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5-16 11:36:46作者：袁紅冰
文章摘要: 知識的墮落是最深刻的民族悲劇。因為，知識對良知、正義和真理的背叛，必然導致民族人格的非道德化。「偽自由知識份子」正是由於非道德化而腐爛的中國民族人格所孕育出的人格怪胎。
一、中共暴政——人權災難之源
人往往熱情洋溢地追求一種注定要給自己帶來災難的悲劇命運。從這個角度審視，人群有時比獸群更愚昧。
上個世紀中葉，相當一部分中國人滿懷對未來的憧憬，支持中共官僚集團獲得對國家權力的壟斷。他們的支持正是將中國推入大悲劇命運的歷史動力之一。從中共壟斷國家權力之日起，就出現了一個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黑暗的人權災難的策源地。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暴政的每一個足跡，都伴隨著國家恐怖主義；中共暴政的政治邏輯發展過程，同時也是人權災難的積累。中共官僚集團實施了奴役人民罪、屠殺人民罪、政治迫害罪、剝奪人民權利罪、國家恐怖主義罪、掠奪社會財富罪、種族滅絕罪等一系列反人類罪行——中共官僚集團是世界上罪惡最為深重的反人類罪的犯罪集團。
專制的天性在於維護權力貴族階層的利益，而且是以普遍剝奪民眾基本人權的方式來維護。壓抑民眾的基本人權，乃是專制存在的價值。當然，這種價值只屬於權力貴族。所以，有專制的地方，必有人權災難；人權災難之源不過是專制的另一種表述。
御用文人和偽自由知識份子曾經試圖讓人們相信，鄧小平時代同毛澤東時代相比產生了原則區別。不過，歷史進程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證明，鄧小平和毛澤東堅守專制政治邏輯的立場，毫無二致。不同的是，毛澤東用極端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來支撐專制政治，而鄧小平則認為利用權力貴族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更有益於強化專制政治。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中共暴政還可以借諸共產主義的政治謊言，騙取人們對理想主義的追求，鄧小平則由於用軍隊屠殺北京和平抗爭的學生和市民，徹底撕裂了中共政治道德的遮羞布。中共官僚集團從此淪落為只能靠赤裸裸的物慾來誘惑人心的黑社會式的政治集團。
現在，又有御用文人鼓吹「胡溫新政」，偽自由知識份子也咸與鼓噪。他們希望有人相信，罪惡都屬於過去，而「胡溫」是乾淨的「白手套」。
且不說「胡溫」官僚集團仍然以專制政治作為存在的前提，且不說「胡溫」集團主要是由各種犯罪份子組成——他們中有 「文革」時犯下反人類罪的「聯動」分子，有因屠殺少數民族犯下種族滅絕罪的人，有因迫害法輪功學員而犯下群體滅絕罪的人，有因「愛滋病村」悲劇而犯下瀆職罪的人，而且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屬貪官污吏，都在持續實施利用腐敗的國家權力掠奪社會財富——僅就政治繼承的邏輯而言，「胡溫」集團也必須對中共暴政半個多世紀的反人類罪行承擔責任。其理由簡單而明確：任何人，只要繼承了政治資源，也必須同時繼承政治債務。
當前，中共暴政仍然遵從其天性，一刻不停地製造種種人權災難。然而，竟又有偽自由知識份子憂心忡忡地關切中國民主以後中共的政治地位。他們斷言，只要中共放棄專制，就要保障中共的政治生存權——他們是在用一個不可能出現的前提，為中共的生存權辯護，並以此顯示他們的 「寬容」。這些偽類顯然絲毫沒有意識到，在歷史的斜視中，他們不過是忸怩作態的丑角而已，之所以醜陋，是由於他們幾乎本能地抓住一切機會討好暴政，裸露出入骨的奴性。
中國人必須，歷史也必將對中共官僚集團實施公正的法律審判。法律一旦確認中共是反人類犯罪集團，它就永遠被剝奪了政治生存權。中國半個世紀經歷的重重社會悲劇早已發出召喚：必須徹底否定中共暴政。因為，它是中國苦難的根源，是社會不公正的根源——它是中國人權大災難的根源。
二、偽自由知識份子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國度，人權遭受侵犯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是，無論任何時期，也無論任何國家，只要處於專制政治之下，則專制政治必定構成人權災難的主要原因。
專制政治本質就是權力貴族的特權政治。確認特權政治必然否定民眾的基本人權。從這個意義上講，專制政治是民眾維護基本人權運動之因——專制政治通過普遍剝奪民眾權利維持其存在的同時，也宿命地激發起抗爭專制的民眾維權運動。
正如專制政治天生就是民眾權利的踐踏者，民眾的維權運動也必定與專制政治為敵。不可以想像尊重人權的專制政治，也不存在與專制政治一致的維權運動。
六. 四血案之後，命運開始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羞辱中共暴政，即讓中共暴政在橫流的物慾中，完成向專制政治最卑鄙無恥的形式的演進。這種形式便是黑社會性的貪官污吏集團對國家權力的壟斷。
腐爛於物慾的中共暴政以黑社會方式對基本人權的踐踏與蹂躪，顯示出專制政治達於極致的卑鄙無恥。民間維權抗暴運動正是對中共暴政侵權行為的社會反應。但是，為什麼，每年數萬起民間群體性維權抗暴事件，卻不能形成堅定的政治意志和改變歷史進程的社會運動呢？答案可能比這個問題本身更可悲——因為，中國知識份子整體上背叛了社會良知。
當蘇格拉底說「知識就是美的」時，他顯然過分理想主義了。中國的現實正在告訴歷史，知識也可能成為罪惡和卑鄙的同謀。
毛澤東時代，中共暴政運用國家恐怖主義，大規模迫害知識份子；鄧小平則把國家恐怖主義這柄達摩克利斯劍，懸在知識份子頭上，同時，用金錢和進入權貴階層的允諾，來收買知識份子。毛澤東的迫害和鄧小平的收買有一個共同目標：奴役知識，使知識為專制服務。而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狀況，直接詮釋了中國精神的墮落。面對鄧小平的收買，中國知識份子始之以感激涕零，繼之以歡欣鼓舞。知識份子上層已經成為中共暴政的豪華附庸。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則完成了知識專制權力化的過程，他們本身就是專制權力的生命承擔者。更多的知識份子則以他們奴性的沉默，慫恿了專制政治對基本人權的普遍踐踏。
