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漁殺家》
奚嘯伯 飾 蕭恩，侯玉蘭 飾 蕭桂英
為寫「奚嘯伯往事」一文做資料準備的時候，我意外地發現：這個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的名伶，在公開場合居然沒有說過一句反黨的話。我托在石家莊工作的朋友去查閱相關材料，得到的回答是——1957年河北省所有的報紙沒有一篇關於奚嘯伯鳴放期間的言論的報導，也沒有批判他的文章。我又去問他的弟子、書法家歐陽中石先生，得到的回答也是同樣的——奚嘯伯在1957年夏季沒有反黨言論。這豈不怪了？
不過，他還與我的父(章伯鈞)母(李健生)有過一面之緣。
「留學生」
奚嘯伯是以書香子弟而從事京劇的，後進入四大須生(馬連良、譚富英、楊寶森、奚嘯伯)之列，藝術上可與馬、譚一爭短長。
他是滿族正白旗人，出身清廷官宦世家，祖父曾入閣。辛亥革命後，家道中落，到了父親這一代已靠賣房產度日了。奚嘯伯自幼聰穎好學，7歲入私塾，9歲入崇實小學。在6歲的時候看過一次堂會戲，從那一刻起，他愛上了京劇。哪家有堂會，他就想辦法去看。為什麼愛京劇，當時就說不上來。即使到了成名以後，他還是說不明白。
從8歲起，奚嘯伯就跟著留聲機唱片學。那年月，北京又管留聲機叫話匣子。他從親戚家弄到一架破留聲機和一些唱片。其中有譚鑫培的《賣馬》、《戰太平》、《四郎探母》等。天天跟著唱片學，沒多久，所有唱片裡的唱段他全會了，而且是各派的東西都有。因為是從留聲機學得的老生，所以後來有人戲稱他為「留學生」。
11歲的時候，他一再向父親請求容許他入科班學戲。不久，父親去世，唱戲的事情被擱置。後懇請於母，母親亦不允。趕到12歲那年，他在親戚家的聚會中清唱了《斬黃袍》裡的一段，被座中大名鼎鼎的言菊朋賞識。此後，他每日到言家學藝，這樣，獨樹一幟、獨成一家的言菊朋就成為他的開蒙老師。
14歲時，因為嗓子倒倉，便又去唸書，進的是一所教會中學。他喜歡國文課，每一篇課文，不管老師要求與否，他都背誦下來。他也喜歡歷史課，能記住許多歷史人物和事件。他還喜歡英文，讀得很不錯呢！當時就能與英語老師作一般的對話了。數理化是奚嘯伯最不愛上的課了，老師在黑板上寫公式，他就在下面念叨：「我主爺攻打葭萌關……」
16歲那年，他的嗓子又回來了，便放棄學業，正式從藝。他一度在張學良海陸空行營總務處當一名上士錄事，終日抄寫公文賴以餬口，也練就一筆好小楷。到了晚上，便去票房與友人切磋京劇，偶爾也粉墨登場。20歲那年，以票友下海。正式唱的第一齣戲是《捉放曹》，在堂會上唱的。
以後的幾年，是最辛苦的日子。他家住北京安定門二條，每日清晨，到安定門外護城河邊喊嗓子，邊走邊喊。冬天，趕上下大雪，就帶上一把條帚。出了城就邊掃邊走，邊走邊喊，一直走出13個城門垛子。然後，再掃著雪往回走。如此，5年如一日。
後來，奚嘯伯紅了，挂了頭牌。在北京就流傳起來一個說法：「奚嘯伯能不紅嗎？安定門外往東第13個城門垛子的一塊磚，都被他喊得凹進去一塊。」由此說明，他用功極苦。
他曾經跟一位姓呂的先生學戲。因家道窘困，只好徒步往返。來回30里，一天一趟。去時15里熟(戲)詞，歸時15里熟(戲)腔，從未間斷。因為沒錢在外面飯鋪吃飯，到了午飯時間，他只得從呂家出來，自己找個僻靜的地方啃涼窩頭。
後來，他還拜了著名的文武老生李洪春為師，學了幾十出戲。李洪春後來感慨地說：「奚嘯伯不像別的學生，師傅怎麼教就怎麼學。他愛刨根問底，問這個人物的出身、經歷、脾氣，什麼他都想知道。即使成了名，也沒有停止過學習琢磨京劇。他成為奚派，可不是靠領導，靠關係，完全憑自己的本事。」
