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3-19 22:33:48作者：
《申報》刊出的御醫入診「脈案」
1908年11月14日下午酉刻，清光緒帝在南海瀛臺涵元殿崩逝。次日下午未刻，他的政敵慈禧太后亦於南海儀鸞殿撒手西歸，距光緒之死不過20小時。光緒年紀尚輕，只有37歲，死的時間又是如此蹊蹺，人們懷疑他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人謀害。究竟為誰所害，則又傳說各異。一說謂慈禧自知病將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緒前面，故令人將其先行謀斃。惲毓鼎《崇陵傳信錄》云：「有譖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爾死。」另一說則謂光緒死於袁世凱之手。袁在戊戌年曾經叛賣光緒，假如慈禧死而光緒不死，他的危險可想而知。溥儀說，他聽一個叫李長安的太監講過，「光緒在死的前一天還是好好的，只是因為用了一劑藥就壞了。後來才知道這劑藥是袁世凱使人送來的。」（《我的前半生》）上述傳聞雖言之鑿鑿，但終無從證確，光緒之死遂成為晚清歷史上一大疑案。前些年，有學者在清宮檔案中發現了宮內御醫為光緒診病用藥的醫案，通過對這些醫案的分析，認為光緒是由於長期患多系統的慢性消耗性疾病，最後體力衰竭而死。但也有人對此表示懷疑，因為這些醫案為慈禧柄政之期所出，終難脫卻偽造之嫌。
筆者日前翻檢1908年的《申報》，發現該報在光緒去世前的幾個月裡，一直密切關注其病情的變化，連續報導達30次以上，並多次刊出御醫入診的 「脈案」和藥方。較之清宮檔案，《申報》的記載似乎更為可信，因為它是公開的報導，為宮廷內外人所共見，作偽的可能性不大。這些報導對於研究光緒之死，或許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茲將有關內容擇要摘錄如下：
6月14日，《申報》刊出「京師近信」：「聖上患足疾，已將三月，忽愈忽發，旬日以來尤劇，行走殊覺不便，自初六日（農曆）起未至慈宮請安。」
6月15日「緊要新聞」：「皇上足疾尚未痊癒，時覺酸軟作痛，耳鳴亦未平復，脘宇月真脹作噯，更衣（大便）溏結不常，又時覺眩暈，連日由御醫陳秉鈞請脈，所定之方不外野於術、川續斷、西洋參、杭菊花等品。蓋因虛不受補，故斟酌於虛實之間，藉以鎮肝息熱也。」
6月23日「陳御醫請脈近聞」：「皇上違和，近日耳響發堵、腰酸足痛諸症依然如舊，而口乾心煩、大便溏稀、頭蒙覺疼、夜寐不實等症亦未見增減。本月初九日（農曆）起，御醫陳蓮舫每晨入內請脈，迄今並未間斷，煎劑之外，復以三才封髓丸錄進請服。聞每日用三錢，早晚開水送下，頗覺見效。所有煎劑各方，仍不外乎潞黨參、杭甘菊等類。」
6月25日，刊出陳御醫初九至十三日（農曆）入診「脈案」。初九日的脈案是：「皇上脈左右皆軟，兩尺尤甚。由於夏季損氣，氣失運行。經雲百病生於氣，表虛為氣散，裡滯為氣阻，沖和之氣致偏，氣火上升則耳病，氣痺不宜則足病。氣之所以虧者又歸腎，腎關久不為固，所謂精生氣、氣化神之用有所不足，腰胯之痛有增無減，且神倦無力，心煩口渴，食物運遲，大便見溏。總核病機，按以時令，擬甘溫其氣，參以柔肝養心……（藥方略）
6月27日報導，朝廷電諭東南督撫選召名醫來京，江西玉山縣呂用賓應選入都，聽候請脈。
7月20日報導：「聖躬違和，時愈時作，初起時原係足疾，近日來兼及內症，屢經陳部郎進內診治，未見大效。據內監雲，近日更甚，不耐久坐，不能用心，故外省督撫奏到摺件，有遲至次日始行批下者，有全令樞堂擬批、由內監照繕者，即辦事之時刻，亦已漸漸遲至九鐘十鐘，每遇召見大員，未能多語，故近來召見者寥寥無幾焉。」
7月21日，刊錄陳秉鈞、張彭年、呂用賓三御醫入診脈案及所開藥方。
7月23日「內廷消息」：「聖躬日來漸覺安豫，每日早晚進藥後，必扶行緩步，藉資活動。於諸大臣請安時，猶必殷殷垂詢各項要政。日昨復奉皇太后慈旨，暫宜安心靜養，不可勞神，以期早日痊癒。」
