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後在中國東北到底發生了什麼？(2)

馬佔山將軍憤憤不平

在停戰命令下達後，最抱不平的是東北的老將馬佔山將軍。記得我在停戰令下以後。到馬佔山的公館，去看他時，他右手端著一碗蛤蟆油，很激動的說：我反對停戰命令，我反對馬歇爾的這項決定，其他你所要問的問題，你隨便寫好了！我相信你寫的會比我說的更好。那一天他表情十分激動，托著碗的手，微微發抖。然後他一會從一個沙發上站起，坐到另一個沙發上，一會再回原座。他的短髯，已經豎了起來，他說東北人民，已經苦了十四年，他們不能再受共匪的蹂躪，我們該拯救他們，因為那些住在松北平原的人民，也是黃帝的子孫。

馬佔山那天穿的是便服，頭帶瓜皮小帽，他的兩眼，炯炯有神。那一年他大約已超過六十歲，但是他說：如果國軍能把他空投在哈爾濱以北地區，他仍願號召家鄉子弟，編組游擊隊。在東北和共匪一決雌雄。

在那次談話中，我瞭解了馬佔山何以被稱為民族英雄，何以在九一八以後，他能在東北北部地區，和日軍一拼，並轟轟烈烈的打了幾次大仗。當時我的感覺是他的寶刀未老，豪氣猶存。

現在讓我把問題再回到五月二十三日，國軍克服長春的當天的情形，那一天杜聿明將軍的參謀長趙家驤，在他的辦公室中，接見了五名往訪的記者，他當時就預言，國軍收復東北全境，有絕對把握，但他所怕的不是松花江以北匪軍部隊的抵抗，而是怕調人馬歇爾將軍，壓迫國軍，不得繼續前進。不幸的是那些話在半個月後。被他言中。

我更能清楚的記起，五月廿三日當天下午我在長春第十四地區空軍司令金恩心瀋陽的家裡，訪問金氏時，他對當時的局面，也表示憂慮，他說：他急須飛往長春，因為長春以北地區的戰鬥，須空軍偵察支援。我們需要速戰速決，否則軍調部的停戰令一下，便給予共匪一個喘息機會。同時他告訴我，四一四的那次長春防衛戰，劉德溥將軍指揮的東北子弟兵七千多人，能夠和四萬多匪軍打了四天，足以顯示東北子弟，保衛國家的戰鬥能力。他也想到他的參謀長曹志瑚在那次戰役中被俘，他十分懷念。

金恩心司令，在四一四戰鬥以前，曾指揮空軍運輸機把劉德溥的部隊，自北平運到長春，他在長春時，就曾坦率的告訴過我，我們運到多少部隊，蘇俄紅軍，都記錄的清清楚楚，有多少彈藥，他們也記錄的清清楚楚。

金恩心是東北人，他在東北行轅進駐長春後不久，即在長春成立了第十四地區空軍司令部，蘇軍自長春撤退時，他奉命飛瀋陽述職，留下了他的參謀長曹志瑚代理他的職務，後來因為長春戰起，飛機無法降落，他只好停留瀋陽待命。

國軍接收後的長春
有家歸不得

三十五年夏天，我離開瀋陽，搭中長路火車赴長春。那時所有到東北工作的新聞記者，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都發給一套美式裝備的軍裝，僅是上衣上，不挂階級，其他的一切和校級軍官，沒有什麼區別。因此坐火車，也不必買票。而且受到相當的禮遇。那是國軍出「山海關」後的黃金時代。當火車停在每一個小站時，穿軍裝的 人，購買食物，小販都自動減價。──是出自內心的對軍人尊敬──不過當時車行得很慢，沿路都有「交警總隊」的士兵荷槍站崗──當時的交警總隊，是一個特殊 兵團，都著軍隊服裝。

六月的東北農村，高梁還沒有達到「青紗帳起」的程度，從火車上眺望鐵路兩旁的人家，煙囪上冒著縷縷青煙，在田裡工作的農民們吸著旱煙袋，看著火車來了，直直腰露出一些笑容。予人以一種寧靜閑適之感。那是一種經過「兵荒馬亂」以後，邁向「太平歲月」的景象。

我自六歲時，從山東的蓬萊大水坡「下關東」，由孩童時代起，就在遼南平原長大，對於那裡的黃土地帶、高粱地和大豆田，王瓜架，石頭砌成的庭園、特別熟習。我的母親，也就葬在遼南的一個小村莊中，我家後園的白楊樹下。所以在搭車赴長春途中，感慨也特別多，回憶童年時代的往事，不禁熱淚盈眶。但在當時，我卻不能回家，看看我的老父和二哥，以及童年時的遊伴，因為我家的村莊，在一個偏僻地區並沒有國軍駐守，共匪的正式武裝部隊，時常出沒。不過在車廂中，我的腦中，一直出現我住的村莊南邊的桃花林，當春天到來時，開得漫山遍野的花海。在春雪溶化時，青草從地層上長出來，一片綠意，還有毛茸茸的毛菇杜花，秋天的山梨 紅，野生的歐粒兒，牛群和羊群，還有秋天的雁陣，山神廟的鐘聲。那裡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在外面流浪久了，就是想吃自己家井水煮的高粱米飯和山東煎餅。就 是想嗅一下那裡大地的土香。追回童年的那一段日子。

一個懷鄉病患者，一個離家多年的孩子長大了，但所遇到的　是一個離亂的歲月。一路上想了很多，在火車到達長春時，巳是黃昏時候，巿內一片燈火。

不歡而散的舞會

距離隨吉林省政府撤退，離開長春，僅三個多月，但這回所看到的情形不同了，在那裡巳經沒有一個俄國兵，我們三月間撤退時，長春正是冰天雪地，回來後正萬木蔥籠。一切充滿了希望和青春的生命力。

這一次我住在「軍民聯誼社」，也是軍方的一個招待所。那裡邊住了許多軍官和二三十名新聞記者。過去俄軍統帥馬林諾夫斯基的司令部，已改為孫立人將軍的第四綏靖區司令部，長官部在長春有一前進指揮所，由鄭洞國將軍負責。鄭洞國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的副長官，另一位副長官是梁華盛將軍。當時梁華盛巳被中央發表為吉林省政府主席，但仍兼副司令長官，那年他才四十歲左右掛著中將官階，真是威風凜凜，英年得志。這位少壯派將軍和鄭洞國將軍，孫立人將軍，廖耀湘將軍，是當時長春的「風雲人物」。梁將軍主持吉林省政後，長春駐軍曾為他舉行一次慶祝晚會，那一晚，長春的名媛仕女，都參加了那個規模很大的晚會。晚會開始後，梁將軍應邀發表演說；他在演說中，給與我印象最深刻的兩句話是「華盛是來做事的，不是來做官的」。在演說之後，接著是舞會開始，一時衣香嬪影，交換舞伴，在玄黃的燈光下，在樂聲悠揚中，使每個人都陶醉在年輕女孩的柔情蜜意中，當樂隊高奏「香檳酒氣滿場飛」，舞伴們並行向前邁步時，突然在一個角落上，掌聲大 作，一個青年人站到舞池中央，激動的發表演說。他首先說：「今晚看到這樣盛大的舞會，衷心至感激動，他的良知告訴他，他必須在這個時候，說幾句掃興的話。

接著他痛哭流涕的說：東北同胞淪陷於日本軍閥的鐵蹄之下，已經整整十有四年，受蘇俄紅軍蹂躝也已九個多月，在悠長的歲月中，同胞們天天盼望中央政府來接收。現在我們來了，我們該做的第一件事，應該是撫揖流亡，慰問父老，但是我們現在卻在這裡跳舞，享受醇酒美人之樂，這樣我們能對得起苦難的東北同胞嗎？松花江北岸，現在猶在共匪盤踞之下，他們正在厲兵秣馬，待機反撲，而我們卻沉醉於歌舞昇平之中，請問這是個什麼時代？大家該不該這樣的狂歡曼舞？......