在藝術上奚嘯伯常想著自己的短處，曾對朋友說：「我是票友出身，基本功差，個子矮，扮相窮(即苦相)，這樣自己就有了努力的目標。」是的，他能成為「四大須生」之一，著實來之不易：一沒有馬連良的天賦，二沒有譚富英的好嗓子和深厚背景，也不像楊寶森既是梨園子弟、又有哥哥楊寶忠的胡琴保駕。他完全靠自己那股子把「城牆的磚頭喊凹進去」的勁頭和苦心。
給梅蘭芳挂二牌
那時「四大名旦」最紅，不管什麼演員，只要搭上了他們的戲班，尤其是搭上梅蘭芳的戲班，就如登龍門了。機會終於在他26歲那年，來了。
梅蘭芳最愛他的兒子小九(梅葆玖)。有一次，葆玖染上了傷寒重症，高燒不退。請來的名醫都束手無策。病情危急之際，與梅關係密切的銀行家馮耿光(中國銀行總裁)，舉薦天津的中醫郭眉臣去試診，以冀萬一。不料想這位郭大夫的兩服湯藥下去，孩子居然退燒，就此挽回一條小命。事後，梅氏對郭眉臣之於其子「恩同再造」，萬分感激。郭大夫的親外甥就是已經下海唱戲的奚嘯伯。郭老先生趁此機會向梅老闆舉薦，而梅劇團其時正缺當家老生。拿當時的奚嘯伯比以前幾個合作的老生，多少還是有些差距的。這事，在梅只是答謝之意；在奚則是從此得「傍」一代名優，身價陡增。梅氏用奚搭配時間頗長，直到他「留須謝客」。
奚嘯伯給梅蘭芳挂二牌，用功又用心。凡是在梅蘭芳需要表演的地方，必充分提供空間。在生、旦唱對口時，奚嘯伯都把自己的尺寸把握好，使梅蘭芳在接唱的時候，十分合適。所以，梅蘭芳對他一直都十分滿意，願意與他合演。應該說，演員挂二牌也是很難的，難就難在必須揣度和滿足頭牌的需要，惟如此，方能合作長久。
儒伶
社會上不少人稱他為「儒伶」，一些朋友還誤傳他是大學畢業生。雖說奚嘯伯讀到中學便輟學，可他一生從未放鬆過學習。常年演出在外，總把厚厚的一部《辭源》以及其他文史類書籍帶在身邊。書法也是陪伴他一生的樂事。
他愛交朋友。每到一處，都要結識一些新朋友，而且還從梨園行擴展到文化界、學術界，和許多教授、學者、畫家、醫生往來。他認為這樣可以豐富自己的知識。為了演好《屈原》，他向文懷沙先生請教。演《宋江》，他和歷史學家張守常一起聊《水滸》。排演《範進中舉》，他不知把一本《儒林外史》翻閱了多少遍，而且傾聽精通京劇的北大教授吳小如先生的高見。唱《空城計》，奚嘯伯扮演的孔明有很濃的書卷氣。為了使牆頭撫琴的動作更真實，他向古琴演奏家求教指法。
他在書法上下過很大功夫。早年臨過《靈飛經》，又練習趙體。奚嘯伯和朋友通信，也多用毛筆書寫。人們都說讀奚嘯伯的信是享受。字跡端莊，文辭典雅。晚年，又學鄭板橋的書法，而他的表演藝術也更加走向深沉含蓄，精纖雅潔。特別是他的演唱風格醇厚而柔婉，有如洞簫之美。這與他的人生際遇相關，也與他的文化修養相通。
有一年，奚嘯伯到上海，見到一位金石家為俞振飛治了一方「江南俞五」的圖章。篆法與刀刻都是上乘。他看了嘖嘖稱讚，認為不僅刻得好，更有趣的是「江南俞五」的立意。俞振飛笑著說：「這有什麼，你不是也可以來個‘燕北奚四’嗎？」
燕北奚四，江南俞五———真是天然一聯，名伶印「對」，雅人雅事了。
戒毒
和許多名伶一樣，他也有吸毒的嗜好。每夜散戲，吃罷夜宵，便開始吸鴉片，一抽就是一整夜。次日清晨6點，孩子去上學，他才寬衣睡覺。為了這「一口」，奚嘯伯有時不得不把一些值錢的物件賣掉，或送進當鋪。兒子奚延宏說：「他離開大煙，就跟死人一樣。」到了1947年前後，奚嘯伯已處於手背向下，求借於人的窮途。那時，葉盛蘭、李少春等人不斷給予賙濟。雪中送炭之情，令他終生難忘。
1951—1952年，政府大力宣傳戒毒。奚嘯伯住在石家莊，行署專員張東屏登門拜訪，動員他戒毒。
奚嘯伯說：「我不戒，我走，我不唱了。」
張東屏說：「不唱可以，走也可以，但大煙不戒不行。禁菸戒毒是政府的法令。」
