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2-27 09:46:52作者：曾錚
耿和女士：您好！
這是一封早就想寫的信，請原諒，我一直拖到今天。
我深深地理解您的心情和處境，因為我曾經有過非常相似的經歷。
我因修煉法輪功被監禁四次，勞教一年。二零零一年，我獨自逃至澳大利亞，一方面為避免進一步被迫害，一方面為了能夠完成並出版已寫了一半的揭露迫害的紀實文學《靜水流深》。二零零四年國內有人來澳洲開會時，我曾托他帶一本回去給高智晟律師，不知他有無看到。
二零零二年十月，我與幾名法輪功學員一起，向聯合國控告江澤民迫害法輪功。這個消息在江澤民抵達芝加哥時被公布。幾天後，身在北京的先生突然被抓捕了。
這個消息對我來說不啻青天霹靂。雖然已經歷過太多的慘烈，我仍低估了強盜的殘暴。我沒有想到他們居然會凶險到對他們一直想在輿論上欺騙和爭取的「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如我先生下手。
當時真有「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的感覺。我試圖給先生的朋友打電話，可他們一聽到我的聲音，都「趴」一聲就挂了——沒人敢跟我講話。除了必須營救先生的壓力外，我九歲多的女兒和一直靠先生供養的公公婆婆的生活來源怎麽辦？下個月他們還交不交得起物業管理費？交不起的話會不會被攆出樓去？我為了專心寫作，當時也沒有工作，只靠從國內帶來的一點積蓄維持最基本的開支。我一時半會兒如何能支撐起全家人的生活？
除了種種的實際生活壓力外，最可怕的是，我打聽不到一點兒先生的消息：人關在哪裡丶有無受酷刑折磨丶天冷了，有無寒衣丶他們最終到底打算怎麽「處置」他，等等。
好容易，才通過墨爾本的一個朋友打聽到：先生關在一個「重案犯」所在地；凡關在那裡的，都是要被判十年以上的……
這時，先生在國內的胞親也託人帶信丶打電話：千叮嚀丶萬囑咐，最後都歸結為一句話：你在外面千萬別再鬧了！別再「找事兒」了！人已落到他們手裡，只有聽從他們的，他才會有好日子過。
我必須承認，那是我生命中最困難的時刻，孤立無援不說，還必須承擔將先生推入「火坑」的「輿論」壓力。內心的焦慮丶煎熬丶苦澀和醜陋，幾乎完全將我擊倒。每天我都必須掙紮著才能起床。如果不是因必須營救先生而始終提著一口氣，我可能就此臥床不起。
而且我的時間並不是太多。我知道，根據大陸的所謂「法律」，一個月的拘留期一到，他們還不放人的話，就會正式下逮捕令丶轉入檢察院了。一旦給你下了所謂「判決」，情況就更被動了。
雖然非常困難丶雖然我的「對手」似乎強大到擁有一切資源，根本不屑將我一介女子視為「對手」，我還是很快做出決定：如果真想救先生，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以最明確的方式告訴綁匪：我不接受這樣的要脅！如果我保持沉默，接受要脅，那他們就可以今天抓我先生，明天抓我女兒，後天抓我公婆丶父母丶兄弟姐妹……他們手裡的人質簡直太多了。
除非我背棄自己當初在勞教所發下的要揭露邪惡的誓言，除非我打算一輩子將自己對於良知和公義的判斷心和追求心壓制下去，一輩子在他們給我劃定的框框裡不情願地生活，那麽，我是沒有其它選擇的。沒有退路，也決無「中間道路」。
這一切是不難想見的。難的是，你怎麽知道，如果你揭露了他們，他們會以怎樣瘋狂的手段報復你的親人？
這時候，唯一能支撐我的，就是一份對於正義和真理必將戰勝邪惡的信念。
信念講起來容易，但能夠在任何情況下都堅守，就不是一句話的事情了。對我來講，那是長期修煉的基礎，是「理性和實踐的升華」，我知道我的信念是千真萬確的。面對如此「強大」的流氓政權，我唯一取勝，或稱超越它的可能性，就在於我對真理和宇宙法則的信念。是的，宇宙中一定有個最終的真理和法則，否則它不可能維持和諧與穩定。每個個體的力量都是如此渺小；然而，當我們能溶入真理之海時，誰又能動得了我們？
