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4-05 11:58:53作者：
中國民革安徽省委員會，去年對合肥市上千名小學、中學和高中學生的誠信度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個人誠信行為方面，隨著年齡增長，誠信出現負增長：小學生的誠信優於初中生，初中生優於高中生。調查數據表明，在誠信行為方面，小學生作業沒完成時，83％的人會向老師說明情況；在「考試時遇到難題，而你前面同學的答案盡收眼底」一欄中，83％的小學生表示會繼續獨立思考；而在「如果在圖書館或閱覽室看書，發現好的或認為感興趣的內容」一欄中，87％的小學生表示會摘抄，僅有一名學生回答「悄悄撕掉」。而在被調查的初中生和高中生群體中，從來沒有「考試作過弊和有過作弊想法」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分別僅佔33％和15％，超過60％的學生「偶爾」作弊。而在「如果老師向你瞭解某些同學課堂紀律的具體情況」一欄中，有14％的初中生竟然選擇「避重就輕，不說真話」，這個比例在高中生中更高，達到22％。對隨著年齡增長，中國青少年誠信出現負增長的現象，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從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首先，他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整個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
「人在孩童時期總是有一顆稚子之心。古代的老子、莊子都主張反璞歸真，認為人一旦接觸了社會就會被社會所污染，都是戴著面具生活，說的話可能都是假的。內心與行為是最大程度地背離的。講假話的程度越來越高，誠信度也越來越差。」
但是，在中國特殊的制度中，不講誠信的情況可能更為嚴重，胡教授說，現在中國整個社會的大環境就是教導人們不誠信，人文環境極為惡劣：
「媒體裡面都是大話，新聞沒有真的，都是講大話、空話、在單位講真話很有可能得罪領導、不被重用。所以中國整個的人文環境是極端惡劣，人們對良心、職業操守都非常不看重。」
美國德克薩斯理工大學教育學院的藍雲博士說，據他瞭解，現在國內學生考試作弊的現象已經非常公開，人們見怪不怪：
「我們這裡的同學談到在國內做假畢業文憑、假畢業證書都非常公開，覺得‘這有什麼？對任何人不造成傷害，只是幫我進入所學的專業而已’。這樣的事情不覺得是羞恥的話，說明我們的道德教育是非常失敗的。是一個沒有什麼宗教信仰的社會，所以很多在美國進行社會教育的地方在中國都是空白的。唯一負擔起這個功能的就是學校，但是學校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跟著政府的口徑走，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教授林毓生也就目前中國社會缺乏誠信的現象進行了分析：
「過去中國大陸的社會是一個很封閉的社會，現在是在一個轉型的社會當中，你說封閉，它在制度上封閉性很強，政治權力的一元化，但是從經濟上也沒辦法封閉了。各方面也沒辦法完全由政治權力控制。這種情況下，最主要是法治跟不上，‘治’我是講治理黃河的‘治’，不是制度的‘制’，就是用法律來管理各方麵包括政治權利，包括立法機構也需要用法律來管。這個觀念在國內是不能瞭解的。」
那麼，人們為什麼會產生鑽空子的想法和行為呢? 林毓生教授說：
