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1-04 04:38:35作者：林保華
毛澤東時代已經過去了30年。但是回想到那個年代，就像做了一個惡夢，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走過來了。但是如果再經歷一次，肯定走不過來了，也許就像那8， 000萬同胞一樣，在毛澤東的魔影下埋葬了自己的一切。因為這樣，每當想起已經受難的同胞，也擔心其他人可能重蹈覆轍，所以還不時要把這個時代的經歷說出來。
一、海外的毛澤東時代
第一次看到「毛澤東」這個名詞，還是在印尼梭羅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當時是1947∼1948年間，二戰結束，荷蘭人回到印尼，印尼人正開展獨立戰爭。我們華僑公學（小學與初中部，家父是校長，家母是老師）一位青年教師私下借給我看美國記者斯諾所寫的《西行漫記》。我不但知道了毛澤東這個「好人」，還知道共產黨是代表正義的「窮人黨」。小學畢業時這位黃老師在我的紀念冊上勉勵我要做「小魯迅」；而他則在1949年回北京，擔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印尼語播音員。這是中共統戰我的開始。
這個時候，中國正發生慘烈的內戰，到1949，梭羅可以看到華文的「進步」報紙，我每天追蹤共軍的捷報，精神亢奮、思緒翻騰。父母決定遷居到首都雅加達（當時叫「巴達維亞」），準備隨時回國，不再在印尼寄人籬下。此時，毛澤東成了我敬仰的政治領袖；社會主義中國成了我嚮往的目標。
在雅加達，我入讀新華學校讀初中。後來知道校長楊新容是中共黨員，加上後來回憶起一些老師的情況，因此相信該校應有中共的黨組織。
讀初二時，適逢韓戰爆發，班級訂立愛國公約，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美國電影、拒看「反動」報紙。本來資訊已經偏重一方，這下更是「一言堂」了。奇怪的是，在印尼那個國家，這種公約對我們也有約束力而不敢違反。從此接受的就是來自共產黨的資訊。
既令開始對南韓發動戰爭還有點懷疑，但報章上一面倒的信息，在印尼舉辦的抗美援朝展覽，以及中國迅速出版有關抗美援朝的文藝作品，因此最後我都相信韓戰是美國發動的。一直到文革後期看到內部出版的《赫魯曉夫回憶錄》，提到北韓發動韓戰，才知道自己被騙了20多年。
那時，雅加達開了一家南星書局，專賣中國出版的書籍，我的大部分零用錢就用在那裡。那個時候，我會唱許多革命歌曲，助長革命熱情，加上強烈的民族主義，比在中國還中國。高中入讀巴城中學，也是中共控制，黨員比新華還多。
二、21年的資訊封鎖
我在中國生活21年，整整就被封鎖資訊21年。
1955年回到了中國，自然只能靠官方喉舌獲取資訊。唯一「例外」 的，在廣州參加高考後到上海姨夫家裡時，因為他是一級教授與「民主人士」，家裡有「參考消息」，比他人可以獲得多一些的外電資訊。
當然，即使外電，哪些可以給他們知道，哪些不可以，也由黨來決定。
1956 年10月發生「匈牙利事件」時，我就讀的中國人民大學，油印了一些外電資訊給我們看，使我們瞭解多一些事件的有關情況。由美國左派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寫的《斯大林時代》在內部出版後，也允許我們購買，使我們對斯大林時代的恐怖有初步認識。之所以讓我們享有資訊方面的小小特權，想來是因為我們是政治理論課專業，需要比一般的「愚民」多瞭解一些情況。何況能入讀這些專業的，「政治覺悟」應該比較高，這點「抵抗力」還是應該有的。而校方也給我們做消毒工作，例如瞭解蘇聯紅軍進入布達佩斯鎮壓民眾時，要我們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因為世界上沒有所謂「客觀立場」，不是無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出兵讓匈牙利留在社會主義陣營，還是聽任匈牙利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呢？當然要選擇前者才對革命事業有利，這就是無產階級立場。這種「立場論」最後演變成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目標可以不擇手段。
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糧食放衛星的謊言與造成數千萬人的死亡，我們也被蒙在鼓裡。還積極參與「反右傾」，甚至文革打倒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1967年到香港後，才知道大飢荒死了許多許多人。
這是除韓戰以外，我所感受被欺騙的另一個重大事件。
其實，就是我所學習的中共黨史專業，好多真實史料不讓我們知道。
學校提供「內部出版」的參考資料經過選擇，且不說被歪曲的史料，包括有的人名用XX代替，有些資料須黨員才能看，或一定級別的幹部才能看。文革爆出許多中共內幕，才知道過去所學是許多假東西。
例如以前所看到的XX，原來就是後來的黨國領導人，以前也是反毛的，例如周恩來、陳毅等。