7月26日：「茲悉陳蓮舫御醫再四研究，用上下分治之法，於煎劑之外併進丸藥調理，上部則用真珠二錢，研成細末，每天午後酌進二三分，開水沖服；調理下部則用芡實、蓮子、蓮須、山藥、茯神、茯苓、藕節各二錢為末，以金櫻膏酌量多少為丸，每晨服一次，開水送下，蓋即金鎖固精丸方也。」
8月2日，「據內廷人云，江督所保御醫施煥現已到京，由陸鳳石尚書帶領進內請脈，恭擬一方，仍交太醫院及陳、張、呂三御醫參酌。據施君與人言，聖上諸病均漸平減，惟近日天寒，不過稍有腹疾耳。」
8月9日「內廷消息」：「聖躬並無多病，惟身體太弱，頭暈、溏瀉、足腫等症一時未癒耳。刻下雖有多醫請脈，然並不時常服藥，上又自明醫術，最惡用杜仲、菟絲子兩藥，凡醫生有用此二藥者，必圈去不用。」
8月22日：「江督所保御醫周景濤，於月初到京，進內請脈，所開藥方與陳、曹各醫所開者不甚相同。據內監雲，近兩月來，各醫所開藥方，皇上輒不願飲，十劑之中僅服一二劑，獨周醫之藥，頗得聖上歡心，故四日之中已診三次。」（周景濤的脈案藥方略）
10月28日：「近聞聖體微有黃腫，且食不消化，由屈、關兩君用西法調治。」
11月8日「專電」：「皇上近因稍勞，步履益艱，病又稍加。慈宮近亦稍有不豫，十二日（農曆）並未召見軍機。十三日慈宮小愈，皇上因病仍未召見軍機。」又，「慈宮昨召醇邸（醇親王載灃）入宮，醇密對一點鐘始退。」
11月9日，電一：「慈宮病已康復，皇上亦小愈，惟召見軍機仍慈宮一人。」電二：「皇上胃不和，畏飲食，大便積八日，步履益艱，仍力疾批摺，內務府各大臣鎮日在內。」電三：「十四日（農曆）慶邸、醇邸因商酌皇上藥方至午後始散。」電四：「樞垣昨又致電江督，催令各御醫迅速來京。
11月14日，上諭：醇親王載灃授為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著在宮內教養，並在上書房讀書。專電：「皇上大便已解，力甚疲，今日並未召見軍機。」
11月15日，上諭：「自去年入秋以來，朕躬不豫，當經諭令各省將軍、督撫保薦良醫，旋據直隸、兩江、湖廣、江蘇、浙江各督撫先後保送陳秉鈞、曹元恆、呂用賓、周景濤、杜鐘駿、施煥、張鵬年等來京診治，惟所服方藥，迄未見效。近復陰陽兩虧，標本兼病，胸滿胃逆，腰腿酸痛，飲食減少，轉動則氣壅咳喘，益以麻冷發熱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憊，實難支持。朕心殊深焦急，著各省將軍、督撫，遴選精通醫學之人，無論有無官職，迅速保送來京，聽候傳診。如能奏效，當予以不次之賞，其原保之將軍、督撫，並一體加恩。」
同日《申報》還刊出四條專電。電一：「昨晨兩宮均未召見，各樞臣散值後，慈宮忽特召樞臣入內，奏對至一鐘之久，事頗重要，午後三點鐘又召入內，遂有醇親王授為攝政王之旨。」電二：「慈宮因患病，特召慶邸速回，緩驗萬年吉地工程。」電三：「軍機內務府急電催御醫陳秉鈞入京。」電四：「醇親王之子溥儀已入宮。」
11月16日，《申報》發布光緒帝駕崩的電訊：「上病大漸，今日酉正二刻升遐。」這條電訊附一按語：「此電於前夜接到，因恐不確，未錄昨報。」
從以上報導來看，光緒帝從這一年的6月起，病情日漸加重，故各地名醫一個又一個接踵入京，中醫之外又有西醫，雖多方診治，卻未見大效，11月初病勢增劇，去世前第九日已不再召見軍機大臣，用藥由慶、醇兩親王商酌，可見病入沉痾，處在危殆之中。由此判斷，光緒之死應屬於正常性病亡。
《申報》刊發的這些消息，不是來自官方的通報，而是通過自己的信息渠道獲得的獨家新聞。值得注意的是，《申報》的報導持續近半年之久，並未受到清政府的干涉，為《申報》提供消息的人亦安然無事，一直不斷地發來最新的消息，《申報》在報導中還經常標明「據內廷人云」、「據內監雲」等，以顯示消息之可靠。有報史云： 「光緒末葉數年，出報既不報知官廳，其言論之自由，可謂有聞必錄。對於政治之得失，內外大員之善惡，皆可盡情指責；人民之冤抑隱疾，更可盡情登載。」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新聞最開放的一段時期，否則，像「聖躬違和」這樣的宮廷秘事，是不可能得到公開傳播的。