「的確是因為有些縫子已經出現了，不是說是完全沒有縫子的社會了。不是由一個人說他有絕對權力，大家非聽不行。這種情況下，法治方面又跟不上。又搞市場經濟，本來市場經濟在西方是一個很複雜的演變過程，中間與道德的演化各方面的配合也不是一個政治所能決定的。簡單說就是社會的力量越來越秩序化，產生了市場經濟。現在社會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產生一種言行不符，互相鉤心鬥角，尤其在市場經濟方面互相精心打算這麼樣使心裏話跟外面的各方面能配合？變成一個重要的生活模式了。孩子們耳目渲染以後自然會感覺到利用各種鑽縫子的辦法對自己有利。」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說，孩子年齡越大，誠信度越低，這不能埋怨孩子，中國社會的大背景要負責任，而這個大背景其實就是謊言加暴力的政治。胡教授說，不少黨政官員都信奉講假話，又怎麼能埋怨孩子缺乏誠信呢？
「因為大的背景就是某種謊言和暴力的政治。造成整個官員隊伍信奉講假話。這就致使老百姓和學生都喜歡講點假話，為了入團，入黨，考試作弊等，所以在這種環境裡人們怎麼會有誠信度？」
安徽合肥一家高中的語文教師陳老師也就目前中國社會缺乏誠信的現象進行了分析，陳老師說，過去中國在道德方面的傳統是「恥感文化」，但現在隨著中國社會的快速轉型，「恥感文化」在消失，陳老師說：
「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恥感文化，感到不對就可恥，但現在這種恥感文化在消失。像他貪了錢就盡量不讓人知道，也許時因為轉型階段，很多人都不以為恥。反而覺得時能耐，這就是整個大的社會價值觀的倒退。必然會影響到青少年。」
陳老師接著舉目前在中國較為普遍的學生考試作弊為例說：
「現在整個的道德觀念被破壞之後，很多同學就覺得講哥們義氣，也不看幫什麼忙？不會作就抄我的，他還覺得這是義氣。本來抄別人的和然人抄都不是好的，但現在價值觀的變化，使他沒有辦法判斷。」
而且，陳老師說，現代學生的作弊方式越來越多樣化和現代化，使老師監考的難度也越來越大，比如使用手機互通信息作弊，老師就很難抓住。此外，據陳老師瞭解，在畢業找工作時，有不少大學生在獲獎方面造假：
「在個人簡歷上寫很多獲獎，但實際上大學沒那麼多的獎。有些學生把別人的名字拿過來換一下 就成了他的獎了。這是很普遍的。」
陳老師說，隨著年齡的增長，青少年的誠信度呈現負增長的趨勢表明，中國現代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傳統道德觀念被沖掉，新的道德理念又未建立起來，造成整個社會的道德狀況呈現紛繁複雜的局面，誠信問題只是其中的一個問題，陳老接著說：
「因為現在沒有恥感文化了，大人不感覺恥，小孩就更感覺了，抄襲之後被逮到也不臉紅。抄書時把卷子收了，他也無所謂，這就是一個大的環境的影響。」
談到青少年道德觀的建立，美國德克薩斯理工大學教育學院的藍雲博士說認為，無非受兩方面因素的影響：
一是周圍的大環境，其次就是孩子自己的認知和情感發展的內部因素：
「從社會大環境說，中國社會缺乏誠信，這是大家公認的問題，不光是在經濟領域而且在一般生活中間還是在政治領域，我們這些成人都為孩子樹立了很不好的榜樣。給孩子提供的信息很不正面，胡錦濤提出八榮八恥。時道德教育的一部分，但問題是社會的現實表現了太大的反差，那孩子就受周圍的影響會大得多。另外一個就是從孩子本身心理髮展規律來講，孩子在小時候，撒謊沒有太大的後果。不需要用撒謊來保護自己。所以他年紀越大，這種需要也越來越大，這就是外部環境使他們不誠信的行為增多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藍雲博士表示，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給人們什麼樣的信息，人們就會照著去作，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認為不誠信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的話，那我們的孩子也會接受這樣的信息。
分析社會大環境對孩子誠信度的影響，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教授林毓生認為，匈牙利著名科學家、思想家和哲學家博蘭尼的知識論更能說明問題。博蘭尼的知識論認為，人的創造來源於兩種意識，即「集中意識」和「支援意識」。