也是在文革後期，因為家母帶了有短波頻道的半導體收音機給我，我瞞著家人收聽「敵臺」，以瞭解更多資訊，1976年「4.5」天安門事件就是從「敵臺」那裡首先知道的。
#p#正因為資訊的封鎖，所以小道消息流行，真假難辨。特別是文革後期，因為對批鬥已習以為常，大家膽子也就比較大，便相互交流大家聽來的小道消息，或看到內部出版書籍的一些內容。由於當時黨內鬥爭相當激烈，小道消息更是滿天飛，我們一些可靠的朋友會聚在一起討論分析。包括後來傳抄一些周恩來假遺囑，我被人家「揭發」，所幸因為「戰友」保護，沒有釀成大事。有關江青有許多「面首」（姘頭）的消息也到處流傳，那是「老幹部」收拾江青前，先把她抹黑的輿論準備。一直到十幾年前毛澤東御醫李志綏的回憶錄出版，我才清楚根本沒有那些事。
三、嚴密的政治組織控制
1955 年回國剛進入深圳，便要填一堆表格。除了寫自轉，主要是履歷、家庭成員、社會關係等等。那時還搞不大清楚甚麼叫「社會關係」，原來是指親友。一般說，關係密切才要寫，但是如果關係不密切，但是可能那人的身份比較重要，或者思想特別「進步」或「反動」，為了讓「組織」更瞭解自己，也就寫上。這些表格裡最難填的是要把家人與親友的「表現」寫上，例如思想是進步還是反動；問題是人的思想不是這樣簡單的兩分法，所以還要想出一些其他的辭彙，如「開明」或「落後」。特別是要給自己的父母親寫表現時最難辦了：寫得太差，對自己不利，也違背人性；寫得太好，萬一組織發現不完全是那樣，又擔不了「欺騙組織」的罪名。
寫自轉考慮是否留底，手抄兩分太辛苦，用複寫紙又會被發現自己留存底，難道編造了甚麼害怕忘記嗎？還好當時我才17歲，經歷簡單，讀書讀過來的，也沒有甚麼要隱瞞的，所以就不留底了。而在履歷的每個階段，還要列出兩個證明人，以便組織可以查證。當然要找黨團員或「進步人士」做自己的證明人，這樣組織可以相信，我有這樣的證明人，也「與有榮焉」。
這些自轉、表格裝入檔案袋成為每個人的檔案。每到一個新單位，都要重寫重填一次；加上每次政治運動以後，都要寫自己的「思想小結」，還有組織的「鑑定」，也就是組織對我們的評價（我們當然不知道內容），所以檔案越來越厚。如果還有人給單位寫過檢舉揭發信件，不論問題查清了沒有，也放進檔案裡面。這些檔案資料一生一世跟我們跑，甚至跑得比我們快。到一個新單位，人還沒有到，檔案先到，我們一報到，領導已經看過檔案，知道來人是甚麼貨色。
我在大學教政治課時，因為不是黨員，而且有專職的政治輔導員，所以不能看學生的這些檔案。但是後來被踢到接近高中程度的半工半讀學校後，那裡的政治輔導員不一定是黨員，所以班級裡調皮學生的檔案也讓我看，以便可以更好的「教育」他們。從中我們可以瞭解學生的家庭情況，例如家長是一貫道成員的都記錄在案。
文革期間，領導要整甚麼人，拋出檔案裡的一些材料就可以了。問題是有的材料連當事人都不知道，是有人檢舉的。有的人表面上很風光，材料被拋出後才知道自己是被「內控」的。文革後期與結束進行「平反」時，多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作為結論來搪塞。中共為表示誠意來撫平被害人的憤怒與怨氣，有的就把檔案裡的「黑材料」
當眾燒燬.文革當中有大字報說我是「漏網右派」，因為我在反右時被批判過。也有其他單位「專案人員」來找我調查以前同學的情況，因為我是他們某個階段的「證明人」；如果有私心或偏見而落井下石，那就害人了。
若干年前，看了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所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始末》，才知道這一套控制與整人的制度是40年代在延安成形的。當時的「搶救運動」就已經冤枉了許多嚮往延安而投身中共的青年。延安的紅色恐怖，是反右、文革紅色恐怖的先聲。
最近看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又知道這一套是20年代末期在江西蘇區就開始的，是周恩來從蘇聯搬來的，獲毛澤東激賞。
四、依附於政治的經濟民生
1955年剛回國時，對比較艱苦的經濟生活還沒有特別的感受。因為在大城市裡，上飯館吃飯還不必交糧票，副食品也還比較豐富。再就是自己身體裡的「油水」還有存底。
但是因為在印尼還可以聽見一些負面新聞，加上回國應付高考學習政治課時老師批判「統購統銷搞糟了」的反動言論，其中涉及糧食定量問題，所以也引發我的一些好奇。1956年暑假家母回國觀光，我們一起到廈門我父親的老家，祖父是醫生，但是叔父與姑母是農民，而且是貧農。我就詢問叔父這件事情，他說糧食的確不夠吃。當時我很吃驚，怎麼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不讓農民吃飽呢？何況他們還是響噹噹的貧農。
當時因為到各處都要攜帶「糧票」而頗為不便，全國各地有不同的糧票，在自己的戶口所在地向糧管所領取。要出外旅行就要單位證明到糧管所換取全國糧票，否則寸步難行。那時「反特」小說、電影流行，我才體會到為何國民黨特務不論空降還是登陸，不久就被抓獲。
1957年春天，中共號召「大鳴大放」，要我們幫助黨整風。為了響應黨的號召，絞盡腦汁想提甚麼問題好呢？看到社會上有人說農民生活苦，吃不飽，我就在班級政治學習時，也把我聽到的情況說了。
結果後來成了「右派言論」。
