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義在中國
鄭嚴
1、什麼是唯物主義？
在中共的《現代漢語詞典》中是這麼說的：「【唯物主義】哲學中的兩大派別之一，認為世界按它的本質來說是物質的，是在人的意識之外，不依賴於人的意識而客觀存在的。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物質存在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世界是可以認識的。唯物主義一般是先進階級的世界觀……」
在中共的《辭海》（1989年版縮印本）裡是這麼講的，唯物主義是「同唯心主義相對立的哲學基本派別。它對思維與存在，精神與物質的關係問題，作了正確的回答，承認宇宙統一於物質，精神或意識是物質的產物；客觀物質世界離精神而獨立存在，人的認識是對客觀存在的反映。唯物主義通常總是反映先進階級或集團的利益的。在中國，唯物主義的代表有戰國時的荀子，東漢的王充，南朝的範縝，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清代的戴震等……」
（特別說明：為什麼要特別加上「中共的」的三個字呢？因為在中國，中共是「領導一切」的，全國人民必須「要和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必須要「緊密地團結在以誰誰誰為首的（或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所以在現在的中國中共壟斷了一切，包括你的思想、信仰、自尊和生命……一切個人的行為都必須是中共意志的體現才是「合法」的，區區《現代漢語詞典》、《辭海》無不過都是中共的一種特殊的喉舌而已了，前面不冠之以中共怎麼行呢？。）
那麼那個唯物主義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實際上說直了只有三個字，那就是：不信神。
如果你相信了神佛，相信世界是神所創造的，那就屬於精神是第一性的了，就是唯心主義了，就是封建迷信，就是精神鴉片，就是愚昧的害人的，要揭批、取締、洗腦、勞教、坐牢和秘密殺害、摘除器官……還要株連到你的家庭、親戚。凡此種種，你只有一個選擇——無條件的信奉唯物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
因為黨讓你做什麼你才能做什麼，黨讓你想什麼信什麼你才能想什麼信什麼，這是你唯一「正確的」選擇，所以只要你不信神，你就是「先進階級的」「正確的」存在。
因為共產黨「代表了」「先進的文化」和「先進的生產力」，「代表了」真理，又「代表了」你的根本利益，所以你的一切都是黨的，所以在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的問題上是來不得半點馬虎的，那可是原則問題，走哪條路的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問題。
但是我們卻發現了一個黨從來沒有也不敢回答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所謂的唯物主義為什麼就那麼少呢？具有五千文明的中華民族從古到今的有影響的思想家，少說也應該有一百多位吧；在這麼多思想家當中，只有那麼四、五個人的思想才「正確的回答」了「思維與存在，精神與物質的關係問題」？大家想一想，這不嚇人嗎？
（為了更具體些，我們不仿大致列舉一下在中國自古以來有一定影響的思想家：老子、孔子、列子、墨子、莊子、孟子、管仲、晏嬰、孫武、關尹子、鄧析、范蠡、子夏、曾子、子思、楊朱、李悝、李克、吳起、慎到、商鞅、孫臏、申不害、屈原、孫龍、尹文、荀子、呂不韋、韓非、陸賈、賈誼、劉安、董仲舒、司馬遷、揚雄、王充、王符、荀悅、高誘、阮籍、劉劭、嵇康、王弼、郭像、葛洪、張湛、慧遠、鳩摩羅什、範縝、陶弘景、王通、玄奘、慧能、韓愈、李翱、劉禹錫、柳宗元、李覯、邵雍、周敦頤、張載、王安石、程顥、程頤、朱熹、張栻、呂祖謙、陳傅良、陳亮、葉適、蔡瀋、真德秀、鄧牧、劉基、薛瑄、陳獻章、胡居仁、羅欽順、湛若水、王守仁、王廷相、王艮、羅洪先、何心隱、李贄、呂坤、焦竑、劉宗周、孫奇逢、朱之瑜、陳確、傅山、黃宗羲、方以智、顧炎武、王夫之、李顒、呂留良、陸隴其、顏元、戴震、章學誠、汪中、焦循、方東樹、龔自珍、魏源、馮桂芬、洪仁玕、王韜、薛福成、鄭觀應、馬建忠、嚴復、康有為……）
而在這些人當中，中共所說的唯物主義只有這麼幾個人，用共產黨的話來說那不是「一小撮」嗎？當然我們不說這些思想家本人如何。誰有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對也罷錯也罷，那都是自己的事，作為一家之說，那也是很正常的。因為世界本來就是千差萬別的，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問題在於共產黨硬是把這些人綁架在自己的戰車上，戴上個唯物主義的高帽子到處招搖撞騙。我們覺得這是對這些思想家本人的無端的侮辱，是對中華文明歷史的玷污，也是對世人的極其嚴重的毒害，大有立即結束之必要。
共產黨不是向來「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撮」嗎？這下怎麼反過來了？因為那個唯物主義者太難找到了，如果不是靠著「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這些東西就是根本 「找」不到的。但是再難也得「找」呀！諾大一個中國，上下五千年文明歷史，如果連個唯物主義者都沒有，這叫馬列主義在中國怎麼混呢？