「集中意識」是指人們在思想的時候總是有一個集中的興趣和意圖，「支援意識」是指人們在學習的時候往往受了在潛移默化中所受教育的影響。林毓生教授說，按照博蘭尼的理論，「支援意識」對人行為的影響，實際上比「集中意識」要大。
林毓生教授說，「支援意識」是潛移默化中的潛規則，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支援意識」不是說出來的，說出來的就不是支援意識了，它是潛移默化當中的一種淺規測。它影響人的行為。根據博蘭尼先生的研究，實際上它要比集中意識更重大，一個社會正常的話，淺規測比較健康，‘支援意識’比較健康，這個社會就比較正常。‘支援意識’不健康，即使有很好的聖人講得大家背得爛熟的東西也不見得有太大的影響。」
那麼這種「支援意識」如何培養呢？博蘭尼的理論認為，它只能在接觸或師事豐富、具體而親切的事例或師長的過程中得來。林毓生教授就此作了進一步的解釋：
「支援意識」最重要的就是人在潛移默化中與具體的實例相接觸所得到的，這個具體的實例很關鍵。是非常微妙的：支援意識是一個虛無飄渺的東西。」
林毓生教授接著列舉如果一個人想與音樂大師學琴為例說：
「好比我是一個很有地位的小提琴家，你要跟我學，但我就是不知道怎麼教你，而我很有地位，在全世界很有名。由於我不是一個教學的人，只是一個拉提琴的人。所以學生通過觀察、看見老師的姿勢、手法等等的實例，就在潛移默化當中就學會了一些東西，這就是‘支援意識’，它的原創性就在這裡。」
林毓生教授說，「支援意識」對人的思想影響很大，換句話說，如果能讓孩子們得到較好的積極的「支援意識」，那麼不需要對孩子進行教條式的道德說教，孩子也會比較具有道德感：
「假如用‘集中意識’一直講大道理、和宣傳口號，淺規則跟他所講的集中意識不一致，孩子慢慢長大了，發現對他有利的是那些不用誠信的事情，所以教育程度越高，誠信反而越低。」
那麼在中國目前的社會大環境下，如何培養青少年的誠信品質呢？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表示，雖然目前在中國的大中小學都有很多的道德教育，但這種道德教育與意識形態緊密結合，而意識形態往往無人相信，所以這種道德教育也淪為作秀：
「對這種道德教育非常敏感，道德教育越多，牴觸情緒就越嚴重，因為社會環境就擺在那裡。大學生也很難瞭解整個社會的情況。所以，學校裡虛假的道德教育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那麼在中國目前的社會大環境下，如何培養青少年的誠信品質呢？林毓生教授認為要建立法治制度和法治文化：
「我講的治是治理的治，因為包括政治人物，法律機構都要受法律的限制。法律是至高無上的，而法律必須是合理的法律。不是根據政治利益建立的法律。否則是違反法律後設原則的。法律必須是抽象的跟普遍的，所謂普遍就是應該在每個人，每個制度身上，抽象是不能為某個利益服務，在這種情況之下，行為自然會產生一些淺規則，不講口號，孩子們也會 比較誠信。」就中國青少年誠信品質的培養，安徽合肥一家高中的語文教師陳老師表示需要一個過程，他認為，中國可以在這方面向西方學習，採用他律和自律兩者結合起來的手段：
「西方這方面有一個外在嘗試性的作用，比方年輕時發生了很大的過錯，或者誠信上有了什麼問題，就是一個很大的烙印，以後在整個社會上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和成本，這就是強迫他守信用。中國不是這樣，完全靠自律來守信已經是失效了。必須是自律和他律兩者結合起來。」
安徽省合肥市的這項調查還涉及合肥市73個大中小企業的高級主管，結果顯示，企業對近年來就業和求職的大學畢業生誠信狀況評價也不太高，71％的企業主管認為大學生就業信息不太真實，99％企業主管建議大學建立大學生誠信記錄，認為這也許會促進他們的誠實守信度。對這一建議，美國德克薩斯理工大學教育學院的藍雲博士表示贊同，他說，應當讓青少年知道，不誠信的行為要負擔後果：