未來的年月中，當中國人回顧2006年的歷史時會發現，知識的最驚心動魄的墮落，是通過「偽自由知識份子」對維權運動的戕害表現出來。
知識的墮落是最深刻的民族悲劇。因為，知識對良知、正義和真理的背叛，必然導致民族人格的非道德化。「偽自由知識份子」正是由於非道德化而腐爛的中國民族人格所孕育出的人格怪胎。
偽類們之「偽」，在於他們雖然以各種屬於自由知識份子範疇的身份為頂戴花翎，如「天安門之子」、「獨立寫作者」、「維權律師」等等，卻又在不同的情感層次上依戀或者依附中共專制。「偽類」的經典者有如下三類。
其最可悲者，可稱之為中共的「棄婦」類。他們本已將情感和靈魂全部出賣給中共，只是天不作美，種種個人命運的偶然性迫使他不得不割斷同中共的情緣。此類人對中共的指控，必定有棄婦情節。他們時時痛不欲生地控訴中共的「背信棄義」，「斷情毀約」；控訴之餘則又顯出棄婦對前夫的一往情深。真可謂哀婉動人，幽怨斷腸——「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
其最偽善者，可稱之為中共的「默契者」。此類人或者基於對個人知名度的渴望，或者由於其他的個人野心，扮演民主追求者的角色。但是，他們一朝與中共暴政的國家恐怖主義正面遭遇，便立刻屁滾尿流，一瀉千里。從此之後，他們表面仍然煌煌大言，談民主，論人權，暗地裡則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時時窺測暴政之意，絕對不越中共的政治底線之雷池半步。其同中共之默契，猶如伶俐的狗對主人之意的心領神會。
其最可恥者，則淪為中共暴政的線人和告密者。此種偽類大多遵循私利至上的生存哲學。他們曾因一時心血來潮，逾規越軌，觸怒中共。黑牢數日，便愁如南山，淚如東海，奴態畢露，願作朝廷鷹犬，以換取暴政的饒恕。然而，雖然他們的身體由地獄回到世間，他們的心卻永遠留在萬劫不復的地獄之中。
偽類的基本情感特徵，表現為對中共專制的飽含哀怨之情的責怪，和對徹底否定中共專制者的厭惡，甚至仇恨。偽類同中共暴政之間已經形成相互利益的生態鏈。縱觀2006年，正是偽類——偽自由思想者、偽獨立寫作者、偽維權律師、偽基督徒，為維護中共專制的政治利益，而協助暴政，絞殺英雄高智晟發起的維權抗暴運動。
三、偽類的戒律
豬比偽類高貴，因為豬更真實。偽類用豪華的語言和邏輯編織成種種戒律，來束縛維權運動。這些戒律的深處，無不隱藏著對中共專制的百般呵護，千種關切。
中共現行法律規定的「權利」是維權的標準，因此，維權活動必須具有合法性，即符合中共法律，維權應當在現行法律和司法程序框架之中進行——這是偽類從法律學角度為維權活動設置的戒律。
上述戒律的關鍵，是要把維權活動限制在中共法律範圍之內，使其成為中共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囚徒。偽類板著冷若冰霜的老臉聲稱，只有遵守中共法律維權者，才具有法治精神。但是，偽類的戒律悖逆基本的事實邏輯。
在自由、民主、人權已經成為人類普遍真理的時代，專制政治法律制度為保持其生存，必然表現出偽善性，以欺騙世界。中共暴政也不例外。中共一方面在公開宣布的法律中規定了種種權利，另一方面又通過實際的法律運作，剝奪中國人的基本人權。專製法律與公民權利是兩個冰碳水火，不能共存的概念。維權活動應當維護的絕不應當是中共法律給予的權利，因為，中共法律從來沒有真實地給予，而應當是屬於自由人的基本權利。
中共專製法律不僅偽善，而且凶殘至極。中共建政五十六年以來，對政治犯、思想犯和良心犯的大屠殺和大迫害，主要是運用中共的法律和司法程序來實施的。中共的法律和司法程序是基本人權的天敵；在專制的法律和司法程序之內尋求人權，無異於水中撈月，與虎謀皮。
中共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當代中國人權災難的主要根源。維權活動如果被限制在中共法律範疇之內，不僅不會產生與人的自由一致的法治，反而只能增加中共專制惡法的欺騙性。相信，這正是許多偽類夢寐以求的。
偽類還從社會學的角度為維權運動設置戒律：維權只能以個案的方式推進，而不能採用群體抗爭的方式，更不能以社會運動的方式進行。據偽類說，如果通過群體抗爭或者社會運動的方式維權，就將導致「暴民」政治。
初聞上述戒律，會以為偽類們是一群生活在遠離現實的夢幻中的「妙人」。他們似乎完全不知道，構成中共暴政的千萬貪官污吏，每日每時都在用專制的國家權力，踐踏和蹂躪人權，以維護其政治利益，攫取社會財富；他們似乎完全不清楚，今日之中國人權災難如火如荼，冤情冤獄遮天蔽野；他們似乎完全不明白，只由區區十幾位「維權律師」去「個案推進」，如騰格裡大沙漠之流沙般無法計數的人權災難，就永遠沒有可能真正得到解決。
其實，偽類是一群早已喪失夢想能力的卑俗的實用主義者，他們的心只能聽懂現實厲害權衡的召喚。他們提出「暴民政治」的觀念，來阻止維權活動的社會運動化，正是精明的利害權衡的結果。
偽類的生存空間由中共暴政恩賜。暴政之所以寬容偽類，是因為偽類以政治軟體動物的方式表達的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追求，不僅不會傷害專制，反而會成為中共證明其「開明」的根據，從而為論證專制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依據。同時，偽類則必須在寬容的背景下，才能獲得「著名異見人士」等等高名大譽，以及隨之而來的實際利益。中共暴政實際是由政治軟體動物構成的偽類族群生存之依托，衣食之父母。
偽類都是精明的小動物，他們對於自己同中共暴政之間的相互利益關係心如明鏡。偽類詛咒維權運動社會化完全符合他們的利益邏輯。因為，社會運動化的維權活動所蘊涵的巨大政治能量，很可能使暴政頹然崩潰。討論至此，廣大底層民眾被偽類視為「暴民政治」之源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偽類鼠輩雖然心機百端，但卻又常常難以抑制地公開裸露出他們的卑鄙。
偽類設置的一個最具政治性的戒律，即是「維權必須遠離政治」。但是，對於如何遠離政治，偽類一般都諱莫如深。