2、先說說荀子
由於荀子主張「性惡論」，和孟子的「性善論」唱了反調，於是中共就不惜餘力的抬高荀子。（只要你是反對孔孟的都是中共所熱烈歡迎的，哪怕就那麼一點點，甚至於僅僅是中共所認為的。）
中共到處宣傳說「荀子講人定勝天……」實際上荀子一直是講天命的，根本就沒講過什麼「人定勝天」。不信，大家可以通讀一下《荀子》一書，看看荀子在什麼地方說過「人定勝天」？「人定勝天」這種狂言邪語，只有中共這樣的無法無天之輩才能說得出來的，它把自己的話硬是栽在荀子的頭上了。這是馬列子孫們一直以來所慣用的伎倆。
我們就說中共最愛引用的《荀子•天論》中的話：「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還有「制天命而用之」，說是唯物主義。
是的，荀子《天論》裡的第一句話就是：「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但是我們想想：如果荀子真的以為「人定勝天」的話，那不是天行「無」常嗎？！天有自己的規律，不會因為堯的聖明而存在，也不會因為桀的殘暴而滅亡，難道就會因為中共的「人定勝天」的狂妄而失敗而改變而無常嗎？
如果我們再看下去，荀子繼續說：「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大家都來仔細的品味一下這些話吧：天……遇到像堯那樣天下大治的時期就是國泰民安，遇到像桀那樣天下大亂的時期就是天災人禍。你加強農業生產節約開支了，那麼天就不可能叫你窮困；你給養充足按時勞作鍛練，那麼天不能使你得病；遵循禮儀之道而不改變，天不會給你降下災禍。所以這樣一來就是有了水旱災害也不會發生飢荒，寒暑易節也沒有疾病，妖魔鬼怪也不能使你有什麼凶險。田地荒蕪生活又奢侈，那麼天不能使你富裕；給養少又很少活動鍛練，那麼天不能使你健康；違背禮儀之道而一意孤行，那麼天就不能使你順利吉祥。如果是這樣，那麼在沒有水旱災害的時候也會有飢荒的，還沒有到寒暑易節的時候就會生病，妖魔鬼怪還沒有來你的凶險就已經到了。同樣是國家的統治者，但桀的天下大亂和堯的天下大治可是不一樣的，不應該埋怨上天，是他們各自的不同做法導致了不同的結果。所以明白了天與人的各自的職責，那麼你就是一個有修養有道德的人了。
這是講「人定勝天」嗎？
再說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是凡是正常的人都應該明白的道理呀，荀子一代思想家怎麼可能愚蠢狂妄到要「人定勝天」的可怕程度呢？人為什麼要和天過不去？人勝天幹什麼？人和天協調相處不好嗎？天是人的仇敵嗎？人又怎麼能勝得了天呢？把天給戰敗了人到哪兒去生存呢？這不是自掘墳墓嗎？
再說了，「人定勝天」可能嗎？必要嗎？應該嗎？道德嗎？就按中共說的天僅僅是個自然界，而你在自然界中生存你卻要以自然界為敵去戰勝人家，這是什麼道理？你住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你不僅不對人家心存感激你卻要「戰」它「勝」它，你卻要「農業學大寨」毀林造田、劈山造田、「戰天鬥地」、「征服自然」、「把山山水水重安排」……到頭來結果是什麼呢？乾旱、水土流失、荒漠化、沙塵暴一來大半個中國都受到了威脅……中華大地變成了全世界環境破壞和污染最嚴重的地方，生存條件最惡劣的地區，這就是「人定勝天」的真實寫照啊。
再說這個「制天命而用之」，是中共說荀子唯物主義的又一個重要的依據。《天論》中確實有這樣一段話：「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這個「制」字怎麼理解？理解為「制服」？「控制」？還是「戰勝」？當然按照中共的意思最好是「戰勝」了，因為「人定勝天」嘛。但是我們應該先看看荀子是怎麼說「天」的。他說：「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引自《天論》。據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荀子集解》。）荀子說可以養育萬物的就是神，這個神你只能看到他的成就可看不到他的形象，這就是天。我們敢問：這不明明白白的講有神論嗎？這是「唯物主義」？有這樣「唯物」的嗎？對於這樣主宰萬物的高級生命你怎麼去制服去戰勝呢？因為人類也是萬物當中的一種呀。所以我們覺得真正按照荀子的本意來講，可不可以把這個「制」字理解為「順應」或「利用」呢？
就算天僅僅是個「自然界」，那人類也應該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吧？可是這個自然界的一部分卻要戰勝整個自然界！？這是什麼邏輯？打個比方，我們這隻手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有一天它說我要「手定勝人」，這不可怕至極嗎？我們正常的人，誰願意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如果我們把「人定勝天」的中共比作這個「人體」中的一個「細胞」的話，這個「細胞」它要戰勝這個整個的「人體」了。這不是癌細胞了嗎？「人體」中敢要這樣的細胞嗎？怎麼辦？那就得必須殺死這個癌細胞才行。所以現在天要滅掉中共這個癌細胞了。這是「人定勝天」的必然結果。