經多次談話，奚嘯伯同意戒毒。當然，也是不得不戒。張東屏找來最好的醫生給他配藥戒毒。誰知他是不抽不能睡，一夜折騰至天明，痛苦異常。不能抽大煙，就抽紙煙。一天晚上，他服完安眠藥以後就躺在床上抽煙，抽著抽著就睡著了。深夜，兒子被煙嗆醒，才知道是父親的被褥給煙頭點燃了。連忙把他叫醒，又是潑水，又是腳踩，才算把火扑滅。
3個月後，奚嘯伯戒了毒。大家又擔心他是否還能開口唱戲，於是，去北京請回他的琴師魏銘先生。一聽，不單能唱，且底氣也比過去好。
奚嘯伯眉開眼笑，說：「戒菸，救了我的靈魂。」
人緣
上個世紀50年代，奚嘯伯挑班的「嘯聲京劇團」排演了《屈原》，這是一出新戲。為了取得人物和時代的真實感，他提出要重新設計、製作服裝。當時劇團是私營的，沒人肯為新戲投資。只有自己掏腰包了。他寧肯降低生活費用，少拿戲份，也要保證新戲的質量，決不湊合。奚嘯伯的行動感動了所有的配角，大家也都表示支持。結果《屈原》在北京、上海等地演出，獲得了很好的評價和收益。
一次在天津新華禮堂演出，他住在裕華賓館，戲碼排得密實，每天都很累。一個星期天的中午，突然來了幾十名中學生，他們說要見奚嘯伯，又說，要請奚嘯伯簽名留念。陪伴父親的兒子奚延宏聽了很不高興，不想叫這群學生進來。奚嘯伯當即制止，不但和孩子們見了面，還用毛筆工工整整地為他們一一簽名留念，有的還題了詞。
學生高興地走了。奚嘯伯對兒子說：「你為什麼要回絕人家呢？」
「一群孩子，懂什麼！」
「孩子也是我們的觀眾，雖說他們現在才十幾歲，可再過幾年就都長大成人，他們會分配到各地去工作。這不等於為京劇播下種子嗎？你今天冷淡了他們，人家就會對你有不好的印象或看法，這無形中就留下了隔閡。」奚嘯伯鄭重地對兒子說，「沒有人緣，就沒有戲緣，更談不上飯緣兒。」
平時，他常和孩子們一起聊天，談話的內容多與藝術相關，從不在背後講同行的壞話。「靜坐常思己過，閑談莫論人非」——這是他遵守的做人道德。現在的人，沒幾個能做到。我自己就做不到，愛在背後說長道短。
揮金如土，仗義疏財
成名後的奚嘯伯，收入大，開支也大。可用「揮金如土，仗義疏財」八個字，來概括他的日常做派。他的一個嗜好，就是「請客吃飯」。平素就極少獨酌自飲，總是約上一些朋友聚會，邊吃邊聊。上個世紀60年代初，他去上海演出，住在惠中飯店，每日必請客。又趕上生日，來祝壽的絡繹不絕。一共呆了17天，不但把全月的工資搭進去，還欠了500元債。
奚嘯伯還把許多錢花在親戚朋友的身上。唱紅了以後，每天都有人到家中去「告幫」(即借錢)。只要對方張口，無論多少，總要給一兩塊大洋。一個表弟，每週必來吃兩次飯，飯後必抽大煙，臨走必拿點錢。奚嘯伯對這個表弟從未厭煩過。妻子有7個兄弟，生活也常靠他供給。他認為這是分內之事。奚嘯伯對同行也是如此。著名花臉演員金少山一度衰敗，連頓正經飯菜都吃不上。他組織同行為金爺唱「搭桌戲」(一種不取酬勞的演出。若干演員為救助某一同業而舉行的演出，收入全部贈與該人)，以解決生活困難。著名老生高慶奎，晚年生活窘迫。只要他去了後臺，就一定叫管事給高先生送個「紅包」，裡面裝上相當二路老生的戲份。
令人想不到的是，奚嘯伯對家裡人卻相當「摳門」。奚延宏說：「想花他幾個錢，可太難了。」1956年，兒子在北京京劇四團工作，想買輛自行車，求父親湊點兒錢，可說什麼也不行。實在沒轍，便向當時的副團長吳素秋求援。吳一口答應，從奚嘯伯的工資裡扣下200元。事後，奚嘯伯還老大不高興呢。
奚嘯伯死時，沒有積蓄，也無家產。死後，他給兒子留下一條破毛毯，一個樟木箱。
妻子
