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2-30 01:38:44作者：方家華
獲悉高智晟於12月22日走出中共的監獄，回到自己的家裡，非常激動和高興。在中國，一個關心中國民眾生死權益的人士，從逮捕到釋放這樣不算太長的時間裏，走出中共的監獄都是艱難的。這是中國民主政治運動的一件喜事和大事。高智晟的勝利歸來，是中共的失敗，是中國人和關心高智晟安危的國際社會的勝利。這個勝利是歷史性的，是中國民主政治運動的極為重要的成功經驗。
旗幟就是旗幟。高智晟從陝北油田維權案開始，經「朱久虎案」、「太石村案」、「郭飛雄案」、「陝西銅川煤礦案」。 2005年10月18日，高智晟律師又發表了《停止迫害自由信仰者改善同中國人民的關係─高智晟致胡錦濤溫家寶的公開信》，公開為法輪功辯護，為改善中共政權同中國人民的關係進言。於2006年，高智晟又發動並組織了全國性的「絕食抗暴維權運動」。「高」字大旗一路走來，每一步都是一個腳印，每一步都踩得中國的大地咚咚咚響。高智晟律師的律師之路，一直是沿著維護中國人權走來的。既是法律維權，又是政治維權，因政治而法律，因法律而政治。高智晟律師為法輪功辯護的《公開信》，哪裡還是中共的法律，根本就是貨真價實的政治。
因為維護中國民眾權利，高智晟一直遭到中共當局的連續政治迫害。高智晟律師事務所遭到停業，高智晟律師本人還遭到中共便衣的跟蹤和騷擾。尤其是，「絕食抗暴維權運動」之後，中共對「高」字大旗更加張惶失措、仇恨在心。這也是中共當局的日常政治記憶，是中共政權得以維持和繼續個陰暗心理和殘酷手段。根據郭飛雄先生〔《大紀元》記者高凌報導〕的透露：「據內部人士透露，中共內部最近準備不惜一切代價對高智晟和郭飛熊下手。」2006年的8月，中共終於不惜一切代價對高智晟律師下了手，實施了黑社會綁架式的秘密逮捕。
中共的抓人和殺人，不能像一些法律學者研究的是什麼西方意義上的違反「法律程序」之類。中國沒有維護社會公正、憲政意義上的法律。中共的抓人和殺人，是其邪惡本質的手段和延伸，是為維持其政權服務。即使今天，中國也沒有什麼司法的獨立。上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的所有觸犯刑律的人，一經判刑送往監獄或勞改農場，即使刑滿以後也不允許回到服刑前的所在地，終生在服刑的監獄或勞改農場成為勞釋人員。儘管刑滿和釋放，但並沒有得到真正的社會自由。他們刑滿和釋放後，儘管可以不進高牆鐵網，但依舊不允許離開服刑時期的地方，依舊受到中共的管教幹部的監督和訓斥，他們刑滿後的工資低得可憐，他們被稱為「老就」（刑滿就業人員）。因為漫漫人生中的一次偶然犯罪，就終生為奴，終生為「老就」，終生為勞改釋放犯。另外一面，中共的黨員們，在觸犯刑律之後，還可以有「刑不上大夫」的赦免，可以以保留「黨籍」、「留黨查看」之類，「家法」替代公法律。這就是對「中國法律」最好的說明。
用中共的政治修辭，中共是錯誤的估計了形勢。中共以為抓了高智晟，中國的維權運動就會被打壓下去，就會一蹶不振，中國人就會被恐嚇住，中國人的人格與精神就會萎縮，中國人的思想與現實政治思考糊塗和蒼白，中國的億萬張嘴巴就會啞巴和沉默。在秘密逮捕高智晟的中共的犯罪中，中共以為會像以前的對付張志新、遇羅克們一樣得手和得逞，中共是錯誤的估計了形勢，是犯了一個低級和愚蠢的錯誤。
中共老大一個政治集團，用中國人的錢和國家財富、國家資源，豢養幾百萬智囊謀士，每天絞盡腦汁地研究怎樣控制中國人，面對一個人的行為，竟然犯了個低級錯誤，動用國家機器，引發了全國的群情激憤和國際社會的緊密關注。
「學得文武藝，賣給帝王家」，這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一種價值方向。帝王家就是今天中國的中共政權。高智晟的「文武藝」，高智晟的法律專業知識，沒有賣給帝王家，沒有賣給中共政權，沒有為一個邪惡政權收買和服務。而是無私奉獻給中共治下中國的弱勢民眾，奉獻給中共治下被掠奪和被欺凌的中國民眾，中國的法輪功民眾。無怨無悔，百折不撓，越挫越堅。其豐滿強勁的生命中有一種同樣豐滿強勁的生命信念和社會信念。