「不守誠信，以後在社會上就沒有信譽可談。對不誠信的行為肯定會有所作用，在美國你要是信用卡有問題，那麼產生的影響就是以後借錢不方便，更大的後果就是個人信譽受到損害。像在學校作弊，可能懲罰是停止學籍，開除不能繼續讀書，不誠信的行為要付出代價。」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補充說，除了建立誠信檔案制度以外，要提高人們特別是青少年的誠信度，還要依靠社會制度的變遷和道德環境的改善，他舉韓國為例說：
「八，九十年代實行了憲政改革以後，這個國家的道德，公德意識空前提高，誠信度也空前提高。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很多韓國人拿自己家裡的金銀首飾獻給國家，這就說明人民群眾認同了這個國家，認同了這個國家制度。整個社會的道德就越來越進步。所以，只有中國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遷才會使誠信度有所提高。」
「人在孩童時期總是有一顆稚子之心。古代的老子、莊子都主張反璞歸真，認為人一旦接觸了社會就會被社會所污染，都是戴著面具生活，說的話可能都是假的。內心與行為是最大程度地背離的。講假話的程度越來越高，誠信度也越來越差。」
但是，在中國特殊的制度中，不講誠信的情況可能更為嚴重，胡教授說，現在中國整個社會的大環境就是教導人們不誠信，人文環境極為惡劣：
「媒體裡面都是大話，新聞沒有真的，都是講大話、空話、在單位講真話很有可能得罪領導、不被重用。所以中國整個的人文環境是極端惡劣，人們對良心、職業操守都非常不看重。」
美國德克薩斯理工大學教育學院的藍雲博士說，據他瞭解，現在國內學生考試作弊的現象已經非常公開，人們見怪不怪：
「我們這裡的同學談到在國內做假畢業文憑、假畢業證書都非常公開，覺得‘這有什麼？對任何人不造成傷害，只是幫我進入所學的專業而已’。這樣的事情不覺得是羞恥的話，說明我們的道德教育是非常失敗的。是一個沒有什麼宗教信仰的社會，所以很多在美國進行社會教育的地方在中國都是空白的。唯一負擔起這個功能的就是學校，但是學校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跟著政府的口徑走，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教授林毓生也就目前中國社會缺乏誠信的現象進行了分析：
「過去中國大陸的社會是一個很封閉的社會，現在是在一個轉型的社會當中，你說封閉，它在制度上封閉性很強，政治權力的一元化，但是從經濟上也沒辦法封閉了。各方面也沒辦法完全由政治權力控制。這種情況下，最主要是法治跟不上，‘治’我是講治理黃河的‘治’，不是制度的‘制’，就是用法律來管理各方麵包括政治權利，包括立法機構也需要用法律來管。這個觀念在國內是不能瞭解的。」
那麼，人們為什麼會產生鑽空子的想法和行為呢? 林毓生教授說：
「的確是因為有些縫子已經出現了，不是說是完全沒有縫子的社會了。不是由一個人說他有絕對權力，大家非聽不行。這種情況下，法治方面又跟不上。又搞市場經濟，本來市場經濟在西方是一個很複雜的演變過程，中間與道德的演化各方面的配合也不是一個政治所能決定的。簡單說就是社會的力量越來越秩序化，產生了市場經濟。現在社會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產生一種言行不符，互相鉤心鬥角，尤其在市場經濟方面互相精心打算這麼樣使心裏話跟外面的各方面能配合？變成一個重要的生活模式了。孩子們耳目渲染以後自然會感覺到利用各種鑽縫子的辦法對自己有利。」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說，孩子年齡越大，誠信度越低，這不能埋怨孩子，中國社會的大背景要負責任，而這個大背景其實就是謊言加暴力的政治。胡教授說，不少黨政官員都信奉講假話，又怎麼能埋怨孩子缺乏誠信呢？
「因為大的背景就是某種謊言和暴力的政治。造成整個官員隊伍信奉講假話。這就致使老百姓和學生都喜歡講點假話，為了入團，入黨，考試作弊等，所以在這種環境裡人們怎麼會有誠信度？」
安徽合肥一家高中的語文教師陳老師也就目前中國社會缺乏誠信的現象進行了分析，陳老師說，過去中國在道德方面的傳統是「恥感文化」，但現在隨著中國社會的快速轉型，「恥感文化」在消失，陳老師說：