在大學讀書期間，常常下鄉勞動，特別是58年大躍進期間在鄉下半年，糧食定量都有提高。那時才感受到從事體力勞動與油水不足對糧食的需求。但是真正感受到糧食不足，是60年畢業分配到上海後，糧油副食品供應突然減少，平時食堂裡吃飯，不敢超過定量標準，怕無以為繼，只能在飯後拚命喝醬油湯來撐飽肚子。所幸家裡匯款可以有糧票、油票、肉票、糖票的優待，還有姨夫家庭因為是高級知識份子的優待，所以情況較其他人好，所以有時也把自己的東西與同事「共產」。當時上館子要付糧票了，吃完東西離座時，門口的乞丐衝進來舔碗底。那時還萬萬想不到農村餓死人，因為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怎麼可能讓人民餓死？當時還聽說這些安徽來的乞丐要出來行乞還不容易，因為須公社開介紹信。所以還認為只是家里特別窮的農民，才准許他們出來行乞，一般農民既使糧食缺乏，也還可以捱得過去。
同事中有出身安徽北部農村的，那時餓死許多人，但是他們完全沒有提起這件事情。想來是怕我知道後會「裡通外國」造成惡劣影響。唯一知道情況不太妙的是一位在南京大學任教的同學，他是出身浙東山區的貧農，人品非常好，整風時也因為說農民生活苦而被批判。他私下告訴我，他的妹妹因為沒有飯吃而賣身一樣嫁出去。鑒於反右的教訓，我十分同情而無言以對。文革後期，一位親戚告訴我在四川看到農民在街邊出售自己的孩子，才使我重新審視中共的農村政策。
戶口制度也把人掐死。憲法規定的遷徙自由完全是謊話。不但小城市不能遷到大城市，農村戶口更不能遷到城鎮。要合法離開農村，只有考上大學或參軍，畢業或復員後才會分配在城市。
實際上，就從我們自己大學畢業分配來講，也該充分看到，既使在城市，一樣是人身依附的制度。不要說高等院校統一考試，如果考取，但是並非自己的志願，也非去報到不可，否則「不服從分配」這個污點就可能失業一輩子。畢業時，也一定要服從分配，否則也可能失業一輩子。這都意味著不會有任何經濟收入，因為經濟上不是「全民所有制」，就是「集體所有制」，黨和國家控制了任何一個角落，包括居住所在地的「街道」。但是畢業分配會做得「好看」，先由幾位黨員或「積極份子」用紅紙貼出大字報表示願意服從分配、到最艱苦地方的決心書，然後其他人響應，因為不響應會被視為落後分子，可能就分配到最艱苦地區作為懲罰。到了人人都寫了決心書後，任組織如何分配，誰都沒有話說了。
而到了工作單位後，只能努力搞好與領導的關係，否則受到打擊報復，咎由自取。60年代初，因為大飢荒，共產黨對人民的管制稍微鬆懈，讓「牢騷」有地方發泄。我在政治學習時講話也比較隨便；工作上比較「白專」，因此政策收緊，又開始講「階級鬥爭」，加上與上級領導相處不好，我就被踢出華東師範大學，連降兩級到一個培養技術工人的半工半讀學校。當然調工作時講那裡如何需要我，我也知道不能硬抗，只能「服從分配」。這次因禍得福，因為兩年後爆發文革，我在新單位比較謹慎，沒有甚麼把柄。若在華師大，肯定被當權派拋出充當替死鬼，人生恐怕得走不知生死的另一條道路了。
#p#毛澤東在文革「停課鬧革命」並且利用完紅衛兵以後，就讓他們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美其名曰農村是廣闊的天地，到農村「修理地球」，也用這些手段騙學生。看到這些學生表決心，戴紅花，把自己的戶口遷到自己從來沒有去過的邊疆、鄉下，我只能祝福他們。有的同學拒絕去而採用各種軟磨硬頂的辦法，最多的是弄殘疾證明。以前我認為這些不服從分配的學生是落後學生，但是現在我同情他們。學校在開始分派工作時，我向當時駐校工宣隊表示，叫我下鄉我也想不通，因此無法對同學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因而自行要求到車間裡勞動，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我這講法不是沒有風險，但是那個年紀較大的工宣隊負責人居然同意我的要求，從此我當了八年的工人，也就不必去做昧著自己良知的事情。也許工宣隊自己也有子女上山下鄉才能理解我的想法。這些下鄉「知識青年」以後為了上調，爭取比較好的工作與生活環境，開展了劇烈的競爭與抗爭。
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益加緊張複雜。
五、恐怖的政治運動
對政治運動的認識與體會，除了在印尼時的「抗美援朝」以外，對土地改革與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也略有所聞。祖父是西醫，據說為人和善，但是土改時也受衝擊。原因是他有一些地，僱了一個長工。據說那個長工偷過東西被訓斥，運動一來就出來鬥爭了。當時我認為共產黨非常英明，不會冤枉好人，他一定有其他原因被鬥。即使有問題，也是底下幹部糊塗。祖父最後被管制三年。
父母親燕京大學畢業，意識形態親美，也信基督教，在學期間與司徒雷登教務長關係很好。中共「解放」全國時，司徒雷登擔任美國駐華大使，成為中共的批判對象，加上開展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肅清親美、崇美、恐美思想，海外的燕大校友都在傳遞這些信息，也非常關心司徒雷登在美國情況。他們對中共的做法自然不以為然。而我卻是反美的，對父母讚揚司徒雷登的話將信將疑，也許美帝國主義分子中也有個別好人吧？
