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的葉利欽去了，中國的葉利欽何時會來？

在中共眼裡，葉利欽一度是個近乎邪惡的名字，1991年秋之後，在各單位進行政治學習時，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都成了支部書記們攻擊的靶子，作為西方和平演變的代理人，葉利欽可沒少挨中國「同志」的罵。直到後來，當中共懂得對內民主並不意味著對外輸出革命的時候，態度才開始發生轉變，尤其是經濟和貿易的需要，使中俄這兩個領土接壤的國家開始了各打算盤的主意，關係逐漸恢復和密切起來。

葉利欽時代的中俄關係是基本相安無事的，即使在葉利欽下臺之後，他也沒有淡出中國人的視野，至今為止，對中國人來說，存在兩個葉利欽，一個是曾經擔任俄羅斯總統並與中共相處基本愉快的葉利欽，另一個卻是作為顛覆者符號的葉利欽，如果說戈爾巴喬夫在某些人眼裡是共產黨叛徒的象徵符號，那麼，葉利欽則走得更遠，是共產陣營中殺出的反叛者，是共產黨的終結者。

多年以來，在蘇聯共產黨扶植下誕生的中國共產黨，一直在防範中國的葉利欽的出現，年復一年，永不懈怠。對於葉利欽式的人物的恐懼，源於中共特權利益集團對失去政權的恐懼，他們懂得失去權力就意味著失去天堂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們深知體制所造成的腐敗已經引起越來越廣泛的不滿，反抗的土壤已經形成，在這種狀況之下，一旦有葉利欽式的人物出現，很可能出現一呼百應的局面，那樣一來，脆弱的政治格局隨時會發生坍塌，對於一貫做「領導」的人來說，那就是災難的降臨，因為民眾會表達一種選擇，那就是不再需要他們的領導，而需要葉利欽這種真正代表民意的領袖。

作為象徵性符號的葉利欽之所以一直懸在中共官員的頭上，還因為中共與蘇共的歷史同源：沒有蘇共的存在，就沒有中共這個黨的建立；沒有蘇聯紅軍的幫助，中共就不可能在所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獲得大量的武器彈藥；沒有蘇聯的政權體系做參考，中共就不會在奪取政權後迅速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專制政體。五十年代流行過的一句話：「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政治清洗、鎮壓「反革命」、剝奪農民、國有企業、流放異議者等做法，中共幾乎完全沿用了蘇聯的政策，就連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也被當作中共黨內的戈爾巴喬夫而被清洗，被軟禁到死。

沒錯，蘇聯的今天曾經我們的明天。不知道1991年的蘇聯會不會是我們的明天，不知道今天的俄羅斯會不會是我們的明天，中共最不願意面對的，可能就是這樣的設問。

但人民的呼聲是無法迴避的，一個抗拒民主潮流的現代政權，一定會出現葉利欽式的人物，在這一點上，恐怕同樣逃不出「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歷史宿命。正因為如此，作為「友好鄰邦」首腦的葉利欽被中共逐漸接受的同時，葉利欽所代表的政治含義，卻仍是讓中共感到恐懼的，於是每每渲染和誇大俄羅斯休克療法後的社會陣痛，以證明葉利欽的失敗，恐嚇民眾不要選擇民主體制。即使在葉利欽去世的時候，官方也不忘記以這樣的新聞標題來警告民眾——《葉利欽所選西方道路正在被拋棄》，彷彿葉利欽是一個全然失敗的政治家。

但在信息時代，無論官員還是民眾都不會被這種低級的恐嚇所嚇倒，面對眾多現實問題，如果中共政權繼續抗拒民主變革，使社會矛盾繼續加深，誰又能說葉利欽式的人物不會出現呢？恰恰相反，中國的葉利欽是一定會出現的，只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罷了。葉利欽所代表的，是共產黨內部的理性力量，是一種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葉利欽帶領俄羅斯人民徹底拋棄了專制意識形態，同樣，對中國來說，只有拋棄這樣的落後政治理念，才會有長期穩定的和諧，才會有自由和民主的未來。對中俄這樣的大國來說，體制內外力量的結合，會減少社會轉型的震盪，因此，我們樂於看見中國的葉利欽的出現。唯一的問題是，中國的葉利欽何時才會出現？這個問題僅僅使我們感到困惑，卻讓堅守專制特權利益的官員們感到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