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5-03 00:29:39作者：
4月24日，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的著名女兵林奇，應國會眾議院的要求而作證，敘述自己參與戰事、受傷被俘和得救的真實經歷。從而林奇再次被中國媒體關注。這個消息在美國並沒有引起大的反應，主要原因是林奇的作證內容已經沒有新聞性。她講述的全部故事細節，在將近四年前就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了。然而，這個過程確實可以引出不少有意思的話題。
虛假情節的產生和修正
《華盛頓郵報》報導的林奇故事最初出現一些虛假情節，原因很多。當時進攻伊拉克的戰事還在進行，媒體的採訪受戰侷限制，來源主要是被採訪者的敘述。其中最典型的有關林奇被俘後遭遇的誤報，來自一個伊拉克人提供的信息。此人偶然得知林奇消息，專程冒著戰區危險，徒步走了六英里路，向美國軍方提供了林奇的具體位置。至今他仍然被公認是林奇及時得救的關鍵人物。可是，不知為什麼，這個伊拉克人也提供了許多不實描述。例如，他說自己親眼看到伊拉克士兵打了林奇等等。媒體最初有關這方面的消息，多是採信了自稱是目擊者的這個伊拉克人的描述。至於林奇在遭遇戰火時到底做了什麼，媒體的最初消息也來自戰區採訪。在林奇被救出的醫院，先後帶回了19具美軍屍體，這是一場慘烈戰事，要倖存的士兵們說出本人當時幹了什麼，還有可能，要他們在採訪中準確說出戰友做了什麼，很可能就有偏差。
媒體應該立即向林奇求證，可她在被救援後動著一系列手術，一度也不願意談自己的經歷。而如此有新聞性的事件，媒體又不肯放棄，就發掘一點報一點，也不斷糾正前面的誤報。現在看來，在戰爭狀態下，軍方調查並不算晚，媒體的修正也算是及時的，在林奇自己講述經歷之前，事發兩個月多後，2003年6月，《華盛頓郵報》已經基本修正誤報的部分；事發三個多月後，2003年7月，軍方的正式報告出臺。媒體和軍方的報告和林奇後來的陳述已經沒有什麼出入。約四年前，美國民眾就已經知道真相。
還有一個爭議是軍方救援。有國內媒體報導，救援有驚無險，軍方大題小做，救援是作秀，其依據是救援前一天，伊拉克武裝人員已經離開醫院。回到常識，其實很簡單。那是戰爭中的戰區，是去救援激烈戰鬥後的被俘傷兵，這場戰鬥曾導致多名士兵陣亡。因此，即使事先知道敵軍剛剛離開，也沒人能保證行動是沒有危險的、敵軍是絕對不會回來的。軍方策劃當然要求萬無一失，會用足兵力。在和平時期可以說這是大題小作，這樣說只是事後諸葛亮。依據常識，任何國家的軍隊遇到同樣情況，都會遵循類似的原則處理的。
英雄有沒有「倒下去」
記得看到一家中國媒體在報導這一事件時，小標題是：「女英雄」其實一槍未發。小標題顯然要強調：一槍未發的就不是女英雄了。確實，林奇不僅因為槍被卡住而不能開槍，而且，她和戰友當時是在執行任務中走錯了路，因此遇到敵方火力，在混亂中翻車導致多次骨折，昏迷被俘前能做的只是向上帝禱告，而不是如最初的媒體誤報那樣英勇抵抗、彈盡而被敵人擊中。那麼，一槍未發的林奇在美國人心中還是不是英雄呢？
林奇在國會作證時說了這樣一句話，「事情的底線是，美國人民有確定自己英雄觀的能力，他們根本不需要精心編織的故事。」林奇說出了這裡每個人都知道的事實：在美國人的概念中，林奇經歷的真實故事，已經把她鑄成一個十足的英雄，根本不必再添油加醋。剔去虛假內容，完全無損林奇在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美國人的英雄觀究竟是什麼？就是在必須履行職責的時候盡力。戰場上每個人都可能迷路，可能遇到槍被卡住，遇到意外事故，這並不有損於這樣的事實：作為士兵在接到命令時勇敢地走上戰場，盡了自己的力；遭遇了傷害、恐懼、痛苦，卻都忍受住了、熬了過來。就算是個壯漢都絕對是英雄了，不要說還是個少女。所以，在美國人心中，真實的林奇仍然是永遠的英雄。我們看到過的美國英雄，從來不忌諱講述自己軟弱和痛苦的一面，民眾對他們崇敬依舊。