我們今天說中國自由文化復興，在中國的特定社會政治現實下，自由文化就是「關懷文化」與「正義政治」。我們理解的中國自由文化復興，不大可能是復興中外古賢的閑散人生狀態，或什麼依附純粹學理上的消極自由之類，也不應是人類浪漫時期的或氣吞宇宙，或無病呻吟。我們理解的中國自由文化復興，應有一種歷史使命感和民族危機感。這就是直面中共政治下的虛妄文化和邪惡政治現實。
面對中共的文化邪惡和現實的政治邪惡，我們需要一種抵制與對抗的文化和政治。這種抵制與對抗的文化和政治，就是關懷文化與正義政治。「高」字大旗就是高揚了這種關懷文化與正義政治。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前行，是向著一個憲政與相對和諧社會的方向前行。在中國的特定社會政治現實下，這一前行還離不開思想和政治運動。面對中共的邪惡政治，憤怒者有，思考者有，譴責者有。或者說中共的邪惡政治，製造了一個憤怒者思考者譴責者都具有規模的這個中國社會。但，相應的，有質量、有規模的社會行動卻不多，僅僅這個意義上，以高智晟及其維權行動為象徵、為模範的社會行動確實有偉大意義。中國的思想及政治運動，僅僅從組成或結構上講，離不開民眾和領頭人。
行動來源於社會良知與信念。「高」字大旗的意義，還不止於其行動的意義。事實上，在中國的民主政治運動中，並不缺少旗幟級別的社會活動家。中國的民主政治運動中的每一個階段，都湧現出旗幟。高智晟的意義更主要在於其道義質量和精神質量。何為道義質量和精神質量，就是一以貫之的堅持純粹正義，不是從策略、不是從自己的你來我往的抵制而抵制，不是徒有虛名的政治打折。而是堅決抵制任何形式的邪惡，無論其是形而上的、形而中的、形而下的，無論其是抽象的或現實的，也無論其是自己陣營中的或對方陣營中的，一概抵制。中國社會缺失道義質量和精神質量，已經很久。中國的民主政治運動需要這種道義質量和精神質量，中國未來的憲政社會也需要這種道義質量和精神質量。這，就是「高」字大旗！
旗幟就是旗幟。高智晟從陝北油田維權案開始，經「朱久虎案」、「太石村案」、「郭飛雄案」、「陝西銅川煤礦案」。 2005年10月18日，高智晟律師又發表了《停止迫害自由信仰者改善同中國人民的關係─高智晟致胡錦濤溫家寶的公開信》，公開為法輪功辯護，為改善中共政權同中國人民的關係進言。於2006年，高智晟又發動並組織了全國性的「絕食抗暴維權運動」。「高」字大旗一路走來，每一步都是一個腳印，每一步都踩得中國的大地咚咚咚響。高智晟律師的律師之路，一直是沿著維護中國人權走來的。既是法律維權，又是政治維權，因政治而法律，因法律而政治。高智晟律師為法輪功辯護的《公開信》，哪裡還是中共的法律，根本就是貨真價實的政治。
因為維護中國民眾權利，高智晟一直遭到中共當局的連續政治迫害。高智晟律師事務所遭到停業，高智晟律師本人還遭到中共便衣的跟蹤和騷擾。尤其是，「絕食抗暴維權運動」之後，中共對「高」字大旗更加張惶失措、仇恨在心。這也是中共當局的日常政治記憶，是中共政權得以維持和繼續個陰暗心理和殘酷手段。根據郭飛雄先生〔《大紀元》記者高凌報導〕的透露：「據內部人士透露，中共內部最近準備不惜一切代價對高智晟和郭飛熊下手。」2006年的8月，中共終於不惜一切代價對高智晟律師下了手，實施了黑社會綁架式的秘密逮捕。
