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的話
2006年距文革發生正好40週年。國人向來對整數有特殊的好感，一遇五和十這樣的年份總是比較興奮，尤其是我們偉光正的黨對他們獲取權力的紀念日總不忘想盡一切辦法宣傳、鼓吹、粉飾所謂的太平盛世（實則是浪費納稅人的錢，這方面勘可以和東邊的那個無賴國家相媲美）。與此相反的是，在文革發生40週年的日子裡，不但看不到當局一絲一毫的紀念和懺悔的意思，反而極力的淡化、忘卻那段歷史，對那些發些紀念的人士施以打擊和封殺。
儘管當局不聞不問，民間對文革的紀念和反思尤其是在知識份子群體中還是有一定風氣。其實，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幸好有這些不斷反思和懺悔的群體存在，否則中國的境況可能比當下還要壞！如果一個民族集體沉默、尤其是知識份子萬馬齊喑的時候，這個民族便沒有什麼希望了。可以說，任何一個民族的發展正是建立在一群群烏鴉的基礎上。歷史已經證明了，一個民族只有懂得反思和懺悔才有進步的可能性。
日本人對自己死難同胞的態度和我們的當局真有天淵之別！日本首相年年都去靖國神社參拜，撇開民族主義情結不談，我看到的是他們對自己民族生命的尊重，哪怕因為侵略他國的領土而犧牲的將士，他們的民族永遠也沒有忘記他們。
相反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為抗日戰爭的死難者及其家屬們作了什麼呢？49年之後，幾千萬非正常的死亡，高高在上的當局不但沒有給予任何的補償，甚至連道歉也沒有說上一聲，反而是受害者祈求施暴者原諒和平反，真是人類之怪現象。連自己的國人當局也吝嗇其道歉、懺悔、反思，那麼他還有什麼道德優越感去指責日本不道歉的行為呢？同樣，當局不惜改寫歷史、拒絕還歷史一個公道，又又什麼道德的優越感去指責別人呢？（2006年11月記）
多年來，提「文革」彷彿是一種忌諱。「文革」中的人物、事件對後來的世人來說，似乎諱莫如深。但隨著近年來各種真實反映「文革」的良知書刊的出版，「文革」已漸漸的向人民打開了一個暗道，不再永遠藏匿於人們心靈暗角。挖掘和發現它的真實性對於時代的發展、文明的進步，意義斐然。我們不能一心向著前方，只關心如何進取、如何開創，其實我們所缺乏的正是上一代人的某些體會和精神。這裡，我不想窠臼於歷史，歷史已經存在；我更關心的是為什麼這樣的「革命」只發生在中國這個有著幾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度；我關心的是歷史背後的通道──通向存在的暗道。
中國人最缺乏的是西方基督文明中的懺悔精神。看看，抗日戰爭死了那麼多人，除了幾座無聊而大而化之的紀念碑之外，我們又做了些什麼呢？看看，文革發生的慘劇至今仍不能得到命名正身，巴金先生倡導了那麼多年的「文革紀念館」、「全民共懺悔」至今回音寥寥；反觀美國，國會山旁長長的一座座紀念碑刻滿了二戰時為國捐軀的美國士兵，而另一邊則是紀念為越戰而死的士兵。
懺悔，並不是為了揭誰的瘡疤；也不是針對個人。因為一個民族的靈魂是存在於國家所有人中的，包括你我。懺悔是要讓我們活得更好，不要讓歷史再重演。當國家主席劉少奇拿起憲法說，「我還是一個公民」的時候，他是否意識到這樣的呼籲太遲了？當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也在拷問自己：如果自己處於當時的環境下，我會在什麼樣的位置呢？我這無力的文字當然不能起什麼作用，但清理那段沈重的歷史，也算是對自己存有的一些毒素的淨化吧！
傳統和體制因素
在今天，還有一些人為「文革」唱讚歌，說那是一個大民主、大平等的年代，尤其是那些新左派們。（即使是大哲學家薩特也為當年的「紅色革命」、「紅色海洋」所迷惑，撰文稱讚。）我們如果用理性的眼光看那段歷史，便知道它不過是披著民主、平等的漂亮外衣所進行的「赤裸裸的封建專制思想和血腥的、法西斯式的殘忍」。（徐友漁先生語）君主專制是君王、宗法制度、等級制度連為一體的產物，而文革恰恰體現的正是這一套宗法制度的特色。比如，紅衛兵拋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汗，老子反動兒混蛋」，並說：「幾千年來，地主老爺傳宗接代維持統治還不是靠傳嗎？」這種傳宗接代正是赤裸裸的專制主義的翻版，而且比過去的君主專制時代更加血性和殘暴。他們說：「我們要正告你們：你們死不悔改，反動到底，那我們就不客氣了！