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5-08 05:15:03作者：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
1940年的豫中鄉村。
警備隊小隊長孫毛旦騎著借來的「東洋車」、挎著借來的盒子槍，回到村裡催繳給日軍的糧款。他家是村中大戶，他本人曾經是副村長。
面對家人對「漢奸」的些微質疑，他很敏感也很憤怒，拍著盒子槍說：
「你們這個也說日本，那個也說日本，好像跟了日本就跟偷了漢子一樣！日本是那麼好打的？……早晚，中國是人家日本人的天下！跟了日本不光榮，將來都成了日本的臣民，看你們還說什麼！」 ——作家劉震雲筆下的孫毛旦，是如假包換的漢奸，是抗戰八年間幾與日軍等量的100多萬偽軍中的一員。
在談到漢奸現象時，孟子的話時常被人援引：「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
漢奸孳生的土壤
一位在國外講學的中國學者曾有過這樣一次令他心中五味雜陳的經歷。
兩名博士論文主題為「關於中國電影與國民性」的日本人，專程就《地道戰》《地雷戰》中的一些情節向他請教。《地雷戰》中的偽軍官和中野隊長一起搜捕「土八路」；《地道戰》里民兵隊長高傳寶傳達情報時說，來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
兩名日本人提出的問題讓這位中國學者有些尷尬：中國為什麼有這麼多漢奸？這和中國的民族性有關嗎？
南京市社會科學院學者付啟元撰文說，抗戰時期部分國人像一盤散沙，崇洋媚外，長於內鬥而拙於團結對外，以致漢奸氾濫成災，給抗戰帶來了嚴重危害。
近代中國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為政。這種被孫中山稱為「一盤散沙」的狀況，卻為外國侵略者對華推行「以華制華」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面對日本的軍事壓力和利益誘惑，一些人可能就會選擇投降的道路。
獨裁統治，吏治腐敗，人民生活水平極端低下，造成社會離心力的加劇，使政府缺乏親和力和號召力，為漢奸思想的流行打開了通道。
部分民眾思想意識裡只有一家一姓，沒有國家民族。一些人賣國求榮，賣身投敵。
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落後，人們生活水平的極端貧困對漢奸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很多下層漢奸迫於生計，而不得不為日軍服務。
中國在對外戰爭中屢次戰敗，使國人中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發展，抗戰爆發後敵強我弱的現實，使部分人喪失了抵抗的信心。
明治維新後，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國人深為佩服，赴日留學生對日本有親切感和崇拜感。這部分人容易被侵華日軍所利用，成為漢奸。
有學者曾對漢奸偽政權高級官員情況作過簡略統計：留日比例較高，在被統計的144人中，有留日經歷者54人，佔38%.
偽軍：強勢競逐下的卒子
1945年春，豫東最大的集團偽軍頭目張嵐峰，同意中共派人進入他的軍隊，意在雙方互通情報，以免彼此消耗實力。
而在此前半年，這個在1938年就被 日軍委任為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豫東招撫史的私家軍隊統帥，已作為「曲線救國的 將領」被蔣介石秘密委任為新編第三路軍 總司令，負責安撫華北各偽軍，並與湯恩 伯部協同剿共。
張嵐峰這種首鼠多端、傾向模糊的行止舉措，正是當時偽軍典型的生存方式。
身處國、共、日三方緩衝地帶的張嵐峰，為壯大個人實力，與各方都有來往。對於國民政府，他表示希望中央原諒他的「苦衷」；對中共則不挑釁，避免衝突，對於自己部隊內的中共地下組織也不處理。
臺灣研究偽軍的學者劉熙明認為，偽軍經常務實地依附其他強權。相對於國民黨、中共、日本等強勢力量，偽軍各部隊只能算是小卒，在各方勢力的競逐中游移，在夾縫中求生存，必然需要與各方都保持關係。
偽軍的形成除了地方勢力之外，主要來源為國民黨軍隊降日。同時，偽軍也成為一些下層百姓的謀生手段。
偽軍建立後，同蔣介石軍隊之間從未真正作過戰，蔣汪兩軍雙方「互不侵犯」。抗擊偽軍的主要任務都是中共的軍隊完成。1943年8月24日的《解放日報》曾公布了「共產黨抗擊的全部偽軍概況」：共產黨在抗擊了全部侵華敵軍共36個師團的58%的同時，又抗擊了全部偽軍62萬人的90%以上，國民黨僅僅牽制偽軍不足10%.