當代中國的人權災難主要源於中共專制政治。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無須論證的事實。正由於中共暴政是人權災難的根源，因此，任何真正的維護人權的活動，都天然具有政治性，即具有反抗專制政治的性質。這種政治性正是維權活動之魂。
在當代中國的條件下，強迫維權活動遠離政治，就意味著窒息維權活動的靈魂；被剝奪了政治性的維權活動，只能是偽類導演或者思想控制的偽維權活動。這類「維權活動」不僅不會把抗爭的鋒芒指向人權災難之源，中共暴政，相反，它的存在恰足以為中共自我炫耀其專制政治的「進步性」提供偽證。
從偽類關於維權活動必須遠離政治的喧囂中，歷史聽到了中共暴政對維權活動政治意志化的深刻恐懼。但是，主導中國未來命運的將不是中共官僚集團的願望，而是絕大多數中國人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信念。社會運動化將使維權活動成為全民抗爭暴政的歷史進程；政治意志化將為社會運動化的維權活動提供毫不含糊的價值目標——埋葬中共一黨獨裁的專制政治，實現保障人權的憲政民主政治。
我預言，政治意志化和社會活動化的維權活動形成的全民大反抗，必將導致中共暴政的崩潰。偽類為束縛維權活動而設置的種種戒律，只能證明他們作為暴政思想走狗的歷史地位。
四、2006年中國維權運動的價值
2006年中國維護基本人權、抗爭暴政的運動必將被歷史尊敬地記住。
2006年之前，雖然也有少數律師和學者，本著一星未泯的良知，為維護基本人權，作出巨大的個人努力，但是，維權活動原則上還是處於偽類的思想控制之下。種種戒律猶如古代束縛婦女雙足的又臭又長的裹腳布，使維權活動步履維艱。起自於底層民眾的每年數萬起群體維權抗爭事件，被偽類以具有「暴民政治」傾向為由，輕蔑地排除於「維權」的概念之外，「維權活動」由此成為少數名人在中共暴政的寬容之下，進行個人道德表演的酒吧舞臺。尤其不能寬容的是，偽類給「維權活動」戴上了官方縫製的黑眼罩——對於一場持續發生的重大人權災難，「維權活動」竟然視而不見。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起，中共暴政基於專制政治的邏輯，將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對法輪功精神修煉者實施政治大迫害。其殘酷程度毫不亞於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儘管有極個別律師為法輪功精神修煉者受迫害的個案提供法律幫助，但是，在政治大迫害前，十四億人的中國，卻死寂如萬里墓地。中國的所謂「維權」界，整體上也對這次政治大迫害保持了怯懦的沉默。
由於怯懦而沉默不應當被尊敬，卻也不應當受到指責。因為，面對令岩石都戰慄的中共暴政的凶殘，指責人們怯懦是不公正的。問題的關鍵則在於，偽類做出鮮廉寡恥的努力，企圖讓歷史相信，他們怯懦的沉默意味著崇高的理性。
偽類最常用的為自己怯懦的沉默辯護的手法，便是用裝腔作勢的高言大語，指出他們的理念與法輪功的區別，藉以貶低法輪功的信仰。然而，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法輪功從沒有強迫，或者試圖強迫任何人接受其信仰；人應當秉持的基本良知是，任何理由都不能成為對法輪功精神修煉者進行政治大迫害的合理根據。
偽類想以其偽善欺騙歷史，歷史則只尊敬真實的人。2006年，從無數腐爛於物慾的中國人群中，走出一個真實的人——高智晟。他毫不理會令偽類噤若寒蟬的暴政的「政治底線」，基於真實的理性和良知，以上書暴政之王的方式，公開抗議對法輪功精神修煉者的政治大迫害。
從高智晟生命深處湧現出的英雄史詩般的勇敢精神，同追求真理的意志結合在一起，以狂飆突進的方式，摧毀偽類設置的一系列森嚴的戒律，形成2006年「中國維權抗暴絕食運動」的大潮。隨著形勢的發展，「維權抗暴絕食運動」已經不僅限於抗議對法輪功精神修煉者的政治迫害，而發展成對中共暴政摧殘人權的全面抗爭。
在精神的範圍內，「2006年維權抗暴絕食運動」取得了重大勝利，其具體的思想成果表現為如下諸方面：
（1）明確了「維權」的概念，即維權並不是指維護中共專制惡法規定的「權利」，而是維護人類現代法的精神確認的基本人權。這就意味著，維權運動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中共的政治法律制度乃是中國人權災難的主要來源。
（2）2006年維權運動公開提出修改中共專制憲法的訴求。這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行為。她表明，中國的維權運動從思想上掙脫了中共專制惡法的桎梏，而把抗爭的鋒芒直指中國苦難的根源——中共根本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國的維權運動從此開始政治意志化的實踐進程。
（3）2006年維權運動毫不理睬偽類竭力叫賣的「個案推進」，以及在中共司法程序內解決問題的維權原則，並以絕食的方式證明，中國維權運動不再是中共專制司法程序的囚徒，而是有獨立意志的自由人；中國維權運動將按照維權民眾自己確定的方式，而不是專制惡法規定的程序來進行。更具有思想價值之處則在於，通過否定「個案推進」至上的原則，展現出「維權」廣泛社會運動化的歷史趨勢。
中國「維權」必須首先政治意志化和社會運動化，進而形成全民抗爭暴政的歷史進程——以徹底否定做為人權災難之源的中共專制政治法律制度——這是「2006年維權抗暴絕食運動」獻給中國未來命運的精神價值的結晶。歷史將證明，維權活動的政治意志化和社會運動化，是中國未來歷史時期中民主運動的主要形式。
歷史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精神範疇的勝利並不總是能直接轉化成現實領域的凱旋。屬於現實領域的具有歷史里程碑意義的勝利，往往需要許多次悲愴的失敗作為祭品。「2006年維權抗暴絕食運動」就是一次為未來的勝利所作的神聖獻祭。
2006年對維權運動進行嚴酷的政治迫害的過程中，中共暴政始終以陰森的沉默來遮掩其黑社會化的國家恐怖主義。偽類，即偽自由知識份子、偽基督徒、偽獨立寫作者、偽維權律師，則以對高智晟和「維權抗暴絕食」運動創造的精神價值的肆無忌憚而又陰狠刻毒的攻擊，證明他們樂於充當暴政的思想走狗。暴政沉默，是因為中共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道德的破落戶；偽類喧囂，是因為偽類已經無恥到願以公開的叛賣博取暴政賞賜的程度。