我們這裡再請大家讀讀仍然是《天論》裡的另一段話：「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明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矣。 」
荀子說了：「人之命在天」，他還有可能再改口說出「人定勝天」的話嗎？但獨裁的中共就是一口咬定：荀子講人定勝天，是「唯物主義思想家」。你不相信？好！這可是個政治問題，思想問題，路線問題，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那就舉起「無產階級鐵拳」，把你砸得粉碎，問題就「完全、徹底、乾淨」的全部解決了。於是荀子「人定勝天」勝了多少年了，沒人敢說半個不字，直到今日。
3、再看看王充
中共把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一個一個的過濾，終於在東漢又發現了王充，因為王充寫了《論衡》，《論衡》裡有《訂鬼》一篇，於是中共就說：王充在中國無神論史上樹起一座豐碑。
實際上《論衡》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呢？
當年漢章帝親臨白虎觀，大會經師，欽定經義，並命班固把會議的內容編纂成《白虎通義》以教化國民。
對於任何事情，有贊成的就有反對的，大不了就是仁者智者的現象而已了。當時王充對此寫了《論衡》講講自己的意見。既不是法律也不是真理，就是個人的看法而已。
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很多。盤庚說遷都好，不少大臣說遷都不好；孔子主張恢復周禮，也有不少人反對；王安石進行變法，司馬光反對變法……佛教傳入我們中國，也有不少人不理解，在反對，王充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把自己的想法寫出來了，而真正信佛的人是講慈悲很寬容的，絕不會像中共那樣來個「反右派」或者「文化大革命」的，所以王充雖然說了和皇帝信仰相反的話也不會有任何麻煩。
大家知道《論語》中有這麼一句話：「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講的是入世的道理，入世就是維護我們這個人世間的倫理道德，君臣父子、長幼尊卑、灑掃應對等等做人的綱常之理，就不必去講「怪，力，亂，神」的事了，但這並不是說這些事就不存在。《論語》中不還有這樣的話嗎？「李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這就是說，作為一個常人，你把自己該做的做好了，神是公平的，自然會給你好報，用不著你自己去操心鬼神的事了。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者是也。王充正是站在這個角度上說話的。以為治國就按孔子的說法去做好了，於是就寫了《訂鬼》，乾脆否定了鬼的存在，其實他同時也在大講天命，（事實上，講天命就等於承認了鬼的存在。這也正是王充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中共正是鑽這種空子的老手。）比如《論衡•命祿篇第三》就是其一，其第一段就是這麼說的：
「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得，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逾。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由於篇幅的限制，就不再列舉了，建議大家找到原作再看下去。比如《逢遇篇第一 》、《 累害篇第二》等等，都是講天命的典型。）
這是唯物主義者說的話嗎？天命是什麼？天命不就是神的安排嗎？很顯然，講天命就是承認了神的存在。所以，說王充是唯物主義者實在是非愚惡至極者而不能為也。
4、範縝與《神滅論》
範縝的《神滅論》使中共的眼前一亮。它興奮的說：範縝寫的《神滅論》，在我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嚴厲駁斥「神不滅」的謬說，不僅從理論上揭穿了神學的謊言，而且也譴責了當時封建帝王和世家大族信佛所造成的社會危機，有著積極的實踐意義。他那堅持唯物主義的無神論思想和為捍衛真理勇於戰鬥的革命精神，千百年來始終閃爍著耀眼的光芒，成為我國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云云。
範縝，南朝齊梁時期人。出身貧寒，勤奮好學，也很有才華；但其同學多是達官顯貴子弟，穿則錦衣，行則車馬，而範縝只能是布衣草鞋，安步當車。這是多麼強烈的對比呀，這對他的刺激當然是很大的。不過這樣反而促使他奮發圖強，於是範縝深入鑽研經學，對《周禮》、《儀禮》、《禮記》都很有研究，也「好危言高論」。二十六歲時上書參與政治，未達目的，在憤懣不平之中的範縝僅二十九歲時就已經白髮皤然，曾作《傷暮詩》、《白髮詠》以嘆怨不已。後來終於做了主簿，再以後就任過尚書殿中郎、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等職。
