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學生領袖周鋒鎖：從姐姐「舉報」我被捕談起

周鋒鎖1989年是清華大學四年級學生，六四後是首批被通緝的學生領袖。因六四入獄一年後，在美國壓力下，被釋放，後來美。作為六四的見證人，並多年在海外致力於中國的人權民主事業。



圖：講真話的感覺真是好啊。我(周鋒鎖，下同)們在廣場，大概5月18號前後，那些天郵遞員每天都把大量的信件送到學生手上，大概一個小時就有幾百封電報。郵遞員說：「我們老往你們這送，你們想不想往外面送些什麼東西？」於是我就在廣場，給家裡寫了個明信片。我說「我現在在廣場，感覺真是好啊，終於感覺到中國人可以自由表達自己，這是多麼的好！我們對暴政什麼的沒有任何的恐懼。」

*我姐看了別人罵她的信既傷心也高興

我們家出身是很貧窮的農民家庭。姐姐比我大12歲，是我們家的第一個大學生。因為年齡相距很大，從小我就是她帶大的，我們之間絕對不是一般的感情，是介於母子和姐弟之間的感情。我現在還能記得我很小時候她抱著我那個情形。

我姐住在西安東郊離西安城大概有三十里的地方，那裡是姐夫的單位西安空軍工程學院。我想很少有人在電視上看到自己的弟弟被通緝，當時我姐是很慌的，你可以想像她擔心我的安全，何等緊張。她跟我姐夫就到外面要找輛車去找我。那時那個地方非常偏僻，軍隊的學校就座落在農村的荒野中，在89年那個時候，根本找不到出租車。正好碰到姐夫單位的車，問上哪去？說是找我。因為我經常去他們那，他們都知道我是誰。公安也跟著一起去了，說是他們要把我保護起來。這樣，車一直從東郊開到西郊我哥哥的家裡來找我。

我當時是在我哥家，離我媽家幾里路的地方，我媽一般不上那去，正好那天她去給我們做飯。吃晚飯的時候，一幫警察衝了進來。我姐趕緊跟媽說：「沒事，沒事，只是去問問話。」那些人眼看立功的機會到了，到處去宣揚說「捉到一條大魚了！」

唯一令我一直傷心的是我媽當時在場。我媽已經去世了。今天想起89年的事情，我沒有任何後悔或者抱怨，唯一我感到遺憾是當時媽媽年紀那麼大，對我是那麼關心，那件事讓她受到的痛苦我是再也無法彌補了，儘管我可以怎樣作出犧牲。

很可笑的是我覺得我姐這件事情上真是很天真，警察帶我去作了所謂的筆錄，問了幾句話之後，我姐問是不是可以回家了。那幫人說：「不行，要把他送到北京去！」直到那會兒，我姐才感到這些人跟她想的是不同的。

後來因為這個事情，我姐跟姐夫和西安空軍工程學院機關鬧過很多次。當然這件事的真相共產黨一直控制著，不可能讓別人知道，只有姐姐和姐夫單位的人知道是怎麼回事。

當然事後我姐因為這事受到很大很大的壓力。一直到我從監獄出來之後，我們還一起看了別人寫的很多信，都是罵她的。我姐看了傷心也感到高興，她更能感覺到我們做的事情是對的。

這就是所謂我被姐姐出賣的真相。共產黨總是用仇恨、恐懼來破壞所有人間最好的東西。因為它本身是邪惡的，而善的東西是不會怕它的，所以任何善的東西對它來說都是一種威脅，它都要用各種辦法來侮蔑、毀掉，不管你是言論自由也好，人與人之間的愛也好，包括人們對中國文化、神、宗教的熱情這些作為人精神追求很根本的東西，它都認為危脅它的存在，它都要一概毀掉。

*獨立媒體揭露真相的重要性

六四鎮壓之後，我回到學校，呆在學校的指揮部裡。那時外面的形勢已經很恐怖了。有一個女同學急匆匆來找我，我現在還記得她當時的樣子。她說「你們呆在這裡幹什麼？呆若木雞！外面的人都在問出了什麼事，我們得趕緊讓全國人民知道北京發生的事情！」記得我自己也接到過一個自稱是當兵的的電話，問及學生的情況。我說我們都很悲哀。他說他也很悲哀。你想那已經是在北京了，由於中共一開始就說是暴亂，當地的人民尚無從得知真相，別的地方就更不用說了。當時清華正好有個學生廣播電臺，我當時就喊「誰會用廣播電臺的趕緊來！」於是幾個膽子大的就把廣播電臺在學生16號樓樓頂搭起來，馬上開始廣播，連續播了幾個小時。

當時我總在想，如果能有一個獨立的媒體，不斷地揭露真相，中國人就不會被矇蔽了。通過各種管道把真相展露在人民面前的努力都是非常值得欽佩的。法輪功在大陸插播好極了。大家都應該一起做。這樣即使有的人出於自己的需求，苟且偷生也好，跟著中共趁火打劫也好，硬是選擇相信一捅即破的謊言，但是面對如此眾多被揭露的真相，他們的良心會受到譴責，他們的判斷力也會受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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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痛罵周鋒鎖的姐姐


　　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中共公安部轉發了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公開通緝了二十一名學生領袖。這二十一人有王丹、劉剛、楊濤、封從德、王有才、張伯笠、熊炎、柴玲、吾爾開希、梁擎瞰、周封鎖、張銘、熊煒、王治新、張志清、翟偉民、王正雲、鄭旭光、馬少芳、王超華、李祿。