我們要像父母一樣，把刻骨的階級仇恨凝聚到刺刀尖上，挑出你們的五臟六肺，那你們就活該倒霉。」（此幾處標語來自徐友漁先生《自由的言說》一書）這樣的宣言頗似當年希特勒蓋世太保下的法西斯分子的種族宣言。我國古代的地主們泉下有知，大概也要感嘆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他們的「專制壓迫」看來既落伍又和風細雨了。面對這樣的以等級出身論資格，一些早醒的人民開始了自己的思索，如遇羅克。可惜他的《出生論》剛一冒頭，就被中央文革組的人宣判為「大毒草」。他本人則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決。其實，他不過是宣稱了早在西方幾百年以前就闡述得徹底而深刻的「每個人的權利地位只能由自己的行為來決定」；他堅信「基於家庭出身的其實是不正義的，就像基於民族、膚色、宗教的歧視是不正義的一樣」。
魯迅先生在《燈下漫筆》中寫道，「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做人的權利，至多不過是奴隸。」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也就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一亂一治的循環。這樣的制度源於什麼呢？這大概與中國傳統的「史官文化」不無關係。中國的傳統中沒有西方神話中的自由因子獨立意識。有的只是崇拜、服從，從不敢違抗。這當然產生不了西方對自由的渴望。在服從中人們不探索自然的本原，而是完美自身。因此，深受儒家文化影響領袖也是大聖大賢，由內聖而外王，而且總是倡導「以德治國」。好像一旦領袖大聖大賢，一切事情便迎刃而解，統治也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同時，在思想領域追求大一統，一旦主流意識形態佔據統治地位，就只能允許一種聲音，不能再有別的聲音。另一方面，中國的內部統治卻是採用法家的思想。毛澤東其實非常欣賞韓非子的統治理論而頗為討厭儒家的「禮」。可以說「文革」中許多殘忍的行為就是對法家思想的發揮和濫用。中國雖然有悠久的法制傳統，但卻沒有西方的法治傳統，也沒有建立起相應的法權體系。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在政治體制的設置上表面是民主的，但實際上很容易造成個人專斷作風。黨（一黨專制）處於絕對的領導地位。服從國家就是服從黨，服從黨就是服從黨中央主席──毛澤東。其他的監督機制和機構則形同虛設，毛澤東大手一揮就可以令中央常委的集體決議改變，民主集中只有集中沒有民主，幾個人的集體領導變成了一個人的統治世界。表面看來，集體領導的成員都是平等的，但實質上，毛澤東處於絕對的統治地位，其他的領袖不過是出謀劃策進言的「臣子」而已。尤其是在廬山會議後，直接破壞黨內民主，本來就很薄弱的制橫機制蕩然無存，個人崇拜油然而生。還是先賢顧准先生說得好：
「惟有美國（這個由新教徒移民組成的國家）才會有華盛頓。華盛頓其人，如果生在俄國，即使不成為斯大林，也不可能成為華盛頓。」
「……斯大林、布哈林、托洛斯基輪流當總統，……十月革命會被葬送嗎？我不相信。……正相反，因為執政者總有反對派在旁邊等著他失敗，等著失去群眾的擁護，等著下次選舉時取而代之，隨便什麼事情不敢做得太過分，更不用說把真理變為荒謬了。……」
理論因素
從陳獨秀先生開始，中國共產黨人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都是功利化的馬克思主義，或曰技術化的馬克思主義。這是直接為當時的政治服務的。比如，他們在選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時，大多隻看到了它的唯物論和階級鬥爭。毫無疑問，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學說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結尾公開宣布：「共產黨人的目的只有暴力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但是，也就是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又指出：「工人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他們從未以階級鬥爭來否定民主的價值和意義。