講話的年輕人，是吉林省教育廳的主任秘書魏際昌。在場中最感到尷尬的是吉林省主席梁華盛將軍，他沒有答辯，也沒有向別人講什麼，會場沉寂得一點聲音都沒有。那一次舞會，自然是在「不歡而散」的情形下落幕。那時教育廳長胡體干先生，還留在瀋陽接洽公務。不過梁華盛將軍事後似未向體干先生提過那件事。體干先生也一直繼續擔任吉林省的教育廳長。

趙君邁換金人

在這裡我必須向讀者們做一個交代，當東北行轅初到長春接收時期，中央發表的吉林省主席是鄭道儒，鄭道儒是政學系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吳鼎昌任貴州省主席時，他是秘書長。鄭抵達長春後，在第一批人員撤回關內時，便回到北平，因健康不佳留在北平養病。他的主席職務，由財政廳長王寧華兼代，我們第二次撤回山海關時，王寧華和長春市長趙君邁，繼續留在長春，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蘇軍撤出時，共匪立即圍城，長春的保衛戰，隨即展開，在四天四夜的戰爭中，文職人員全部被俘， 其中包括吉林省代主席王寧華和長春巿長趙君邁。王寧華被俘後，誓死不肯屈服，破口罵賊，死於共匪的俘虜營中。在那次戰役中，長春防守司令陳家珍少將，也負 傷被俘，突圍而出的僅有保安第二縱隊司令劉德溥少將和督察處長崔志光少將。以及中央社長春分社主任劉竹舟先生。

劉德溥少將突圍後，抵達瀋陽時，行轅主任態式輝將軍，曾經和他握手達兩分鐘之久，讓新聞記者拍照。國軍收復長春後，劉德溥出任五十六師師長，仍統帥整編後的第二縱隊官兵。那支部隊後來棣屬四十九軍。四十九軍的老軍長是王鐵漢將軍，王鐵漢出任遼寧省主席後，由他的副軍長鄭廷笈升任軍長。三十七年秋四十九軍在錦州作戰失敗，鄭廷笈被俘，但五十六師則一直駐防長春。

在四一四戰役被俘的趙君邁，被共匪解往哈爾濱，當時共匪對俘虜的政策是懷柔，除了他們認為「反動的死硬派」像王寧華代主席那樣的人，倍加虐待，對一般官員，則加以優待。因而趙君邁巿長在被俘期間，共匪除了相機加以「洗腦」以外，沒有受到什麼折磨，但那不是共匪的「仁慈」，而是要利用俘虜，作他們的宣傳樣本。

果然那年秋天，他們透過軍事調處執行部的三人小組，提出交換俘虜，他們要換的人是以趙君邁換回共黨著名作家金人。金人曾翻譯過蘇俄作家蕭洛霍夫所寫的「靜靜的頓河」。但是我方遍找俘虜名簿查不出金人這個人。而共匪俘虜也不透露誰是金人。一直到他們確知金人要被釋放回哈爾濱時，金人才肯說出自己的名字。這就是轟動一時的「趙君邁換金人」故事。

「趙君邁換金人」，對共匪而言，是他們的勝利，它的影響是使左傾的作家們，死心塌地的跟著共產黨走。給與知識界的錯覺是「共匪尊重知識份子，而不重視官員」。和他們建立偽政權以後，殺蕭軍、蕭紅、清算胡風，整吳唅、鄭拓等的情形，大不相同。

接收、辦報

現在讓我們把話題，再引回長春。長春自國軍在五月廿三日收復後，社會秩序，迅速恢復。但那時的軍隊的權力，也迅速膨脹。他們在所有的機關，亂貼封條，並派軍駐守，新六軍先到的地方，貼上新六軍的封條，新一軍先到的地方，則貼上新一軍的封條。許多漂亮的洋房都成為軍官們的住宅。甚至當時的中央宣傳部，想接收日本人辦的官方報紙「日日新聞」的廠房，改為長春的中央日報，也要費很大的交涉。

那時將領們對於辦報，極感興趣，新六軍首先在長春接收了俄軍佔領期間的「光明日報」，改為「前進報」，新一軍則辦了一份「華聲報」。梁華盛將軍則接收了一座銀行分行的建築物和一家印刷廠，創辨「中正日報」。我回到長春不到兩週，胡體干先生也回來了，當時他要我參加中正日報工作，同時也在長春大學教書。中正日報的籌辦工作極為順利，梁華盛將軍從廣州中正日報調來總編輯張知挺，張先生那年巳五十歲，為人和善，他是副社長兼總編輯，社長則是梁華盛吉林省保安司令部的參謀長王候翔將軍。王候翔在吉林辦公，不問報社的事，一切由張知挺全權處理。我當時被聘為中正日報的採訪主任，由軍方撥來三輛吉普車，作為採訪記者之用。在當時吉普車是車子中的「權威」，比轎車更 受人重視。那時梁華盛將軍和廖耀湘將軍，都喜歡自己開吉普車，讓司機坐在後邊，前座右邊，則常坐著將軍的貴賓或朋友及家人。

第一做記者，就養成坐車採訪的習慣，應該是受害於中正日報的車子太多。因此到現在，我還未養成記路的習慣，我腦子裡可以記住上百個電話號碼，不必翻電話簿，但現 在要我找臺北巿的谷正綱的公館，我還是找不到。雖然我到過谷先生家，不止二十次。這個不記路的習慣，現在巳經無法改正。

「記者」不是「作家」

我在中正日報做採訪主任那一年，僅廿六歲，每天可以連續工作十六小時，不知疲倦，那時白天出去採訪，晚上回來看稿、寫稿，彷彿混身是勁。那時各報所重視的是軍事新聞，吉普車開到第四綏靖區司令部和各地的師部，因為穿的是軍官的服裝，車子一開進大門，衛兵便喊「敬禮」。採訪上十分方便。

不久長春大學開學了，我是專任講師，開的課程是國際公法、刑法和社會學，而不是新聞。那時我寫的新聞稿文藝氣息很重，常受到張知挺先生的警告，他說：「記者不是作家」，把一件事情寫清楚就夠了，不必用文學筆法去描繪，更不可像寫小說般來寫等寫。這些毛病，以後逐漸改正過來。與我受大學教育無關，因為我在大學時讀的是法律。而對國際公法，特感興趣。

教書時講法學方面的課程，雖是我的本行，但我真正的興趣仍是文學，我在高中時代，是一個文學迷，一心想成為作家，這倒和我的家世有些關連。因為我的伯父是個秀才，他下關東，比我父親早了幾年，是個私塾先生，他的書桌上擺紅樓夢、西遊記、三個演義、水滸傳等閑書，但他不許我們看，他要我們背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經和易經以及全本古文觀止。甚至連大學的註解「此章言天道也，此章言人道也」也要背。而我在背書之餘，卻常偷看他的紅樓夢，於是對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沒想到後來作家沒有作成，卻做了半生拿筆桿的新聞記者.

