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1-01 00:57:18作者：吳庸
盤古樂隊推出新曲《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只一句歌詞：「你曉得，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嘞，出了個高智晟嘍，出了個高智晟哪，出了個高智晟噢……你曉得，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喲，出了個高智晟哎……」彷彿置身陝北崖畔，面對黃土高原的丘陵溝壑，縱情一曲《天下出了個高智晟》，高亢的旋律和沙啞的樂音傳向遙遠的天邊，引發人們無限的思念和不盡的感懷。當高律師被秘密抓捕、秘密審訊並被非法地、野蠻地懲罰時，社會上迸發出一曲蕩氣迴腸的《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實非偶然的巧合。在高律師被秘密審訊的第二天，「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就反覆在人間歌詠起來，這是民眾對他的感念之情的高聲呼喚。「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而永歌之」──我們的先人就是這樣說的。
是的，高律師曾被同行罵為「瘋狗」：「你圖什麼呢？就讓老百姓說你個好？知道有多少人討厭你嗎？」他拍著那人肩膀說：「我這條瘋狗可沒有咬普通老百姓啊。」說罷呵呵一笑。他不會忘記，16歲時帶弟弟到離家300多公里的小煤窯挖煤，弟弟腿被砸傷，兩人被礦主轟走。幸虧遇到一位好心農民以當時最高工價（每天7分錢）雇他幹了一月農活，才把弟弟腿傷養好，又預支20天工錢送弟弟到太原親戚家。回到僱主家，那位農民說：「你完全可以不回來呀……」他說：「那還叫人嗎？」於是又為農民挖了一個月窯洞。離開農民後，一路上遇到免費讓他搭車的司機、慷慨資助他路費的老漢。他深深體會到弱者的艱難和救助的高尚。他說：「我出身很窮，我知道窮人的苦楚，所以我知道我要做什麼。」他滿懷深情地說：「我不會把幫助別人看成是對別人的施舍。我的目光很長遠，我要用我這一輩子拯救我的下一輩子。」多麼樸實的觀念！這樣的人會把那種「瘋狗」的攻擊放在眼中嗎？思想境界不在同一層次嘛！
1994年，他通過自學考試獲取法律大專文憑，第二年通過全國律師資格考試，可以執業了。他對記者坦然陳述：「我是一個普通律師，每位當事人第一次找我時，我的確希望這可能是一個商業機會。但很多案子是要由良心來考慮接不接的。」良心的判斷使他代理的第一個案子就是免費的。從此，他堅持將自己的關注和服務向社會貧弱階層傾斜，堅持對其中1／3的窮人免收一切費用，有時還負擔其路費及食宿費用。
且看其中一例：1993年3月，遼寧省丹東市僅5個月的嬰兒鄒煒毅就醫時因過量的慶大黴素注射導致失聰，這項醫療事故經丹東第二醫院、瀋陽醫大第二醫院、北京同仁醫院診斷，都排除先天性缺損的可能，最後確定為藥物性致聾。這一事故成為孩子父母的沈重負擔：父親白天在車間上班，晚上到車站扛麻袋掙錢給孩子治療，母親辭去工作，抱著孩子到瀋陽、長春、北京、內蒙等地看病。為了孩子，家中除吃飯用具和木床外，一無所有。但孩子就醫的醫院不承認是醫療事故。丹東市和遼寧省醫療事故鑑定委員會雖然都出具證明，確認超劑量藥物注入導致重度耳聾，事故醫院卻拒不執行。後來，該院上級責令醫院支付孩子醫療費和一次性經濟補助費6000元。區區的「經濟補助」，難道就把醫療事故搪塞了嗎？高律師從《中國律師報》知道此事後義憤填膺，勇敢地接受了這一棘手案件。這時孩子己經5歲，所戴助聽器由於買不起調頻系統，接聽非常吃力，幼兒園拒收。他的一生如按70歲估計，需要更換16次助聽器，以時價每隻8600元計，共需137600元；助聽器調頻系統，一生保守估算需更換13次，每隻時價14900元，共需193700元；耳膜每年需換5個，時價每隻50元，共需17500元；助聽器電池每月需換10筒，時價每筒2元，共需16800元。不計算物價上漲因素，這4項即需365600元。接聽的人工校正影響孩子對一些事業的選擇造成的損失也未計算在內。事故醫院企圖用「經濟補助」名義、以6000元代替事故賠償費至少365600元，這就是高律師接受這一案件的訴訟代理時面臨的難題。他和助手投入繁忙的取證工作，證人的證言，票據的清點，合理賠償的計算，追加賠償的處理，代理訟詞的撰寫，他們日以繼夜地忙碌起來。