#p#然而上述事件影響父母原先打算回國的計畫。但是共產黨對我的教育，青年人的熱血，使我勇往直前。
1955 年夏天回到中國時，正好碰上批判胡風與肅反運動。胡風涉及文藝理論，我比較關心；肅反則與我無關。五、六年初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改造完成，與我好像也沒有多大關係。有人自殺也當作畏罪自殺。然而考上大學不到一年遇上整風反右，是我直接參與政治運動的第一次。雖然在「幫助」（其實是批判鬥爭）下確認自己有立場問題，需要「脫胎換骨」改造，但是也開始有對政治運動的恐懼感。
中共對敵鬥爭政策有「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反戈一擊有功」一條。
自己在被批判時，就像階級敵人那樣坦白交代，爭取從寬處理。因為我很坦白，老實交代家庭對我的影響，所以最後組織處理時「免予處分」，但已經一身冷汗。然而我的坦白，也沒有胡亂走上「反戈一擊有功」的道路，為了立功而亂咬人。也許這就是我沒有從「資產階級立場」「脫胎換骨」的結果，否則人性早就毀滅。就如西方音樂被中共打成「黃色音樂」時，我心中一直不服，也沒有減輕我對它們的熱愛，而且直認這一輩子是改造不好了。有一次收聽「敵臺」時，聽到莫斯科電臺的古典音樂節目，還非常興奮。
文革期間，因為新到一個單位不久，「反動言論」不多，還沒有淪為「階級敵人」，但是當時住在丈人家裡，因為是 「反動學術權威」受到嚴重衝擊，自己也被抄了兩次家，生活在恐懼中，不知道紅衛兵甚麼時候會衝進來。也因為自己華僑身份，擔心甚麼時候在單位裡也會被莫名其妙的「揪」出來，特別是每次階級鬥爭大會，揚言會場裡就有階級敵人還沒有揪出來時，心裏就蹦蹦亂跳。
像我教政治課，不可能不關心政治，也參與活動。所以工廠兩派「大聯合」，要揪出破壞聯合的「黑手」時，我雖然並非任何團體的頭頭，也要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個月，形同軟禁，相互揭發。
還好我平安過關。還有同事大字報揭發我在回國時，在輪船上對美國記者發表不可告人的演說，於是工廠的革命委員會再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那些有問題的人交代問題。本來發表演說大家聽到，怎麼會「不可告人」？但我還是把以前在自傳裡早就交代的我所見到的「問題人物」，包括在新加坡擔任警察局長的舅公上船來看我都重說一遍。
後來最後搞清楚，此記者乃是家父採訪亞非會議時認識的香港大公報記者，正好也上船採訪我們回國的新聞，他幫我們拍了照片。誰知道共產黨記者會變成美國記者？還好當時文革已經進入落實政策階段，如果是初期，可能把我先打入牛棚當特務鬥爭再說。
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一段時間後，各單位才向下傳達。我一個朋友在大單位工作，比我們單位早傳達，也告訴我了。第二天我上班時與一位關係不錯的工人師傅說起。沒有想到他再傳出去，被工宣隊負責人知道了，為甚麼我會比他們早知道呢？誰向我泄露黨的機密呢？
為此差點兒把我「隔離審查」（猶如現在的「雙規」，但是沒有時間的限制）。嚇得我冒出冷汗。
林彪事件以後，對共產黨與毛澤東產生越來越多的懷疑。但是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以後，家母兩次到上海問我是否要離開中國，我還缺乏勇氣，因為當時出去的華僑還很少，萬一申請而不批准，「企圖叛國」的帽子就會永遠戴上；而且離開自由世界近20年，出去了是否適應還有問題。尤其是林彪死後，對中共又產生幻想，希望他們能夠改弦更張，結束極左路線。哪裡知道不久又開展批林批孔運動，高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政治運動無休無止，生活在恐懼中，還是闖出去尋找出路。
1976年夏天批准我出境，公安局給我出境證的時候還警告我出去後不可以亂講話，我說甚麼他們都會知道。華僑圈子裡也有許多流言，例如音樂家馬思聰逃出去後因為發表反共演說，當場被人擊斃；有華僑一踏進香港，在移民局問話時大罵共產黨，一到居住地方，就有人打電話來警告等等。因此我進入香港時，是工人身份，隱瞞大學畢業的學歷，人民入境事務處就沒有問太多的話，除問唐山大地震情況，就是工廠的產品與產量。然而即使我一到香港，給報章寫稿，稿費還是朋友代我去拿，避免身份曝光，並且很多年不敢回去。這叫做「心有餘悸」。
在文革中坐多年牢的中國旅美經濟學家楊小凱十幾年前應邀到香港大學擔任訪問教授時對我說，剛到的時候，因為香港距離中國太近，晚上他做了惡夢。我是在三年前讀高華那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看到延安整風的恐怖情況，讓我又回想到文革，身在美國也做起文革惡夢。如今中共還不許國人討論文革，討論毛澤東，無非就是掩飾他們的罪行。然而張戎與她的夫婿喬？哈利戴所寫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更具體、更廣泛的揭露了毛澤東與共產黨的罪行。只要中共不清算這些罪行，他們的甜言蜜語就不可相信，因為表明他們沒有誠意。沒有經歷過文革的臺灣民眾，更應該從中共的歷史中，認清中共的本質。正如61年前毛澤東評價國民黨那樣：「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