於是我支撐著搖搖欲墜的身體，向外發布了先生被捕的消息。因為時差，我得半夜三更爬起來接受美國之音丶法新社丶自由亞洲電臺等等媒體的採訪。我給澳洲外交部寫信丶給聯合國寫信，我四處去拜見議員，我從墨爾本飛到八百多公里之外的悉尼去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專員，我還決心，給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元首寫信……總之他們一天不放人，我就一天不停地呼籲下去。
一個月後，先生被放了。雖然他們曾準備給他栽個「插播衛星」的罪名，並威脅要判他十年以上。
當然，後來我才知道，除了我在國外呼籲外，許多國內的朋友，事實也在以他們各自的方式幫助先生。特別令我們感動的是，有的幫助，甚至來源於我們根本不曾料想到的朋友們。先生是個善良的人，雖然平日裡為善，並不為回報；但事實證明，雖然有中共的高壓，好人還是挺多。
高律師是一個那麽偉岸丶善良而正直的人，願意幫助他的，一定更多丶更多。而所有看得見丶看不見的幫助，最後一定是會見效的。
有句話說得一點都沒錯，那就是，「邪惡最怕曝光」。他們本來威脅說，國際社會的「介入」，會對高律師的案子不利。結果怎樣呢？在中共的眼裡，高律師的「罪行」，難道不比鄭貽春丶師濤丶張林丶楊天水等人更重？但中共對高律師的所謂判決和讓國際社會見笑的處理方式，卻反映了中共的心虛，而這恰恰是國際社會持續關注的結果！
不管別人怎麽分析，我看到的是，高律師能出獄，確實是中共勢微的表現。所謂「時也丶勢也丶命也」。誰都看到了，誰都同意，中共注定要完蛋，只是時間早晚而已。這難道不就是它的宿命嗎？
所以，不管它表面上裝得多麽氣勢洶洶，事實上它比誰都恐懼，任何一個不再恐懼丶不再吃它那一套的人，都讓它更加恐懼。
戰勝中共其實非常簡單，我們不怕它時，它就開始怕我們了。
不管怎麽說，高律師回家，是件大好事。往後的日子，雖然有不同的難處，但請相信，最壞的時刻已經過去，就像在過去幾年，每當又一次好幾天聯繫不上先生時，我都免不了再次擔心；但擔心只是輕微的，因為我有更大的信念，那就是，邪惡勢力總是越來越弱了。事實它早就顧此失彼了，它也決沒有五年的命了。
不管邪惡怎麽造謠離間，請相信，世界上有許多人永遠與你們在一起！
祝您全家
新年快樂！
曾錚敬上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這是一封早就想寫的信，請原諒，我一直拖到今天。
我深深地理解您的心情和處境，因為我曾經有過非常相似的經歷。
我因修煉法輪功被監禁四次，勞教一年。二零零一年，我獨自逃至澳大利亞，一方面為避免進一步被迫害，一方面為了能夠完成並出版已寫了一半的揭露迫害的紀實文學《靜水流深》。二零零四年國內有人來澳洲開會時，我曾托他帶一本回去給高智晟律師，不知他有無看到。
二零零二年十月，我與幾名法輪功學員一起，向聯合國控告江澤民迫害法輪功。這個消息在江澤民抵達芝加哥時被公布。幾天後，身在北京的先生突然被抓捕了。
這個消息對我來說不啻青天霹靂。雖然已經歷過太多的慘烈，我仍低估了強盜的殘暴。我沒有想到他們居然會凶險到對他們一直想在輿論上欺騙和爭取的「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如我先生下手。
當時真有「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的感覺。我試圖給先生的朋友打電話，可他們一聽到我的聲音，都「趴」一聲就挂了——沒人敢跟我講話。除了必須營救先生的壓力外，我九歲多的女兒和一直靠先生供養的公公婆婆的生活來源怎麽辦？下個月他們還交不交得起物業管理費？交不起的話會不會被攆出樓去？我為了專心寫作，當時也沒有工作，只靠從國內帶來的一點積蓄維持最基本的開支。我一時半會兒如何能支撐起全家人的生活？
除了種種的實際生活壓力外，最可怕的是，我打聽不到一點兒先生的消息：人關在哪裡丶有無受酷刑折磨丶天冷了，有無寒衣丶他們最終到底打算怎麽「處置」他，等等。
好容易，才通過墨爾本的一個朋友打聽到：先生關在一個「重案犯」所在地；凡關在那裡的，都是要被判十年以上的……
這時，先生在國內的胞親也託人帶信丶打電話：千叮嚀丶萬囑咐，最後都歸結為一句話：你在外面千萬別再鬧了！別再「找事兒」了！人已落到他們手裡，只有聽從他們的，他才會有好日子過。