高律師從新疆趕到丹東市見到當事人時，第一句話就是：「我在這裡，不吃你們一頓飯，不要你們一分錢，唯一需要的就是信任。」這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後一次為當事人免費代理訴訟，僅醫療事故的免費代理已有14起。他堅信，這次也能取得勝訴。正如他為醫療致聾的兒童周成漢爭取到一審判決獲賠48萬餘元，這次使鄒煒毅獲得83.7萬元賠償，是東北地區人身損害獲賠最高的一例。這一事例引起的轟動，在《丹東日報》、《鴨綠江晚報》、《新疆政報》、《北京日報》均有披露。
高律師的義舉通過媒體介紹而引起大眾讚揚。出租車司機拒收他的車費，飯店老闆只收他的飯菜成本，一位殘疾姑娘只收他一半複印費，高律師帶小煒毅去公園玩，售票員表示免費，給孩子買玩具被攤主認出，執意送孩子一隻望遠鏡。人心所向是一股估不透的巨大力量，它甚至將煒毅的小姨的決絕心態感化。小姨由於嫌母親對姐姐偏心而遠離老人，這次因高的義舉而感動，回到老人跟前跪請原諒。高律師在法庭陳述時說：我們的萬里之行是為需要而來，即受害兒童的需要，追求我們這個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需要。可以不誇大地說，高律師代表的這種正義力量使社會的一角為之融化。
他不僅為小煒毅打贏了這場官司，臨別時還與助手留下200元，因為這家實在太窮了。以後，高律師每年都給孩子寄些錢。事態發展說明，這已超出免費代理的範圍，他已超脫律師的身份，表達的是忠厚者的慈善之情而與煒毅一家結成友誼之侶。他牢記，勞動者在他困難時曾伸出援助之手，他明白，即使報答再多也不足以抵償過去受到的民間支持。沒有想到，煒毅家把他送的錢一一複印、保存，以示對這種深情厚誼永誌不忘。高律師知道後感動得哭了，自己的微薄貢獻換來的竟是如此厚重的感激能不令他激動嗎？他與這個普通一家凝成的患難與共的親情，是一般律師的維權生涯享受不到的。這就是高律師的純樸的勞動者的氣質和博大的知恩必報的情懷在人間寫就的動人篇章。
由此可知，高律師的依法維權之路由於向社會貧弱階層傾斜而顯示了不一般的特色。他開始收到大量各地冤民求助和控訴來信。通過來信，他的視野從個案觀察擴展為普遍性和規律性的認識。他應邀發表演講或撰寫文章，批判違憲的暫住證制度和對出租車行業的壟斷與盤剝制度，以後則擴及官商一體非法拆遷行為、對城市私產房及農民土地的野蠻掠奪，更進一步則批判公權力對公民所有人權和社會文明的嚴重侵害。這樣，他所代理或參與的重點案件，如廣州市幾起重大拆遷侵權案，陝北油田侵權案，太石村侵權案，家庭教會牧師蔡卓華被迫害案，由於觸及當局核心權益而引起權力者的強烈反彈。這種反彈根本無視所頒布的法律法規，一切專政措施皆是無法無天的，直到秘密抓捕、秘密審訊乃至剛剛宣布的專橫的懲罰。官府的倒行逆施揭示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從而教育高律師徹底清醒。記者問他：「您的力量和勇氣是從何而來呢？」他答：「應該說，看透中共，徹底地看透中共，這是一個核心的價值問題。徹底地看透它，對它不再報任何的希望。」
