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第三屆行政長官，於3月25日產生。800人的選舉委員會，圈出63歲的曾蔭權，繼續主持「一國兩制」下的特區政府；49歲的大律師、公民黨的梁家傑敗落。
圈選的結果，是意料中的事。在「一國」的屋檐下，曾蔭權獲北京全力支持，得到六百多個選委提名，梁家傑則只獲一百多個選委提名；投票的結果，與提名人數成正比例關係，在772張有效票中，曾獲649票，梁得123票，分別佔84%、16%。
傾斜政策與指令控制
香港產生行政長官的制度設計，由中共中央實際主持。在它的色彩意象和傾斜政策之下，八百人的選舉委員會向「紅臉人」傾斜。所謂紅臉人，是指傳統左派、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等，他們與北京早有政治血緣。
制度設計的極度傾斜，有利於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指令控制和指導控制。這種源自計畫經濟體系的控制模式，必然使圈選特首先有北京的「計畫性」，即打算安排誰當特首。在「計畫」控制下，八百人的投票，大體是回應北京"計畫安排"的一種形式。與其說這是「選舉」，倒不如說是北京意旨下的「推舉」。
對於香港居民而言，這樣的「選舉」是關於民主的「苦澀童話」，只是以「童話」講「民主選舉故事」，令人發笑後有苦澀之感。
納稅人士沒有選舉權
儘管北京嚴控香港選局，但與前兩屆比較，這次倒有小小的進步，開放了「候選人」的公開辯論，讓港人瞭解他們的新平臺。
開放公開辯論並不足夠，佔很大比例的港人期待早日有一人一票的普選。泛民主派提議在2012年以普選方式產生特首，有相當高的民意支持。
按照基本法第45條，行政長官要達至普選的最終目標。這樣的規定，是向港人開出一人一票選舉期票的標誌。
對於期票的兌現，北京官方和「愛國界」與民意有很大的距離，有人把「最終」說成二十一世紀四十年代；更多人把民主選舉與「亂局」聯在一起，並以臺灣政局動盪為由反對2012或2017年普選；說得最多的「理由」，是英國統治香港期間從未有普選，何必在近10年內舉行普選。
香港的經濟繁榮、社會穩定，與數百萬繳納入息稅、利得稅、差餉的人息息相關。佔極大比例的納稅人只有義務而沒有選舉的權利，與全球政治文明的發展背道而馳。不能說英國沒有給港人普選權，現在或稍後港人就不應享有普選權。這正如毛澤東時代沒有市場經濟、也無「和諧論」，在毛之後就不應有市場經濟和構建和諧社會之說。
具備普選行政長官條件
英國雖然在香港只推行分區立法局直接選舉，沒有政府首長的普選，但他給香港留下四大政治遺產：以司法獨立為基礎的法治，居民充分的自由，包括公務員行政中立、廉潔的文官體制，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它使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受到法律和制度的有效約束。以法、制為基礎的秩序文化，亦比中國大陸強。
就經濟實力而言，香港也有追求普選的基礎。2006年的人均GDP，中國大陸約二千美元，香港則超過一萬五千美元，香港的人均外匯、財政儲備和國際旅遊收入，也遠在中國大陸之上。
國際有公信力的調查顯示，香港的經濟競爭力、政府廉潔度，也在全球的前列。
上述的事實，一方面說明，以引起動亂之名反對普選缺乏根據；另方面說明，在中國大陸一時不能推行的改革，香港未必不能嘗試。
盡早實現行政長官普選，不僅不會造成亂局，反而讓行政長官有真正的民意合法性，也使胡錦濤、溫家寶新領導層建立國際形象的新亮點。
北京《中國青年報》和胡錦濤智囊之一的俞可平，已公開倡議「還政於民」，在中國大陸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在各方面的條件都強於中國大陸的香港，何不先走一步試驗普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