清華大學的學生領袖周封鎖第一個從西安被捕，出賣他的人竟是他的一奶同胞的姐姐，我的朋友氣得把酒杯都摔了，如不是我拉著，看來電視機他都要砸。第二天他從單位回來告訴我，全單位不管男女職工還是幹部工人，沒有不痛罵周封鎖姐姐和姐夫的。「那對狗男女就知道陞官，連禽獸都不如！」她把周封鎖的姐姐和姐夫稱為「狗男女」。

摘自：張伯笠 著 逃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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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緝令」下最動人的故事

──周鋒鎖與他的姐姐



陳小雅



　　《大紀元》記者採訪周鋒鎖的報導，是多年來最能打動我的文字之一。尤其是他講述「姐姐舉報」的那一部分，樸實無華，感情真摯，雖然只是個人經歷，但卻有著普世的意義；雖然只是歷史的一瞬，但卻閃爍著永恆的光輝！

　　我沒有見過周鋒鎖這個人，在官方通緝令出籠以前，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在那個謊言遮蔽天日的時刻，我們只從中央電視臺看到了周鋒鎖「落網」的報導：他身披外衣，雙手被銬，卻提一隻毛筆，在一張紙上迅疾地書寫著什麼報導似乎把那解釋成簽署「認罪書」。但我的司法部朋友告訴我，他寫的竟是：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於是，他那緊鎖的眉頭、倔強的嘴，伴著那揮灑的豪情，和「同胞檢舉」的故事背景，在我的腦海裡，匯成了一幅現代「悲劇」圖畫 然而，那位司法部朋友告訴我，周鋒鎖一點也沒有埋怨姐姐，沒有看不起她，甚至完全理解她。他想，如果自己能解除至愛親人的緊張和痛苦，甚至「落網」也是值得的！

　　──當時，我無法考證這些說法，哪些屬於真情，哪些屬於演繹。但我感到有一種精神，在這流傳著的故事中升華。那是不見於「革命一代」，甚至不見於我們「被革命母奶養育的一代」的一種罕見的東西。

　　我驚詫：在民間這也許就是所謂「禮失求諸野」的一個例證吧！

　　今天看到周鋒鎖接受記者採訪的話，那些「哀婉的傳奇」就被證實了。

　　關於那個「部分」，周鋒鎖說：

　　「我們家出身是很貧窮的農民家庭。姐姐比我大12歲，是我們家的第一個大學生。因為年齡相距很大，從小我就是她帶大的，我們之間絕對不是一般的感情，是介於母子和姐弟之間的感情。現在我還能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她抱著我那個情形。

　　「後來因為這個事情，我姐跟姐夫和西安空軍工程學院機關鬧過很多次。當然這件事的真相共產黨一直控制著，不可能讓別人知道，只有姐姐和姐夫單位的人知道是怎麼回事。

　　「當然事後我姐因為這事受到很大很大的壓力。一直到我從監獄出來之後，我們還一起看了別人寫的很多信，都是罵她的。我姐看了傷心也感到高興，她更能感覺到我們做的事情是對的。

　　「共產黨總是用仇恨、恐懼來破壞所有人間最好的東西不管你是言論自由也好，人與人之間的愛也好」（六四檔案－2003）

　　──他沒有否認姐姐是「舉報者」，但他理解那是他淳樸的姐姐出於對他的關愛；他雖然很痛苦，但卻不願意渲染情理之中的「悲傷」；他像一個男子漢一樣地「隱忍」著，為的是不使姐姐更傷心。

　　──他知道姐姐是「受矇蔽」的。輕信最容易被利用，但那本是「世界上最能夠被容忍的缺點」。

　　──他面對媒體，肩負社會角色賦予的責任，甚至於沒有一句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是的，姐姐被罵，她心裏痛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沒有什麼比「出賣」更嚴重的道德譴責，沒有什麼比把手足兄弟送去坐牢更痛苦，讀每一封來信，對她的靈魂都是一次鞭打但有誰會知道，她心裏同時還有一種「高興」呢？因為這證明了弟弟的對，但同時也證明了自己的錯啊！

──只有手足之情，只有無私，才能是忘我的！ (mo.

而他們姐弟，居然能夠「一起」讀這些信！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和境界？！那是一次情感的洗禮！那是一種道德的超越！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也從未向我們展示過如此情境！

　　由此，我不免生出遐想：如果人們沒有看到周鋒鎖這些寬恕的「證詞」他就離開了人世，她姐姐被「革命道德法庭」判決有罪，周鋒鎖會怎樣呢？我相信，他最終也是會與姐姐相會於地下的。因為他講述的故事已經告訴我們，有一種人類更古老，更基本的感情，終究是要戰勝那些「異化」的「付著物」的！

　　在他們的姐弟感情中，共產黨是徹底失敗了；包括那些被黨文化養育出來的，披著其他外衣的種種，都像幽靈一樣地消退了

　　我很高興的是，在周鋒鎖和姐姐的故事真相大白於天下的今天，中國的司法界已經在討論「親屬迴避」的問題了，這是人性精神的復甦，是社會健康的起點，也是無數家庭犧牲換來的歷史進步

　　作者為歷史學者，自由撰稿人，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