對共產黨，不更應該這樣看嗎？
一、海外的毛澤東時代
第一次看到「毛澤東」這個名詞，還是在印尼梭羅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當時是1947∼1948年間，二戰結束，荷蘭人回到印尼，印尼人正開展獨立戰爭。我們華僑公學（小學與初中部，家父是校長，家母是老師）一位青年教師私下借給我看美國記者斯諾所寫的《西行漫記》。我不但知道了毛澤東這個「好人」，還知道共產黨是代表正義的「窮人黨」。小學畢業時這位黃老師在我的紀念冊上勉勵我要做「小魯迅」；而他則在1949年回北京，擔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印尼語播音員。這是中共統戰我的開始。
這個時候，中國正發生慘烈的內戰，到1949，梭羅可以看到華文的「進步」報紙，我每天追蹤共軍的捷報，精神亢奮、思緒翻騰。父母決定遷居到首都雅加達（當時叫「巴達維亞」），準備隨時回國，不再在印尼寄人籬下。此時，毛澤東成了我敬仰的政治領袖；社會主義中國成了我嚮往的目標。
在雅加達，我入讀新華學校讀初中。後來知道校長楊新容是中共黨員，加上後來回憶起一些老師的情況，因此相信該校應有中共的黨組織。
讀初二時，適逢韓戰爆發，班級訂立愛國公約，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美國電影、拒看「反動」報紙。本來資訊已經偏重一方，這下更是「一言堂」了。奇怪的是，在印尼那個國家，這種公約對我們也有約束力而不敢違反。從此接受的就是來自共產黨的資訊。
既令開始對南韓發動戰爭還有點懷疑，但報章上一面倒的信息，在印尼舉辦的抗美援朝展覽，以及中國迅速出版有關抗美援朝的文藝作品，因此最後我都相信韓戰是美國發動的。一直到文革後期看到內部出版的《赫魯曉夫回憶錄》，提到北韓發動韓戰，才知道自己被騙了20多年。
那時，雅加達開了一家南星書局，專賣中國出版的書籍，我的大部分零用錢就用在那裡。那個時候，我會唱許多革命歌曲，助長革命熱情，加上強烈的民族主義，比在中國還中國。高中入讀巴城中學，也是中共控制，黨員比新華還多。
二、21年的資訊封鎖
我在中國生活21年，整整就被封鎖資訊21年。
1955年回到了中國，自然只能靠官方喉舌獲取資訊。唯一「例外」 的，在廣州參加高考後到上海姨夫家裡時，因為他是一級教授與「民主人士」，家裡有「參考消息」，比他人可以獲得多一些的外電資訊。
當然，即使外電，哪些可以給他們知道，哪些不可以，也由黨來決定。
1956 年10月發生「匈牙利事件」時，我就讀的中國人民大學，油印了一些外電資訊給我們看，使我們瞭解多一些事件的有關情況。由美國左派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寫的《斯大林時代》在內部出版後，也允許我們購買，使我們對斯大林時代的恐怖有初步認識。之所以讓我們享有資訊方面的小小特權，想來是因為我們是政治理論課專業，需要比一般的「愚民」多瞭解一些情況。何況能入讀這些專業的，「政治覺悟」應該比較高，這點「抵抗力」還是應該有的。而校方也給我們做消毒工作，例如瞭解蘇聯紅軍進入布達佩斯鎮壓民眾時，要我們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因為世界上沒有所謂「客觀立場」，不是無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出兵讓匈牙利留在社會主義陣營，還是聽任匈牙利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呢？當然要選擇前者才對革命事業有利，這就是無產階級立場。這種「立場論」最後演變成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目標可以不擇手段。
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糧食放衛星的謊言與造成數千萬人的死亡，我們也被蒙在鼓裡。還積極參與「反右傾」，甚至文革打倒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1967年到香港後，才知道大飢荒死了許多許多人。
這是除韓戰以外，我所感受被欺騙的另一個重大事件。
其實，就是我所學習的中共黨史專業，好多真實史料不讓我們知道。
學校提供「內部出版」的參考資料經過選擇，且不說被歪曲的史料，包括有的人名用XX代替，有些資料須黨員才能看，或一定級別的幹部才能看。文革爆出許多中共內幕，才知道過去所學是許多假東西。
例如以前所看到的XX，原來就是後來的黨國領導人，以前也是反毛的，例如周恩來、陳毅等。
也是在文革後期，因為家母帶了有短波頻道的半導體收音機給我，我瞞著家人收聽「敵臺」，以瞭解更多資訊，1976年「4.5」天安門事件就是從「敵臺」那裡首先知道的。