如果說在人性普遍腐爛的中國，2006年維權運動所取得的精神勝利是英雄人格所創造的奇蹟，那麼，她在現實中的失敗則是一種宿命。這主要不是由於暴政仍然具有實施國家恐怖主義的強大能量——暴政的迫害能力是與民眾人權意識的普遍覺醒成反比的，而是由於奴性化和物慾化的中國人仍然需要英雄人格的啟蒙——更多英雄人格的苦難才能感動，才能點燃中國人那一顆物化成頑石的心。
「2006年維權抗暴絕食運動」注定是悲劇，高智晟注定是悲劇英雄。但是，假設沒有偽類充當暴政的思想走狗，維權運動精神範疇的勝利將更加輝煌，維權運動現實領域的失敗也將更加具有震撼性。在此，我不願寫出偽類的名字，因為他們卑賤而不潔的名字，會弄髒我高貴的筆。不過，歷史在記住英雄高智晟的同時，也不得不記住對英雄進行思想謀殺的偽類；偽類的名字會由於人格的卑鄙而超越他們的醜陋生命。
五、偽類之卑鄙的人格
知識的墮落，是最深刻的民族悲劇。偽類的人格正表現出現代中國知識墮落的經典狀態。
偽類比公開的御用文人更卑鄙，因為他們更偽善，他們戴著「自由知識份子」的面具對維權運動的詛咒，更具欺騙性。從 2006年對維權運動實施思想謀殺的每一次刀光劍影中，我們都能看到屬於偽類的妒火如熾、陰柔詭譎、尖酸刻薄、狠辣寡毒。幾乎人類所能具有的一切最壞的心理狀態，都從偽類的言論和行為中難以抑制地湧溢而出，「卑鄙」這個詞因此獲得了更怵目驚心的內涵。
人格，這是所有社會歷史現象的最深刻的原因。偽類的卑鄙也根植於他們的人格。
偽類是靈魂被東方文化失敗主義徹底擊碎的種群，他們早已喪魂失魄。他們破敗的靈魂間，只剩下凌亂不堪的邏輯，卑微猥瑣的理性，道德價值的廢墟，以及對世俗名利的瘋狂而殘缺的渴望。
偽類喪失了理解高貴的能力。他們不相信俠義精神，不相信英雄情懷，不相信理想主義，不相信有從心底裡湧出的淚，不相信血能夠燒裂岩石，不相信有高於生死的心靈選擇——他們唯一相信的，便是以私慾為價值坐標的實用主義；他們的靈魂是如此骯髒，以至於連蒼蠅都會捏著鼻子遠離。
偽類最「高尚」的衝動，就是扮演真理的乞討者，儘管他們對真理並不感興趣。他們沒有能力懂得，由于思想乞丐的精神太卑微，因而他們根本不能理解真理之魂——思想乞丐對真理的理解總是醜陋的精神怪胎。這或許是缺乏美感的悲劇。而這種悲劇恰屬於偽類。
「自私是人的本性；自利是生命的絕對價值」——這是偽類的人格箴言。對此，有些偽類堂而皇之地宣示，有些偽類則語言上諱莫如深，實際上踐行不疑。偽類的人格箴言來自於對一項真理的誤解，即對近代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義」的扭曲的理解。
從「文藝復興」運動中湧現出的人本主義，激發起人類一次精神領域的進化——人由中世紀神權政治的奴隸，進化為獨立而自由的心靈。人本主義如果僅將抽象的人的概念確認為至上的價值，那就只不過是向古希臘一項哲理的回歸，即向「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回歸。然而，「文藝復興」 最震撼人心的理念，在於復興中的創生。超越古希臘哲理的「個人主義」，才是人本主義之魂。
「個人主義」確認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宇宙，都是一個自為的意志，因此個體的人的自由，才是自由的絕對價值。上述原則構成了「個人主義」最初的理念基礎，由「個人主義」演進出的自由主義的全部內涵也都以上述原則為源頭。
將個體自由和個性獨立奉為生命哲學的真理之王，是一項充滿英雄史詩的悲愴情懷的精神挑戰。挑戰的目標恰是人的宿命。儘管盧梭相信人生而自由，但事實卻冷峻地證明，人，特別是個體的人，自出生之日起，就是宿命之網捕捉到的飛鳥，而對個體自由和個性對立的追求，意味著艱難而悲愴的歷程。
「個人主義」正由於其對人類宿命的挑戰，而成為理念的英雄史詩，成為高貴的理想主義原則。但是，中國的偽類卻選擇了一種對「個人主義」的最卑賤的誤解。「個人主義」，這流光溢彩的理想主義，竟然被偽類污穢的心，折射成庸俗至極的本能衝動——「自私絕對真理論」。
自私屬於動物的本能衝動，是人與獸類共有的；道德則是人高於本能，因而高於獸類的精神原則，道德的最高意境表現為利他精神。
自私構成人墮落的生命原因。人類創造法律的最終目的，就在於限制人的私慾在社會領域的無限擴張而造成的人與人的衝突。人的道德原則則是創造超越獸群的人類社會的精神依據。
如果自私成為絕對真理，人類不僅獸性化，而且比獸更低賤，因為人會偽善，就如同偽類那樣——偽類正是躲在「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遮羞布後面，任意放縱私慾的本能。自私至上的生命哲學排泄出偽類裝在各種精心修飾的理論之盒內的卑鄙人格，而偽類對「2006年維權抗暴絕食運動」的思想謀殺，正是他們卑鄙人格的一次經典性的社會化過程。
除了崇拜私慾之外，偽類另一個觸目的人格特徵便是對英雄人格的極度仇視。雖然偽類用種種花哨的理論論證他們對英雄的仇恨，不過，只要稍作審視便不難發現，花哨的理論後面隱藏的，是偽類生命審美哲學上的絕望。
絕對私慾化的心同獸性的心毫無二致，因為，它沒有給道德留下任何空間。或許是上蒼為了懲罰人向獸的墮落，因此最怯懦的人才會絕對私慾化。所以，偽類即使獸性化，也同高貴的猛獸無關，他們不過是蛇鼠狐兔一類小動物。
小動物必營營苟苟，所以，偽類往往都缺乏雄性的神韻，而呈現出性別模糊的曲線；怯懦者必傾向於陰謀詭計，所以，偽類絕不會有雄性坦蕩的胸懷，而總顯得機心萬端，又猥瑣不堪。在英雄漾溢著俠義精神的雄性之美前，偽類私慾橫流的生命形象，只不過是一個醜陋的失敗；確認英雄輝煌的雄性之美，與確認偽類蒼白的醜陋是同一回事。偽類就這樣宿命地成為英雄的仇恨者，否定英雄也正是偽類生命不被否定的前提。
否定英雄人格的時代是墮落的時代。因為，英雄人格是生命美的極致，否定生命美的時代，不可能高貴。詛咒英雄人格的民族，必將失去屬於自己的未來，因為，人類在同命運搏鬥的過程中，永遠需要英雄人格作為最後的支點。
高智晟是英雄。他試圖挽救時代的墮落，他試圖開創屬於中國的自由命運。偽類否定並詛咒英雄。他們腐爛於私慾的心論證著時代的墮落和民族的人格悲劇。然而，歷史將肯定英雄，還是偽類？——這個問題的答案，同時也意味著中國未來的命運。