奚嘯伯是個孝子，對長輩極其恭順。掙錢多的時候，別說是置房產，就是給妻子買件新衣服，一要經母親同意，二要跟姐姐、嫂子一起買才行。他的妻子張淑華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很受管束，常常暗自生氣，又不敢多說一句。久而久之，元氣大傷。奚嘯伯也為家庭裡的各種糾紛耗去許多精力，疲憊又痛苦。1949年，妻子病故，那年，他40歲。
好歲數又唱得正紅，續弦還不容易？妻子病逝不久，不少親戚朋友便登門提親，卻都被奚嘯伯婉言謝絕。他深知母親的脾氣和家務的繁重，深恐婆媳不和，引來家庭不幸。1954年老母去世。再提此事時，他又怕新媳婦給三個子女帶來痛苦。弟子歐陽中石也勸說他續娶，以便有個老伴照顧。他仍不同意，說：「再娶困難很多。一要對方滿意，二要孩子滿意，三要我本人滿意。我不能委屈別人。你想想，對方不滿意，這不是叫人家來受委屈？孩子們自幼喪母，若與繼母不和，既委屈了孩子，更對不住他們九泉下的母親。與其日後對不住人家，不如自己對不住自己。」
每說到這件事，他總是熱淚盈眶。與梅蘭芳合作演出《二堂舍子》，梅老闆曾感慨地說：「他這個戲是越演越好了，可能是有切身體會了吧。」
「文革」中，他身患半身不遂之症。朋友們議論說：「奚嘯伯如果有個老伴兒就好得多了。」
他說：「我成了這個樣子，又是反革命又是右派，又這麼個半死不活的身子，不是坑人家嗎？！」
奚嘯伯67歲溘然辭世，28年孑然一身。
我冤呀！
1957年6月5日，由葉恭綽、李伯球、李健生、李萬春等主持的戲曲界整風座談會在北京飯店舉行了，後來，父親和農工中央副主席黃琪翔也趕來參加。在這個會上，父親結識了奚嘯伯。
倆人作了簡短的談話，父親勸他參加中國農工民主黨。
奚嘯伯說：「我已經參加民盟了。」父親笑著說：「那我們是一家人了。」
父親問他經常演出的劇目都有什麼。他說：「為了紀念《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誕辰，我和北京市四團演出了一個新戲，叫《範進中舉》。」編寫劇本的是畢業於西南聯大中文系的作家汪曾祺。
「《範進中舉》？」父親重複了劇名，高興地說：「好戲呀。」
奚嘯伯答：「我只演了範進，可沒中舉。」這話惹得周圍的人都笑了。
座談會上，奚嘯伯沒有發言。可他的儒雅氣質給父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散會時，父親讓我的母親用她的車送奚先生回家。
我對這次會晤很感興趣。想查查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過去的簡報、記錄或資料，做進一步的瞭解。可人家告訴我，農工黨所有過去的文字材料都上繳了中共中央統戰部。我還想查查民盟中央1950年代的檔案，看看奚嘯伯是不是真的參加了民盟。人家又告訴我，民盟的檔案也上繳了。
後來從奚延宏那裡，我才知道了奚嘯伯在反右階段的某些情況：1955年奚嘯伯和兒子一起參加了北京京劇四團，他任團長，與吳素秋等人合作演出。不久，北京成立了一個京劇工作者聯合會。梅蘭芳、馬連良分別任正副會長。因奚嘯伯有文化，大家就推舉他為秘書長。這段時間，他又忙著唱戲，又忙著社會活動。那時，奚家住在菜市口，李萬春先生住在大吉巷，兩家靠近，彼此交情也好，加之他孤身一人，李萬春、李小春父子就經常請奚嘯伯到家裡聊天、飲酒，吃飯、喝茶。19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戲曲界開座談會，李萬春總拉他參加。他也願意和葉恭綽、張伯駒這樣的大知識份子往來。每次的座談會，都是李萬春發言，他記錄。倆人形影不離。運動轉入到反右階段，倆人就一齊戴上了右派帽子。奚嘯伯一提起反右，就說：「我冤呀。我從舊社會來，愛吃愛喝。但我從心裏沒反黨。」