長春的中正日報

我在長春中正日報工作得很愉快，報社除供應三餐之外，還分配給我一間九坪大小的寢室，一具軍用電話，一個辦公桌，一個大牀，四張沙發，於是報社就成為我食於斯、寢於斯、工作於斯的「家」。特別是那具軍用電話，給我工作上的幫助更大，它可以接到駐軍前方的司令部，給予採訪上很大方便。報社真正的老闆梁華盛，每次從吉林到長春來，必定偕同他的主任秘書施白，到報社來「巡視」，也常用毛筆下條子，指示社務。有一次他興致來了：寫了八個大字「節省公帑涓滴歸公」，壓在張知挺的玻璃板下，第二天張先生就告訴鍋爐房的人，午夜三時以後，停止開放暖氣四小時，因為那時各辦公室和宿舍，都設有「暖氣包」，二十四小時輸送暖 氣。

當時編輯部大約有十幾個人，採訪記者九人。總編輯僅管編務，不管採訪組，因此採訪主任的權力很大，不像今天臺北各報的「權力集中」。那時採訪主任如果發現記者的程度不夠，或者工作不力，只講一句「明天你不必來了」，或者是「明天你到經理部結清薪水」。那位記者，就要捲鋪蓋走路。

當時那時的採訪主任也夠辛苦，不但自己要採訪，要指揮同仁採訪，而要要看稿改稿。一個人幾乎要做三個人的事。最苦的是晚間的應酬，特別是軍方舉行的舞會。因為在舞會中，可以從高級將領的口中，得到一些新聞。當時的將領中，除了孫立人外，多喜歡發表談話，而且希望見報，那情形彷彿今日的官員們，願意出現電視，願意接受電視記者的訪問一樣。

孫立人將軍，對於記者，採取「被動的友善」態度，不拒絕接見記者，但他和記者見面時，是談生活情趣，談他所看到的日本人在東北的建設，談蘇俄軍隊的掠奪，一問到他所主管的軍事方面的事，則肯定的回答：「軍事無預言」。或者：「無可奉告」。這大約是與他受的美國教育有關。

「主席」召見「總編輯」

我在中正日報工作的初期，有兩件我自己認為滿意的事。其中之一，是我訪問了溥儀在長春做「執政」及「康德皇帝」時的宮殿。

那是一所房頂上鑲著黃琉璃瓦的建築，分內苑與外苑，那座「皇宮」，雖經蘇俄軍隊洗劫，裡面仍殘留在許多東西。其中包括「皇帝」的菜單，宮女們的繡鞋，網球拍，鄭孝胥寫給溥儀的書信，羅振玉的奏章，以及掛在正殿的「勤政樓」匾額。

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溥儀倉惶逃往通化，被俄軍俘虜後，一直沒有新聞記者，想到這座宮廷以及宮廷中的故事。

在「宮中」我也檢到了溥儀之妹二格格三格格給他哥哥的信，還有粉紅色的浴缸中，殘留的脂粉盒。雖然都是些「一麟半爪」的東西，寫起來也具有高度的趣味性。

我的「溥儀故宮訪問記」，在中正日報發表後，王候翔社長，還特地自吉林打來長途電話，向我致意。不久後他到長春開會，和我擁抱著，拍拍我的背，對那篇文章，多所稱道。王候翔講起話來，很像黃少谷先生，慢條斯理的溫文典雅。

我的第二件得意的事，是有一天梁華盛將軍，約總編輯張知挺到吉林去談話，發表他治理吉林的大政方針。他的談話指定由中正日報和在吉林出版的省府機關報吉林日報發表。

知挺先生回來自己寫稿，他文中有吉林省政府主席梁華盛將軍，「召見」本報總編輯張知挺發表談話稱：「吉林省將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他稿子寫完後，交給 我看，我把召見兩子改為接見。知挺先生怕梁華盛不悅，仍主張用「召見」字樣，我堅持如果寫召見，只能寫召見張知挺，而不能召見一家報社的總編輯。我請張先 生兩者選擇其一，因為那是件關係「新聞記者職業尊嚴」的事，一旦發表，會成為報壇笑柄。知挺先生最後讓步了，沒有寫「召見本報總編輯」而改為梁主席接見本 報記者。

那時我對於新聞學上的若干問題，是一張白紙，但總覺得新聞記者面對達官貴人們，不能失格，不能卑躬折節。在二十四年後的今天，我想到這件事時，覺得我確是做對了！

政策上的重大錯誤

民國三十五年瀋陽是東北的行政中心，長春則是東北的軍事重心。孫立人將軍的第四綏靖區司令部所指揮的部隊是自長春起到松花江畔。不過在當時新一軍和新六軍兩支勁旅，常做戰爭勝利的競賽，因為這兩個軍是全美式裝備。甚至作戰的方式，也是美國方式，先使用強大火力，作地毯式的攻擊前進。

這兩個新軍，在收復長春以前，都作了急行軍，希望先到達長春，不過新一軍在瀋陽長春間的四平一帶，和共匪打了很猛烈的一仗。被阻礙了一些時間。後來兩支勁旅，又在長春會師。孫立人第四綏靖區的副司令是賈幼慧將軍，參謀長是史說將軍，賈幼慧將軍是孫立人的老搭擋，他有一個特徵是清瘦得出奇，頭上也是灰髮比黑髮多。史說是個矮胖子，帶著深度的近視鏡。參謀處的作戰科長鄧超和情報科長李明璁，是和長春中外記者接觸較多的兩個人，他們常和記者作友誼式的聊天，有時也作背景式的說明。

在停戰令下達到各軍之後，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匪我雙方沒有戰鬥，但松花江岸的共匪則大事擴軍，當時共匪的重要軍事據點是佳木斯、牡丹江，他們的地區行政中心，則在哈爾濱，那時軍調部的美國聯絡機常常飛往哈爾濱與長春之間。

三十六秋天在雙方達成換俘以後，吉林小豐滿的發電廠也恢復對哈爾濱輸電，供給敵人動力，當然是一件失策的事，但當時軍方卻無法阻止政治上的決定。

此外政府在決策方面，另一項重大錯誤是：對於日據時代編組的東北軍隊，一律解散，不予收編。那些部隊在日據時代，是專門用作剿共之用，平日灌輸的也是反共意識，政府不要他們，而共匪卻十分重視那些武力，因而林彪的部隊中，中下層幹部幾乎全部是東北的地方武力。而我們的士兵，卻大多來自南方。把生長在江南一帶的士兵，派往寒冷的東北作戰，也不適宜。但這些都未為當時的參謀本部所注意。

「小工頭」伍修權

那時軍事調處執行部的三人小組，也把重心放在長春。當時在長春的匪方代表是伍修權，伍匪修權在長春的安全，受到國軍的特別保護，有一次美方代表和國軍代表，匪方代表，舉行聯歡晚會，中外記者也被邀請參加，伍匪修權，就坐在一個角落上，記得當時他穿的是中山裝，個子矮小而瘦弱，長春的中央社記者王萬鈞指指他告訴同業們說：那個像小工頭的人，就是伍修權。沒想到這個小工頭，在毛偽的「秧歌魔朝」成立後，竟然跑到美國去大罵美國一通，和我們的蔣廷黻博士，唱了一場對臺戲。伍修權現在巳不知下落，大約已被毛匪整肅。

當年在長春，最痛恨共匪的一位軍人是鄒壁將軍，鄒壁當時的職務，是長春軍運辦公處主任，記者們常到軍運處去找他聊天。因為他在西安事變時，在蔣委員長身邊作事，所以他也被困在華清池。因為早年受過共匪的迫害，所以一提到共匪，他就咬牙切齒。

他主管的軍運辦公處，交通方面的消息，極為靈通，所以他也常供給匪軍調動的消息。他被長春的新聞同業，稱為「記者之友」。有時記者要到長春北部一帶採訪，他也會給大家調動一輛專車。凡是到過長春的記者，直到現在還很懷念他。