往往是這種才氣高而機遇差修養又很有限的人是最痛苦的，很容易憤世嫉俗恃才傲世，容易走極端。佛教傳入中國，和中國的儒、道學說肯定是不相同的，那麼在低層次中持有不同觀點的也是大有人在的，而且那時又正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佛教興盛的時期，作為範縝這樣一個很是偏激的人來說，就會很容易因此而生出憤憤不平的情緒來。《神滅論》就是這樣的一個產物。
我們就說說這個眾所周知的故事：《梁書•範縝傳》中記載：在齊武帝永明七年，範縝在當朝宰相蕭子良的賓客宴會上，就信佛問題與蕭子良及眾賓客們發生了爭論。
（這要是在共產黨這兒，不要說是在人家掌權者的宴會上，就是在廬山會議那樣的堂而皇之的「糾正左的錯誤」的會議上，你都不能和「大躍進」的始作俑者毛澤東唱反調。彭德懷對中共來說是什麼樣的人物？所說的話又是多麼的委婉呀？不是說「物質是第一性的」嗎？正因為有「大躍進」這樣的「客觀存在」才有彭德懷的「萬言書」的呀，這不正好「唯物主義」嗎？「大躍進」中「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的產」不正是個「唯心主義」嗎？可是為什麼在廬山會議上那麼多的「唯物主義」者（共產黨人）都不「唯物」了呢？我們把範縝在人家宴會上的極不禮貌的舉動和1959年的中共的廬山會議這兩件事情拿在一起比較比較，誰寬容誰不寬容還要再說嗎？如果真的有什麼「唯物主義」「唯心主義」之分的話，我勸大家還是唯心主義點好，因為唯物主義太可怕了，連自己的救命恩人都要整倒直至整死而後快。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因為馬列及其子孫們崇尚暴力、嗜血、充滿獸性；而信佛的人修善，有慈悲心，所以範縝好端端的啥事沒有。中共在抑蕭（蕭子良）揚範（範縝）的時候，應該想到蕭子良的胸懷比它要大度得十萬倍還不止呢。）
蕭子良問範縝：「您不相信因果報應，那麼為什麼會有富貴與貧賤之分呢？」範縝回答說：「人的命運就像樹葉與花朵同時生長一樣，它們隨風的吹拂而飄落到地上，自然有落到墊子或竹蓆之上的，也有落到糞坑或廁所之中的。落到墊子或竹蓆上的，就是您；落到糞坑或廁所中的就是我啊。這之間的尊貴與卑賤既然來自於不同的道路，因果報應究竟該從哪裡出來呢？」 範縝的話實際上是前矛後盾的，既然人的命運就像是花、葉的飄落一樣，同樣是花，結局卻不一樣，肯定就是不同的原因導致的，那不正說明瞭因果報應的存在嗎？可他的結論是沒有因果關係。可正是這種明顯的邏輯不通的隻言片語卻成了中共宣傳無神論的根據。其實，雖然範縝的憤憤不平、嫉妒、怨氣等都溢於言表，但歸根到底他講的還是宿命論。宿命論和天命論有什麼區別嗎？似乎沒有。
其實我們只要認真的讀一下《神滅論》，就會發現，範縝所利用的還是經學裡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比如《神滅論》的末段云：「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唯物主義是要「戰天鬥地」的，哪裡還會「來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呢？所以，於這說這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還不如說是「唯心主義」與「唯心主義」的討論，或者說是儒生與佛教居士之間的對話。（絕對不是什麼「鬥爭」，因為鬥爭哲學是共產黨的專利，是正常的人們所不齒的。）
《神滅論》中還有這麼一段對話：「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雲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未之知也。」「 則未之知也」並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這還是什麼「堅持唯物主義的無神論思想和為捍衛真理勇於戰鬥的革命精神」呢？
《神滅論》討論了許多問題，而且被收入《弘明集》（是一部宣傳佛教教義的言論集）裡，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佛家弟子博大的胸懷和超人的睿智。至於說範縝的觀點那都是個人見解，也並不可能是什麼了不起的真理，對千年以來的佛教信眾不會起到絲毫的動搖作用，反而還給大家許多的警示和啟發。這是慣於一言堂絕對化走極端的中共所很難理解的，所以中共一下子像是抓住什麼救命的稻草了，大樹特書，連篇累牘而不厭，正好說明其惡劣、膚淺、內心的空虛和不擇手段的色厲內荏。
《神滅論》里根本就不存在什麼駁斥不駁斥，捍衛不捍衛的意思，就是平平常常的一段討論罷了。文人與文人之間，信佛的人與不信佛的人之間有異議；甚至修佛人與修佛人之間還是有的，往往很長時間還沒有個結果，比如禪宗裡的頓悟與漸悟之爭就是一例。
而且自古以來，有許多事情，國事、家事、治學……都是有信的有不信的，有認為這樣好的有認為那樣好的，即使是父子夫妻兄弟姊妹之間為一些吃飯穿衣的小事也會有分歧的，什麼「戰鬥的革命精神」呀，「閃爍著耀眼的光芒」啦，完全是無稽之談！一問一答就是敵人啦？這不是以中共之心度古人之腹嗎？
範縝說：「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意思就是，精神與物質是同時存在和滅亡的。（這種說法肯定是膚淺、武斷而荒謬的。）可是中共說：「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物質存在的反映，是第二性的。」即先有物質後才有精神的。我們對照對照，一個講同時存在和滅亡，一個講先有這個後才有那個，此二者不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嗎？範縝「唯」什麼「物」了？明明是中共飢不擇食了。
