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4-23 04:04:03作者：葉兆言
最初知道吳宓先生，是把他當作新文學的反面人物。只知道這個人好抬槓喜歡吵架，保守得接近可笑，凡是胡適先生贊成的，他似乎都要反對。反對胡適也算不了什麼大錯，可吳宓還反對魯迅，反對一大堆本世紀初大家認為是新的事物。
他讚美文言文，反對白話文。對於今天的人來說，吳宓無疑是個老厭物一般的怪人。
如果吳宓是一位遺老遺少，這也罷了。偏偏這位迂夫子是留洋學洋文的，是當年不多的幾位部聘外國文學教授。在野雞大學裡混一個教授頭銜或許不太難，真要是由教育部特聘，這可有些像今日的學部委員了。吳宓先生的學問用不著再介紹。
他的學問足以嚇死人，他是中國比較文學的鼻祖，我們今天外國文學方面的一些專家學者，有許多都是吳宓先生的受業弟子。他的弟子如今沒混到一個博士導師資格，就應該算不長進的。吳宓是一位新派的古董。
有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形容吳宓的外貌，說他的腦袋像一顆炸彈，使人覺得隨時隨地都會爆炸一樣，這是吳宓得意時的寫照。關於吳宓的鯁直，確實流傳下來許多笑話。其中之一便是他如痴如醉地喜歡《紅樓夢》，認為此書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書，並且近乎肉麻地稱自己為紫鵑，理由是紫鵑對林黛玉的愛護最純粹。戰時昆明有家牛肉館，老闆忽發奇想，竟然取名為「瀟湘館」。瀟湘館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豈能這番褻瀆。於是吳宓先生提著手杖跑去一頓亂砸。一個社會名流大教授，這種做法頗有些像不講理的國民黨傷兵。
我一向懷疑，今日許多過去的笑話，全是當年的小報記者添油加醋渲染出來的。吳宓顯然是性情中人，他自稱古典主義，卻更加浪漫主義。事實上，他不僅喜歡林妹妹，對世界上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種發乎情而止乎禮的愛戴。吳宓本質上是一個對政治不感任何興趣的人。他的名言駭人聽聞：除了學術和愛情問題，一概免談。他帶著學生在街上走，迎面要是過來一輛車，他總是奮不顧身地舉起手杖，讓身邊的女學生上了人行道，這才放車子過去。他的作派很有些像西方的紳士，當然更像堂吉訶德。作為大名鼎鼎的教授，他口袋裡的錢要比學生多幾文，但是活在物價飛漲的年代裡，仍然一樣清苦。用當時流行的話說，就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瘦也得請客，吳宓常常口袋裡揣著鈔票，帶著心愛的研究生去打牙祭。在小館子裡坐下來，神情嚴肅地拿過菜單，用正楷在小紙片上寫下要點的菜及其價格，一筆一筆算清楚了，估量口袋裡的錢真的夠用，這才交給跑堂的。既然是請客，還要如此錙銖必較，不瞭解他的人，真會覺得他小氣。
吳宓曾說過，他的一言一行，都以聖人為榜樣。他心目中的聖人是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我們在今天常常會奇怪，過去的人，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學問。就說是留學，這些年往國外跑的也不在少數，為什麼今天的學人沒有那麼好的學術根底。說穿了很簡單，這就是今天的學人們，實在沒有前輩們活得那麼純粹。知識是一種積累，而在今天，知識常常只是一種謀生的資本，我們稍稍學得了一些皮毛，就迫不及待地拿皮毛換錢。錢穆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有一段文字記錄了吳宓的認真：當時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長桌。入夜雨僧則為預備明日上課抄筆記，寫提要，逐條書之，有合併，有增加，寫成則於逐條下，加以紅筆勾勒。雨僧在清華教書，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課，其嚴謹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獨自出門，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寫各條，反覆循誦，俟諸人盡起，始重返室中。余與雨僧相交有年，亦時聞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識其人，誠有卓絕處。
吳宓字雨僧，早年就讀北京清華留學預備學校，有一個擅寫詩的好朋友吳芳吉，在一次學潮中兩人雙雙被開除。事後，校長宣布凡寫悔過書的人，均可以恢復學籍，畢業後留學美國。結果吳宓寫了悔過書，念完了中學，如期出國深造，前途輝煌；而吳芳吉則因為拒絕悔過，回鄉當教師，清苦了一輩子。此事讓吳宓愧對友人，悔憾一生。吳芳吉早年去世，吳宓主動承擔起了照顧吳芳吉遺屬的責任，幾十年如一日。
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頤和園前，遺書中指定陳寅恪和吳宓處理自己遺留下來的書籍。由此可見王國維對陳吳兩位的信任。在吳宓的故事中，陳吳長達 50年深厚的友誼常被人津津樂道。陳寅恪和吳宓先生都是我們這個時代劃句號的人物，他們的學問空前絕後，逃不脫曲高和寡的厄運，一生的寂寞常人難以想像。他們沒有像王國維那樣輕易地了斷此生，卻都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吃盡了苦頭。陳寅恪死於1969年，臨死前，在病榻上還被迫做口頭交待，直到不能講話為止。
陳寅恪最後的聲音是：「我現在譬如在死牢之中。」吳宓雖然熬到1978年，但是極左思潮尚未肅清，依然被遣發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裡，眼睛已經看不見，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後的聲音只是渴了就喊餓了就叫：「給我水喝，我要吃飯，我是吳宓教授。」
在一個做學問的人的眼裡，教授是一個了不得的頭銜。在知識不曾貶值的日子裡，教授貨真價實，代表應得的榮譽和地位。教授的意義，是我們今天許多俗人無法理解的。通過吳宓這個人，以及他的最後所看到的也許只是冰山一角，一部被我們早已翻爛了的「歷史大書」。其實，還沒有真正打開……。