高律師所受的種種磨難是鄒煒毅全家以及其他免費代理勝訴的受益者所不知道的，因為對高律師的迫害是封閉的、絕緣的。不難想像，當鄒煒毅全家和那些社會平民知道高律師因維護百姓權益而遭到野蠻和非法懲罰時，他們會怎樣的不滿、憤怒、指責和反抗。不要以為眼下社會是無聲的、馴服的，潛在的社會心聲是摀不住、蓋不嚴的。社會的不滿、憤怒、指責和反抗曲折地轉化為一曲《天下出了個高智晟》而四處傳揚：「你曉得，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嘞，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嘍，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哪，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噢……」讓我們一起傳唱：「你曉得，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喲，出了個高智晟哎……」
是的，高律師曾被同行罵為「瘋狗」：「你圖什麼呢？就讓老百姓說你個好？知道有多少人討厭你嗎？」他拍著那人肩膀說：「我這條瘋狗可沒有咬普通老百姓啊。」說罷呵呵一笑。他不會忘記，16歲時帶弟弟到離家300多公里的小煤窯挖煤，弟弟腿被砸傷，兩人被礦主轟走。幸虧遇到一位好心農民以當時最高工價（每天7分錢）雇他幹了一月農活，才把弟弟腿傷養好，又預支20天工錢送弟弟到太原親戚家。回到僱主家，那位農民說：「你完全可以不回來呀……」他說：「那還叫人嗎？」於是又為農民挖了一個月窯洞。離開農民後，一路上遇到免費讓他搭車的司機、慷慨資助他路費的老漢。他深深體會到弱者的艱難和救助的高尚。他說：「我出身很窮，我知道窮人的苦楚，所以我知道我要做什麼。」他滿懷深情地說：「我不會把幫助別人看成是對別人的施舍。我的目光很長遠，我要用我這一輩子拯救我的下一輩子。」多麼樸實的觀念！這樣的人會把那種「瘋狗」的攻擊放在眼中嗎？思想境界不在同一層次嘛！
1994年，他通過自學考試獲取法律大專文憑，第二年通過全國律師資格考試，可以執業了。他對記者坦然陳述：「我是一個普通律師，每位當事人第一次找我時，我的確希望這可能是一個商業機會。但很多案子是要由良心來考慮接不接的。」良心的判斷使他代理的第一個案子就是免費的。從此，他堅持將自己的關注和服務向社會貧弱階層傾斜，堅持對其中1／3的窮人免收一切費用，有時還負擔其路費及食宿費用。
且看其中一例：1993年3月，遼寧省丹東市僅5個月的嬰兒鄒煒毅就醫時因過量的慶大黴素注射導致失聰，這項醫療事故經丹東第二醫院、瀋陽醫大第二醫院、北京同仁醫院診斷，都排除先天性缺損的可能，最後確定為藥物性致聾。這一事故成為孩子父母的沈重負擔：父親白天在車間上班，晚上到車站扛麻袋掙錢給孩子治療，母親辭去工作，抱著孩子到瀋陽、長春、北京、內蒙等地看病。為了孩子，家中除吃飯用具和木床外，一無所有。但孩子就醫的醫院不承認是醫療事故。丹東市和遼寧省醫療事故鑑定委員會雖然都出具證明，確認超劑量藥物注入導致重度耳聾，事故醫院卻拒不執行。後來，該院上級責令醫院支付孩子醫療費和一次性經濟補助費6000元。區區的「經濟補助」，難道就把醫療事故搪塞了嗎？高律師從《中國律師報》知道此事後義憤填膺，勇敢地接受了這一棘手案件。這時孩子己經5歲，所戴助聽器由於買不起調頻系統，接聽非常吃力，幼兒園拒收。他的一生如按70歲估計，需要更換16次助聽器，以時價每隻8600元計，共需137600元；助聽器調頻系統，一生保守估算需更換13次，每隻時價14900元，共需193700元；耳膜每年需換5個，時價每隻50元，共需17500元；助聽器電池每月需換10筒，時價每筒2元，共需16800元。不計算物價上漲因素，這4項即需365600元。接聽的人工校正影響孩子對一些事業的選擇造成的損失也未計算在內。事故醫院企圖用「經濟補助」名義、以6000元代替事故賠償費至少365600元，這就是高律師接受這一案件的訴訟代理時面臨的難題。他和助手投入繁忙的取證工作，證人的證言，票據的清點，合理賠償的計算，追加賠償的處理，代理訟詞的撰寫，他們日以繼夜地忙碌起來。