好在範縝已經是一千多年前的人了，你怎麼說他還不行啊！況且還有國家恐怖主義的這個銳利的武器來捍衛呢。於是，一說到無神論，就必談範縝，必講《神滅論》，不過是拿個雞毛當令箭罷了。
5、離經叛道的李贄
李贄，明朝泉州（福建泉州）鯉城人，回族。祖上曾是富商巨賈，但後來家道敗落。他幼年喪母，隨父讀書，26歲中舉人 ，30歲至45歲為官，先後任河南輝縣教諭、南京國子監博士、北京國子監博士、北京禮部司務、南京刑部員外郎和郎中，最後出任雲南姚安知府。在他回家奔喪期間，留在京郊的妻女遇到了災荒，三個女兒中有兩個被餓死了。這當然對他的打擊是可想而知的。在任期間他老是和上司頂牛，公元1581年，在上司還沒有同意的情況下，他帶著家眷，離開官署，來到湖北黃安縣的朋友耿定理家寄住下來，一邊做耿家的家庭教師，一邊著書。如果說李贄能夠理智的處理自己和耿定向（耿定理的兄長，在朝為官）在學術上的分歧的話，靠著耿家，他家完全可以說衣食無憂了。但李贄卻和耿定向在學術上的鬥爭日益激烈；耿定向對李贄的叛逆的性格會影響到耿家子弟而深感擔憂，直至後來下了逐客令。
李贄就只好搬出耿家，住到與黃安相鄰的麻城縣鄉下的龍湖邊。朋友幫他造了幾間房屋，他取名芝佛院，他在那裡繼續講學、寫書論文。後來他乾脆把妻女送回了原籍，自己過著半僧半俗的生活。
那時李贄還招收女弟子，他自己穿著儒服又剃了光頭以和尚自居，但卻不受過戒、不拜師、不吃齋念佛，而是講儒學研《易經》，同時又在極力的反對孔孟之道。
李贄說，「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堯舜、孔子同凡人沒什麼兩樣。他讚頌蘇秦、張儀、呂不韋等人的作為和權術，猛烈抨擊王安石（《焚書》卷五《文公著書》），否定范仲淹「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的思想，（《焚書》卷五《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說忠孝節義，都是假裝出來的。只有「飢來吃飯困來眠」，才是最自自然然的，才是真正的「道」。種地，做生意，一切謀生的活動，都是最淺近、最通俗的「道」。他又主張自由、反對禮教、政治和法律的束縛。尤其是他高度的讚揚秦始皇更是人們所不能接受的。這樣一來，幾乎是所有的正統觀念在他那裡都給顛了個倒。所以李贄的芝佛院被搗毀。七十四歲高齡的時候只好過著流浪的生活。
萬曆三十年（1602年）春天，李贄來到河北通州(今北京通縣)，住在朋友馬經綸家，準備在這裡完成他對《易學》的研究。通州離京城很近，張問達等人紛紛向皇帝上疏彈劾李贄，說：
李贄壯歲為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為智謀，以李斯為才力，以馮道為吏隱，以卓文君為善擇佳偶，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不毀。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游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為麻城之續。望敕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布政司將贄刊行諸書，並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毋令貽禍後生，世道幸甚。
萬曆皇帝立即下旨，派錦衣衛到通州捉人。
至於「尤可恨者」以下是否事實，有待進一步考證，這裡不做評說，但李贄確實是個狂傲偏激，言行乖謬，無所顧忌之人，惹來的麻煩確實是不少的。
朝廷只是想把李贄送回福建老家。誰知李贄因為什麼就那麼害怕回家，竟然乘獄卒給他剃頭的時候，搶過剃刀，殺進自己喉嚨，頓時血流如注，兩天後，死了。
李贄說他自己的書是「離經叛道之作」。他對儒家的批判可真是達到了不惜餘力的地步，中共似乎終於找到了一個更合適的人選。可對於李贄相信神佛這一點中共向來是守口如瓶的，就像何作庥是羅干的連襟關係屬於國家機密一樣，是萬萬不可泄露的。於是在中學歷史課堂上從來就不講李贄削髮等事，一代又一代的不講，你還以為李贄真的唯物主義呢。
作為國家官員老和上司頂牛，說走就走；作為一家之主卻置妻女於不顧，說打發就打發；身為儒生又以批判儒家為快事，而且落髮為僧做出世之態；既然落髮為僧，又不和僧人一樣的去誦經禮佛，卻研究易經，甚至以自刎的方式而死。這樣一個人有什麼可標榜的？大家想想，誰希望有這樣的父親、老師、官員和丈夫呢？可正是這樣的人才對中共的胃口。中共恨不得要追認他為共產黨員了，對他的讚揚之詞俯拾即是。而對明政府大加討伐，種種不實之詞層出不窮，其實如果李贄生活在中共當政時期，想想看，依他那樣的個性恐怕連一天也活不下去的。中共先後害死了多少略有微詞者稍有不滿者甚至是誠心誠意為了它好而提了點意見者。古往今來，在對待知識份子問題上中共是最沒有發言權的，可中共偏偏要在對自己最不利的問題上擠著說話，搜腸刮肚的說那種賊喊捉賊的鬼話，這難道不是恬不知恥嗎？