他讚美文言文，反對白話文。對於今天的人來說，吳宓無疑是個老厭物一般的怪人。
如果吳宓是一位遺老遺少，這也罷了。偏偏這位迂夫子是留洋學洋文的，是當年不多的幾位部聘外國文學教授。在野雞大學裡混一個教授頭銜或許不太難，真要是由教育部特聘，這可有些像今日的學部委員了。吳宓先生的學問用不著再介紹。
他的學問足以嚇死人，他是中國比較文學的鼻祖，我們今天外國文學方面的一些專家學者，有許多都是吳宓先生的受業弟子。他的弟子如今沒混到一個博士導師資格，就應該算不長進的。吳宓是一位新派的古董。
有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形容吳宓的外貌，說他的腦袋像一顆炸彈，使人覺得隨時隨地都會爆炸一樣，這是吳宓得意時的寫照。關於吳宓的鯁直，確實流傳下來許多笑話。其中之一便是他如痴如醉地喜歡《紅樓夢》，認為此書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書，並且近乎肉麻地稱自己為紫鵑，理由是紫鵑對林黛玉的愛護最純粹。戰時昆明有家牛肉館，老闆忽發奇想，竟然取名為「瀟湘館」。瀟湘館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豈能這番褻瀆。於是吳宓先生提著手杖跑去一頓亂砸。一個社會名流大教授，這種做法頗有些像不講理的國民黨傷兵。
我一向懷疑，今日許多過去的笑話，全是當年的小報記者添油加醋渲染出來的。吳宓顯然是性情中人，他自稱古典主義，卻更加浪漫主義。事實上，他不僅喜歡林妹妹，對世界上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種發乎情而止乎禮的愛戴。吳宓本質上是一個對政治不感任何興趣的人。他的名言駭人聽聞：除了學術和愛情問題，一概免談。他帶著學生在街上走，迎面要是過來一輛車，他總是奮不顧身地舉起手杖，讓身邊的女學生上了人行道，這才放車子過去。他的作派很有些像西方的紳士，當然更像堂吉訶德。作為大名鼎鼎的教授，他口袋裡的錢要比學生多幾文，但是活在物價飛漲的年代裡，仍然一樣清苦。用當時流行的話說，就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瘦也得請客，吳宓常常口袋裡揣著鈔票，帶著心愛的研究生去打牙祭。在小館子裡坐下來，神情嚴肅地拿過菜單，用正楷在小紙片上寫下要點的菜及其價格，一筆一筆算清楚了，估量口袋裡的錢真的夠用，這才交給跑堂的。既然是請客，還要如此錙銖必較，不瞭解他的人，真會覺得他小氣。
吳宓曾說過，他的一言一行，都以聖人為榜樣。他心目中的聖人是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我們在今天常常會奇怪，過去的人，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學問。就說是留學，這些年往國外跑的也不在少數，為什麼今天的學人沒有那麼好的學術根底。說穿了很簡單，這就是今天的學人們，實在沒有前輩們活得那麼純粹。知識是一種積累，而在今天，知識常常只是一種謀生的資本，我們稍稍學得了一些皮毛，就迫不及待地拿皮毛換錢。錢穆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有一段文字記錄了吳宓的認真：當時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長桌。入夜雨僧則為預備明日上課抄筆記，寫提要，逐條書之，有合併，有增加，寫成則於逐條下，加以紅筆勾勒。雨僧在清華教書，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課，其嚴謹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獨自出門，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寫各條，反覆循誦，俟諸人盡起，始重返室中。余與雨僧相交有年，亦時聞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識其人，誠有卓絕處。
吳宓字雨僧，早年就讀北京清華留學預備學校，有一個擅寫詩的好朋友吳芳吉，在一次學潮中兩人雙雙被開除。事後，校長宣布凡寫悔過書的人，均可以恢復學籍，畢業後留學美國。結果吳宓寫了悔過書，念完了中學，如期出國深造，前途輝煌；而吳芳吉則因為拒絕悔過，回鄉當教師，清苦了一輩子。此事讓吳宓愧對友人，悔憾一生。吳芳吉早年去世，吳宓主動承擔起了照顧吳芳吉遺屬的責任，幾十年如一日。
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頤和園前，遺書中指定陳寅恪和吳宓處理自己遺留下來的書籍。由此可見王國維對陳吳兩位的信任。在吳宓的故事中，陳吳長達 50年深厚的友誼常被人津津樂道。陳寅恪和吳宓先生都是我們這個時代劃句號的人物，他們的學問空前絕後，逃不脫曲高和寡的厄運，一生的寂寞常人難以想像。他們沒有像王國維那樣輕易地了斷此生，卻都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吃盡了苦頭。陳寅恪死於1969年，臨死前，在病榻上還被迫做口頭交待，直到不能講話為止。
陳寅恪最後的聲音是：「我現在譬如在死牢之中。」吳宓雖然熬到1978年，但是極左思潮尚未肅清，依然被遣發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裡，眼睛已經看不見，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後的聲音只是渴了就喊餓了就叫：「給我水喝，我要吃飯，我是吳宓教授。」
在一個做學問的人的眼裡，教授是一個了不得的頭銜。在知識不曾貶值的日子裡，教授貨真價實，代表應得的榮譽和地位。教授的意義，是我們今天許多俗人無法理解的。通過吳宓這個人，以及他的最後所看到的也許只是冰山一角，一部被我們早已翻爛了的「歷史大書」。其實，還沒有真正打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