同時，他們也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以每個人的全面發展的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這樣選擇性的吸收馬克思主義為以後的階級鬥爭埋下了種子。從30年代開始，共產黨的發展史就是一部有關階級鬥爭學說的歷史；另一方面，被唯意志論所壟斷，只注重政治層面的改造而忽略了物質生活的提高。這也可參看「文革」時期「越窮越光榮」的擴大。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中曾指出階級鬥爭已居於次要地位，並寫出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但沒過多久，他便否定了自己的觀點，認為階級鬥爭還是當時（1956年）的主要矛盾，掀起了「反右」鬥爭。廬山會議達到了文革前階級鬥爭的頂峰，從而拉開了階級鬥爭的序幕。伴隨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領袖宣言，為「文革」埋下了重重的一筆。徐友漁先生說：「不論是文革前黨的文件，報紙社論，還是文革中血統論紅衛兵的文章，都把這種將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政策視為‘階級路線’；但是，幾乎沒有人指出，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傳統中，這個路線完全是名不副實的，沒有任何合法地位的。」如果按馬克思主義對階級鬥爭的解釋，其針對的是階層和團體，而非個人；一旦某個階級消失，階級鬥爭就不再實用。可是，在文革中（甚至是文革前）階級鬥爭往往是針對個人。並且，文革中的小將按當時最高領袖的指示，以階級路線為萬能法寶，想打誰就可以給其冠以犯「階級路線」的帽子，從而師出有名。在中央階層，毛澤東以及文革小組也是用這個如意袋打倒了彭德懷、賀龍、陶鑄、劉少奇等人。整個文革就是拿著階級路線這個法寶而整人、害人、打人、殺人的運動。
個人因素
雖然文革有其發生的歷史、體制等因素，但在我看來，毛澤東個人是造成文革的最大原因。我堅持認為：沒有毛澤東，文革就不可能發生。所謂的「四人幫」利用了文革，不過是為給毛澤東減輕罪行的一種託詞罷了！試問，「文革」期間誰掌握了真正的權力？如果不是毛澤東的默許，江青、林彪等能跳起來嗎？林彪的墜毀及毛澤東一死江青就落網，不就是證明嗎？一旦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或沒有毛澤東的袒護，林彪和江青就什麼也不是。江青被審判的時候說，她不過是毛澤東的一條狗，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其實，過去我們在研究文革時總刻意地為毛澤東辯解，總把他的目的說成是好的、善意的，至於手段和結果則是另一回事。（其實這樣的思維還沒有逃出「文革」──只要立場站「對」、階級明確，其他則只是是技術問題。）下面，讓我們看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真實目的是什麼？
研究「文革」必然要研究毛澤東這個人。其實，他發動「文革」是他一生鬥爭哲學的最後實踐：先是與北洋軍閥鬥，與王明、博古鬥，與日本人鬥，後與國民黨鬥，與美國鬥，與蘇聯鬥，最後沒有人鬥了，於是假想一些敵人，與黨內的戰友鬥。國內─國外都鬥完了，他也死了，中國人民終於從「中世紀的黑暗當中」走了出來──不管是肉體上─還是精神上的。研究毛澤東必須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他是一個集烏托邦的理想主義、馬克思的階級鬥爭（還有韓非的法家思想）、黑格爾的唯意志論、中國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發展到最後就是君權意識）於一身的「教主」。下面詳論之。
鬥爭哲學