#p#正因為資訊的封鎖，所以小道消息流行，真假難辨。特別是文革後期，因為對批鬥已習以為常，大家膽子也就比較大，便相互交流大家聽來的小道消息，或看到內部出版書籍的一些內容。由於當時黨內鬥爭相當激烈，小道消息更是滿天飛，我們一些可靠的朋友會聚在一起討論分析。包括後來傳抄一些周恩來假遺囑，我被人家「揭發」，所幸因為「戰友」保護，沒有釀成大事。有關江青有許多「面首」（姘頭）的消息也到處流傳，那是「老幹部」收拾江青前，先把她抹黑的輿論準備。一直到十幾年前毛澤東御醫李志綏的回憶錄出版，我才清楚根本沒有那些事。
三、嚴密的政治組織控制
1955 年回國剛進入深圳，便要填一堆表格。除了寫自轉，主要是履歷、家庭成員、社會關係等等。那時還搞不大清楚甚麼叫「社會關係」，原來是指親友。一般說，關係密切才要寫，但是如果關係不密切，但是可能那人的身份比較重要，或者思想特別「進步」或「反動」，為了讓「組織」更瞭解自己，也就寫上。這些表格裡最難填的是要把家人與親友的「表現」寫上，例如思想是進步還是反動；問題是人的思想不是這樣簡單的兩分法，所以還要想出一些其他的辭彙，如「開明」或「落後」。特別是要給自己的父母親寫表現時最難辦了：寫得太差，對自己不利，也違背人性；寫得太好，萬一組織發現不完全是那樣，又擔不了「欺騙組織」的罪名。
寫自轉考慮是否留底，手抄兩分太辛苦，用複寫紙又會被發現自己留存底，難道編造了甚麼害怕忘記嗎？還好當時我才17歲，經歷簡單，讀書讀過來的，也沒有甚麼要隱瞞的，所以就不留底了。而在履歷的每個階段，還要列出兩個證明人，以便組織可以查證。當然要找黨團員或「進步人士」做自己的證明人，這樣組織可以相信，我有這樣的證明人，也「與有榮焉」。
這些自轉、表格裝入檔案袋成為每個人的檔案。每到一個新單位，都要重寫重填一次；加上每次政治運動以後，都要寫自己的「思想小結」，還有組織的「鑑定」，也就是組織對我們的評價（我們當然不知道內容），所以檔案越來越厚。如果還有人給單位寫過檢舉揭發信件，不論問題查清了沒有，也放進檔案裡面。這些檔案資料一生一世跟我們跑，甚至跑得比我們快。到一個新單位，人還沒有到，檔案先到，我們一報到，領導已經看過檔案，知道來人是甚麼貨色。
我在大學教政治課時，因為不是黨員，而且有專職的政治輔導員，所以不能看學生的這些檔案。但是後來被踢到接近高中程度的半工半讀學校後，那裡的政治輔導員不一定是黨員，所以班級裡調皮學生的檔案也讓我看，以便可以更好的「教育」他們。從中我們可以瞭解學生的家庭情況，例如家長是一貫道成員的都記錄在案。
文革期間，領導要整甚麼人，拋出檔案裡的一些材料就可以了。問題是有的材料連當事人都不知道，是有人檢舉的。有的人表面上很風光，材料被拋出後才知道自己是被「內控」的。文革後期與結束進行「平反」時，多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作為結論來搪塞。中共為表示誠意來撫平被害人的憤怒與怨氣，有的就把檔案裡的「黑材料」
當眾燒燬.文革當中有大字報說我是「漏網右派」，因為我在反右時被批判過。也有其他單位「專案人員」來找我調查以前同學的情況，因為我是他們某個階段的「證明人」；如果有私心或偏見而落井下石，那就害人了。
若干年前，看了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所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始末》，才知道這一套控制與整人的制度是40年代在延安成形的。當時的「搶救運動」就已經冤枉了許多嚮往延安而投身中共的青年。延安的紅色恐怖，是反右、文革紅色恐怖的先聲。
最近看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又知道這一套是20年代末期在江西蘇區就開始的，是周恩來從蘇聯搬來的，獲毛澤東激賞。
四、依附於政治的經濟民生
1955年剛回國時，對比較艱苦的經濟生活還沒有特別的感受。因為在大城市裡，上飯館吃飯還不必交糧票，副食品也還比較豐富。再就是自己身體裡的「油水」還有存底。
但是因為在印尼還可以聽見一些負面新聞，加上回國應付高考學習政治課時老師批判「統購統銷搞糟了」的反動言論，其中涉及糧食定量問題，所以也引發我的一些好奇。1956年暑假家母回國觀光，我們一起到廈門我父親的老家，祖父是醫生，但是叔父與姑母是農民，而且是貧農。我就詢問叔父這件事情，他說糧食的確不夠吃。當時我很吃驚，怎麼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不讓農民吃飽呢？何況他們還是響噹噹的貧農。
當時因為到各處都要攜帶「糧票」而頗為不便，全國各地有不同的糧票，在自己的戶口所在地向糧管所領取。要出外旅行就要單位證明到糧管所換取全國糧票，否則寸步難行。那時「反特」小說、電影流行，我才體會到為何國民黨特務不論空降還是登陸，不久就被抓獲。
1957年春天，中共號召「大鳴大放」，要我們幫助黨整風。為了響應黨的號召，絞盡腦汁想提甚麼問題好呢？看到社會上有人說農民生活苦，吃不飽，我就在班級政治學習時，也把我聽到的情況說了。
結果後來成了「右派言論」。