青年學生投奔自由

民國三十五年下半年，長春地區的人民，過的是太平日子，那時每天都從松花江北岸，湧來大批逃亡的學生，那些青年，因為要奔向自由，投向祖國的懷抱，都抱著滿腔熱血，南下參加反共的行列。於是政府成立了教育部青年輔導處，輔導處下，並成立了青年訓導班，訓導班似乎像大學的先修班，處主任由姚彭齡擔任，他的主任秘書是刻在內政部擔任科長的劉勝超。有一段時期，我也被姚先生去教了幾個鐘點書。講國際組織與國際現勢。我很喜歡那一批大孩子，既懂事而又熱情。

也就在三十五年那一年，教育部並在長春成立了松北五省聯中，由現在的立法委員王寒生擔任校長。姚彭齡先生和王寒生先生也常跑到軍方，去借些軍裝大衣，為那批 大孩子們作冬天禦寒之用。那些孩子後來繼續隨政府南遷，大部分到了臺灣。這一批在烽火中長大的人，現在也都巳四十多歲了！

三十五年冬，我在長春一位親戚家裡，度過一個快樂的舊曆年，也是勝利以後，長春巿民，開始燃放爆竹過年的第一個年。因為三十四年冬天，仍在蘇俄軍隊佔領之下，人們 對於未來的日子，不敢預料。甚至對蘇軍是否要長久佔據東北，也不敢預料。三十五年冬天，總算是真的看到了漢家旌旗，從異族的統治下，被解救出來，所以那一 年的過年，居民們著實的大魚大肉的吃了幾天，有些商家並把國軍的軍官們請到家中吃年夜飯。

「派系之爭」激烈

不過自三十五年冬天開始，接收人員內部的派系之爭，也越演越烈。那時長春有三個派系，一個是陳果夫、陳立夫先生的系統，一個是朱家驊先生的系統，另一個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其中以陳系和朱系之間的爭執較為劇烈，劇烈的程度，甚至到雙方互在牆壁上貼標語對罵，在餐館中吃飯遇到一起時，雙方會怒目而視。

長春大學是由朱家驊系的人黃如今校長主持，吉林省議會議長畢澤宇先生，受到朱家驊系人馬的支持。吉林省黨部主任委員兼中央日報的社長是李錫恩，屬於陳系。吉林省政府主席梁華盛和省議會議長畢澤宇，過從較密。因此長春的中正日報也傾向朱系。

那些政治上的爭執，政學系的人，似乎沒有介入，因為東北行轅行主任態式輝將軍，是東北政務的實際負責人。政學系的人，都位居要津，從事作官，對陳朱雙方都不得罪。

那些派系之爭，陣線十分分明，而且雙方互相蒐集對方的情報，這些內部之爭，使得一些知識份子很失望，因為雙方都忽略了共同的敵人共匪。至於軍方人士，也未介入派系之爭。但中級軍官，則忙於和女學生談戀愛，參加舞會，帶女友坐在吉普車上逛街。

共匪破壞停戰令

長春寧靜的日子，過了大約半年，但不幸的日子，終於到來，在三十六年的初春，共匪軍隊首先破壞了停戰令，開始進攻長春北部的德惠縣城。德惠是長春以北的重要城巿，由孫立人所屬的新一軍五十師駐守，師長是湖南籍的潘裕昆將軍，他率領所部，孤軍奮戰一週，擊潰了十倍於守軍的共匪，那次戰役中央曾調動了陳明仁將軍的七十一軍馳援。記得某一個晚上，陳明仁將軍自長春乘車東北上時，那輛車子掛滿了霜雪，陳明仁的小鬍子也結了霜，孫立人將軍到長春車站送行，和陳明仁緊緊握手。陳明仁告訴記者們等候他的好消息。不過在陳的七十一軍抵達以前，德惠之圍巳解。

在德惠解圍之後，孫立人將軍和中外記者團，先後抵達德惠。筆者是隨記者團赴德惠採訪的記者之一。那次赴德惠採訪的記者，包括北平益世報特員高慶琛，上海申報特派員趙展。我們坐了一火車之後，改乘軍用吉普。在出發之前，每一位記者從第四綏靖區司令部領了一幅氈靴，一支手槍，一個手電筒筒，一套新的軍用厚大衣。

一次危險的採訪

當我們換乘軍用吉普車時，巳經天黑，天空並飄著清雪，我清楚的記得，那一天的氣候是零下十七度，坐在吉普車的前座上，腳凍得很痛。雖然腳上的氈靴很厚，仍不足以禦寒。那次採訪確是一次冒險的採訪，因為敗退的匪軍，仍留在我們經過的公路不遠的村莊中，雖然我們的車隊，有一隊士兵保護，但戰鬥隨時可以發生。而且車隊前後的距離很遠，不能相互照顧。

車行在前不著村，後不把店的東北大草原上，遠處看不見燈火，近處也看不見燈火，大地寂寂，風雪淒淒。在午夜時分，才到達潘裕昆的師部。我們到達德惠後的第一件事，是用溫水洗臉，吃飯，聽取潘裕昆的簡報以後，就鑽進帶拉鏈的羊絨被中睡覺。第二天一 早，出城去看戰爭的現場。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堆積起來像座小山似的人的屍體。那些匪軍的屍體，凍得僵硬像似魚巿場上的凍魚。匪軍大多穿的是兀拉鞋，其中有十五六歲的女兵，頭髮上紮著紅布條，女兵和男兵的屍體堆在一起，因為是凍的殭屍，看上去都沒有血跡。有些膽小的同業，用手擋上了眼睛，戰場的四周，用一句「屍積遍野」來形容，實在不能算過份。

記得那一天早晨，是個晴天，但寒風凜烈。德惠城內，有些房屋被炮火打得倒塌，有些地方，還在冒著一縷一縷的青煙。電線也被打得七零八落。玻璃窗的碎片，也散落到街上。但我們的士兵，卻滿有精的荷槍站崗。

據潘裕昆將軍告訴記者團說：共匪在圍城之戰中，採用的是人海戰術，一波倒下去，一波又衝上來，但他們的人海，最後還是抵不住火海。因此他的結論說：德惠之戰，是人海對火海之戰。

自然守軍也有相當傷亡，但國軍的屍體，巳被掩埋。清掃戰場的工作，巳初步完成。軍用電話線正在修復中。

孫陳計畫渡江

那一天我們也在戰地碰到孫立人將軍和陳明仁將軍，他們兩人一致主張，乘機向松花江北岸進攻，直取哈爾濱。但他們的計畫，受到南方方面的阻止。

那一天記者們看到了前所未見的敵人最大的傷亡，也看到共匪部隊少年兵、老兵和民兵混合進攻的實際情形，因為屍積如山是最好的證明。同業們回到師部後，便開始和報社通長途電話，大家搶著報告新聞。京滬和北平一帶報紙的記者也把電報發到長春，再託人轉發到總社。

那一晚我們又住在師部中，但我一閉起眼睛，就想到那個十五六歲頭髮上扎紅布的女兵的屍體，那情景到現在想來，還恍似昨日。那晚很久很久不能入睡，想到共匪的瘋狂攻城，進行殘忍的戰爭……聽到外邊士兵在換崗時的腳步聲。