（「2007年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會議發言稿）
一、中共暴政——人權災難之源
人往往熱情洋溢地追求一種注定要給自己帶來災難的悲劇命運。從這個角度審視，人群有時比獸群更愚昧。
上個世紀中葉，相當一部分中國人滿懷對未來的憧憬，支持中共官僚集團獲得對國家權力的壟斷。他們的支持正是將中國推入大悲劇命運的歷史動力之一。從中共壟斷國家權力之日起，就出現了一個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黑暗的人權災難的策源地。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暴政的每一個足跡，都伴隨著國家恐怖主義；中共暴政的政治邏輯發展過程，同時也是人權災難的積累。中共官僚集團實施了奴役人民罪、屠殺人民罪、政治迫害罪、剝奪人民權利罪、國家恐怖主義罪、掠奪社會財富罪、種族滅絕罪等一系列反人類罪行——中共官僚集團是世界上罪惡最為深重的反人類罪的犯罪集團。
專制的天性在於維護權力貴族階層的利益，而且是以普遍剝奪民眾基本人權的方式來維護。壓抑民眾的基本人權，乃是專制存在的價值。當然，這種價值只屬於權力貴族。所以，有專制的地方，必有人權災難；人權災難之源不過是專制的另一種表述。
御用文人和偽自由知識份子曾經試圖讓人們相信，鄧小平時代同毛澤東時代相比產生了原則區別。不過，歷史進程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證明，鄧小平和毛澤東堅守專制政治邏輯的立場，毫無二致。不同的是，毛澤東用極端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來支撐專制政治，而鄧小平則認為利用權力貴族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更有益於強化專制政治。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中共暴政還可以借諸共產主義的政治謊言，騙取人們對理想主義的追求，鄧小平則由於用軍隊屠殺北京和平抗爭的學生和市民，徹底撕裂了中共政治道德的遮羞布。中共官僚集團從此淪落為只能靠赤裸裸的物慾來誘惑人心的黑社會式的政治集團。
現在，又有御用文人鼓吹「胡溫新政」，偽自由知識份子也咸與鼓噪。他們希望有人相信，罪惡都屬於過去，而「胡溫」是乾淨的「白手套」。
且不說「胡溫」官僚集團仍然以專制政治作為存在的前提，且不說「胡溫」集團主要是由各種犯罪份子組成——他們中有 「文革」時犯下反人類罪的「聯動」分子，有因屠殺少數民族犯下種族滅絕罪的人，有因迫害法輪功學員而犯下群體滅絕罪的人，有因「愛滋病村」悲劇而犯下瀆職罪的人，而且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屬貪官污吏，都在持續實施利用腐敗的國家權力掠奪社會財富——僅就政治繼承的邏輯而言，「胡溫」集團也必須對中共暴政半個多世紀的反人類罪行承擔責任。其理由簡單而明確：任何人，只要繼承了政治資源，也必須同時繼承政治債務。
當前，中共暴政仍然遵從其天性，一刻不停地製造種種人權災難。然而，竟又有偽自由知識份子憂心忡忡地關切中國民主以後中共的政治地位。他們斷言，只要中共放棄專制，就要保障中共的政治生存權——他們是在用一個不可能出現的前提，為中共的生存權辯護，並以此顯示他們的 「寬容」。這些偽類顯然絲毫沒有意識到，在歷史的斜視中，他們不過是忸怩作態的丑角而已，之所以醜陋，是由於他們幾乎本能地抓住一切機會討好暴政，裸露出入骨的奴性。
中國人必須，歷史也必將對中共官僚集團實施公正的法律審判。法律一旦確認中共是反人類犯罪集團，它就永遠被剝奪了政治生存權。中國半個世紀經歷的重重社會悲劇早已發出召喚：必須徹底否定中共暴政。因為，它是中國苦難的根源，是社會不公正的根源——它是中國人權大災難的根源。
二、偽自由知識份子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國度，人權遭受侵犯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是，無論任何時期，也無論任何國家，只要處於專制政治之下，則專制政治必定構成人權災難的主要原因。
專制政治本質就是權力貴族的特權政治。確認特權政治必然否定民眾的基本人權。從這個意義上講，專制政治是民眾維護基本人權運動之因——專制政治通過普遍剝奪民眾權利維持其存在的同時，也宿命地激發起抗爭專制的民眾維權運動。
正如專制政治天生就是民眾權利的踐踏者，民眾的維權運動也必定與專制政治為敵。不可以想像尊重人權的專制政治，也不存在與專制政治一致的維權運動。
六. 四血案之後，命運開始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羞辱中共暴政，即讓中共暴政在橫流的物慾中，完成向專制政治最卑鄙無恥的形式的演進。這種形式便是黑社會性的貪官污吏集團對國家權力的壟斷。
腐爛於物慾的中共暴政以黑社會方式對基本人權的踐踏與蹂躪，顯示出專制政治達於極致的卑鄙無恥。民間維權抗暴運動正是對中共暴政侵權行為的社會反應。但是，為什麼，每年數萬起民間群體性維權抗暴事件，卻不能形成堅定的政治意志和改變歷史進程的社會運動呢？答案可能比這個問題本身更可悲——因為，中國知識份子整體上背叛了社會良知。
當蘇格拉底說「知識就是美的」時，他顯然過分理想主義了。中國的現實正在告訴歷史，知識也可能成為罪惡和卑鄙的同謀。
毛澤東時代，中共暴政運用國家恐怖主義，大規模迫害知識份子；鄧小平則把國家恐怖主義這柄達摩克利斯劍，懸在知識份子頭上，同時，用金錢和進入權貴階層的允諾，來收買知識份子。毛澤東的迫害和鄧小平的收買有一個共同目標：奴役知識，使知識為專制服務。而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狀況，直接詮釋了中國精神的墮落。面對鄧小平的收買，中國知識份子始之以感激涕零，繼之以歡欣鼓舞。知識份子上層已經成為中共暴政的豪華附庸。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則完成了知識專制權力化的過程，他們本身就是專制權力的生命承擔者。更多的知識份子則以他們奴性的沉默，慫恿了專制政治對基本人權的普遍踐踏。