毛澤東一生都在實踐他的鬥爭哲學，也許天下太平他就會感到寞落。這是不是有點像武俠小說中武功高強的人達到了武學之顛的孤獨感呢？可惜，武俠中的高手都去做了隱士，但毛澤東是不甘做隱士的。人民大公社、大躍進後，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可是他並沒有實現這個正確的抉擇。最終，他還是選擇了出場──出來戰鬥。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法家的鬥爭發揮到極致，創造了一套自己的鬥爭哲學。他聲稱：「無產階級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毛澤東的所謂光輝歷史（不論是真實的還是偽造的歷史）也就是一部鬥爭史。這些已經被當作經典記入中共的史冊作為愚民的工具。在大一統意識形態的培養下，八億人民皆鬥爭。毛澤東語錄中就有許多煽動性的鬥爭言論，如他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看起來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練了群眾。」「無戰爭狀態已經十幾年了，全面內戰……打一下，也是個鍛練。」他在晚年甚至說：「八億人口，不鬥行嗎？」「不鬥不行，不鬥則退，不鬥則跨，不鬥則慘。」「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在階級鬥爭的指引下，這些紅衛兵小將們真是做到了無法無天，他們把任何事情都搞到絕對。他們決不容忍己見，把毛澤東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作為金科玉律。在這種思維之下他們的殘暴行徑隨處可見。法西斯在他們的面前大概也要自慚形穢了。他們泯滅了人性，失去了良知，沒有了基本的人性，而獸性在那個年代是如此的氾濫和正常。（以上標語均來自徐友漁先生《自由的言說》一書。）
其實，很多敵人是毛澤東自己想像的。他用他的烏托邦理想構建了一幅階級鬥爭藍圖，比如「反胡風事件」、1956年的反「右派」鬥爭、1959年反彭德懷「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說：「廬山會議出現的這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對立階級生死鬥爭。」「在中國在我黨，這類鬥爭還得進行下去，可能要20年，甚至是半個世紀。」很顯然，毛澤東是在戴帽子，以階級鬥爭為名，對彭德懷實施打擊，把彭德懷說成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可以掩人耳目，轉移人民視線，甚至是拉攏人民。毛澤東的這套鬥爭哲學被紅衛兵「活學活用」，不但像毛澤東一樣好鬥，而且善鬥。
烏托邦色彩
毛澤東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尤其是其唯意志論。不過，在我看來，黑格爾的唯意志論探索的是事物存在的本原，而毛澤東卻從中看到了一幅理想主義的藍圖。比如，他要求全國人民都是道德至上論者。他曾宣稱：「中華八億皆堯舜。」無怪乎今天有些人還懷戀那個年代，認為那時沒有道德敗壞的現象。其實，這種完全違背人性的行為卻是最大的不道德。而今天中國的道德淪喪、信仰崩潰都是由於文革造成的惡果。
毛澤東烏托邦思想並不是「文革」時才產生的，而是有其歷史淵源的。他崇拜洪秀全，而太平天國就是要建立烏托邦的所謂「大同世界」。1949年之後發生的幾次運動就是其烏托邦思想的實踐，但那時候還主要在物質層面上建立烏托邦世界，可惜失敗了。在物質上建立烏托邦社會失敗後，他想在道德上建立一個至善的社會。（這也是許多人為他開罪原因之一；可惜，他要求的這種社會恰恰是最大的道德敗壞──文革中的互相揭發、中傷，拋棄親情友情等，完全喪失了人性和誠信。）他所倡導的大串聯、「大共產主義」，也是其烏托邦哲學的一部分。