1908年11月14日下午酉刻，清光緒帝在南海瀛臺涵元殿崩逝。次日下午未刻，他的政敵慈禧太后亦於南海儀鸞殿撒手西歸，距光緒之死不過20小時。光緒年紀尚輕，只有37歲，死的時間又是如此蹊蹺，人們懷疑他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人謀害。究竟為誰所害，則又傳說各異。一說謂慈禧自知病將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緒前面，故令人將其先行謀斃。惲毓鼎《崇陵傳信錄》云：「有譖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爾死。」另一說則謂光緒死於袁世凱之手。袁在戊戌年曾經叛賣光緒，假如慈禧死而光緒不死，他的危險可想而知。溥儀說，他聽一個叫李長安的太監講過，「光緒在死的前一天還是好好的，只是因為用了一劑藥就壞了。後來才知道這劑藥是袁世凱使人送來的。」（《我的前半生》）上述傳聞雖言之鑿鑿，但終無從證確，光緒之死遂成為晚清歷史上一大疑案。前些年，有學者在清宮檔案中發現了宮內御醫為光緒診病用藥的醫案，通過對這些醫案的分析，認為光緒是由於長期患多系統的慢性消耗性疾病，最後體力衰竭而死。但也有人對此表示懷疑，因為這些醫案為慈禧柄政之期所出，終難脫卻偽造之嫌。
筆者日前翻檢1908年的《申報》，發現該報在光緒去世前的幾個月裡，一直密切關注其病情的變化，連續報導達30次以上，並多次刊出御醫入診的 「脈案」和藥方。較之清宮檔案，《申報》的記載似乎更為可信，因為它是公開的報導，為宮廷內外人所共見，作偽的可能性不大。這些報導對於研究光緒之死，或許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茲將有關內容擇要摘錄如下：
6月14日，《申報》刊出「京師近信」：「聖上患足疾，已將三月，忽愈忽發，旬日以來尤劇，行走殊覺不便，自初六日（農曆）起未至慈宮請安。」
6月15日「緊要新聞」：「皇上足疾尚未痊癒，時覺酸軟作痛，耳鳴亦未平復，脘宇月真脹作噯，更衣（大便）溏結不常，又時覺眩暈，連日由御醫陳秉鈞請脈，所定之方不外野於術、川續斷、西洋參、杭菊花等品。蓋因虛不受補，故斟酌於虛實之間，藉以鎮肝息熱也。」
6月23日「陳御醫請脈近聞」：「皇上違和，近日耳響發堵、腰酸足痛諸症依然如舊，而口乾心煩、大便溏稀、頭蒙覺疼、夜寐不實等症亦未見增減。本月初九日（農曆）起，御醫陳蓮舫每晨入內請脈，迄今並未間斷，煎劑之外，復以三才封髓丸錄進請服。聞每日用三錢，早晚開水送下，頗覺見效。所有煎劑各方，仍不外乎潞黨參、杭甘菊等類。」
6月25日，刊出陳御醫初九至十三日（農曆）入診「脈案」。初九日的脈案是：「皇上脈左右皆軟，兩尺尤甚。由於夏季損氣，氣失運行。經雲百病生於氣，表虛為氣散，裡滯為氣阻，沖和之氣致偏，氣火上升則耳病，氣痺不宜則足病。氣之所以虧者又歸腎，腎關久不為固，所謂精生氣、氣化神之用有所不足，腰胯之痛有增無減，且神倦無力，心煩口渴，食物運遲，大便見溏。總核病機，按以時令，擬甘溫其氣，參以柔肝養心……（藥方略）
6月27日報導，朝廷電諭東南督撫選召名醫來京，江西玉山縣呂用賓應選入都，聽候請脈。
7月20日報導：「聖躬違和，時愈時作，初起時原係足疾，近日來兼及內症，屢經陳部郎進內診治，未見大效。據內監雲，近日更甚，不耐久坐，不能用心，故外省督撫奏到摺件，有遲至次日始行批下者，有全令樞堂擬批、由內監照繕者，即辦事之時刻，亦已漸漸遲至九鐘十鐘，每遇召見大員，未能多語，故近來召見者寥寥無幾焉。」
7月21日，刊錄陳秉鈞、張彭年、呂用賓三御醫入診脈案及所開藥方。
7月23日「內廷消息」：「聖躬日來漸覺安豫，每日早晚進藥後，必扶行緩步，藉資活動。於諸大臣請安時，猶必殷殷垂詢各項要政。日昨復奉皇太后慈旨，暫宜安心靜養，不可勞神，以期早日痊癒。」
7月26日：「茲悉陳蓮舫御醫再四研究，用上下分治之法，於煎劑之外併進丸藥調理，上部則用真珠二錢，研成細末，每天午後酌進二三分，開水沖服；調理下部則用芡實、蓮子、蓮須、山藥、茯神、茯苓、藕節各二錢為末，以金櫻膏酌量多少為丸，每晨服一次，開水送下，蓋即金鎖固精丸方也。」
