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究竟應該為曾曾曾孫輩留下些什麼？面對著全球的變暖和氣候的變化，我們現在應當採取什麼樣的行動，來減少我們的後代和我們的星球所面臨的日益上升的風險？
幾乎每一個人——也許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美國副總統切尼及其助手們除外——都明白，當人類燃燒碳氫化合物時，二氧化碳就會釋放到空氣中，形成一張巨大的「毯子」，吸收其下方的紅外輻射，從而使地球變暖。
所有人都明白，相對於現有模型的分析而言，雖然全球變暖效應的規模可能會更大或更小一些，但這種不確定性並不能成為放任不管的藉口。事實上，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我們不妨假設情況的發展會比一般預測的更為嚴重，應該更加謹慎才對。
所有人都認為，為了開發不會排放碳的能源，開發將碳從空氣中去除並轉移到森林或海洋中的技術，以及能反射更多光照從而為地球降溫的技術，政府、非營利機構和能源企業的投入規模都應該遠遠高於目前的水平。
很明顯，世界上的富裕國家應該挑起應對氣候變化的重擔。畢竟，他們當年實現工業化和財富增長，走的是一條輕鬆的、高污染排放的道路。今天，中國、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卻沒有這樣的機會，因此而懲罰這些國家是不公平的。
現在，到了我們建設——而不是破壞和妨礙——有關的國際機構，來協調應對全球變暖的行動的時候了。但除此之外，在目前和未來十年裡，我們還應該做些什麼呢？
經濟學家習慣於從價格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當經濟學家們看到某種行為有著破壞性的副作用時，就喜歡對其徵稅。 由此，人們可以通過觀察自己口袋中錢財數量減少，切身地感受到環境破壞的後果。例如，對那些駕駛著SUV（運動型多功能汽車）、行車里程卻很低的人徵稅，就是這樣的一種方式。
但這個稅必須收得正確才行。一輛SUV在城市中每行駛10英里（約16公里），要耗費1加侖（近3.8升）汽油，相當於把大約3公斤碳注入大氣之中。那麼，對此徵收的額外的「全球變暖稅」應當是每加侖5美分還是50美分，抑或5美元？
隨著對環境變化的瞭解逐漸深入，我們對此問題的回答可能也會發生變化。但就目前而言，稅收規模關鍵性地取決於一個道德哲學問題——我們欠後世子孫究竟多少？
對此，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經濟學家約翰奎金（John Quiggin）在他的主頁上進行了一個極具啟發性的討論，最後得到的結論傾向於對每加侖碳污染徵收50美分的稅。他認為，今天用來減少碳排放的支出，是一種很好的對未來的投資。假設世界人均年收入以大約每年2％的速度增長，以2006年的購買力計算，當前每70美元用於碳減排的邊際支出，將可以使未來全球變暖和相關調整所引發的成本減少500美元，即2100年的世界將從現在的70美元中獲益500美元。
但另一方面，有批評者會指出，今日的世界是相對窮困的。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世界人均GDP目前只有大約7000美元。我們估計，技術進步及擴散可以使世界人均GDP以2％的年均速度增長，這樣，按2006年購買力計算，2100年的世界將會富裕得多，人均GDP可以達到50000美元。由此，批評者聲稱，相對於2100年那些比我們更富裕的後代而言，我們遠比他們更需要這邊際上的70美元。
但是，這種說法沒有提到的是，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今天的世界。美國、日本和西歐的人均年收入目前大約在4萬美元上下，世界人口中較貧困的那一半的人均年收入則低於6000美元。如果比起2100年我們的後代所獲得的500美元而言，我們更需要現在的70美元，那麼，這樣的邏輯就意味著，我們應該對世界上較富裕的那部分人徵稅，只要發達國家每個額外的500美元所帶來的好處少於每個70美元在窮國所帶來的好處。
簡而言之，如果當今世界的富人對我們未來更富的後代態度吝嗇，如果我們想把環境污染問題留給後代去解決，那麼，我們就應該對當今的窮人非常慷慨才對。類似地，如果我們吝嗇地對待今天的窮人，那麼我們就應該對我們的子孫更大方。
無論如何，只要我們的所作所為仍然是基於某種道德準則，而不是像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那樣——抓住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並牢牢不放，那麼，對後世子孫更慷慨一些，這就是我們應該做的。■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龍（Bradford DeLong）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