其實，毛澤東早在青年便受到了「鄉村主義」的影響。晚年的毛澤東是對這一思想加以實踐和復辟。1919年，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新鄉村主義思想》，他寫道：「我數年來夢想新社會生活，今春回鄉，再發生這種想像，又想起了半年一直以來的新鄉村建設的想法，在岳麓山建立新村，此新村以家庭學校旁邊的新社會連成社會為根本理想。有公共的幼兒院、養老院、學校、圖書館、農場、銀行、工作場……吾以為岳麓山一帶乃鄉村建設的最適之地。」毛澤東的理想主義色彩對當時的青年影響是非常深遠的。現在許多當年參加過紅衛兵的人以「理想主義」為他們解脫，顯然有其真實的一面。比如有位紅衛兵為自己的行為這樣辯解：「我要說，在紅衛兵一代人的身上發生的許多事情，其動機其潛力完全是正常以至美好的。我們追隨毛澤東最根本原因畢竟不是醜陋的，不是私利，不是恐怖。一個紅衛兵的忠誠和英雄的靈魂，其外表表現為愚昧、盲從、凶暴，可內心是注意的烈火，斯巴達的靈魂，是壯美的和不屈不撓的追求。」也許，當年的紅衛兵認為他們「文革」之前與其父輩比起來是平淡、瑣碎卑微的，他們無法達到其父輩的輝煌，而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恰恰能讓他們滿足叱吒風雲的輝煌。他們的理想和熱情源於一種理想主義的追求。
權力爭鬥
歷史常常把真實的東西隱藏以來，但經過時間的沖刷終會打開一個通道，露出一些本來面目。比如對毛澤東君權意識的清理──文革究竟有多大程度受了他這種思想的影響呢？
由於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運動的失敗，毛澤東的地位在人民心中打了一定的折扣，務實派的劉少奇、鄧小平的威望漸漸提高。被迫退居二線後，因為不甘心自己的威望降低，他一直在尋找機會重塑自己的權威，於是發動了一場所謂「奪權」鬥爭，一場永遠「割掉資本主義」的鬥爭。我們可以從文革前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看出毛澤東發動運動的「苦心」。
在批判《海瑞罷官》時，江青說過這樣一段話，大意是說，早就盯上吳晗了，只是一直都沒有機會，現在終於找到了一個突破口。（其實這個意思是毛澤東的，讓江青轉達而已。）而這個突破口突到哪裡去呢？直指北京市委以及劉少奇。其實，從1962年開始，毛澤東首先在意識形態戰線上發難，用大講階級鬥爭的方法來壓抑劉少奇等人溫和、務實、注重經濟建設的方針。他大聲疾呼，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毛澤東針對當時教育政策和方法，提倡要深入社會生活，從事階級鬥爭。他一方面在高層向劉少奇等人發動進攻，另一方面則利用當時青年學生厭惡官僚體系的情緒煽動對立情緒，從而贏得了青年學生的支持。
發動「文革」前期，毛澤東不在北京。劉少奇主持中央的工作。對「文革」，劉少奇不知道毛澤東的真實意圖和方向。此時的毛澤東卻不作指示，只是讓劉少奇看著辦。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派出工作組的時候，毛澤東從杭州回來，接著就對劉少奇發難。他於1966年7月18日一回到北京，就批評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指責他們鎮壓學生運動。他氣憤地說：「誰鎮壓學生運動啊？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緊接著，派人到清華表示對學生的支持。因此，後來的造反派便支持以毛澤東為首的「文革派」，反對以劉少奇為首的黨的領導。毛澤東在爭奪權力的時候是很善於運用權術的。他把他在戰場上的理論帶到了政治領域，所向披靡、無往不勝。比如，聲東擊西。他要打擊劉少奇，首先從文化領域開始打倒了彭真等北京市委；提拔林彪，打倒反對林彪的羅瑞卿；為了掃除打倒劉少奇的障礙，他甚至打倒了擁護「文革」的陶鑄，最後以莫須有的罪名打倒了一大批老革命家，定性為「二月逆流」。這裡有個事實也許可以說明毛澤東為了獲得權力而決定用什麼人、不用什麼人。陳伯達給毛澤東當了幾十年的秘書，1958年的廬山會議後替他大肆寫文章批判彭德懷，文革中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專門闡發他的「文革」理論。但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陳伯達站在了林彪一邊，毛澤東馬上宣稱他和陳共事30多年，兩人從未很好的合作過。在1971年1月，中央文革又發出大量的材料，說陳是叛徒、老牌反動分子。徐友漁先生一語中的：「文革運動一波三折，翻來覆去，一個幹部，一會兒是黑幫，一會兒是革命者；一項政策，一會兒是黨的英明決定，一會兒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政治的不擇手段和功利主義盛行，使人不可能維護真誠的信念。」說穿了，林彪、陳伯達這些人不過是毛澤東的棋子而已，他是要達到個人專制的目的，做一個有實無名的君王，從而圓了他在七歲那年寫下的那首詩的夢。