第二天我們回到了長春，連夜趕寫了一篇「吊今戰場記」。動筆時，似乎毫不吃力。

在那次戰役過後不久，潘裕昆將軍升任了新一軍軍長，五十師師長則由他的副師長楊溫將軍升入任。

那次戰爭，打過以後，五個月內，共匪的部隊未敢蠢動。長春和瀋陽兩地，繼續沉醉於歌舞昇平中。

不過民心和士氣，卻逐漸低落，東北各地的人民，對於接收人員的印象，越來越壞。報紙上也開始對若干接收人員，開始攻擊。不論是政治和軍事，都開始走向下坡。

當時最大的毛病是軍事和政治，不能配合，高級將領和中級幹部脫節，中級幹部和士兵脫節。軍事會議，雖然不斷的在瀋陽和長春舉行，但大家都互相埋怨，互相推卸責任。地方向中央推，第一線部隊，指責參謀本部，參謀本部則指責第一線部隊已成為驕兵悍將。

也就在那一時期，東北的流通券逐漸貶值，通貨開始膨脹，東北的人民在談話時會說：「錢毛了！」東西貴了，於是囤積居奇的情況，開始發生。人民對政治的向心力，日漸衰退。歷史該向誰追究責任？於是熊式輝軍成了「眾矢之的」。

陳誠、熊式輝走馬換將
四平之戰

三十六年五月廿一日，共匪攻陷公主嶺，長春和吉林外圍，突然呈現緊張。五月廿四日，共匪又大舉向四平進攻。到六月三日被守軍擊退。十天後再度向四平猛攻，根據當時軍方發布的新聞是：共匪進攻四平時，曾經驅使日俘三萬多人參加戰鬥，共匪的指揮部中，並有一個十五人組成的蘇俄代表團在內，協助共匪作戰。

四平之戰，打到六月二十七日，共匪把鐵西區的工事碉堡，全部摧毀，並且佔據了那個地區。也就在四平之戰的緊張期中，最高檢察署在六月廿八日下令，通緝毛澤東。

四平之戰的守軍是陳明仁將軍所屬的七十一軍，在血戰的半個月中，七十一軍連火夫都走上火線，把民間的黃豆，用作防衛的「沙包」。

在四平之戰中，遼北省政府主席劉翰東和防守司令陳明仁之間，相處得十分不好，甚至是在戰火最烈，守軍撤守鐵西區時，沒有通知劉翰東。後來在四平解圍之後，劉翰東曾經向當時的參謀總長陳誠將軍，告了一狀，說陳明仁的部隊在四平之戰中擾民。劉翰東是陳誠將軍保定軍校八期的同學，因此陳誠對於劉翰東的話，深信不疑。當時的陳明仁則認為他受了劉翰東的害，私下表示不滿。

四平解圍，是六月三十日，當天自長春和瀋陽兩地馳援的國軍，在四平會師。 七月二日，國民政府明令嘉獎四平守軍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及其部隊，並優恤死傷軍民。又過了兩天，國民政府的國務會議通過「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共匪叛亂方 案」。四平之戰結束後，長春和瀋陽兩地的記者，分別由軍方派飛機送往四平採訪。筆者隨長春記者團飛抵四平時，飛機降落後，所看到的是一縷一縷的濃煙，從大 豆包中冒出；所嗅到的是人的屍體臭氣。那是陳明仁從地窖中走出後的數小時。因為他的指揮部就設在一個地窖中。那時他尚沒有時間，剃剃長出很長的鬍鬚，所以 新聞記者就以他的鬍鬚作為拍照的對象。

斷井頹垣

陳明仁為長、瀋兩地的記者團舉行了簡報之後，並陪同記者們到鐵西區視察，整個鐵西區，幾乎全部毀於炮火，陳明仁當時曾經表示：這座孤城，得以保存，守軍是以寡擊眾，完全是如兵法上所說的「置之死地而後生」。

那一天陳明仁留記者們晚餐，僅有一道菜，是豬肉燉黃豆。陳明仁不斷的用筷子把菜中的豬肉，向坐在他身邊的記者們的飯碗中挑。他並且說：大家來的快了一點，沒有什麼蔬菜來招待賓客但卻可以看到若干戰場上的真實情況。

那天晚上，我們就住在陳明仁的司令部。由於大部分通訊設備被毀，僅有一條電話線通長春和瀋陽，大家約定當天晚上，不發電報和電話，但結果還是有兩位同業，偷偷的和通訊連的一位連長聯絡好，在午夜十二時過後溜出去和自己的報社通了電話。

第二天長春的記者團，又在縷縷的濃煙，和人的屍體的臭氣中，飛離四平，當飛機在四平上空繞飛一週時，從機窗向下望去，真是一片斷瓦頹垣，景象十分淒慘。

當然這次我們又看到一堆一堆的共匪軍隊的屍體，也看到了受傷的俘虜，以及我們自己的傷兵。不過遼北省府主席劉翰東，沒有和記者們見面，因為當時軍政雙方，依然在鬥氣。

四平之戰，較諸同年春天德惠之戰，打得更為激烈因為德惠之戰，僅歷時一週，即告解圍，而四平之戰，則打了半個多月。軍方在當時為這兩次重要戰役所下的評語是：德惠之戰，是共匪試探性的反撲，四平之役則是反撲的正式展開。四平之役後，東北國軍，便處於被動的狀態。

#p#陳誠接替熊式輝

自四平之戰後，中央才真的感到局勢嚴重，因而打出一張王牌，那是三十六年八月廿九日任命參謀總長陳誠將軍兼東北行轅主任，來接替熊式輝將軍。在陳誠的新職發表以前的半個月，中央先宣布：東北的軍政統一，將東北保司令長官並入行轅，司令長官杜聿明將軍執行轅副主任，陳誠將軍也兼東北行轅政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陳誠將軍到任以後，特別注意整飭軍隊風紀，他不重視地方武力及游雜部隊的觀念仍然未變。在當時他對於新聞記者，也不具有好感。他在未就任行轅主任以前，以參謀總長身份飛瀋陽視察時，便下了一個條子，把軍聞社瀋陽分社的一名記者，押解回南京法辦。原因是那名記者發錯了一條軍事新聞。陳誠將軍兼任行轅主任以後，看到了一批著軍裝而不戴階級的記者，常追隨在他的前後，採訪新聞，他對於這批服裝不整的記者，頗為惱火，於是又下了一個條子：新聞記者不得穿著軍裝，而且這道命令，十分有效。長瀋兩地記者的軍裝，都被軍方收回，。一直到衛立煌將軍接替陳誠將軍之後，記者們才又重新穿上了軍裝。

陳誠將軍那一年剛剛五十歲，他在瀋陽停留了整整半年，但終於未能扭轉危局。在他的任期中，共匪曾經連續發動了四次攻勢，一度且曾向瀋陽作試探性攻擊，但都被擊退。

當時陳誠將軍在政治上，做了幾件重要的事，其中包括裁併駢枝機關，限制東北的資金流向關內，調節物資和穩定物價。三十六年十二月，他的胃疾發作，仍在病榻上指揮軍政事宜。一直到三十七年二月，中央派衛立煌為東北剿匪總司令，陳誠才返回南京轉赴上海，割治胃疾。

東北人民給與陳誠將軍的評語是：他居官清廉，敢做敢為，肩膀有擔當。他很愛讓人民，但對文武官員，約束得很嚴，可惜的是對於扭轉局勢，似乎也無能為力，頗有大廈將傾，一木難扶的模樣。當然陳誠將軍那時正在壯年，剛愎自用的性格，也特別強，不過他忠黨愛國，沒有私心，一心一意想把事情做好，也是人們所公認的事實。