不管怎麼說李贄畢竟是相信神佛的。相信神佛可以唯物主義嗎？可中共就是推崇他為唯物主義者。就像現在中共誘騙資本家入黨，高一的學生入黨一樣，說你是黨員你就是黨員，不是也是；李贄就唯物主義了。那當然，李贄畢竟是李贄，要收留他還必須要做點技術上的處理。比如，（中共的）《辭海》（1989年版縮印本）裡的唯物主義者名單裡就沒有提到李贄，不過在中共的中學歷史教材裡可是大講特講此人的。毛澤東說了：「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有了這個「策略」就可以無所不能了。
6、王夫之
王夫之是湖南衡陽人，曾於順治五年（1648年），舉兵於衡山，阻擊清軍南下。失敗後，隱跡於湘西山區，歸老在衡陽石船山。著有《船山遺 書》，
由於他一直隱居山區，他的著作在200多年後才為世人所知，所以都是在沒有任何外來壓力的情況下寫成的，他簡直就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再加上他的反清情緒，於是也很偏激。他盡其能事地貶低神佛，批判宋明理學，否定君臣之義，甚至於說岳飛如果滅金，也有篡宋的可能。 他批評杜甫：「靦然而不知有譏非者」（《詩廣傳》）批評韓愈：「將烏豆換千年人眼睛，人遂甘受瞽而樂以瞽人，悲夫！」（《古詩評選》評徐陵詩）批評陶淵明：「門庭之外，更有數種惡詩：有似婦人者，有似衲子者」（《姜齋詩話》說白居易的詩「如決池水，旋踵而涸」，蘇軾的詩文「萎花敗葉，隨流而漾」（均見《明詩評選•評劉基〈感春〉》及《姜齋詩話》等）
那麼最害怕聽到批評之聲的共產黨又怎麼看上他了呢？
其實 王夫之的思想和李贄大同小異而已，共產黨只是看上他們的罵盡古人的邪勁了。只要是反傳統的共產黨一律笑納。一旦納入，那什麼都不成問題了。就像一個人要是入了共產黨，就會擁有別人沒有的特權。入了黨才能當官，入了黨犯了什麼錯誤，因為你是共產黨員而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是犯了罪，一個開除出黨就算是最嚴重的處罰了。要是你沒有入黨，在這個社會裏就是你有多大的本事，也是沒有這等好事的。本來以共產黨對農民暴動情有獨衷的慣例來講，你王夫之當年拒絕為張獻忠賣命而不惜揮刀自殘，那就是與人民為敵，還有好果子吃嗎？可王夫之就是那麼走運。
（張獻忠攻陷衡陽後，四處物色能為其所用的人才，王夫之作為讀書人中的佼佼者，當然首當其衝了，張獻忠抓了王夫之的父親作為人質，逼迫王夫之出山為其效力，王夫之就「自引刀遍刺肢體」，一身血淋淋地去見張獻忠。張獻忠一看他這般情景，以為他瘋了，也就放了他和他的老父親。）
因為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一切都是可變的相對的可以互相轉化的，是根據中共的需要而定的。今天批判的說不定就是明天所要提倡的，比如「文革」時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而現在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了。出於黨的需要，白的可以變黑，黑的可以變白。指鹿為馬可以，指馬為鹿為什麼就不可以？一切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是發展的。你不賣命就算了吧，反正張獻忠早就失敗了，你王夫之還是「我國十七世紀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至於你把暴動的農民稱之為「小人」「禽獸」的，都沒關係的， 毛主席不是經常引用這句古語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嘛。
至於王夫之對莊子很推崇，中共又是從來都閉口不談的。王夫之說「莊生之說，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我們要問：莊子是唯物主義嗎？王夫之的如此立場還能證明他是唯物主義者嗎？
7、戴震為什麼那麼紅？
戴震（1724—1777），清代安徽休寧縣人。出身貧寒。上私塾，隨父販布，教授蒙童，結識著名學子，33歲時因仇家所迫離家往京城避難，先後在禮部尚書秦惠田、王安國學府中講學坐館，又往山西、保定修志、纂書，講學。後來在寧波金華書院被特召入京進四庫館參加四庫全書編纂。在館五年，悉心梳理古籍。同時，寫了《孟子字義疏證》等書，開始了對程朱理學的批判，但突然逝於任所，時年55歲。
中國到了清代，有兩個現象是特別應該注意的。一個就是中國本土傳統文化嚴重變異，一個是西學東漸。這二者的結合，就使許多人不知道也不相信真正的儒家的真意了，特別是訓詁之學越是發達的時候，真正的傳統就丟失得越多；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內涵是非常高深而豐富的，由於人的根基不同，所悟到的理也是層次相差很大的，所以就是講悟性，講自省和慈悲與寬容的。可是這時的學者們基本上都是在文字堆裡鑽來鑽去的，用百家的思想用西方的思想用自己的一管之見來看待、評價和發展儒學。儒家真正的內涵消失了，只留下了文字，人們熱衷於在文字上下工夫，寫文章，出書，發表言論，標新立異，而且是多多益善的。當年孔子述而不作，而後儒卻連篇累牘樂此不疲，搞得一個比一個複雜一個比一個艱澀，所論者無不過就是什麼是「氣」什麼是「理」和什麼是「道」什麼是「形而上」、「形而下」的。再牽強附會的把佛家的東西拿過來些，還有道家的，還有民間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他說是這個意思你說是那個意思，其實好多年過去了，大家還不知道他們都說了些什麼。但他們的自我感覺是良好的，津津樂道，以為是學問是真知是自己的安身立命揚名立萬的資本，前人都錯了，只有自己的對。其實都是些文字悟甚至是些概念遊戲，說這說那，越說越亂。戴震就是其中之一。