林奇本人在國會作證時，曾宣稱她不讚同電視臺當時重複播放有關她被解救的故事。這完全可以理解。而美國電視臺是私人公司，和政府無關，媒體遵循新聞規律追求新聞熱點，也同樣是可以理解的。關鍵是新聞界也不能越過他們的底線。例如林奇在被救過程中曾留下裸體照片，這些照片就始終沒有在媒體出現過。在法律和道德底線之內運作，媒體就還是在正常範圍之內。
對待這樣的事件切忌政治化
美國人心中的另一條底線，就是對戰爭的政治性爭議和對戰士的評價無關。即便是反戰的人，也不能去詆毀士兵。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們流血犧牲，是忠於自己的職守，在盡公民義務，是必須受到尊重的。這是現代國家的常識。美國民主黨的一個政治家曾經在對學生演講時說，你們要是不好好讀書，將來只好被送去伊拉克。話音剛落，舉國嘩然，從此斷了政治前程，因為他跨越了公眾能夠接受的常識底線。
因此，雖說伊拉克戰爭是一場有爭議的戰爭，可是，對待戰爭中的具體事件，卻不能過分政治化，必須就事論事，嚴格侷限在堅持事實的範圍內。在任何戰爭中，軍方和媒體可能誇大戰果，也可能掩飾錯誤，必須有一個機制，使得真相可以調查和核實。在事實調查清楚的基礎上，假如有失誤，是誰的責任，責任多大，都不能因為政治傾向而誇大或者縮小，這是一個國家維持正常的起碼要求。政府不能把對英雄的宣傳擴大到不恰當的程度，可是，同樣也不能因為戰爭有爭議就否定士兵的犧牲和貢獻。這種分寸的掌握，與制度的完善以及民眾的成熟度有很大關係。不論哪一方的政治家，永遠有忽略常識、被政治目的推動而走過頭的衝動。假如制度是完善的，民眾是堅守常識的，就為政府、政治家和媒體的行為畫出了界線。
虛假情節的產生和修正
《華盛頓郵報》報導的林奇故事最初出現一些虛假情節，原因很多。當時進攻伊拉克的戰事還在進行，媒體的採訪受戰侷限制，來源主要是被採訪者的敘述。其中最典型的有關林奇被俘後遭遇的誤報，來自一個伊拉克人提供的信息。此人偶然得知林奇消息，專程冒著戰區危險，徒步走了六英里路，向美國軍方提供了林奇的具體位置。至今他仍然被公認是林奇及時得救的關鍵人物。可是，不知為什麼，這個伊拉克人也提供了許多不實描述。例如，他說自己親眼看到伊拉克士兵打了林奇等等。媒體最初有關這方面的消息，多是採信了自稱是目擊者的這個伊拉克人的描述。至於林奇在遭遇戰火時到底做了什麼，媒體的最初消息也來自戰區採訪。在林奇被救出的醫院，先後帶回了19具美軍屍體，這是一場慘烈戰事，要倖存的士兵們說出本人當時幹了什麼，還有可能，要他們在採訪中準確說出戰友做了什麼，很可能就有偏差。
媒體應該立即向林奇求證，可她在被救援後動著一系列手術，一度也不願意談自己的經歷。而如此有新聞性的事件，媒體又不肯放棄，就發掘一點報一點，也不斷糾正前面的誤報。現在看來，在戰爭狀態下，軍方調查並不算晚，媒體的修正也算是及時的，在林奇自己講述經歷之前，事發兩個月多後，2003年6月，《華盛頓郵報》已經基本修正誤報的部分；事發三個多月後，2003年7月，軍方的正式報告出臺。媒體和軍方的報告和林奇後來的陳述已經沒有什麼出入。約四年前，美國民眾就已經知道真相。