後來，我又從劉曾復先生那裡得知：李萬春在1957年夏季那篇關於民營劇團的精彩發言原來是由奚嘯伯起草的，也許這就是他的「右派罪行」了。
落腳石家莊
他成了右派份子，石家莊地區京劇團的團長(劉同起)來北京探望。談話中，約他去石家莊。已經離開北京京劇四團的奚嘯伯，覺得自己在北京已無任何出路，便一口答應下來，同意試演3個月。
一起到石家莊的，除了兒子奚延宏、琴師魏銘、跟包的陳寶山師傅以外，另有三人同行。到了新的單位，文化機關的負責人和他談話，說：「因為你戴了帽子，待遇和工資都不能按從前的標準計算了。」奚嘯伯同意了，可和他同來的人一看這情況，拔腿就走。最後，剩下了兒子、琴師和陳寶山。
為了改造思想，奚嘯伯除了唱戲，還干掃地、打水等體力活兒。1959年，他成為第一批摘掉帽子的人。張東屏專員很關心他，與有關方面打招呼，要求在生活方面盡量照顧。「白雲深處青山下，茅庵草舍無冬夏……煞強如風波千丈擔驚怕。」奚嘯伯覺得自己再也無法提出離開石家莊了。
和北京的劇團相比，石家莊地區京劇團更多的是去中小城市和鄉鎮演出。奚嘯伯的身體本來就弱，加上演出的勞累，體質開始下降，疾病也找上門來。奚延宏看了非常心痛，並覺得自己這樣陪著父親，總在鄉下唱，一沒意思，二無前途，就更談不上技藝的提高了。
一天，兒子終於開口了：「我要離開石家莊。」
奚嘯伯驚懼又傷感，說：「你母親死得早，我把你拉扯大，如今只有我們父子相依為命。如果你走了，留下我孤獨一人，可怎麼過呢？這兒的演出條件是差，可人家給我摘了帽子，我不能就這樣走呀！」
就這樣，奚嘯伯把自己一條性命和全部藝術交給了石家莊。
寂寞沙洲冷
1962年，52歲的他，從藝整整40年了。他畢竟有文化，覺得已經很有必要對自己走過的路，做一番整理。4月的一天，當同輩藝人還在忙活著登臺唱戲的時候，奚嘯伯已經在北京的家——平坦胡同五號，開始口述歷史，由弟子歐陽中石記錄下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奚嘯伯自己寫的。全篇完成後，底稿留在歐陽中石手裡，謄清一份後，他帶回石家莊，準備將來作為《奚派藝術專集》的主篇。「文革」中書稿遺失，幸虧那份底稿在歐陽中石那裡，保存完好。
1963年春，為了選拔赴京參加全國京劇現代戲匯演的劇目，河北省在省會天津市舉辦了盛大的現代戲匯演。那次共有6台大戲。有唐山的《節振國》、張家口的《八一風暴》和《杜鵑山》、天津的《六號門》等。此外，就是石家莊的由奚嘯伯主演的《紅雲崖》了。每次看完一齣戲，都要進行討論，當時負責記錄、整理會議發言的是尹丕傑先生。他雖是北師大畢業生，卻又是個剛從勞教農場出來的「摘帽右派」。與會者都很清楚：《紅雲崖》這齣戲絕無進京演出之可能，癥結所在就是主演是個右派。
因料定《紅》劇必遭淘汰，討論會也開得冷冷清清。按照常規：討論會記錄稿要交給主持人，不料主持人不屑一顧地轉身走了。尹丕傑正不知所措，忽見奚嘯伯還在整理東西，便走過去說：「這記錄稿交給先生好不好？」
奚嘯伯臉一紅說：「也好。」便接過去看起來。
少頃，他抬頭問道：「這是剛記的嗎？哎呀，這簡直是一篇文章了，老弟的筆頭功夫好了得！」然後低頭又看了一會，遂抓住尹丕傑的手，說：「因為素未謀面，不知老弟的來歷，請介紹一下。」
尹丕傑苦笑道：「我與先生政治身份相似，但根柢不同，先生是四大須生，我不過是小儒，在景縣京劇團當編導，臨時工而已，不值一提。」
奚嘯伯沉吟不語，爾後話鋒一轉：「好，我單聽聽您對《紅雲崖》的意見吧。」尹先生談了一大堆看法，還間雜提了一些修改建議。
奚嘯伯聽完，客氣地說：「高見，高見。」又問：「您看過我多少戲？」