大眾因素
「文革」的發生發展對毛澤東來說大眾功不可沒。所以他要說：「一切歷史都是人民群眾創造的。」那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大眾是怎樣幫助他創造了這段歷史的。
個人崇拜
1958年毛澤東說：「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對他的個人崇拜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實際上是從意識形態上默認了這種現象是可以存在的，甚至於以支持。新中國成立前後的成績，毛澤東感到這些都與他分不開，於是開始目空一切。延安整風運動前中共還認為領袖是一個集體，但隨著一些個人崇拜現象的出現，慢慢的領袖不再是一個集體，而是毛澤東一個人。1949年之後，毛澤東在老百姓心中成了大救星、救世主，「東方紅，太陽升」就是當時的真實寫照。柯慶施甚至說：「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地步。」後期林彪的一系列行為更是把這一現象推到了極致。比如，人民必須唱語錄歌，跳「忠字舞」，每天早請示，晚匯報；因為打碎一尊領袖塑像，污損一張領袖畫像就要被捕入獄。依我看，這樣的荒唐只有在中國才會存在。個人崇拜不是一朝一夕的，1949年後，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就不斷的宣傳毛澤東的青年造反生涯，因此在青年心中他是偶像，是神。
愚昧無知和野蠻
在紅衛兵這一代人的心中，毛澤東是神。劉小慶曾在《我這八年》中這樣寫到：「我對毛主席是這樣的崇拜，這樣的熱愛，感情純潔得可以說毫無一絲半點雜念。我逐步長大懂得人事，當我第一次知道男女之間生小孩的時候，在恍惚如五雷轟頂的震動中，我首先想到的是：‘難道我們的主席也這樣嗎？’當然，我立刻打消了我對深深執愛的領袖的褻瀆。」在文革前，中國人普遍相信中共洗腦宣傳的政治神話，他們是全直接最強大、最自由、最富有、最自由的國家，我們有一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軍隊，世界上除了朝鮮、越南等地都處在飢寒交迫當中，而我們的責任則是解放這些受壓迫的人們。而美國則被描繪為萬惡的社會，兇惡的猛獸，他們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參見徐友漁先生《自由的言說》一書）在文化方面，則是朦昧主義盛行。
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都是「大毒草」，因此需要進行文化革命化、思想革命化。一切美的東西也被描繪為是資產階級的溫情。在這種理念之下，毛澤東多次提出讀書無用論、讀書反動論。比如1966年批判北京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剪伯讚時，他說：「他這種人，書讀了不少，可是越讀越反動。像他這樣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對人民還是有用的，可以掃掃地，搞搞衛生嘛！……」（參加徐友漁先生《自由的言說》一書）其實，1949年之後，毛澤東便發動了幾次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現代「焚書坑儒」。那是一場文化的毀滅──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最長、也是最絕的文字獄──前無古人，相信也不會有來者。一切文化書籍被當作「毒草」沒收，全國上下只有一本紅寶書，八個樣板戲和一曲忠字舞，八億人民用一個聲音說話，用一個大腦思考──達到了絕對的大一統。（當然思想是不能禁絕的，那些為思想而死的烈士是我們民族的英雄）毛澤東不是曾說過嗎？「秦始皇算什麼啊？他才坑了400人嘛！當年反「右」的時候我們就打倒了幾十萬。我們是當代的秦始皇。」看來，他對文化的毀滅是打心底自豪的。而人性則被當成典型的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思想，母愛、溫情、憐憫等被視為革命鬥士的腐蝕劑。