「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恥感文化，感到不對就可恥，但現在這種恥感文化在消失。像他貪了錢就盡量不讓人知道，也許時因為轉型階段，很多人都不以為恥。反而覺得時能耐，這就是整個大的社會價值觀的倒退。必然會影響到青少年。」
陳老師接著舉目前在中國較為普遍的學生考試作弊為例說：
「現在整個的道德觀念被破壞之後，很多同學就覺得講哥們義氣，也不看幫什麼忙？不會作就抄我的，他還覺得這是義氣。本來抄別人的和然人抄都不是好的，但現在價值觀的變化，使他沒有辦法判斷。」
而且，陳老師說，現代學生的作弊方式越來越多樣化和現代化，使老師監考的難度也越來越大，比如使用手機互通信息作弊，老師就很難抓住。此外，據陳老師瞭解，在畢業找工作時，有不少大學生在獲獎方面造假：
「在個人簡歷上寫很多獲獎，但實際上大學沒那麼多的獎。有些學生把別人的名字拿過來換一下 就成了他的獎了。這是很普遍的。」
陳老師說，隨著年齡的增長，青少年的誠信度呈現負增長的趨勢表明，中國現代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傳統道德觀念被沖掉，新的道德理念又未建立起來，造成整個社會的道德狀況呈現紛繁複雜的局面，誠信問題只是其中的一個問題，陳老接著說：
「因為現在沒有恥感文化了，大人不感覺恥，小孩就更感覺了，抄襲之後被逮到也不臉紅。抄書時把卷子收了，他也無所謂，這就是一個大的環境的影響。」
談到青少年道德觀的建立，美國德克薩斯理工大學教育學院的藍雲博士說認為，無非受兩方面因素的影響：
一是周圍的大環境，其次就是孩子自己的認知和情感發展的內部因素：
「從社會大環境說，中國社會缺乏誠信，這是大家公認的問題，不光是在經濟領域而且在一般生活中間還是在政治領域，我們這些成人都為孩子樹立了很不好的榜樣。給孩子提供的信息很不正面，胡錦濤提出八榮八恥。時道德教育的一部分，但問題是社會的現實表現了太大的反差，那孩子就受周圍的影響會大得多。另外一個就是從孩子本身心理髮展規律來講，孩子在小時候，撒謊沒有太大的後果。不需要用撒謊來保護自己。所以他年紀越大，這種需要也越來越大，這就是外部環境使他們不誠信的行為增多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藍雲博士表示，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給人們什麼樣的信息，人們就會照著去作，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認為不誠信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的話，那我們的孩子也會接受這樣的信息。
分析社會大環境對孩子誠信度的影響，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教授林毓生認為，匈牙利著名科學家、思想家和哲學家博蘭尼的知識論更能說明問題。博蘭尼的知識論認為，人的創造來源於兩種意識，即「集中意識」和「支援意識」。
「集中意識」是指人們在思想的時候總是有一個集中的興趣和意圖，「支援意識」是指人們在學習的時候往往受了在潛移默化中所受教育的影響。林毓生教授說，按照博蘭尼的理論，「支援意識」對人行為的影響，實際上比「集中意識」要大。
林毓生教授說，「支援意識」是潛移默化中的潛規則，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支援意識」不是說出來的，說出來的就不是支援意識了，它是潛移默化當中的一種淺規測。它影響人的行為。根據博蘭尼先生的研究，實際上它要比集中意識更重大，一個社會正常的話，淺規測比較健康，‘支援意識’比較健康，這個社會就比較正常。‘支援意識’不健康，即使有很好的聖人講得大家背得爛熟的東西也不見得有太大的影響。」
那麼這種「支援意識」如何培養呢？博蘭尼的理論認為，它只能在接觸或師事豐富、具體而親切的事例或師長的過程中得來。林毓生教授就此作了進一步的解釋：