8月2日，「據內廷人云，江督所保御醫施煥現已到京，由陸鳳石尚書帶領進內請脈，恭擬一方，仍交太醫院及陳、張、呂三御醫參酌。據施君與人言，聖上諸病均漸平減，惟近日天寒，不過稍有腹疾耳。」
8月9日「內廷消息」：「聖躬並無多病，惟身體太弱，頭暈、溏瀉、足腫等症一時未癒耳。刻下雖有多醫請脈，然並不時常服藥，上又自明醫術，最惡用杜仲、菟絲子兩藥，凡醫生有用此二藥者，必圈去不用。」
8月22日：「江督所保御醫周景濤，於月初到京，進內請脈，所開藥方與陳、曹各醫所開者不甚相同。據內監雲，近兩月來，各醫所開藥方，皇上輒不願飲，十劑之中僅服一二劑，獨周醫之藥，頗得聖上歡心，故四日之中已診三次。」（周景濤的脈案藥方略）
10月28日：「近聞聖體微有黃腫，且食不消化，由屈、關兩君用西法調治。」
11月8日「專電」：「皇上近因稍勞，步履益艱，病又稍加。慈宮近亦稍有不豫，十二日（農曆）並未召見軍機。十三日慈宮小愈，皇上因病仍未召見軍機。」又，「慈宮昨召醇邸（醇親王載灃）入宮，醇密對一點鐘始退。」
11月9日，電一：「慈宮病已康復，皇上亦小愈，惟召見軍機仍慈宮一人。」電二：「皇上胃不和，畏飲食，大便積八日，步履益艱，仍力疾批摺，內務府各大臣鎮日在內。」電三：「十四日（農曆）慶邸、醇邸因商酌皇上藥方至午後始散。」電四：「樞垣昨又致電江督，催令各御醫迅速來京。
11月14日，上諭：醇親王載灃授為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著在宮內教養，並在上書房讀書。專電：「皇上大便已解，力甚疲，今日並未召見軍機。」
11月15日，上諭：「自去年入秋以來，朕躬不豫，當經諭令各省將軍、督撫保薦良醫，旋據直隸、兩江、湖廣、江蘇、浙江各督撫先後保送陳秉鈞、曹元恆、呂用賓、周景濤、杜鐘駿、施煥、張鵬年等來京診治，惟所服方藥，迄未見效。近復陰陽兩虧，標本兼病，胸滿胃逆，腰腿酸痛，飲食減少，轉動則氣壅咳喘，益以麻冷發熱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憊，實難支持。朕心殊深焦急，著各省將軍、督撫，遴選精通醫學之人，無論有無官職，迅速保送來京，聽候傳診。如能奏效，當予以不次之賞，其原保之將軍、督撫，並一體加恩。」
同日《申報》還刊出四條專電。電一：「昨晨兩宮均未召見，各樞臣散值後，慈宮忽特召樞臣入內，奏對至一鐘之久，事頗重要，午後三點鐘又召入內，遂有醇親王授為攝政王之旨。」電二：「慈宮因患病，特召慶邸速回，緩驗萬年吉地工程。」電三：「軍機內務府急電催御醫陳秉鈞入京。」電四：「醇親王之子溥儀已入宮。」
11月16日，《申報》發布光緒帝駕崩的電訊：「上病大漸，今日酉正二刻升遐。」這條電訊附一按語：「此電於前夜接到，因恐不確，未錄昨報。」
從以上報導來看，光緒帝從這一年的6月起，病情日漸加重，故各地名醫一個又一個接踵入京，中醫之外又有西醫，雖多方診治，卻未見大效，11月初病勢增劇，去世前第九日已不再召見軍機大臣，用藥由慶、醇兩親王商酌，可見病入沉痾，處在危殆之中。由此判斷，光緒之死應屬於正常性病亡。
《申報》刊發的這些消息，不是來自官方的通報，而是通過自己的信息渠道獲得的獨家新聞。值得注意的是，《申報》的報導持續近半年之久，並未受到清政府的干涉，為《申報》提供消息的人亦安然無事，一直不斷地發來最新的消息，《申報》在報導中還經常標明「據內廷人云」、「據內監雲」等，以顯示消息之可靠。有報史云： 「光緒末葉數年，出報既不報知官廳，其言論之自由，可謂有聞必錄。對於政治之得失，內外大員之善惡，皆可盡情指責；人民之冤抑隱疾，更可盡情登載。」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新聞最開放的一段時期，否則，像「聖躬違和」這樣的宮廷秘事，是不可能得到公開傳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