其實戴震在清代也沒有什麼名氣，他真正紅起來還是中共「改革開放」的時期。1986年在戴震故里成立了「戴震研究會」，隨後，《戴震全集》作為國家編纂的 「八五」重點圖書出版，還有《戴震學術思想論稿》、《戴學新探》、《戴學縱橫》等等。又專門建立了戴震公園，給戴震蓋廟塑像，有一條公路的名字也被命名為「戴震路」。甚至《戴震紀念館》的宣傳文章也被放在《紅色旅遊》網頁上。而在此前，戴震即使在大學的歷史教材裡都只是寥寥數語而已，中學課本上連戴震的名字也沒有。
戴震後來為什麼那麼紅了呢？
這就首先要看看上世紀末中共所面臨的處境：1976年，毛澤東屍骨未寒，其妻江青就成了階下囚，所謂毛澤東思想即使是在中共內部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然後改革，改革改什麼？不就是毛澤東的那一套嗎？這表面上看中共似乎進步了開明瞭改革開放了，但是這只不過是中共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在骨頭裡它是反傳統的。這樣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中共終於發現了戴震的「剩餘價值」。
就說這個《孟子字義疏證》，戴震藉此對「理」、「天道」、「性」、「才」、「道」、「仁義禮智」、「誠」、「權」等儒學概念下了定義，全面否定了「宋以來儒書之言」。比如說這個「道」，戴震認為，「道，指其實體實事之名。」 （《孟子字義疏證》卷下）也就是說，所謂道就是人能看到的這些東西而已了。
道，這個概念在中國是根深蒂固的，內涵極其豐富、深刻，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德經》）兩相對照，戴震之說就簡單武斷得叫人吃驚，難怪乎中共給他投來了媚眼。如果道就那麼一點的話，那我們就人人都可以輕易的得道了，還有修的什麼？睜眼一看，宇宙真相盡收眼底。古人悟道是身體力行的去修身、去悟，讀經、打坐，敬天地，敬神佛，敬師父，兢兢業業的修行依然覺得自己「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而戴震來得就簡單多了，只要打倒程朱理學就萬事大吉了。
什麼是「理」呢？戴震認為：「理」只是事物的外表，如肌理、文理，發生發展過程等。離開具體的事物就無所謂「理」；「天理」也是這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即是人欲又是天理，所以「絕人欲」，也就是「絕天理」，所以就推理出後儒「以理殺人」、「以理禍天下」……瞭解了這些我們便恍然大悟，這就是戴震可以博得中共芳心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他反對程朱理學的勁頭並不亞於李贄、王夫之等人才被中共選入紅牆宮內的。在中共看來，反程朱就是反孔孟，反孔孟就是反傳統。只要是反傳統的就是中共所求之不得的。這是馬列中共的本性所決定的。它們視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為天敵，不管它現在又怎麼改頭換面，嘴裡說著怎樣的與時俱進的謊言，它的骨頭裡還是反傳統的。我們現在只要看看它的報刊雜誌學生課本領導講話，就是一目瞭然的，所以中共的邪惡本性是永遠不可能改變的，我們永遠也不要相信中共會弘揚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之類的鬼話。黃鼠狼給雞拜年的時候說得當然很好聽。
當然，程朱理學與孔孟之道之間相差甚遠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因此你贊成了怎樣，你反對了又將如何？都是文字上的工夫，於國於民何益？你反對程朱理學了，就比程朱高明瞭？你漫罵孔孟之道，你就比孔孟更偉大了？要是這樣的話，那個罵街的潑皮無賴是最了不起的思想家了！可是正是這些個不講道德修養的行為則正是中共所夢寐以求的。與天斗與地斗與人鬥，樂得了不得呀，只要你鬥，就是中共的好同志好朋友，於是以考據編書為業的戴震就被塑造成唯物主義鬥士了。其實戴震所言比程朱更低、更煩瑣、離孔孟之道更遠。
還有一件叫中共樂得合不上嘴的事——就是戴震參與過在自己故鄉設計建造珠塘壩的事。其實是大家共同建設起來的，並非戴震一人之功，可是中共向來是無中生有和有中生無的能手，中共說是戴震「制服」了「山洪」，並且說以前「人們以為洪水為害是珠塘龜精作怪。正值青年的戴震，不信神怪，自告奮勇勘察洪災現場，提出了防洪抗洪方案。」其實這和信不信神怪有什麼關係？比如都江堰、鄭國渠、趙州橋還有長城、金字塔難道都是無神論者設計和建造的嗎？牛頓、愛因斯坦都是無神論者才成為科學家的嗎？咱們家蓋個房子打個圍牆那都得找個無神論者來才行嗎？還要把這件事和另外一件毫不相干的雞毛蒜皮緊密的聯繫起來「1965年，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由董必武同志陪同來屯溪視察，聞知二百年前戴震用科學技術興修水利,為民造福，興奮地讚揚:‘實在了不起！’」（此人是否到過兵馬俑？有無感嘆？上過長城嗎？作何感想？聽說過海底城市遺址嗎？又有何高論？）還說「珠塘壩至今仍然保留完好。這裡水深幽靜，山高坡陡，舟行其中，堪同巴水蜀水，因而古有‘珠塘鷗雨’的勝景之譽。珠塘所在的華山嶺已闢為戴震公園，成為遊人垂釣、划船和休憩遊玩的好場所。」（摘自《地方文史》＼《戴 震 及 其 故 裡》 方利山 2005-8-22 16:24:20 ）但對於現在的戴震公園十分髒亂，一片狼籍景象，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公園內的珠塘，水面漂浮著垃圾，發出陣陣惡臭等嚴重的事實中共卻隻字不提。