在大學讀書期間，常常下鄉勞動，特別是58年大躍進期間在鄉下半年，糧食定量都有提高。那時才感受到從事體力勞動與油水不足對糧食的需求。但是真正感受到糧食不足，是60年畢業分配到上海後，糧油副食品供應突然減少，平時食堂裡吃飯，不敢超過定量標準，怕無以為繼，只能在飯後拚命喝醬油湯來撐飽肚子。所幸家裡匯款可以有糧票、油票、肉票、糖票的優待，還有姨夫家庭因為是高級知識份子的優待，所以情況較其他人好，所以有時也把自己的東西與同事「共產」。當時上館子要付糧票了，吃完東西離座時，門口的乞丐衝進來舔碗底。那時還萬萬想不到農村餓死人，因為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怎麼可能讓人民餓死？當時還聽說這些安徽來的乞丐要出來行乞還不容易，因為須公社開介紹信。所以還認為只是家里特別窮的農民，才准許他們出來行乞，一般農民既使糧食缺乏，也還可以捱得過去。
同事中有出身安徽北部農村的，那時餓死許多人，但是他們完全沒有提起這件事情。想來是怕我知道後會「裡通外國」造成惡劣影響。唯一知道情況不太妙的是一位在南京大學任教的同學，他是出身浙東山區的貧農，人品非常好，整風時也因為說農民生活苦而被批判。他私下告訴我，他的妹妹因為沒有飯吃而賣身一樣嫁出去。鑒於反右的教訓，我十分同情而無言以對。文革後期，一位親戚告訴我在四川看到農民在街邊出售自己的孩子，才使我重新審視中共的農村政策。
戶口制度也把人掐死。憲法規定的遷徙自由完全是謊話。不但小城市不能遷到大城市，農村戶口更不能遷到城鎮。要合法離開農村，只有考上大學或參軍，畢業或復員後才會分配在城市。
實際上，就從我們自己大學畢業分配來講，也該充分看到，既使在城市，一樣是人身依附的制度。不要說高等院校統一考試，如果考取，但是並非自己的志願，也非去報到不可，否則「不服從分配」這個污點就可能失業一輩子。畢業時，也一定要服從分配，否則也可能失業一輩子。這都意味著不會有任何經濟收入，因為經濟上不是「全民所有制」，就是「集體所有制」，黨和國家控制了任何一個角落，包括居住所在地的「街道」。但是畢業分配會做得「好看」，先由幾位黨員或「積極份子」用紅紙貼出大字報表示願意服從分配、到最艱苦地方的決心書，然後其他人響應，因為不響應會被視為落後分子，可能就分配到最艱苦地區作為懲罰。到了人人都寫了決心書後，任組織如何分配，誰都沒有話說了。
而到了工作單位後，只能努力搞好與領導的關係，否則受到打擊報復，咎由自取。60年代初，因為大飢荒，共產黨對人民的管制稍微鬆懈，讓「牢騷」有地方發泄。我在政治學習時講話也比較隨便；工作上比較「白專」，因此政策收緊，又開始講「階級鬥爭」，加上與上級領導相處不好，我就被踢出華東師範大學，連降兩級到一個培養技術工人的半工半讀學校。當然調工作時講那裡如何需要我，我也知道不能硬抗，只能「服從分配」。這次因禍得福，因為兩年後爆發文革，我在新單位比較謹慎，沒有甚麼把柄。若在華師大，肯定被當權派拋出充當替死鬼，人生恐怕得走不知生死的另一條道路了。
#p#毛澤東在文革「停課鬧革命」並且利用完紅衛兵以後，就讓他們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美其名曰農村是廣闊的天地，到農村「修理地球」，也用這些手段騙學生。看到這些學生表決心，戴紅花，把自己的戶口遷到自己從來沒有去過的邊疆、鄉下，我只能祝福他們。有的同學拒絕去而採用各種軟磨硬頂的辦法，最多的是弄殘疾證明。以前我認為這些不服從分配的學生是落後學生，但是現在我同情他們。學校在開始分派工作時，我向當時駐校工宣隊表示，叫我下鄉我也想不通，因此無法對同學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因而自行要求到車間裡勞動，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我這講法不是沒有風險，但是那個年紀較大的工宣隊負責人居然同意我的要求，從此我當了八年的工人，也就不必去做昧著自己良知的事情。也許工宣隊自己也有子女上山下鄉才能理解我的想法。這些下鄉「知識青年」以後為了上調，爭取比較好的工作與生活環境，開展了劇烈的競爭與抗爭。
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益加緊張複雜。
五、恐怖的政治運動
對政治運動的認識與體會，除了在印尼時的「抗美援朝」以外，對土地改革與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也略有所聞。祖父是西醫，據說為人和善，但是土改時也受衝擊。原因是他有一些地，僱了一個長工。據說那個長工偷過東西被訓斥，運動一來就出來鬥爭了。當時我認為共產黨非常英明，不會冤枉好人，他一定有其他原因被鬥。即使有問題，也是底下幹部糊塗。祖父最後被管制三年。
父母親燕京大學畢業，意識形態親美，也信基督教，在學期間與司徒雷登教務長關係很好。中共「解放」全國時，司徒雷登擔任美國駐華大使，成為中共的批判對象，加上開展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肅清親美、崇美、恐美思想，海外的燕大校友都在傳遞這些信息，也非常關心司徒雷登在美國情況。他們對中共的做法自然不以為然。而我卻是反美的，對父母讚揚司徒雷登的話將信將疑，也許美帝國主義分子中也有個別好人吧？
#p#然而上述事件影響父母原先打算回國的計畫。但是共產黨對我的教育，青年人的熱血，使我勇往直前。