「支援意識」最重要的就是人在潛移默化中與具體的實例相接觸所得到的，這個具體的實例很關鍵。是非常微妙的：支援意識是一個虛無飄渺的東西。」
林毓生教授接著列舉如果一個人想與音樂大師學琴為例說：
「好比我是一個很有地位的小提琴家，你要跟我學，但我就是不知道怎麼教你，而我很有地位，在全世界很有名。由於我不是一個教學的人，只是一個拉提琴的人。所以學生通過觀察、看見老師的姿勢、手法等等的實例，就在潛移默化當中就學會了一些東西，這就是‘支援意識’，它的原創性就在這裡。」
林毓生教授說，「支援意識」對人的思想影響很大，換句話說，如果能讓孩子們得到較好的積極的「支援意識」，那麼不需要對孩子進行教條式的道德說教，孩子也會比較具有道德感：
「假如用‘集中意識’一直講大道理、和宣傳口號，淺規則跟他所講的集中意識不一致，孩子慢慢長大了，發現對他有利的是那些不用誠信的事情，所以教育程度越高，誠信反而越低。」
那麼在中國目前的社會大環境下，如何培養青少年的誠信品質呢？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表示，雖然目前在中國的大中小學都有很多的道德教育，但這種道德教育與意識形態緊密結合，而意識形態往往無人相信，所以這種道德教育也淪為作秀：
「對這種道德教育非常敏感，道德教育越多，牴觸情緒就越嚴重，因為社會環境就擺在那裡。大學生也很難瞭解整個社會的情況。所以，學校裡虛假的道德教育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那麼在中國目前的社會大環境下，如何培養青少年的誠信品質呢？林毓生教授認為要建立法治制度和法治文化：
「我講的治是治理的治，因為包括政治人物，法律機構都要受法律的限制。法律是至高無上的，而法律必須是合理的法律。不是根據政治利益建立的法律。否則是違反法律後設原則的。法律必須是抽象的跟普遍的，所謂普遍就是應該在每個人，每個制度身上，抽象是不能為某個利益服務，在這種情況之下，行為自然會產生一些淺規則，不講口號，孩子們也會 比較誠信。」就中國青少年誠信品質的培養，安徽合肥一家高中的語文教師陳老師表示需要一個過程，他認為，中國可以在這方面向西方學習，採用他律和自律兩者結合起來的手段：
「西方這方面有一個外在嘗試性的作用，比方年輕時發生了很大的過錯，或者誠信上有了什麼問題，就是一個很大的烙印，以後在整個社會上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和成本，這就是強迫他守信用。中國不是這樣，完全靠自律來守信已經是失效了。必須是自律和他律兩者結合起來。」
安徽省合肥市的這項調查還涉及合肥市73個大中小企業的高級主管，結果顯示，企業對近年來就業和求職的大學畢業生誠信狀況評價也不太高，71％的企業主管認為大學生就業信息不太真實，99％企業主管建議大學建立大學生誠信記錄，認為這也許會促進他們的誠實守信度。對這一建議，美國德克薩斯理工大學教育學院的藍雲博士表示贊同，他說，應當讓青少年知道，不誠信的行為要負擔後果：
「不守誠信，以後在社會上就沒有信譽可談。對不誠信的行為肯定會有所作用，在美國你要是信用卡有問題，那麼產生的影響就是以後借錢不方便，更大的後果就是個人信譽受到損害。像在學校作弊，可能懲罰是停止學籍，開除不能繼續讀書，不誠信的行為要付出代價。」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補充說，除了建立誠信檔案制度以外，要提高人們特別是青少年的誠信度，還要依靠社會制度的變遷和道德環境的改善，他舉韓國為例說：
「八，九十年代實行了憲政改革以後，這個國家的道德，公德意識空前提高，誠信度也空前提高。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很多韓國人拿自己家裡的金銀首飾獻給國家，這就說明人民群眾認同了這個國家，認同了這個國家制度。整個社會的道德就越來越進步。所以，只有中國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遷才會使誠信度有所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