儘管如此，戴震和唯物主義也沒有關係，因為戴震也講「氣」，「氣」是什麼？戴震也說原始之氣分化為陰陽二氣，陰陽二氣內部相互摩蕩、相互雜糅，從而演化出宇宙萬物與人類社會。我們真正的中醫學者和煉功的人都知道中氣啊，真氣啊。它不光是物質的，它也是有靈性，有意識的東西。比如這個人的真氣不可能拿給那個人。（不然的話中共還不把修煉者的真氣都拿去賣了錢嗎？）馬克思列寧知道氣為何物嗎？根本不可能知道。《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件，裡面講過這些嗎？「氣」和「道」一樣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裡所特有的東西，是非常高深的，絕不是你信仰進化論者所能知其皮毛的。實際上它們根本就不承認會有什麼「氣」的存在，在它們眼裡只有槍桿子，只有鬥爭和屠殺。它們一聽你說「氣」「道」「氣功」的就反感，在它們看來，你講氣、講氣功就是唯心主義，它們可以拿出一大堆一大堆的馬列的東西來批判氣功。他們相信的是進化論，相信猿猴是人類的祖先，能相信原始之氣、陰陽二氣生化出萬事萬物的理論嗎？
所以不管戴震講了什麼，如何的叛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的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根本就是井水河水的關係。
結語
細細想來：什麼唯物主義唯心主義，什麼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都是子虛烏有的莫名其妙，都是馬克思的一家之謬而已，是要把人的思想引入狹隘、偏激、仇恨、野蠻與愚昧的讒言咒語，沒有任何的人性和科學性可言，更沒有神的因素，全是馬克思為了禍亂人類文明的欺世大謊，是馬列子孫們為了兜售其姦的三人成虎而已。根本就不能服人，更不可能把人引向正途。要不為什麼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性道德會淪落到如此可怕的地步呢？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人們一旦相信了這個東西，首先是絕望，因為他相信沒有來世了，一切都是眼前的這些了，而且是共產黨統治之下的這個現實了。那麼該貪的就貪該偷的就偷吧，有殺人的機會就殺，什麼道德，什麼報應，什麼末日的審判，全是假的騙人的，是迷信，是要批判的東西。不幹壞事幹什麼呢？人一死就什麼都完了，不干還白活了呢。人生的全部價值就在於此了。共產黨讓我幹啥都行只要能滿足我的慾望。迫害法輪功？沒問題，給錢吧，有錢有官就行，有什麼報應！監控、污蔑、造謠、毒打甚至跟著摘售活體器官……管他呢，在我死後哪怕天塌地陷大浪滔天，反正我這一輩子沒白活，該享受的享受了，怎麼都行了。可是到了真的遭了報應的時候又是更深一層的絕望與恐怖，更加歇斯底里的瘋狂……唉，這些人哪，實在是最可憐的。因為他可真的什麼都沒有了。我們是多麼的希望他們能夠清醒過來，脫離邪黨而擁有自己的美好未來啊！
因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是從軒轅氏那裡開始，然後有道家，再有儒家，幾千年以來，又融入了佛家的文化。不要說是文人，就是普通百姓都是深受其影響的，根深而蒂固，儘管也出現象王夫之、李贄、戴震這樣的邪悟之人，但他們相信進化論嗎？他們知道馬克思嗎？他們說過物質是第一性的話了嗎？（除非你去歪曲。）就好像我們不曾聽說過古代有什麼「三個代表」一樣，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根本就沒有唯物主義的一點點因素。
我們至今仍然可以聽到中共動不動就罵誰是「封建迷信」的話，中共所謂的「封建」指的是中國的古代社會，「迷信」，就是指相信神佛了，這話從反面證明了，我們中國古代的文化就是神傳的文化， 所以，在歷史上不管誰說了什麼，說的對與不對，都與那個可笑而萬惡的唯物主義主義沒有任何關係。
在近幾十年來的中國，只要是黨說的，黨定的，不准有絲毫的異議，有異議，就是反黨，誰如果反了黨了，那就是林昭，就是張志新，就是「六四」被殺害的許許多多的青年學生……即使法輪大法師父多次明明白白的講不參與政治，開門見山的教我們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標準修煉，那也不行，也要殘酷鎮壓而且直到今日。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黨是個用馬克思唯物主義主義武裝起來的邪黨，因為它邪，所以你做的越好黨就越仇恨你，越要慘無人道的鎮壓你。殘忍到摘售大法弟子器官的地步了。只准自己殺人放火，不許我們有信仰的人點燈，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向來的邏輯，也是唯物主義橫行的必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