漢奸的當代悖論
不久前，廣州番禺兩座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建築能否申報文物保護單位，一時成為爭論的焦點。
儘管專家認為東湧炮樓和「蝴蝶樓」無論建築水準還是歷史價值都可圈可點，但它們卻因與大漢奸李輔群密切相關而令地方政府部門躊躇。漢奸別墅該不該被當作文物進行保護，引發輿論激烈爭論。
事實上，在中日關係的語境下，「漢奸」這個指稱對於中國人來說猶為沈重和危險。儘管抗戰已經結束一個甲子，但是這個嚴厲得無出其右的指控，卻仍然頻繁地出現在現實生活中，「文化漢奸」、「經濟漢奸」的帽子並不鮮見。
而史家卻已在追索幾十年前「漢奸」的真相。
1938年1月，愛國僑領陳嘉庚的提議「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並被後人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據說，當時主和派的汪精衛在念到這個提案時臉色發白。
但有學者指出，拿這個說法往抗戰的歷史上套時，第一個被網住的就是因棗宜戰役殉國而廣為人知的抗日英烈張自忠。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不久，北平落人日軍的掌握之中。張自忠在那時當了第一任北平市長，兼冀察政務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和冀察綏靖公署主任。
儘管他曾指出自己留在日據的北平不是要當漢奸，而是「希望能夠打開一個局面，維持一個較長的時間，而使國家有更充實的準備」，並表示為此不計譭譽，但是「漢奸」帽子和四處湧來的鄙夷唾棄，令他耿耿於懷。
1940年5月的棗宜會戰中，國民黨方面指揮作戰的是時任國軍第33集團軍總司令的張自忠。日軍調集了兩個師團集中攻擊他。5月16日，他在南瓜店十里長山被包圍，身中七彈，戰死在杏仁山腳下，成為「抗戰以來，以上將銜集團軍總司令職親臨前線，戰死沙場」的第一人。時年49歲。
有學者認為，張自忠在戰鬥中的「求死」傾向是希望「以死明志」，與當年被扣上「漢奸」帽子的刺激直接有關。
學者們在檢視這類有關「漢奸」的歷史片段後稱，不能僅僅根據一個人的言論就說他是「漢奸」，「漢奸」的帽子要慎用。所有的人只能用同一種方式愛國，是危險的。
1940年的豫中鄉村。
警備隊小隊長孫毛旦騎著借來的「東洋車」、挎著借來的盒子槍，回到村裡催繳給日軍的糧款。他家是村中大戶，他本人曾經是副村長。
面對家人對「漢奸」的些微質疑，他很敏感也很憤怒，拍著盒子槍說：
「你們這個也說日本，那個也說日本，好像跟了日本就跟偷了漢子一樣！日本是那麼好打的？……早晚，中國是人家日本人的天下！跟了日本不光榮，將來都成了日本的臣民，看你們還說什麼！」 ——作家劉震雲筆下的孫毛旦，是如假包換的漢奸，是抗戰八年間幾與日軍等量的100多萬偽軍中的一員。
在談到漢奸現象時，孟子的話時常被人援引：「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
漢奸孳生的土壤
一位在國外講學的中國學者曾有過這樣一次令他心中五味雜陳的經歷。
兩名博士論文主題為「關於中國電影與國民性」的日本人，專程就《地道戰》《地雷戰》中的一些情節向他請教。《地雷戰》中的偽軍官和中野隊長一起搜捕「土八路」；《地道戰》里民兵隊長高傳寶傳達情報時說，來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
兩名日本人提出的問題讓這位中國學者有些尷尬：中國為什麼有這麼多漢奸？這和中國的民族性有關嗎？
南京市社會科學院學者付啟元撰文說，抗戰時期部分國人像一盤散沙，崇洋媚外，長於內鬥而拙於團結對外，以致漢奸氾濫成災，給抗戰帶來了嚴重危害。
近代中國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為政。這種被孫中山稱為「一盤散沙」的狀況，卻為外國侵略者對華推行「以華制華」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面對日本的軍事壓力和利益誘惑，一些人可能就會選擇投降的道路。
獨裁統治，吏治腐敗，人民生活水平極端低下，造成社會離心力的加劇，使政府缺乏親和力和號召力，為漢奸思想的流行打開了通道。
部分民眾思想意識裡只有一家一姓，沒有國家民族。一些人賣國求榮，賣身投敵。
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落後，人們生活水平的極端貧困對漢奸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很多下層漢奸迫於生計，而不得不為日軍服務。
中國在對外戰爭中屢次戰敗，使國人中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發展，抗戰爆發後敵強我弱的現實，使部分人喪失了抵抗的信心。
明治維新後，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國人深為佩服，赴日留學生對日本有親切感和崇拜感。這部分人容易被侵華日軍所利用，成為漢奸。
有學者曾對漢奸偽政權高級官員情況作過簡略統計：留日比例較高，在被統計的144人中，有留日經歷者54人，佔38%.