1955 年夏天回到中國時，正好碰上批判胡風與肅反運動。胡風涉及文藝理論，我比較關心；肅反則與我無關。五、六年初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改造完成，與我好像也沒有多大關係。有人自殺也當作畏罪自殺。然而考上大學不到一年遇上整風反右，是我直接參與政治運動的第一次。雖然在「幫助」（其實是批判鬥爭）下確認自己有立場問題，需要「脫胎換骨」改造，但是也開始有對政治運動的恐懼感。
中共對敵鬥爭政策有「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反戈一擊有功」一條。
自己在被批判時，就像階級敵人那樣坦白交代，爭取從寬處理。因為我很坦白，老實交代家庭對我的影響，所以最後組織處理時「免予處分」，但已經一身冷汗。然而我的坦白，也沒有胡亂走上「反戈一擊有功」的道路，為了立功而亂咬人。也許這就是我沒有從「資產階級立場」「脫胎換骨」的結果，否則人性早就毀滅。就如西方音樂被中共打成「黃色音樂」時，我心中一直不服，也沒有減輕我對它們的熱愛，而且直認這一輩子是改造不好了。有一次收聽「敵臺」時，聽到莫斯科電臺的古典音樂節目，還非常興奮。
文革期間，因為新到一個單位不久，「反動言論」不多，還沒有淪為「階級敵人」，但是當時住在丈人家裡，因為是 「反動學術權威」受到嚴重衝擊，自己也被抄了兩次家，生活在恐懼中，不知道紅衛兵甚麼時候會衝進來。也因為自己華僑身份，擔心甚麼時候在單位裡也會被莫名其妙的「揪」出來，特別是每次階級鬥爭大會，揚言會場裡就有階級敵人還沒有揪出來時，心裏就蹦蹦亂跳。
像我教政治課，不可能不關心政治，也參與活動。所以工廠兩派「大聯合」，要揪出破壞聯合的「黑手」時，我雖然並非任何團體的頭頭，也要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個月，形同軟禁，相互揭發。
還好我平安過關。還有同事大字報揭發我在回國時，在輪船上對美國記者發表不可告人的演說，於是工廠的革命委員會再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要那些有問題的人交代問題。本來發表演說大家聽到，怎麼會「不可告人」？但我還是把以前在自傳裡早就交代的我所見到的「問題人物」，包括在新加坡擔任警察局長的舅公上船來看我都重說一遍。
後來最後搞清楚，此記者乃是家父採訪亞非會議時認識的香港大公報記者，正好也上船採訪我們回國的新聞，他幫我們拍了照片。誰知道共產黨記者會變成美國記者？還好當時文革已經進入落實政策階段，如果是初期，可能把我先打入牛棚當特務鬥爭再說。
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一段時間後，各單位才向下傳達。我一個朋友在大單位工作，比我們單位早傳達，也告訴我了。第二天我上班時與一位關係不錯的工人師傅說起。沒有想到他再傳出去，被工宣隊負責人知道了，為甚麼我會比他們早知道呢？誰向我泄露黨的機密呢？
為此差點兒把我「隔離審查」（猶如現在的「雙規」，但是沒有時間的限制）。嚇得我冒出冷汗。
林彪事件以後，對共產黨與毛澤東產生越來越多的懷疑。但是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以後，家母兩次到上海問我是否要離開中國，我還缺乏勇氣，因為當時出去的華僑還很少，萬一申請而不批准，「企圖叛國」的帽子就會永遠戴上；而且離開自由世界近20年，出去了是否適應還有問題。尤其是林彪死後，對中共又產生幻想，希望他們能夠改弦更張，結束極左路線。哪裡知道不久又開展批林批孔運動，高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政治運動無休無止，生活在恐懼中，還是闖出去尋找出路。
1976年夏天批准我出境，公安局給我出境證的時候還警告我出去後不可以亂講話，我說甚麼他們都會知道。華僑圈子裡也有許多流言，例如音樂家馬思聰逃出去後因為發表反共演說，當場被人擊斃；有華僑一踏進香港，在移民局問話時大罵共產黨，一到居住地方，就有人打電話來警告等等。因此我進入香港時，是工人身份，隱瞞大學畢業的學歷，人民入境事務處就沒有問太多的話，除問唐山大地震情況，就是工廠的產品與產量。然而即使我一到香港，給報章寫稿，稿費還是朋友代我去拿，避免身份曝光，並且很多年不敢回去。這叫做「心有餘悸」。
在文革中坐多年牢的中國旅美經濟學家楊小凱十幾年前應邀到香港大學擔任訪問教授時對我說，剛到的時候，因為香港距離中國太近，晚上他做了惡夢。我是在三年前讀高華那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看到延安整風的恐怖情況，讓我又回想到文革，身在美國也做起文革惡夢。如今中共還不許國人討論文革，討論毛澤東，無非就是掩飾他們的罪行。然而張戎與她的夫婿喬？哈利戴所寫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更具體、更廣泛的揭露了毛澤東與共產黨的罪行。只要中共不清算這些罪行，他們的甜言蜜語就不可相信，因為表明他們沒有誠意。沒有經歷過文革的臺灣民眾，更應該從中共的歷史中，認清中共的本質。正如61年前毛澤東評價國民黨那樣：「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
對共產黨，不更應該這樣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