未來的年月中，當中國人回顧2006年的歷史時會發現，知識的最驚心動魄的墮落，是通過「偽自由知識份子」對維權運動的戕害表現出來。
知識的墮落是最深刻的民族悲劇。因為，知識對良知、正義和真理的背叛，必然導致民族人格的非道德化。「偽自由知識份子」正是由於非道德化而腐爛的中國民族人格所孕育出的人格怪胎。
偽類們之「偽」，在於他們雖然以各種屬於自由知識份子範疇的身份為頂戴花翎，如「天安門之子」、「獨立寫作者」、「維權律師」等等，卻又在不同的情感層次上依戀或者依附中共專制。「偽類」的經典者有如下三類。
其最可悲者，可稱之為中共的「棄婦」類。他們本已將情感和靈魂全部出賣給中共，只是天不作美，種種個人命運的偶然性迫使他不得不割斷同中共的情緣。此類人對中共的指控，必定有棄婦情節。他們時時痛不欲生地控訴中共的「背信棄義」，「斷情毀約」；控訴之餘則又顯出棄婦對前夫的一往情深。真可謂哀婉動人，幽怨斷腸——「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
其最偽善者，可稱之為中共的「默契者」。此類人或者基於對個人知名度的渴望，或者由於其他的個人野心，扮演民主追求者的角色。但是，他們一朝與中共暴政的國家恐怖主義正面遭遇，便立刻屁滾尿流，一瀉千里。從此之後，他們表面仍然煌煌大言，談民主，論人權，暗地裡則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時時窺測暴政之意，絕對不越中共的政治底線之雷池半步。其同中共之默契，猶如伶俐的狗對主人之意的心領神會。
其最可恥者，則淪為中共暴政的線人和告密者。此種偽類大多遵循私利至上的生存哲學。他們曾因一時心血來潮，逾規越軌，觸怒中共。黑牢數日，便愁如南山，淚如東海，奴態畢露，願作朝廷鷹犬，以換取暴政的饒恕。然而，雖然他們的身體由地獄回到世間，他們的心卻永遠留在萬劫不復的地獄之中。
偽類的基本情感特徵，表現為對中共專制的飽含哀怨之情的責怪，和對徹底否定中共專制者的厭惡，甚至仇恨。偽類同中共暴政之間已經形成相互利益的生態鏈。縱觀2006年，正是偽類——偽自由思想者、偽獨立寫作者、偽維權律師、偽基督徒，為維護中共專制的政治利益，而協助暴政，絞殺英雄高智晟發起的維權抗暴運動。
三、偽類的戒律
豬比偽類高貴，因為豬更真實。偽類用豪華的語言和邏輯編織成種種戒律，來束縛維權運動。這些戒律的深處，無不隱藏著對中共專制的百般呵護，千種關切。
中共現行法律規定的「權利」是維權的標準，因此，維權活動必須具有合法性，即符合中共法律，維權應當在現行法律和司法程序框架之中進行——這是偽類從法律學角度為維權活動設置的戒律。
上述戒律的關鍵，是要把維權活動限制在中共法律範圍之內，使其成為中共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囚徒。偽類板著冷若冰霜的老臉聲稱，只有遵守中共法律維權者，才具有法治精神。但是，偽類的戒律悖逆基本的事實邏輯。
在自由、民主、人權已經成為人類普遍真理的時代，專制政治法律制度為保持其生存，必然表現出偽善性，以欺騙世界。中共暴政也不例外。中共一方面在公開宣布的法律中規定了種種權利，另一方面又通過實際的法律運作，剝奪中國人的基本人權。專製法律與公民權利是兩個冰碳水火，不能共存的概念。維權活動應當維護的絕不應當是中共法律給予的權利，因為，中共法律從來沒有真實地給予，而應當是屬於自由人的基本權利。
中共專製法律不僅偽善，而且凶殘至極。中共建政五十六年以來，對政治犯、思想犯和良心犯的大屠殺和大迫害，主要是運用中共的法律和司法程序來實施的。中共的法律和司法程序是基本人權的天敵；在專制的法律和司法程序之內尋求人權，無異於水中撈月，與虎謀皮。
中共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當代中國人權災難的主要根源。維權活動如果被限制在中共法律範疇之內，不僅不會產生與人的自由一致的法治，反而只能增加中共專制惡法的欺騙性。相信，這正是許多偽類夢寐以求的。
偽類還從社會學的角度為維權運動設置戒律：維權只能以個案的方式推進，而不能採用群體抗爭的方式，更不能以社會運動的方式進行。據偽類說，如果通過群體抗爭或者社會運動的方式維權，就將導致「暴民」政治。
初聞上述戒律，會以為偽類們是一群生活在遠離現實的夢幻中的「妙人」。他們似乎完全不知道，構成中共暴政的千萬貪官污吏，每日每時都在用專制的國家權力，踐踏和蹂躪人權，以維護其政治利益，攫取社會財富；他們似乎完全不清楚，今日之中國人權災難如火如荼，冤情冤獄遮天蔽野；他們似乎完全不明白，只由區區十幾位「維權律師」去「個案推進」，如騰格裡大沙漠之流沙般無法計數的人權災難，就永遠沒有可能真正得到解決。
其實，偽類是一群早已喪失夢想能力的卑俗的實用主義者，他們的心只能聽懂現實厲害權衡的召喚。他們提出「暴民政治」的觀念，來阻止維權活動的社會運動化，正是精明的利害權衡的結果。
偽類的生存空間由中共暴政恩賜。暴政之所以寬容偽類，是因為偽類以政治軟體動物的方式表達的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追求，不僅不會傷害專制，反而會成為中共證明其「開明」的根據，從而為論證專制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依據。同時，偽類則必須在寬容的背景下，才能獲得「著名異見人士」等等高名大譽，以及隨之而來的實際利益。中共暴政實際是由政治軟體動物構成的偽類族群生存之依托，衣食之父母。
偽類都是精明的小動物，他們對於自己同中共暴政之間的相互利益關係心如明鏡。偽類詛咒維權運動社會化完全符合他們的利益邏輯。因為，社會運動化的維權活動所蘊涵的巨大政治能量，很可能使暴政頹然崩潰。討論至此，廣大底層民眾被偽類視為「暴民政治」之源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偽類鼠輩雖然心機百端，但卻又常常難以抑制地公開裸露出他們的卑鄙。
偽類設置的一個最具政治性的戒律，即是「維權必須遠離政治」。但是，對於如何遠離政治，偽類一般都諱莫如深。
當代中國的人權災難主要源於中共專制政治。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無須論證的事實。正由於中共暴政是人權災難的根源，因此，任何真正的維護人權的活動，都天然具有政治性，即具有反抗專制政治的性質。這種政治性正是維權活動之魂。
