，人們沒有敬佩心憑什麼聽從他們？憑他們是智者嗎？今天網路時代、電視時代，什麼樣的文字、話語都有機會發表、出鏡，民眾是跟著情緒走的，智者的理性怎麼可能帶著他們走呢？不要想，沒門。
我再說一遍：我的個人道德在國家民主之先的說法，是針對想做領袖的人說的。至於「使我們的民族變得高尚變得有德行，或者是擁有起碼的道德底線，那是我們在獲取政權以後的事」，那從來也是我的觀點之一。阿衍先生，從文字上可以看得出您對我是有一定的尊重的，所以我也有這樣的文字回覆您。如果言語之中有所冒犯，請相信那不是我的本意，而是我的修煉還沒見功夫，尚待努力。
最後，我還想對阿衍說，如果我們彼此都理性的思考，並且不自戀，用阿衍的話來說就是不鑽進自己的思維誤區裡不出來（其實那也不是思維誤區，只是思維成見），文字探討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希望我們的文字探討是這樣的。其實阿衍先生已經給了我一個把我思想表達得更加清晰、到位的機會，再次謝謝。
「鳥還沒有打下來，就想著油炸還是清蒸，就更不對了。」這是阿衍先生全文的總結語。讓我也用比喻式的語言來總結民主和道德的關係：「道德如空氣，民主如河水」。當然比喻總有不貼切的地方。不過這個比喻還是比較符合道德與民主跟人的實際情況：人是片刻也離不開空氣的，但對河水卻沒有那麼依戀，遊牧民族更不用說了。這個比喻也比較符合道德與民主的歷史進程：雅典民主是從賢者（道德政治家）梭倫改革開始的，而在此前約兩千年的中華黃帝創立王道和諧政治，和整個世界古代和中世紀的王朝專政，也都據德而立、失德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