孤城長春

三十六年夏秋之交，長春市長趙君邁，回到南方，那年八月，孫桂籍接任長春市長，那時孫桂籍還不到四十歲，他常和新一軍的師長文小山以及警察局長樂干，到長春郊區視察工事。大事局雖然不好，他工作得倒是滿有勁的。他和中央社長春分社主任劉竹舟也有私交，在公余之暇，也常常跑到中央社去聊天。長春市民，覺得他的最大長處，是沒有官僚習氣，真正想做點事情。

當時的長春市，是一個省轄市，受吉林省主席的指揮監督，但她的重要性卻行政院的院轄市。

那時長春的內部，雖然很平靜，但除了吉林長春間的交通，尚能維持以外，事實上全城正陷於孤立中。那一年夏天，梁華盛將軍，曾經邀請長春各報記者和京滬平一帶駐東北特派員到吉林的省會永吉參觀。梁將軍除了為記者舉行簡報外，並陪同記者們游吉林北山，看大地荷花池，訪問八百隴的長白師範學院。

那時候軍人出任省主席，尚無「外職停役」的規定，所以梁華盛總是穿著他的兩星中將軍裝。當時他成立了吉林省工礦聯營處，省府的行政效率也很高。他也常倡導「府會一家」。那就是說省政府和省議會，該合作無間。

三十六一整年，對長春而言，雖然外圍緊張，但內部的情形尚穩定。當時孫立人將軍，己調往瀋陽的長官部任副長官，不久他就到臺灣鳳山，訓練新軍。長春的第四綏靖區司令官則由新一軍軍長潘裕昆兼任，同時把李鴻的一個師，擴編為新七軍，成為防守長春的主力。

宋壽椿和「皇宮機場」

當時長春地區另一位軍方重要人士，是空軍上校宋壽椿，因為當時他是空軍長春站的站長。空軍總部，於三十四年冬在長春地區，成立第十四地區司令部，到三十五年七月間結束，由錢國勛上校任留守處主任，實際業務，則交由長春站處理。長春空軍站所主管的業務，以空運為主，長春地區本來有兩個機楊，一個是大房身機場，另一個是寬城午機楊，已經不能用，於是宋壽椿在日據時代溥儀做「皇帝」時的「皇宮」，另修了一個小機楊，他為它取個名字，叫「皇帝機場」，專作L5小型機起落之用。L5機僅能乘坐三人，是小型聯絡機。「皇宮機場」在後來大房身機場也被共匪佔據時，是當地最後唯一的一個小型機場。

宋壽椿當年剛剛三十出頭，他愛和新聞記者做朋友，一有工夫，他就自己開吉普車到中正日報來接我一道打網球。他有時甚至強迫式的要筆者放棄其他工作，拉著骼臂坐上吉普車，開往網球場。

但在他做站長的那段期間，我也送走了許多朋友，自長春飛往瀋陽。現在在內政部民政司擔任科長的劉勝超，就是宋壽椿在一張紙條上批上「特准」兩字，自長春飛往瀋陽的。

三十六年底宋壽椿被調回第一軍區司令部擔任飛行科長，錢國勛也被調回第一軍區任第四處處長。長春站的業務由副站長王丕績中校代理，那時的軍事情況，已愈來愈壞。有許多人準備離開那座危城。那一年冬天，長春的燃料缺乏，各機關多以豆餅，作為火爐的燃料—豆餅系榨荳油所餘之豆粕，成餅狀，大如卡車之車輪，地方人 民，用為牲畜之飼料—用以取暖。但城內的糧食，尚不缺乏。

吉林被圍十八天

三十六年十月十二日起，共匪開始向吉林進攻，並完成了包圍態勢。吉林的守軍，正是不久前剛剛被雲南省主席盧漢宣慰過的雲南部隊六十一軍。那支隊伍，當時的士氣很高，防守嚴厲密，而且不大虛發子彈。

共匪在東北地區，所採用的戰術，一直是圍「點」打「援」，所謂圍點，就是圍住一座城池。所謂打援，就是埋伏下兵力，截擊援軍。同時他們善用「口袋戰術」，等國軍孤軍深入袋形陣地中，他們就包圍上來。正因為如此，所以吉林省會永吉被圍困時，自長春、四平兩地馳援的國軍，在試探中前進馳援，到了吉林被圍的第十八天，長春四平兩地的國軍，才在吉林會師。

在吉林被圍的一段時期中，長春的中正日報，常有極其確實的獨家新聞發表，而那些新聞，多是梁華盛將軍在長途電話中，自己講給總編輯張知挺的。

不過在當時，戰況愈緊張，報紙的銷路愈好，吉林圍城時，中正日報的銷路，直線而上。但張知挺卻說：他寧願報紙垮臺，也希望吉林之圍，早日解除。

吉 林解圍之後，梁華盛來過一次長春，也到中正日報的董事長辦公室坐了一下，對中正日報的表現，也多所鼓勵。那時中正日報比省府的機關報吉林日報辦得確實高明得多。惟一差勁的就是報紙的標題常有廣東句法出現：例如稱「抵達」為「抵步」……因為編輯部的班子，百分之九十是廣東籍的總編。

當然吉林省政府中，也有許多廣東人，那些追隨梁華盛將軍的廣東人，在吉林和長春一帶，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怕冬天，怕下雪，怕吃高梁米飯，也怕吃麵食。所以後來一有機會，中正日報中的廣東編輯，便想請假，回廣東的中正日報工作。

瀋陽緊急

現在我們把話題再回到長春。三十六冬天的長春，是在寧靜而肅殺中度過。那年冬天，共匪林彪的第四野戰軍部隊，自松花江南下，繞過春長，直撲瀋陽。當時共匪的行軍方法是晝伏夜行，以避開國軍飛機的空中偵查。共匪的部隊，也不結營，他們專住民房，對新竊據的農村，既不清算，也不鬥爭，而且呼農民為老伯。部隊開走時，替農民把院子得干乾淨淨，用虛偽的手段來騙農民純潔的感情。但等他們一站穩腳步，清算鬥爭，立即展開，等人民覺悟到共匪的作法是「嘴甜心狠」，「先甜後苦」的那一套時，已經為時太遲了。

三十六年冬天，共匪就是用嘴甜心狠的手法，騙過長春以南的農民，晝伏夜行的接近瀋陽。那一年的十二月十九日，瀋陽外圍，突然發生激烈戰，十二月廿五日，共匪猛攻瀋陽以南的新民和彰武等地，陳誠將軍曾調華北剿匪總部傅作義的部隊空運瀋陽增援。北寧路上，也兵車轆轆，軍運頻繁。

那時也就是陳誠將軍，在病榻上指揮軍事調動的時期。在當時中央政府也下定決心，保衛東北。但毫無疑問的是國軍所佔領的地區是城市，是點，而共匪所盤據的地區是鄉村，是面。正符合了共匪所推行的以鄉村包圍城市的策略。他們的部隊使用的是輕裝備，而我們的部隊在行軍時，要挑著大鍋、餐具，以及糧草。

市政府的應變工作

長春市政府所作的應變能力，不是準備如何武裝民眾和共匪進行一次巷戰，而是替各級官員，填寫假的身份證，蓋上真的市政府印章，每位新聞記者，也發給一張假的身份證。市政府在發假身份證時並鄭重說明：是給大家作為逃難之用，使共匪在進城後，無法根據身份證逮捕公教人員。同時把市政府保留的戶籍冊，也先行燒燬。這些作法，都是一些失敗主義的作法。但在當時，沒有人提出異議。

人們的腦海中所想的是怎麼逃難，如何能搭上飛機，當地居民，把「接收大員」，稱為「劫收大員」，以發泄胸中的憤怒。事實上那些人民都是愛國而且反共的。甚至有人翻出舊帳說：九一八時候，官員們把人民丟下跑了，讓他們受了十四年的異族迫害，現在共匪還沒攻城，而大官們卻已作逃走的計畫，又把他們丟下，任由共匪宰割。

特別是年輕的一代，感情顯得特別激動，我每次到長春大學和青年訓導班上課時，學生們都要求，替他們分析時局的發展。他們並且表示：在抗戰時期，他們沒能為苦難的國家盡點力，這次在剿匪之戰中，他們倒想替國家流一些血。但是他們請纓無路，報國無門。國家的事，似乎沒有人管。

面對那些純潔的靈魂，我實在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他們。但卻覺得這批大孩子，十分可愛.