答：「不太多，但也不少。」「請評一評。」「不敢，不敢。」奚嘯伯一再催促，尹先生說：「這樣吧，我只就先生的唱工寫幾個字吧。」便從記錄紙夾裡抽出一頁白紙，寫了「鶴鳴九皋」四個字。
奚嘯伯看後，說：「過獎，過獎。」
尹又寫了「雁落平沙」四個字。「啊，知音。難得的知音。」奚嘯伯顯然有些激動。
「先生別急，還有幾個字呢。」接著寫道：「寂寞沙洲冷。」
奚嘯伯半晌無語，後長嘆道：「命該如此。」說著將寫著字的紙片疊起來，想往衣袋裡放。
尹丕傑奪過來，撕碎扔掉。說：「無知妄見，不值得您保存。」
奚嘯伯苦笑著，說：「對，對。」這時，會議室早己空無一人。偌大一間廳堂，奚嘯伯神情蕭疏，顯得有些孤淒。
自1957年後，他就是一個寂寞的歌者。
聽敵臺
1963年下半年，石家莊京劇團被派到束鹿縣新城鎮去搞「四清」運動。奚嘯伯也去了，接受革命鍛練和考驗，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那時，江青已在戲曲界發號施令，大力提倡現代戲，禁演傳統戲的風聲一陣緊過一陣。大家都不敢用老戲吊嗓了。一天晚上，奚嘯伯聽半導體收音機，無意中聽到播出一段老戲。
一聽：「昔日有過三大賢，劉關張結義在桃園。弟兄們徐州曾失散，到後來相逢在古城……」這是《珠廉寨》裡老生的唱段，越聽越覺得像是自己在唱。
再聽：「一來是老賊命該喪，二來是弟兄得團圓……」他確認是在播放自己的唱片，心裏害怕，但越怕越要聽。這是什麼電臺？他決定聽完：「勸賢弟休回長安轉，就在沙陀過幾年，落得個清閑。」
最後，聽播音員說：「這裡是中華民國……」他嚇得趕快換臺。然而，一切都來不及了。
奚嘯伯偷聽敵臺，這是他「文革」中的一大罪狀。
這叫生活？
1964年，北京舉行京劇現代戲會演。會演完畢，趙燕俠等名演員提出不再拿保留工資的建議。他聽說後，馬上向組織提出要按國家一般幹部工資制度領取工資的要求。其實，奚嘯伯無房產，無積蓄，家裡連些像樣的傢俱也沒有，薪水月月領，工資月月光。有人很反感他的表態，說：「你又不是黨員，幹嘛這麼積極？」
他置之不顧，堅決提出減薪。說：「只要我知道是黨的意思，我決不猶豫。」
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劇團很多人為表忠心，彼此揭發互貼大字報。而給奚嘯伯貼的大字報就更多了，因為是右派，是團長，是「反動藝術權威」，從前在張學良部隊當上士錄事，故又加上一個「歷史反革命」罪名。於是，他被壓在四頂大帽的底下。劇團一向是靠他掙錢的，很多演員都是跟著他學戲、唱戲的。現在，這些人都來揭發、鬥爭、打擊他。一時間忘恩負義成了時尚，不再是惡行。
文明處在不文明的腳下，文化攥在無文化的手裡，奚嘯伯開始了人生最後的掙扎。他除了接受各式各樣的批鬥和體罰以外，還要掃地、生火、篩爐灰、撿煤渣。每月發50元的生活費。後來，造反派說：50元太高了，便降到15元。他是「四大須生」，一輩子好吃喝。生活水準驟降，精神壓力陡升，使他幾乎垮掉。先是牙齒脫落，又無錢鑲牙。接著，就是急性肺炎。咳出來的都是血痰。奚延宏嚇壞了，趕忙和孫子奚中路一起把他送進醫院。
是幸運，也是命大。在醫院得遇一位顧大夫。他醫術高超，又是戲迷，特別喜歡余(叔岩)派，便暗中給奚嘯伯以特別關照。顧大夫也是邊勞動、邊看病。每次看完病，倆人都要說說戲。奚嘯伯的膽小，老戲一句不敢說，只講現代戲，或者講點發音、吐字及韻律。有了好醫生，奚嘯伯才漸漸康復，出了醫院。
出院之後，生活依舊清苦。15元的生活費扣除12元的伙食費以後，他只能拿到3塊錢。奚嘯伯的煙抽得厲害，所以這3塊錢裡，還包括煙錢。他專買一毛錢一盒的「太陽」牌紙煙。如果伙食費裡能剩下一兩毛的話，他就拿來買火柴。
這叫生活？中國人的忍辱負重、苟且偷生，無敵於全世界。