還有一個爭議是軍方救援。有國內媒體報導，救援有驚無險，軍方大題小做，救援是作秀，其依據是救援前一天，伊拉克武裝人員已經離開醫院。回到常識，其實很簡單。那是戰爭中的戰區，是去救援激烈戰鬥後的被俘傷兵，這場戰鬥曾導致多名士兵陣亡。因此，即使事先知道敵軍剛剛離開，也沒人能保證行動是沒有危險的、敵軍是絕對不會回來的。軍方策劃當然要求萬無一失，會用足兵力。在和平時期可以說這是大題小作，這樣說只是事後諸葛亮。依據常識，任何國家的軍隊遇到同樣情況，都會遵循類似的原則處理的。
英雄有沒有「倒下去」
記得看到一家中國媒體在報導這一事件時，小標題是：「女英雄」其實一槍未發。小標題顯然要強調：一槍未發的就不是女英雄了。確實，林奇不僅因為槍被卡住而不能開槍，而且，她和戰友當時是在執行任務中走錯了路，因此遇到敵方火力，在混亂中翻車導致多次骨折，昏迷被俘前能做的只是向上帝禱告，而不是如最初的媒體誤報那樣英勇抵抗、彈盡而被敵人擊中。那麼，一槍未發的林奇在美國人心中還是不是英雄呢？
林奇在國會作證時說了這樣一句話，「事情的底線是，美國人民有確定自己英雄觀的能力，他們根本不需要精心編織的故事。」林奇說出了這裡每個人都知道的事實：在美國人的概念中，林奇經歷的真實故事，已經把她鑄成一個十足的英雄，根本不必再添油加醋。剔去虛假內容，完全無損林奇在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美國人的英雄觀究竟是什麼？就是在必須履行職責的時候盡力。戰場上每個人都可能迷路，可能遇到槍被卡住，遇到意外事故，這並不有損於這樣的事實：作為士兵在接到命令時勇敢地走上戰場，盡了自己的力；遭遇了傷害、恐懼、痛苦，卻都忍受住了、熬了過來。就算是個壯漢都絕對是英雄了，不要說還是個少女。所以，在美國人心中，真實的林奇仍然是永遠的英雄。我們看到過的美國英雄，從來不忌諱講述自己軟弱和痛苦的一面，民眾對他們崇敬依舊。
林奇本人在國會作證時，曾宣稱她不讚同電視臺當時重複播放有關她被解救的故事。這完全可以理解。而美國電視臺是私人公司，和政府無關，媒體遵循新聞規律追求新聞熱點，也同樣是可以理解的。關鍵是新聞界也不能越過他們的底線。例如林奇在被救過程中曾留下裸體照片，這些照片就始終沒有在媒體出現過。在法律和道德底線之內運作，媒體就還是在正常範圍之內。
對待這樣的事件切忌政治化
美國人心中的另一條底線，就是對戰爭的政治性爭議和對戰士的評價無關。即便是反戰的人，也不能去詆毀士兵。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們流血犧牲，是忠於自己的職守，在盡公民義務，是必須受到尊重的。這是現代國家的常識。美國民主黨的一個政治家曾經在對學生演講時說，你們要是不好好讀書，將來只好被送去伊拉克。話音剛落，舉國嘩然，從此斷了政治前程，因為他跨越了公眾能夠接受的常識底線。
因此，雖說伊拉克戰爭是一場有爭議的戰爭，可是，對待戰爭中的具體事件，卻不能過分政治化，必須就事論事，嚴格侷限在堅持事實的範圍內。在任何戰爭中，軍方和媒體可能誇大戰果，也可能掩飾錯誤，必須有一個機制，使得真相可以調查和核實。在事實調查清楚的基礎上，假如有失誤，是誰的責任，責任多大，都不能因為政治傾向而誇大或者縮小，這是一個國家維持正常的起碼要求。政府不能把對英雄的宣傳擴大到不恰當的程度，可是，同樣也不能因為戰爭有爭議就否定士兵的犧牲和貢獻。這種分寸的掌握，與制度的完善以及民眾的成熟度有很大關係。不論哪一方的政治家，永遠有忽略常識、被政治目的推動而走過頭的衝動。假如制度是完善的，民眾是堅守常識的，就為政府、政治家和媒體的行為畫出了界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