軍事調處執行部解散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馬歇爾特使返回美國，就任國務卿。一月十六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希圖繼馬歇爾之後，續作調人。但他剛把恢復和談的方案向王炳南提出時，立即遭到共匪的拒絕。一月廿日中央宣傳部發表了政府恢復和平商談的願望與經過，一月廿四日共匪聲明拒絕和談，終於在一月卅日，政府鄭重宣布：解散軍事三人小組和北平的軍事調處執行部。這是「馬歇爾八上廬山，晉見蔣主席」四個月以後的事馬歇爾最後一次上廬山，是三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很明顯得，當時的共匪，已經由劣勢轉為優勢。他們當時的策略是：軍事上失敗，即態度軟化，高唱和談，等元氣恢復後，即藉詞破壞和談，開始進攻。近廿五年來，不僅中共匪幫的 策略如此，全世界的共黨所使用的策略，也大都如此。

美國的馬歇爾元帥返回華盛頓後，多少清楚了中共的一些作法，但司徒雷登在當時仍誤認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並相信中共也具有「人性」，那是他受了北平燕京大學畢業的共產黨徒的包圍一項有計畫的包圍直到若干年後，他返回美國之後，才發覺他受了中共之騙，上了中共的當。

在長春和瀋陽、東北的各重要城市中，對於政府和共匪間的停止和談，解散三人小組和軍事調處執行部，並未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當時人們的心理，仍然未把共匪放在眼中，並對於國軍具有充分的信心。

然而在軍中，由於過去一年多的「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士氣十分低落，而高級帶兵官們，包括軍長、師長、團長，很多人都找機會發財，除了極少數部隊，像青年軍的二○七師等尚未腐化外，一般部隊，已逐漸喪失了戰鬥意志。

當時的知識界，雖然有很多人，對東北的前途焦慮，但卻沒想到後果演變到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嚴重。人們所瞭解的只是一切在向下坡走，不論是在政治上以及軍事上，都在走下坡路。

盧漢飛東北勞軍

三十六年九月十九日中央派雲南省主席盧漢飛往東北，慰勞雲南遠征軍。

盧漢抵達長持春後，住在市政府的賓館，他也在賓館中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說明蔣主席對遠征東北的雲南部隊，十分關切，特派他前來慰問。那時駐在東北的有兩支雲南部隊，一支軍隊駐錦州一帶，另一支則駐吉林，那是曾澤生將軍所統率的六十一軍。

盧漢在長春時，長春市參議會和地方各界，為他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那時的市議長霍戰一在致歡迎詞時，曾引用東北的「諺語」說：過去的北方人發配到雲南時，人們則稱之為去遭「雲南大罪」，現在的雲南部隊，到東北剿匪，則是到東北受「東北大罪」。因為比喻不大得體，盧漢聽了頗不愉快。市府的官員特別跑到記者席上關照採訪的同業們，不要引用這句話。以免登在報紙上，反而刺激了六十一軍的官兵。

盧漢那次到長春和吉林一帶勞軍，曾到達雲南部隊所駐的防區，和高級軍官及士兵見面，完成中央所賦與他的任務。那次陪同他一道赴吉林和長春的正是曾經和蘇俄紅軍辦過交涉的東北行轅副參謀長董彥平將軍。

董將軍陪同盧漢，前後約十天左右，他們在吉林省城，也接受省主席梁華盛的盛大歡迎。梁將軍並以吉林名產「鍋鐵」，來招待嘉賓。鍋鐵系以打破之鍋的一大塊鐵，上置肉烤之盧漢一路上，看到東北資源的豐富，曾向董彥平將軍，讚揚不已。他對於吉林的風景，也十分激賞。當他飛回雲南時，專機上還帶了兩隻梁華盛送給他的來亨雞，那時來亨雞在大陸上，還是很珍貴的東西。

吉林國軍撤守

民國三十七年春一月十七日，政府明令設置東北剿匪總司令部，並任命衛立煌將軍為剿匪總司令，行轅主任陳誠將軍則飛往上海養病。行轅撤銷。

那一年的三月十三日發生了幾件重要大事，第一是國軍撤離佔據領將近一年的延安。共匪攻陷四平，吉林守軍和省政府，撤離永吉，退守長春。當那批滿臉倦容的國軍，撤抵長春時，筆者曾到營區採訪，曾澤生將軍且曾表示：我們終將有重返吉林的一天。但實際的情形是士氣大為低落，和國軍最初克復長春時，像似猛虎下山的情形，已經不見了。前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局勢的變化，真是太快了！

記得撤退那一天，吉林省府的官員，更顯得疲倦，教育廳長胡體干先生，撤到長春，就臥病了一個時期。省主席梁華盛飛往瀋陽述職，不久就擔任瀋陽地區防守司令。瀋陽防守司令，第一任司令是楚溪春將軍，第二任是王鐵漢將軍，王鐵漢是在三十七年二月出任遼寧省政府主席，仍兼瀋陽防守司令，到四月間他才把防守司令職務移交給梁華盛。

自吉林的國軍撤守後，整編的新七軍軍長李鴻與六十一軍軍長曾澤生之間，便發生了相當嚴重的摩擦，那些摩擦中，包括部隊的武器不同，彈藥不同，甚至在伙食方面，也相不同，駐防地區，也有爭執，那些都是一些衰敗的跡象。也就在那一時期，匪諜在軍中，也作了一些挑撥離間工作，同時在長春市內，也發現了共匪的傳單，他們用郵局寄信給各學校的教員，要他們保護校產，將功折罪。那些當然是他們所作的心戰工作。因此長春市民，開始人心惶惶。

這是最後一班飛機

長春的寬城子機場，被匪佔領了，大房身機場也漸漸不保險了！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長春空軍代站長王丕績告訴我說：明天有一架飛機載運國民大會代表到瀋陽，那是最後一架從長春起飛的軍機，如果再不走，就沒有機會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寫了兩封信，一封留給長大我教過的那班同學，一封留給青年訓導班的同學；大意是說：我走了！我坐最後一架飛機走了！大局比我們想像中要壞得多，希望同學們能尋找機會，到南方去。

那時中正日報的總編輯張知挺，已奉梁華盛的電召飛往瀋陽，由一位姓陳的編輯主管任代理總編輯。我告訴他，明天一早，我要坐最後一架飛機離開長春，那位陳先生，聽了我的話，默不作聲，但是也沒有提出異議。就這樣我告別了我工作將近兩年的報社和學校。

魏德邁的建議

也就在盧漢訪問東北的同時，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特使魏德邁將軍，向華盛頓提出他的建設議：由五強監護東北，或由聯合國託管。這項建議，自然遭到我國的強烈反對，特別是東北地區的人民，在異族的迫害之下，過了十四年失去祖國庇護的生活，更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所以當那個消息在報紙上以傳聞的方式發表時，長春市議會，首先反對，市議會在反對那個建議時，也主張把香港九龍收回。記得當時，我寫這一條消息時，中正日報曾以它作為一版的頭條新聞。同時我也把長春市議會反對魏德邁的託管東北建議及主張收回香港、九龍等新聞，用電話發往瀋陽的東北前鋒報。