因他而死·為他而癱
陳寶山是奚嘯伯的「跟包」(京劇術語。戲班裡的主要演員自己配備和隨帶的琴師、鼓師和後臺服務人員)。奚嘯伯從來沒虧待過他。倆人相處極好，像是親兄弟。「文革」中，奚嘯伯挨批鬥。陳寶山心裏同情，可不敢有半點流露。一次，劇團到工廠俱樂部演出，奚嘯伯父子下午就趕到演出地點打掃前後臺、裝臺、打水，做演出的準備。奚嘯伯有些勞累，開戲前躺在戲箱上面休息，不知不覺就睡著了。陳寶山看見他蜷縮著身子，怕他凍著，便偷偷給奚嘯伯蓋上了自己的棉大衣。這事被「革命群眾」看見，揭發後被造反派狠狠訓斥了一頓。
後來，石家莊搞起武鬥。奚嘯伯看情況不好，就逃出劇團。等他再返回劇團卻發現自己的鋪蓋全丟了。他每月15元，怎買得起被褥？兒媳說：「天涼了，父親沒被子可怎麼辦？我記得父親包行頭(京劇服裝的統稱)的包袱皮兒很大，不知道還有沒有？明兒請陳師傅給找找，我用大包袱皮兒給父親做床被子。」
陳寶山果然找到兩塊大包袱皮兒，兒媳接過來，就趕緊動手，做成了被子。這事又被「革命群眾」揭發出來。造反派的臉上，個個都是凶相。他們厲聲呵斥陳寶山「階級界限不清，到現在還和奚嘯伯往來」。遂勒令他第二天向「革命群眾」做出交代。這可把膽小怕事的陳寶山嚇壞了，他擔心自己說不清、道不明，更懼怕那些血淋淋的鬥爭場面。中國人原本是一個理智善良的民族，官民又是兩個天下，那邊一有風吹草動，這邊就有回護之情。現在不同了，一夜之間專政早把個民間天地也砸個粉碎。革命者走大道，能否給陳寶山這樣的草民留下一條小路？可四下裡張望，哪兒還有小路呢。
寫到這裡，我禁不住聯想到自己的經歷。記得在1968年，犯有「現行反革命罪」的我，被四川省川劇團的造反派和革命委員會追得到處流竄的時候，父親對我說：「你一定要活下來！就是改名換姓，落草為寇……爸爸也不會責怪的。」我哭道：「我不改姓名，可現在哪裡還有草？」———所以，我非常能體會陳寶山那種抬頭無天、低頭無路的絕境與絕念。我終於被抓進了監獄，而陳寶山的路就是死路。陳寶山只有去死。他決定自殺，先是喝下一碗火鹼，又怕死不了加罪，接著就上了吊。人世悠悠，天道渺茫。「身留一劍答君王」，一劍亦可答親人，亦可答知己。
奚嘯伯得知此事，身心受到極度的刺激，突然中風，半身不遂，被送進了醫院。接著就下了「病危」通知。兒子接到長途電話，立即趕赴病房。等見到父親時，已是神智不清。奚延宏連聲呼喚，已無絲毫的反應，似乎沒有了知覺。兒子守護了7天7夜，又經過搶救，他才算返陰回陽，又由兒子、孫子2人輪流看護了一個月，才完全脫離了生命危險。這時，醫院知道這個被搶救的人是右派份子、反動藝術權威奚嘯伯，便決定不再治療，並勒令出院。
奚家原來住的四合院5間北屋已被沒收，奚延宏向劇團懇求給一間客房暫住，遭到拒絕。最後幾經託人，好不容易找到一間堆乾草的小屋子。兒子帶著孫子(奚中路)把乾草搬出去，奚嘯伯才有了容身之處。
沒有昧過良心
1976年5月，那時的政治形勢非常緊張，歐陽中石抑制不住對奚嘯伯的掛念，一個人偷偷去了石家莊。見他那骨瘦如柴的樣子，真是百感交集，一把抱住老師雙肩，說：「我看您來了。」
奚嘯伯鼻翼微微煽動，哽咽無語。過了好一陣，說：「別難過，讓別人看見不合適。」聲音遲滯，語氣中一點感情也沒有。
歐陽中石把頭從肩膀上抬起，只見他滿臉的淚水從面頰滾落。於是，趕忙擰了塊毛巾，請他擦臉。
奚嘯伯站起身，恭恭敬敬地說：「謝謝您。」「您怎麼還跟我客氣？」「不，不，」他申辯著，神色凝重地說：「是我有錯，有罪……」