在當代中國的條件下，強迫維權活動遠離政治，就意味著窒息維權活動的靈魂；被剝奪了政治性的維權活動，只能是偽類導演或者思想控制的偽維權活動。這類「維權活動」不僅不會把抗爭的鋒芒指向人權災難之源，中共暴政，相反，它的存在恰足以為中共自我炫耀其專制政治的「進步性」提供偽證。
從偽類關於維權活動必須遠離政治的喧囂中，歷史聽到了中共暴政對維權活動政治意志化的深刻恐懼。但是，主導中國未來命運的將不是中共官僚集團的願望，而是絕大多數中國人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信念。社會運動化將使維權活動成為全民抗爭暴政的歷史進程；政治意志化將為社會運動化的維權活動提供毫不含糊的價值目標——埋葬中共一黨獨裁的專制政治，實現保障人權的憲政民主政治。
我預言，政治意志化和社會活動化的維權活動形成的全民大反抗，必將導致中共暴政的崩潰。偽類為束縛維權活動而設置的種種戒律，只能證明他們作為暴政思想走狗的歷史地位。
四、2006年中國維權運動的價值
2006年中國維護基本人權、抗爭暴政的運動必將被歷史尊敬地記住。
2006年之前，雖然也有少數律師和學者，本著一星未泯的良知，為維護基本人權，作出巨大的個人努力，但是，維權活動原則上還是處於偽類的思想控制之下。種種戒律猶如古代束縛婦女雙足的又臭又長的裹腳布，使維權活動步履維艱。起自於底層民眾的每年數萬起群體維權抗爭事件，被偽類以具有「暴民政治」傾向為由，輕蔑地排除於「維權」的概念之外，「維權活動」由此成為少數名人在中共暴政的寬容之下，進行個人道德表演的酒吧舞臺。尤其不能寬容的是，偽類給「維權活動」戴上了官方縫製的黑眼罩——對於一場持續發生的重大人權災難，「維權活動」竟然視而不見。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起，中共暴政基於專制政治的邏輯，將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對法輪功精神修煉者實施政治大迫害。其殘酷程度毫不亞於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儘管有極個別律師為法輪功精神修煉者受迫害的個案提供法律幫助，但是，在政治大迫害前，十四億人的中國，卻死寂如萬里墓地。中國的所謂「維權」界，整體上也對這次政治大迫害保持了怯懦的沉默。
由於怯懦而沉默不應當被尊敬，卻也不應當受到指責。因為，面對令岩石都戰慄的中共暴政的凶殘，指責人們怯懦是不公正的。問題的關鍵則在於，偽類做出鮮廉寡恥的努力，企圖讓歷史相信，他們怯懦的沉默意味著崇高的理性。
偽類最常用的為自己怯懦的沉默辯護的手法，便是用裝腔作勢的高言大語，指出他們的理念與法輪功的區別，藉以貶低法輪功的信仰。然而，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法輪功從沒有強迫，或者試圖強迫任何人接受其信仰；人應當秉持的基本良知是，任何理由都不能成為對法輪功精神修煉者進行政治大迫害的合理根據。
偽類想以其偽善欺騙歷史，歷史則只尊敬真實的人。2006年，從無數腐爛於物慾的中國人群中，走出一個真實的人——高智晟。他毫不理會令偽類噤若寒蟬的暴政的「政治底線」，基於真實的理性和良知，以上書暴政之王的方式，公開抗議對法輪功精神修煉者的政治大迫害。
從高智晟生命深處湧現出的英雄史詩般的勇敢精神，同追求真理的意志結合在一起，以狂飆突進的方式，摧毀偽類設置的一系列森嚴的戒律，形成2006年「中國維權抗暴絕食運動」的大潮。隨著形勢的發展，「維權抗暴絕食運動」已經不僅限於抗議對法輪功精神修煉者的政治迫害，而發展成對中共暴政摧殘人權的全面抗爭。
在精神的範圍內，「2006年維權抗暴絕食運動」取得了重大勝利，其具體的思想成果表現為如下諸方面：
（1）明確了「維權」的概念，即維權並不是指維護中共專制惡法規定的「權利」，而是維護人類現代法的精神確認的基本人權。這就意味著，維權運動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中共的政治法律制度乃是中國人權災難的主要來源。
（2）2006年維權運動公開提出修改中共專制憲法的訴求。這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行為。她表明，中國的維權運動從思想上掙脫了中共專制惡法的桎梏，而把抗爭的鋒芒直指中國苦難的根源——中共根本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國的維權運動從此開始政治意志化的實踐進程。
（3）2006年維權運動毫不理睬偽類竭力叫賣的「個案推進」，以及在中共司法程序內解決問題的維權原則，並以絕食的方式證明，中國維權運動不再是中共專制司法程序的囚徒，而是有獨立意志的自由人；中國維權運動將按照維權民眾自己確定的方式，而不是專制惡法規定的程序來進行。更具有思想價值之處則在於，通過否定「個案推進」至上的原則，展現出「維權」廣泛社會運動化的歷史趨勢。
中國「維權」必須首先政治意志化和社會運動化，進而形成全民抗爭暴政的歷史進程——以徹底否定做為人權災難之源的中共專制政治法律制度——這是「2006年維權抗暴絕食運動」獻給中國未來命運的精神價值的結晶。歷史將證明，維權活動的政治意志化和社會運動化，是中國未來歷史時期中民主運動的主要形式。
歷史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精神範疇的勝利並不總是能直接轉化成現實領域的凱旋。屬於現實領域的具有歷史里程碑意義的勝利，往往需要許多次悲愴的失敗作為祭品。「2006年維權抗暴絕食運動」就是一次為未來的勝利所作的神聖獻祭。
2006年對維權運動進行嚴酷的政治迫害的過程中，中共暴政始終以陰森的沉默來遮掩其黑社會化的國家恐怖主義。偽類，即偽自由知識份子、偽基督徒、偽獨立寫作者、偽維權律師，則以對高智晟和「維權抗暴絕食」運動創造的精神價值的肆無忌憚而又陰狠刻毒的攻擊，證明他們樂於充當暴政的思想走狗。暴政沉默，是因為中共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道德的破落戶；偽類喧囂，是因為偽類已經無恥到願以公開的叛賣博取暴政賞賜的程度。
