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夏17歲的蔣捷連在北京被人民解放軍亂搶打死；2006年夏17歲的廖夢君在佛山被人民教師亂棍打死。可見這17年間，中國社會一直是怎樣的和諧？蔣捷連的父親是北京的教授，廖夢君的父親是佛山的作家。發達地區的中產階級都保不住兒子的小命，那麼這個社會還能靠什麼保證和諧呢？看來還是要靠槍桿子，於是末代軍主胡錦濤主席批准了《軍隊處置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
試問1949以來，中共鎮壓民國遺民、鎮壓造反派、鎮壓八九六四哪次需要《應急預案》的？此番無非是預先貼金，貼上一個動用軍隊合法性的金片。這種金片，有它不多無它不少，憲法寫的明明白白，堅持共產黨專政，黨壟斷槍，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有憲法之前、有憲法之後，中共動用軍隊都是按照「誰聽誰的」黑幫規矩，哪一次想到援引哪個法案？所以這個應急預案就是一張鍍金的擦屁股紙，雖然好看但真要用的時候反而想不起來了，即使真用起來也不舒服，乾脆硬摳。
假如這個應急預案真的有用，那麼就是國家軍事機密，怎麼會公布天下呢？其實它是「和諧」的診斷書，披露給世人：軍隊與文官系統之間很不和諧；中央政府與地方諸侯之間很不和諧；中共政府與大陸民眾之間很不和諧。因為廣大的中下層官僚的貪腐凶殘所激變的民權運動只會更廣、更密、更快、更烈，更加不可預計、不可控制、不可收拾、不可封鎖，所需動用的武警力量已經左支右絀，一個城市的事變將伴生鄰近城市的事變，一個省的事變將伴生鄰省的事變。難以預計但必不久的將來，可能因為某個城市某個鄉鎮的事變，連鎖反應之後就需要跨省動用野戰軍—這是什麼樣的局面？中共高層的心理已經很恐懼了，害怕民權事件到了害怕戰爭的程度，儘管嘴上發誓「維穩」，心裏明白是要「搏命」—人生難得幾回搏？也就最後的一回了吧。
軍隊支撐的胡中央不相信文官政府有能力扑滅各地的大規模民變事件，不相信目前幾十萬編製的武警部隊足以鎮壓。各地的文官既容易根據自己的利益隱瞞事件真相，又會被舊的指揮程序耽誤時間。比如汕尾的中共市委書記兼任軍分區政委、市委政法委書記兼任武警支隊第一政委，他們可能根據地方利益調用當地武警鎮壓釀成血災、也可能鎮壓不了才匯報給廣東省委書記兼省軍區司令、廣東省委政法委書記兼武警總隊第一政委，調集全省武警去鎮壓。如此小事變成大事，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法委只好被迫認可。現在根據應急預案，胡中央可以把自己的意圖直接告知各地的師團級的軍官—他們既可以快速參與鎮壓；也可以出面制止武警的過火暴行，保護當地民眾等待中央處理。那麼，中國大陸會有很多地方實行軍事管制？
1999年為慶祝鄧小平等老一輩終於死光，江澤民下令在北京太廟製作安放了一套假古董108個青銅編鐘，象徵當今世界主旋律「和平」與「發展」。江主席一手寫上「萬年永保，中華和鐘」，一手促動全面鎮壓民權運動，這豈不是關於「和諧」的彌世大謊？江主席讓貪污腐敗深入人心，讓地方豪強不可一世。胡主席現在派出中央大員去地方出任紀檢委書記，其實將是無用的。參見公元184年東漢的太平道起義，使得鎮壓有功的諸侯強大起來，於是中央政府又在公元188年派出劉焉等朝廷大員出任州牧總掌地方軍政的。結果呢，這些州牧反而成為地方割據的核心，公元190年爆發了十三路諸侯共討董卓。
既然宣揚「和諧」，何不乾脆把共產黨改為「共和黨」？既與「共和國」相符，又劃清了共產黨的罪惡歷史。再把八個所謂的民主黨派統合為「中國民主黨」，兩黨制也就成型了。須知華夏歷史的開端就是兩黨制—公元前841年的「國人暴動，周召共和」。竊以為，胡主席如果能成為共和黨的第一代祖師，好過做共產黨的第四代孫子。何樂而不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