偽軍：強勢競逐下的卒子
1945年春，豫東最大的集團偽軍頭目張嵐峰，同意中共派人進入他的軍隊，意在雙方互通情報，以免彼此消耗實力。
而在此前半年，這個在1938年就被 日軍委任為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豫東招撫史的私家軍隊統帥，已作為「曲線救國的 將領」被蔣介石秘密委任為新編第三路軍 總司令，負責安撫華北各偽軍，並與湯恩 伯部協同剿共。
張嵐峰這種首鼠多端、傾向模糊的行止舉措，正是當時偽軍典型的生存方式。
身處國、共、日三方緩衝地帶的張嵐峰，為壯大個人實力，與各方都有來往。對於國民政府，他表示希望中央原諒他的「苦衷」；對中共則不挑釁，避免衝突，對於自己部隊內的中共地下組織也不處理。
臺灣研究偽軍的學者劉熙明認為，偽軍經常務實地依附其他強權。相對於國民黨、中共、日本等強勢力量，偽軍各部隊只能算是小卒，在各方勢力的競逐中游移，在夾縫中求生存，必然需要與各方都保持關係。
偽軍的形成除了地方勢力之外，主要來源為國民黨軍隊降日。同時，偽軍也成為一些下層百姓的謀生手段。
偽軍建立後，同蔣介石軍隊之間從未真正作過戰，蔣汪兩軍雙方「互不侵犯」。抗擊偽軍的主要任務都是中共的軍隊完成。1943年8月24日的《解放日報》曾公布了「共產黨抗擊的全部偽軍概況」：共產黨在抗擊了全部侵華敵軍共36個師團的58%的同時，又抗擊了全部偽軍62萬人的90%以上，國民黨僅僅牽制偽軍不足10%.
漢奸的當代悖論
不久前，廣州番禺兩座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建築能否申報文物保護單位，一時成為爭論的焦點。
儘管專家認為東湧炮樓和「蝴蝶樓」無論建築水準還是歷史價值都可圈可點，但它們卻因與大漢奸李輔群密切相關而令地方政府部門躊躇。漢奸別墅該不該被當作文物進行保護，引發輿論激烈爭論。
事實上，在中日關係的語境下，「漢奸」這個指稱對於中國人來說猶為沈重和危險。儘管抗戰已經結束一個甲子，但是這個嚴厲得無出其右的指控，卻仍然頻繁地出現在現實生活中，「文化漢奸」、「經濟漢奸」的帽子並不鮮見。
而史家卻已在追索幾十年前「漢奸」的真相。
1938年1月，愛國僑領陳嘉庚的提議「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並被後人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據說，當時主和派的汪精衛在念到這個提案時臉色發白。
但有學者指出，拿這個說法往抗戰的歷史上套時，第一個被網住的就是因棗宜戰役殉國而廣為人知的抗日英烈張自忠。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不久，北平落人日軍的掌握之中。張自忠在那時當了第一任北平市長，兼冀察政務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和冀察綏靖公署主任。
儘管他曾指出自己留在日據的北平不是要當漢奸，而是「希望能夠打開一個局面，維持一個較長的時間，而使國家有更充實的準備」，並表示為此不計譭譽，但是「漢奸」帽子和四處湧來的鄙夷唾棄，令他耿耿於懷。
1940年5月的棗宜會戰中，國民黨方面指揮作戰的是時任國軍第33集團軍總司令的張自忠。日軍調集了兩個師團集中攻擊他。5月16日，他在南瓜店十里長山被包圍，身中七彈，戰死在杏仁山腳下，成為「抗戰以來，以上將銜集團軍總司令職親臨前線，戰死沙場」的第一人。時年49歲。
有學者認為，張自忠在戰鬥中的「求死」傾向是希望「以死明志」，與當年被扣上「漢奸」帽子的刺激直接有關。
學者們在檢視這類有關「漢奸」的歷史片段後稱，不能僅僅根據一個人的言論就說他是「漢奸」，「漢奸」的帽子要慎用。所有的人只能用同一種方式愛國，是危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