高律師從新疆趕到丹東市見到當事人時，第一句話就是：「我在這裡，不吃你們一頓飯，不要你們一分錢，唯一需要的就是信任。」這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後一次為當事人免費代理訴訟，僅醫療事故的免費代理已有14起。他堅信，這次也能取得勝訴。正如他為醫療致聾的兒童周成漢爭取到一審判決獲賠48萬餘元，這次使鄒煒毅獲得83.7萬元賠償，是東北地區人身損害獲賠最高的一例。這一事例引起的轟動，在《丹東日報》、《鴨綠江晚報》、《新疆政報》、《北京日報》均有披露。
高律師的義舉通過媒體介紹而引起大眾讚揚。出租車司機拒收他的車費，飯店老闆只收他的飯菜成本，一位殘疾姑娘只收他一半複印費，高律師帶小煒毅去公園玩，售票員表示免費，給孩子買玩具被攤主認出，執意送孩子一隻望遠鏡。人心所向是一股估不透的巨大力量，它甚至將煒毅的小姨的決絕心態感化。小姨由於嫌母親對姐姐偏心而遠離老人，這次因高的義舉而感動，回到老人跟前跪請原諒。高律師在法庭陳述時說：我們的萬里之行是為需要而來，即受害兒童的需要，追求我們這個社會公平和正義的需要。可以不誇大地說，高律師代表的這種正義力量使社會的一角為之融化。
他不僅為小煒毅打贏了這場官司，臨別時還與助手留下200元，因為這家實在太窮了。以後，高律師每年都給孩子寄些錢。事態發展說明，這已超出免費代理的範圍，他已超脫律師的身份，表達的是忠厚者的慈善之情而與煒毅一家結成友誼之侶。他牢記，勞動者在他困難時曾伸出援助之手，他明白，即使報答再多也不足以抵償過去受到的民間支持。沒有想到，煒毅家把他送的錢一一複印、保存，以示對這種深情厚誼永誌不忘。高律師知道後感動得哭了，自己的微薄貢獻換來的竟是如此厚重的感激能不令他激動嗎？他與這個普通一家凝成的患難與共的親情，是一般律師的維權生涯享受不到的。這就是高律師的純樸的勞動者的氣質和博大的知恩必報的情懷在人間寫就的動人篇章。
由此可知，高律師的依法維權之路由於向社會貧弱階層傾斜而顯示了不一般的特色。他開始收到大量各地冤民求助和控訴來信。通過來信，他的視野從個案觀察擴展為普遍性和規律性的認識。他應邀發表演講或撰寫文章，批判違憲的暫住證制度和對出租車行業的壟斷與盤剝制度，以後則擴及官商一體非法拆遷行為、對城市私產房及農民土地的野蠻掠奪，更進一步則批判公權力對公民所有人權和社會文明的嚴重侵害。這樣，他所代理或參與的重點案件，如廣州市幾起重大拆遷侵權案，陝北油田侵權案，太石村侵權案，家庭教會牧師蔡卓華被迫害案，由於觸及當局核心權益而引起權力者的強烈反彈。這種反彈根本無視所頒布的法律法規，一切專政措施皆是無法無天的，直到秘密抓捕、秘密審訊乃至剛剛宣布的專橫的懲罰。官府的倒行逆施揭示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從而教育高律師徹底清醒。記者問他：「您的力量和勇氣是從何而來呢？」他答：「應該說，看透中共，徹底地看透中共，這是一個核心的價值問題。徹底地看透它，對它不再報任何的希望。」
高律師所受的種種磨難是鄒煒毅全家以及其他免費代理勝訴的受益者所不知道的，因為對高律師的迫害是封閉的、絕緣的。不難想像，當鄒煒毅全家和那些社會平民知道高律師因維護百姓權益而遭到野蠻和非法懲罰時，他們會怎樣的不滿、憤怒、指責和反抗。不要以為眼下社會是無聲的、馴服的，潛在的社會心聲是摀不住、蓋不嚴的。社會的不滿、憤怒、指責和反抗曲折地轉化為一曲《天下出了個高智晟》而四處傳揚：「你曉得，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嘞，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嘍，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哪，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噢……」讓我們一起傳唱：「你曉得，天下出了個高智晟喲，出了個高智晟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