我必須承認，那是我生命中最困難的時刻，孤立無援不說，還必須承擔將先生推入「火坑」的「輿論」壓力。內心的焦慮丶煎熬丶苦澀和醜陋，幾乎完全將我擊倒。每天我都必須掙紮著才能起床。如果不是因必須營救先生而始終提著一口氣，我可能就此臥床不起。
而且我的時間並不是太多。我知道，根據大陸的所謂「法律」，一個月的拘留期一到，他們還不放人的話，就會正式下逮捕令丶轉入檢察院了。一旦給你下了所謂「判決」，情況就更被動了。
雖然非常困難丶雖然我的「對手」似乎強大到擁有一切資源，根本不屑將我一介女子視為「對手」，我還是很快做出決定：如果真想救先生，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以最明確的方式告訴綁匪：我不接受這樣的要脅！如果我保持沉默，接受要脅，那他們就可以今天抓我先生，明天抓我女兒，後天抓我公婆丶父母丶兄弟姐妹……他們手裡的人質簡直太多了。
除非我背棄自己當初在勞教所發下的要揭露邪惡的誓言，除非我打算一輩子將自己對於良知和公義的判斷心和追求心壓制下去，一輩子在他們給我劃定的框框裡不情願地生活，那麽，我是沒有其它選擇的。沒有退路，也決無「中間道路」。
這一切是不難想見的。難的是，你怎麽知道，如果你揭露了他們，他們會以怎樣瘋狂的手段報復你的親人？
這時候，唯一能支撐我的，就是一份對於正義和真理必將戰勝邪惡的信念。
信念講起來容易，但能夠在任何情況下都堅守，就不是一句話的事情了。對我來講，那是長期修煉的基礎，是「理性和實踐的升華」，我知道我的信念是千真萬確的。面對如此「強大」的流氓政權，我唯一取勝，或稱超越它的可能性，就在於我對真理和宇宙法則的信念。是的，宇宙中一定有個最終的真理和法則，否則它不可能維持和諧與穩定。每個個體的力量都是如此渺小；然而，當我們能溶入真理之海時，誰又能動得了我們？
於是我支撐著搖搖欲墜的身體，向外發布了先生被捕的消息。因為時差，我得半夜三更爬起來接受美國之音丶法新社丶自由亞洲電臺等等媒體的採訪。我給澳洲外交部寫信丶給聯合國寫信，我四處去拜見議員，我從墨爾本飛到八百多公里之外的悉尼去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專員，我還決心，給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元首寫信……總之他們一天不放人，我就一天不停地呼籲下去。
一個月後，先生被放了。雖然他們曾準備給他栽個「插播衛星」的罪名，並威脅要判他十年以上。
當然，後來我才知道，除了我在國外呼籲外，許多國內的朋友，事實也在以他們各自的方式幫助先生。特別令我們感動的是，有的幫助，甚至來源於我們根本不曾料想到的朋友們。先生是個善良的人，雖然平日裡為善，並不為回報；但事實證明，雖然有中共的高壓，好人還是挺多。
高律師是一個那麽偉岸丶善良而正直的人，願意幫助他的，一定更多丶更多。而所有看得見丶看不見的幫助，最後一定是會見效的。
有句話說得一點都沒錯，那就是，「邪惡最怕曝光」。他們本來威脅說，國際社會的「介入」，會對高律師的案子不利。結果怎樣呢？在中共的眼裡，高律師的「罪行」，難道不比鄭貽春丶師濤丶張林丶楊天水等人更重？但中共對高律師的所謂判決和讓國際社會見笑的處理方式，卻反映了中共的心虛，而這恰恰是國際社會持續關注的結果！
不管別人怎麽分析，我看到的是，高律師能出獄，確實是中共勢微的表現。所謂「時也丶勢也丶命也」。誰都看到了，誰都同意，中共注定要完蛋，只是時間早晚而已。這難道不就是它的宿命嗎？
所以，不管它表面上裝得多麽氣勢洶洶，事實上它比誰都恐懼，任何一個不再恐懼丶不再吃它那一套的人，都讓它更加恐懼。
戰勝中共其實非常簡單，我們不怕它時，它就開始怕我們了。
不管怎麽說，高律師回家，是件大好事。往後的日子，雖然有不同的難處，但請相信，最壞的時刻已經過去，就像在過去幾年，每當又一次好幾天聯繫不上先生時，我都免不了再次擔心；但擔心只是輕微的，因為我有更大的信念，那就是，邪惡勢力總是越來越弱了。事實它早就顧此失彼了，它也決沒有五年的命了。
不管邪惡怎麽造謠離間，請相信，世界上有許多人永遠與你們在一起！
祝您全家
新年快樂！
曾錚敬上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