壓抑釋放
中國自古以來的教育就是以壓抑個性,追求服從：服從才君主、服從長輩、服從上級。封建科舉制度已摧毀了大量的人。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沒有吸取教訓，反而變本加厲地推行技術化教育、數字教育、等級制度教育、強迫的灌輸教育。這種教育模式與君主專制時代相比較也是一種倒退。在這種理念之下，一切以分數為主，搞分數挂帥，並且那種填鴨式的教育是與當時正處於青春期的學生們相當不符的。所以，「文革」一開始，很多人第一個感覺就是可以不讀書了。著名導演田壯壯說：「文革剛一開始對學生來講最高興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不上課了。」作家王朔則說：「文革再不好但打破了舊的秩序，給個性發展提供了機會。」可見當時的教育對人性和個性的壓抑有多深。
另一方面，當時提倡既紅又專，但更強調紅。紅是什麼呢？就是政治教育。但煽動起來的政治熱情得不到滿足，而文革則向他們提供了一個大顯身手的舞臺。其次，當時實行的是輔導員監督制度，讓學生喪失了隱私權。他們所有的言行都被記錄在案。也許一件小小的事情也許會引起一場大的批判。「文革」一發動，學生們就要求廢除檔案制度。文革一發動之後，無法無天的行徑正好滿足了這些紅衛兵小將門燒燬、廢除懸掛在他們頭上的隨時可能坍塌從而改變命運的檔案。
「文革」前期中央高層掀起了接班人的風潮。當時盛行的是血統論，等級制度非常森嚴。那些所謂的「黑五類」只有「靠邊站」，因此在文革中他們便成了造反派的主力軍，在文革的舞台上反對這一不公平制度。當時，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滿足造反派的要求，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造反派本來反對的就是等級路線，現在有他們的「紅司令」的「最高指示」顯然就可以肆意妄為，把「革命進行到底」。
另一方面，1949年之後的官僚作風，也讓人們喘不過氣來。1949年之前，這些官僚們似乎還能與民同樂（「魚兒離不開水」可能也是當時的一種寫照）。可是49年之後，他們搖身一變住了深宮大院，成了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成了絕對真理的掌握者，成了接受朝拜的大人物。這種政治氣氛和強調，讓大眾尤其是青年學生感到厭惡和壓抑。但文革發動後（尤其是毛澤東從杭州回來後），廣大學生都感到，官方的意識形態調子、黨的口氣和內容，都有了明顯的變化。他們又聽到了久違的戰鬥口號，又聽到了能撥動他們心弦的論調，比如《十六條》。他們可以瘋狂地做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情，比如貼大字報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通道。於是，有人便以此說實現了自由和民主。可是，這樣的自由和民主卻是最大的不自由和不民主，因為，它必須控制在毛澤東既定的話語範圍之類；一旦超越就是死罪。也就是說，只有對毛澤東的擁護和吹捧的任何行徑和言語都是自由的，相反則全部被打倒、批臭甚至從肉體上消滅，如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等烈士們。當時不少青年學生確實認為，他們的理想終於實現了。但夢想真的實現了嗎？
尾聲
「文革」結束，許多學生才知道自己上當受騙，不過是當了別人的棋子和工具。當毛澤東利用保守派、造反派……等打倒了劉少奇等人後，全國處於一片混亂：串聯的串聯，武鬥的武鬥毛澤東看場面不好收拾，於是大手一揮：你們下鄉去吧！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到農村去鍛練鍛練！於是，又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這一場運動不知又誤了多少青年。歷史的腳步再一次被放慢。
這篇文章已經很長了，可是當我要放筆之際，仍然感到不滿足。那段沈重的歷史，被自己這樣梳理顯得草率而無力。想說的話太多，化為一句：這樣的歷史不要再發生；遠離革命，遠離暴力，走下神壇，從理想主義進入經驗主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