中共的抓人和殺人，不能像一些法律學者研究的是什麼西方意義上的違反「法律程序」之類。中國沒有維護社會公正、憲政意義上的法律。中共的抓人和殺人，是其邪惡本質的手段和延伸，是為維持其政權服務。即使今天，中國也沒有什麼司法的獨立。上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的所有觸犯刑律的人，一經判刑送往監獄或勞改農場，即使刑滿以後也不允許回到服刑前的所在地，終生在服刑的監獄或勞改農場成為勞釋人員。儘管刑滿和釋放，但並沒有得到真正的社會自由。他們刑滿和釋放後，儘管可以不進高牆鐵網，但依舊不允許離開服刑時期的地方，依舊受到中共的管教幹部的監督和訓斥，他們刑滿後的工資低得可憐，他們被稱為「老就」（刑滿就業人員）。因為漫漫人生中的一次偶然犯罪，就終生為奴，終生為「老就」，終生為勞改釋放犯。另外一面，中共的黨員們，在觸犯刑律之後，還可以有「刑不上大夫」的赦免，可以以保留「黨籍」、「留黨查看」之類，「家法」替代公法律。這就是對「中國法律」最好的說明。
用中共的政治修辭，中共是錯誤的估計了形勢。中共以為抓了高智晟，中國的維權運動就會被打壓下去，就會一蹶不振，中國人就會被恐嚇住，中國人的人格與精神就會萎縮，中國人的思想與現實政治思考糊塗和蒼白，中國的億萬張嘴巴就會啞巴和沉默。在秘密逮捕高智晟的中共的犯罪中，中共以為會像以前的對付張志新、遇羅克們一樣得手和得逞，中共是錯誤的估計了形勢，是犯了一個低級和愚蠢的錯誤。
中共老大一個政治集團，用中國人的錢和國家財富、國家資源，豢養幾百萬智囊謀士，每天絞盡腦汁地研究怎樣控制中國人，面對一個人的行為，竟然犯了個低級錯誤，動用國家機器，引發了全國的群情激憤和國際社會的緊密關注。
「學得文武藝，賣給帝王家」，這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一種價值方向。帝王家就是今天中國的中共政權。高智晟的「文武藝」，高智晟的法律專業知識，沒有賣給帝王家，沒有賣給中共政權，沒有為一個邪惡政權收買和服務。而是無私奉獻給中共治下中國的弱勢民眾，奉獻給中共治下被掠奪和被欺凌的中國民眾，中國的法輪功民眾。無怨無悔，百折不撓，越挫越堅。其豐滿強勁的生命中有一種同樣豐滿強勁的生命信念和社會信念。
我們今天說中國自由文化復興，在中國的特定社會政治現實下，自由文化就是「關懷文化」與「正義政治」。我們理解的中國自由文化復興，不大可能是復興中外古賢的閑散人生狀態，或什麼依附純粹學理上的消極自由之類，也不應是人類浪漫時期的或氣吞宇宙，或無病呻吟。我們理解的中國自由文化復興，應有一種歷史使命感和民族危機感。這就是直面中共政治下的虛妄文化和邪惡政治現實。
面對中共的文化邪惡和現實的政治邪惡，我們需要一種抵制與對抗的文化和政治。這種抵制與對抗的文化和政治，就是關懷文化與正義政治。「高」字大旗就是高揚了這種關懷文化與正義政治。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前行，是向著一個憲政與相對和諧社會的方向前行。在中國的特定社會政治現實下，這一前行還離不開思想和政治運動。面對中共的邪惡政治，憤怒者有，思考者有，譴責者有。或者說中共的邪惡政治，製造了一個憤怒者思考者譴責者都具有規模的這個中國社會。但，相應的，有質量、有規模的社會行動卻不多，僅僅這個意義上，以高智晟及其維權行動為象徵、為模範的社會行動確實有偉大意義。中國的思想及政治運動，僅僅從組成或結構上講，離不開民眾和領頭人。
行動來源於社會良知與信念。「高」字大旗的意義，還不止於其行動的意義。事實上，在中國的民主政治運動中，並不缺少旗幟級別的社會活動家。中國的民主政治運動中的每一個階段，都湧現出旗幟。高智晟的意義更主要在於其道義質量和精神質量。何為道義質量和精神質量，就是一以貫之的堅持純粹正義，不是從策略、不是從自己的你來我往的抵制而抵制，不是徒有虛名的政治打折。而是堅決抵制任何形式的邪惡，無論其是形而上的、形而中的、形而下的，無論其是抽象的或現實的，也無論其是自己陣營中的或對方陣營中的，一概抵制。中國社會缺失道義質量和精神質量，已經很久。中國的民主政治運動需要這種道義質量和精神質量，中國未來的憲政社會也需要這種道義質量和精神質量。這，就是「高」字大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