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因為揭發上海社保基金遭違規使用而被禁止在上海主持電視節目的香港經濟學者郎咸平，近日首次在香港公開演說，批評現今中國是一個人吃人的原始資本主義社會，他呼籲中國領導層要持續大力打擊貪污腐敗的情況，建立追求公義的法治社會，否則後果不堪想。
郎咸平。
原籍山東，一九五六年在臺灣出生的郎咸平，一九八六年獲得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金融學博士學位，之後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等多所學府任教，一九九四年移居香港，擔任中文大學財務學系講座教授。二零零一年起，他開始研究中國大型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問題，並經常在中國的大學和媒體發表評論，郎咸平曾點名批評格林柯爾、科龍等幾家較大規模的轉型國有企業產權流失嚴重，導致中小股民利益受損等問題，並倡導建立一套國有企業職業經理人制度，他的言論在大陸引起巨大反響，網路上更得到不少網民支持，稱他為「郎監管」。
去年二月，郎咸平原本在上海電視臺財經頻道主持的評論節目《財經郎閑評》突然停播，多個支持他的網站亦被查封，他相信是由於他在節目內批評中國的貪腐問題，及揭露上海社保基金遭違規使用的情況。自此郎咸平沉寂多個月，直至上海原市委書記陳良宇去年九月因涉嫌貪污被中央免職及審查，郎咸平再度公開發表評論，提出更宏觀的改革建議。
郎咸平在香港的首次公開演說中，批評中國廿多年來，單一發展經濟的改革方式是錯誤的，令到改革成本由全民負擔，但改革帶來的龐大收益則落入少數官員和企業手上，中國正經歷歐洲在工業革命後貧富懸殊的慘痛教訓，下一階段的改革方向，應該以「公平為先，效率次之」。西方國家經過馬克思主義的衝擊，早已經發展成追求均富公平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而鄧小平當年在社會主義的環境中提出「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背後的原則應該是「其他人不能變得更貧窮」，可惜中國政府一直缺乏實際有效措施來達到這個目的。只求效率市場化的改革使得著名的企業幾乎無一漏網，都是盜竊國有資產，把失業的國企工人推向社會；而醫療改革市場化，令大部分老百姓看不起病；教育改革市場化，令窮家子弟往往因財力不足而失去升學機會。
郎咸平表示：中國政府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認識太過膚淺，不知道背後的成功原因，經濟方面，以為大規模引入外國企業、讓人民幣匯率浮動等措施，就是國際化。以零售業為例，正由於法制化的缺失，導致不少跨國零售巨頭在中國市場上採用「零售傾銷」，即是以不賺錢的方式實現迅速擴張，幾年後中國本土的零售業便會失去競爭力。此外，中國不應該推行浮動匯率，因為中國尚未有外匯操作的高手，為什麼美國、日本、歐洲可以搞浮動匯率，因為他們的公司都有外匯對沖機制，而中國的公司卻不懂，所有的風險由中國的企業家來承擔，這是既危險又不公平。
郎咸平指出：中共在四九年掌政後，對宗教和農村社會的破壞，也是導致現今中國人道德淪亡，為求致富不擇手段的原因之一。古人說「抬頭三尺有神明」，中國這一代人卻是五千年來最不敬鬼神的一代，像製造假奶粉等極惡劣的行為都有人做出。此外，土地改革將地主階層一掃而空，但是地主階層，也就是以前的鄉紳，在中國文化中是禮教的維護者。以往封建時期的修橋、鋪路、建學校、建廟宇都是他們負責，當中大部分都是致力積德行善，而非中共單方面描述的剝削形象。可是地主階級不分好壞地全部清除，其結果卻使得廣大農民不知何為禮教。當一個民族大部分人都不知廉恥，一切向錢看而無所畏懼，會十分可怕。
郎咸平說：中國的貪污腐敗問題已經連中國的糧食價格亦受到影響，如果中國政府不決心打擊貪污腐敗，基層人民生活勢將進一步受到擊沖。去年秋天中國糧食豐富，可是糧食價格不跌反升，全國大中城市麵粉價格漲幅超過百分之十，食用油的價格漲幅更超過百分之二十，這個奇怪現象的深層次原因，乃是腐敗勢力為牟求私利而人為抬高糧食價格，然後用公帑投資到房地產等可以賺快錢的項目去，政府要透過發行鈔票的方法來解決財政開支，以致國家經濟出現結構性危機，而糧油的大幅漲價，就意味著儲蓄資產相應貶值，通貨膨脹惡性出現，比起高房價更有殺傷力。
郎咸平認為中國人的民族性較浮躁、愛取巧、缺乏自律，這種民族性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阻力，因此在現階段，由一批開明精英組成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推行法治制度，會較適合中國的國情。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一旦地方分權，地方官員和商界便會互相勾結，為著地方的利益無惡不作，令老百姓的情況更悲慘，上海的陳良宇案便是很好的例子。所以兩害相權取其輕，先由中央推動法制建設，樹立法治精神，有了這樣的準備功夫，之後再進行其他政治經濟改革，會更為有效。
郎咸平在結束演講之前，問在座的一百多名聽眾，究意想留給下一代什麼東西，是否一個墮落社會、一個腐敗的體制呢？中國的未來是每一個中國人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