如果說在人性普遍腐爛的中國，2006年維權運動所取得的精神勝利是英雄人格所創造的奇蹟，那麼，她在現實中的失敗則是一種宿命。這主要不是由於暴政仍然具有實施國家恐怖主義的強大能量——暴政的迫害能力是與民眾人權意識的普遍覺醒成反比的，而是由於奴性化和物慾化的中國人仍然需要英雄人格的啟蒙——更多英雄人格的苦難才能感動，才能點燃中國人那一顆物化成頑石的心。
「2006年維權抗暴絕食運動」注定是悲劇，高智晟注定是悲劇英雄。但是，假設沒有偽類充當暴政的思想走狗，維權運動精神範疇的勝利將更加輝煌，維權運動現實領域的失敗也將更加具有震撼性。在此，我不願寫出偽類的名字，因為他們卑賤而不潔的名字，會弄髒我高貴的筆。不過，歷史在記住英雄高智晟的同時，也不得不記住對英雄進行思想謀殺的偽類；偽類的名字會由於人格的卑鄙而超越他們的醜陋生命。
五、偽類之卑鄙的人格
知識的墮落，是最深刻的民族悲劇。偽類的人格正表現出現代中國知識墮落的經典狀態。
偽類比公開的御用文人更卑鄙，因為他們更偽善，他們戴著「自由知識份子」的面具對維權運動的詛咒，更具欺騙性。從 2006年對維權運動實施思想謀殺的每一次刀光劍影中，我們都能看到屬於偽類的妒火如熾、陰柔詭譎、尖酸刻薄、狠辣寡毒。幾乎人類所能具有的一切最壞的心理狀態，都從偽類的言論和行為中難以抑制地湧溢而出，「卑鄙」這個詞因此獲得了更怵目驚心的內涵。
人格，這是所有社會歷史現象的最深刻的原因。偽類的卑鄙也根植於他們的人格。
偽類是靈魂被東方文化失敗主義徹底擊碎的種群，他們早已喪魂失魄。他們破敗的靈魂間，只剩下凌亂不堪的邏輯，卑微猥瑣的理性，道德價值的廢墟，以及對世俗名利的瘋狂而殘缺的渴望。
偽類喪失了理解高貴的能力。他們不相信俠義精神，不相信英雄情懷，不相信理想主義，不相信有從心底裡湧出的淚，不相信血能夠燒裂岩石，不相信有高於生死的心靈選擇——他們唯一相信的，便是以私慾為價值坐標的實用主義；他們的靈魂是如此骯髒，以至於連蒼蠅都會捏著鼻子遠離。
偽類最「高尚」的衝動，就是扮演真理的乞討者，儘管他們對真理並不感興趣。他們沒有能力懂得，由于思想乞丐的精神太卑微，因而他們根本不能理解真理之魂——思想乞丐對真理的理解總是醜陋的精神怪胎。這或許是缺乏美感的悲劇。而這種悲劇恰屬於偽類。
「自私是人的本性；自利是生命的絕對價值」——這是偽類的人格箴言。對此，有些偽類堂而皇之地宣示，有些偽類則語言上諱莫如深，實際上踐行不疑。偽類的人格箴言來自於對一項真理的誤解，即對近代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義」的扭曲的理解。
從「文藝復興」運動中湧現出的人本主義，激發起人類一次精神領域的進化——人由中世紀神權政治的奴隸，進化為獨立而自由的心靈。人本主義如果僅將抽象的人的概念確認為至上的價值，那就只不過是向古希臘一項哲理的回歸，即向「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回歸。然而，「文藝復興」 最震撼人心的理念，在於復興中的創生。超越古希臘哲理的「個人主義」，才是人本主義之魂。
「個人主義」確認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宇宙，都是一個自為的意志，因此個體的人的自由，才是自由的絕對價值。上述原則構成了「個人主義」最初的理念基礎，由「個人主義」演進出的自由主義的全部內涵也都以上述原則為源頭。
將個體自由和個性獨立奉為生命哲學的真理之王，是一項充滿英雄史詩的悲愴情懷的精神挑戰。挑戰的目標恰是人的宿命。儘管盧梭相信人生而自由，但事實卻冷峻地證明，人，特別是個體的人，自出生之日起，就是宿命之網捕捉到的飛鳥，而對個體自由和個性對立的追求，意味著艱難而悲愴的歷程。
「個人主義」正由於其對人類宿命的挑戰，而成為理念的英雄史詩，成為高貴的理想主義原則。但是，中國的偽類卻選擇了一種對「個人主義」的最卑賤的誤解。「個人主義」，這流光溢彩的理想主義，竟然被偽類污穢的心，折射成庸俗至極的本能衝動——「自私絕對真理論」。
自私屬於動物的本能衝動，是人與獸類共有的；道德則是人高於本能，因而高於獸類的精神原則，道德的最高意境表現為利他精神。
自私構成人墮落的生命原因。人類創造法律的最終目的，就在於限制人的私慾在社會領域的無限擴張而造成的人與人的衝突。人的道德原則則是創造超越獸群的人類社會的精神依據。
如果自私成為絕對真理，人類不僅獸性化，而且比獸更低賤，因為人會偽善，就如同偽類那樣——偽類正是躲在「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遮羞布後面，任意放縱私慾的本能。自私至上的生命哲學排泄出偽類裝在各種精心修飾的理論之盒內的卑鄙人格，而偽類對「2006年維權抗暴絕食運動」的思想謀殺，正是他們卑鄙人格的一次經典性的社會化過程。
除了崇拜私慾之外，偽類另一個觸目的人格特徵便是對英雄人格的極度仇視。雖然偽類用種種花哨的理論論證他們對英雄的仇恨，不過，只要稍作審視便不難發現，花哨的理論後面隱藏的，是偽類生命審美哲學上的絕望。
絕對私慾化的心同獸性的心毫無二致，因為，它沒有給道德留下任何空間。或許是上蒼為了懲罰人向獸的墮落，因此最怯懦的人才會絕對私慾化。所以，偽類即使獸性化，也同高貴的猛獸無關，他們不過是蛇鼠狐兔一類小動物。
小動物必營營苟苟，所以，偽類往往都缺乏雄性的神韻，而呈現出性別模糊的曲線；怯懦者必傾向於陰謀詭計，所以，偽類絕不會有雄性坦蕩的胸懷，而總顯得機心萬端，又猥瑣不堪。在英雄漾溢著俠義精神的雄性之美前，偽類私慾橫流的生命形象，只不過是一個醜陋的失敗；確認英雄輝煌的雄性之美，與確認偽類蒼白的醜陋是同一回事。偽類就這樣宿命地成為英雄的仇恨者，否定英雄也正是偽類生命不被否定的前提。
否定英雄人格的時代是墮落的時代。因為，英雄人格是生命美的極致，否定生命美的時代，不可能高貴。詛咒英雄人格的民族，必將失去屬於自己的未來，因為，人類在同命運搏鬥的過程中，永遠需要英雄人格作為最後的支點。
高智晟是英雄。他試圖挽救時代的墮落，他試圖開創屬於中國的自由命運。偽類否定並詛咒英雄。他們腐爛於私慾的心論證著時代的墮落和民族的人格悲劇。然而，歷史將肯定英雄，還是偽類？——這個問題的答案，同時也意味著中國未來的命運。
（「2007年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會議發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