東北前鋒報的發行人是馬愚忱，社長是現在擔任立法委員的侯庭督。我已記不清楚是什麼人介紹我兼任東北前鋒報駐長春的記者，但我卻幾乎每天都借用鐵路電話，給前鋒報發新聞。不過那時前鋒的經濟情形很壞，我兼做了很久的記者，僅領過兩個月的薪水。當然借用鐵路電話發新聞，是不用前鋒報付費的。不過我很喜歡前鋒報的辦報精神，因為社長侯亭督在瀋陽時，他自己接過我的新聞電話，加以記錄。副社長吳廷賢也接過我的新聞電話，不過我一直沒見過馬遇忱先生，但聽別人說：他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天下有很多事，就是那麼湊巧。那一年社長侯庭督要到長春看他的堂弟。他打了個長途電話給我，告訴我在第二天的某一時間抵達長春。因為平日僅在電話中交談，素未謀面。所以我特別寫了一個大木牌：「歡迎侯庭督先生」，豎在車站的貴賓室前。結果是圓滿的。沒想到三十八年，我逃難到廣州，一下黃沙車站，身上的帶的財物，全被扒手扒光，身無長物。在愛群酒店的門口，遇到了侯庭督，那時他已是立法委員，他看到我一身狼狽之相，立即掏出二百五十圓的港幣，送我作為零用。那兩百五十元港幣折合今日的台幣相當兩千元左右。那些港幣的價值，卻相當於實際幣值的好幾倍。

被衛兵軟禁十五分鐘

前面說過，自從陳誠將軍出任東北行轅主任以後，所有的新聞記者，都不能再穿軍裝，因此在採訪上也十分不方便。三十六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到第四綏靖區司令部去採訪，因為穿的是便衣，吉普車剛開到門口，便被衛兵阻止：而且大喊一聲「老百姓怎麼可以坐軍車」，當我下車拿一張名片給那位衛兵時，他更為惱火，連連說了兩遍，「新聞記者有什麼了不起，不要用名片唬我」。我告訴他要見司令官潘裕昆將軍，請他代遞名片，他就更為惱火。大喊一聲，你用司令官唬我，我先把你關起來。不由分說，就往衛兵室里拉。在這個時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而且要真的僵持下去，會有更壞的後果。因為前些日子，北平世界日報的記者樊放，在一個師部裡，就被衛兵打了一個嘴巴！一時新聞界引為奇談。所以我決定忍耐，因而在衛兵室中，被軟禁了十五分鐘。好不容易，看到一位中校軍官，自裡面走出，於是我大叫：你們的衛兵太不講理，既不讓我進去，也不准我出去，是什麼道理？那位軍官問過我的身份之後，搖了個電話給潘裕昆的主任秘書陳鑫，陳帶了衛兵連長，把我接出衛兵室，並告訴衛兵連長，要處分那個士兵。

不過陳鑫在陪我去看潘裕昆的路上，告訴我，見到軍長時，不必提起方才的事，因為最近各地的戰況不好，軍長很不耐煩。不要再以這些小事，使他煩心。我當然依照陳鑫的話去辦，和潘裕昆談話時，沒有提到被衛兵軟禁的事。

不過那時是我做記者以後，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尊嚴受到傷害，因而難過了好多天，但在以後的二十五年中，因為採訪受人侮辱、挨罵、驅逐，到報社告狀的事，層出不窮，又覺得當年在新一軍被禁足十五分鐘的事，到是很平常的事了！

近年來我常和我所教的新聞系學生在課堂上討論，如何建立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使人們能夠衷心尊敬新聞記者，而不敷衍新聞記者；能夠使採訪對象對新聞記者採取友善態度而不敵視記者。能夠不利用新聞記者，而願意和新聞記者合作。討論的結果是得不到具體的結論。但大多數新聞系學生認為：那是整個社會的結構問題。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怕要等到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建立起來。不過有一點該向讀者說明的事：這二十五年來，國家的一切，都有顯著的進步，但多數官員，防記者像防賊似的作風，並沒有多大改善。官員們對待記者的手法，依然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作法。而一般沒有常識的官員們，把報社的負責人看成機關的首長，把記者看成報社負責人的部屬，更使人涕笑皆非，因此有很多政府官首長和新聞記者見面時，常開頭便說些幼稚和淺薄的話：其實中最常見的話是：「你們的社長或者總編輯，是我的朋友」，「昨天還和你們的發行人一道打牌」。

對於這些不學無術的官員，會使人從心裏產生厭惡之感，因為他們從不瞭解記者到底是做什麼的。

瀋陽的繁華夢
別矣長春

三月的長春，春雪未溶，大房身機場四周，白茫茫一片，遠處隱隱有炮聲。

在雪地上，約有四十幾個人，在等候著飛機，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當選不久的國民大會代表，三分之二是經政府核准撤退的官員，新聞記者，僅有筆者一人，當時的大房身機場，已在共匪軍隊的大炮射程之內。軍用連輸機落地後，需要立即起飛。我們這批候機的人，每個人面部的表情，都有些焦慮不安。生怕就在我們等候飛機的這段期間，飛來炮彈，或者匪軍突然向機場進攻。因為空軍方面的人員告訴我們，這是最後飛來長春的專機，而且機場的安全不能保險。

一架C46軍用機，終於落地，大家候機的時間，已經超過兩小時。飛機停留不到十幾分鐘，即凌空起飛，在長春城的屋脊上，繞飛一週，可以看到「溥儀皇宮」的黃琉璃瓦，在陽光照射之下，正閃耀著光華。

在飛機上，默默的告別這座飽經憂患的名城，心中有著無限感慨，在兩年多的日子裡，在兵荒馬亂中，日子顯得特別長。但在當時很有再度回去的信心。就好像第一次撤退時一樣。沒想到離開長春後，一轉眼間二十四年過去了，而且「遙遙無歸期」。

我很懷念，大同公園湖邊的細柳，還有落雪的日子，把車子開到南嶺的大學區。在長春大學和青年訓導班授課時的情形。那些年輕人的蘋果臉，臉上充滿青春的希望與笑容。以及中正日報的那座白樓，冬天坐在暖氣包上，看窗外大雪紛飛。還有更美的是坐在馬車上，聽馬車伕用腳踏車鈴的聲音。車輪帶走一片薄雪，在馬車的旁邊 飛舞，像一層薄紗。

在長春兩年多，像似在「政治舞臺」上，看了幾幕戲劇，演出的人物，包括熊式輝將軍，董彥平將軍，蘇俄的紅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和他的參謀長特洛曾科將軍，還有孫立人將軍，粱華盛將軍……那裡的「晚會」，「迎官號」，心地純樸而善良的小市民，派系傾軋而互不相容的黨務工作人員……那是一場悲劇，一件歷史上的悲劇。不過我在最後一幕「落幕」以前，先離開那裡。

近年來常常作夢，夢見蘇俄紅軍的刺刀，指向自己的胸口，夢見雪地上吹口哨的夜行人，枯樹枝上，結滿了霜雪的公園，以及一群年輕人在玄黃的電燈下，討論國家前途的影子。許多背景，都是長春城。那些夢中，自然少不了我自己，和自己的影子。

田園寥落干戈後

自長春飛回瀋陽後的第三天，我自軍方借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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