人痴痴怔怔的，彷彿是在受審一樣。過了一段時間，奚嘯伯才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他對歐陽中石說：「我和比較接近的人都打了招呼，說：‘你們別顧我，我老右派反正跑不了，你們都拉家帶口。頂不住，有什麼事兒便往我身上推就行了。’可就是這樣也難過關。他們(造反派)問我什麼，我都承認，按照他們的意思去承認。可是我說的，還是跟人家說的對不上茬兒。所以，他們說我還是不老實。」
師徒談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歐陽中石走進他的房間，奚嘯伯早已梳洗完畢，端坐在那裡。他對弟子說：「這幾年，我總是像看電影一樣地把所見到的人都想了一遍，主要是想有無對不起人的事。想來想去，沒有昧過良心。」
突然，他想起自己曾借過一個徒弟100元錢的事，便說：「這錢到現在還沒還，很對不起他。不過，現在我沒法還他。等將來我的情況好轉了，有了錢，第一個事兒就是還他。」
這次會晤，奚嘯伯辦了一件大事，就是把奚中路交代給歐陽中石。他一定要孫兒拜師。
歐陽中石連聲道：「愧不敢當。」「這是我賜的，長者賜，不能辭。」奚嘯伯一語定奪。
分手時，二人不敢對視。歐陽中石走到門口，但聽得他在背後說：「中石，我不難過，咱們都不許哭。」
歐陽中石返回身去，扑在了奚嘯伯的膝前。「快走把，不然晚點了。」他雙手摸著歐陽中石的頭，老淚縱橫。
這次分別也是永訣。「人生幻化如泡影，幾個臨危自省？」奚嘯伯是能自省的。當然，是屬於一個藝人的自省。
我想再看看北京
1974年，他的偏癱症略有好轉，便給孫子奚中路說戲，還練習用左手寫字。準備日後不能演出了，自己可以為劇團寫字幕。劇團一些演員、個別領導也來探望，安慰他好好養病。日子雖平淡冷清，病情倒也穩定。
1976年10月，奚嘯伯得知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非常興奮，這時不斷有人告訴他北京、上海的消息和梨園行的一些新情況，尤其對蒙冤者平反昭雪的信息，他異常敏感、激動。過度的壓抑、極度的興奮，使他衰弱的身體難以承受，外表的好轉、情緒的恢復，發出的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一天，他彷彿意識到來日無多，將兒子叫到身邊交代後事，說：「……我最不放心的是延玲，身體多病。你歐陽(中石)師哥為她找到了滿意的對象(即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樓宇烈)，我也放心了。我看，咱們家裡(奚)中路(現為上海京劇院武生演員)有才華，只有他可能繼承京劇藝術。日後，可請你的師哥給他說說戲。」
最後，奚嘯伯說：「現在，我心裏還有一件事。如果我的右派問題解決了，我要求你們陪我去北京一次。看看我的老姐姐，看看我的好朋友，再看看北京城。」
兒子一再地點頭。「心如飛絮，氣若游絲，空一縷餘香在此」。1977年12月10日下午，他悄然離世，倉促又安詳——沒能看看他的老姐姐，沒能看看好朋友，沒能重返他的出生地——北京城，也沒能聽到為他「改正」的決定。
奚嘯伯走了，跟在馬連良的後面，二人同為京劇「四大須生」。他們結伴同行，像兩隻凌空而舞、唳於九霄的白鶴。他們留下的是一個空虛，一個永恆的空虛。我知道，時間可以將一切塗改得面目全非，可以將滄海變為桑田，即使自家的墓園也只剩下了骸骨。但有一樣是不朽的，那就是他們的靈魂與歌吟。
2005年3月—2006年4月於守愚齋
徵引文獻：馬健鷹、奚延宏、路繼舜：《奚嘯伯藝術生涯》，新華出版社，1991；京劇資料選編：《立言畫刊》，陳志明、王維賢編，2005(原文約1.3萬字，本報在發表時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