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5-18 10:56:15作者：辛菲採訪報導
1957年反右運動部分受害者《為紀念反右運動五十週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以及《上海右派及其親屬給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申訴信》的聯署活動正在進行，截至5月14日，聯署人數已達1130多人。
大紀元特此採訪了幾位在右派鬥爭中的受害者。他們表示，反右運動悲劇的根源是共產黨獨裁統治制度，給中國造成的最大災難是對道德和文明的破壞。
馮志軒：共產黨不可能改變
原中央機械工業部總經濟師馮志軒表示，「反右鬥爭不能說是毛澤東一個人造成的，而是因為整個共產黨學說、理論、政策、制度都是錯的，即便換成其他領導人，也要發生同樣的運動，這些運動和悲劇是中共製度的必然結果。」
他說，「共產黨都是黨文化培養出來的標準件，不可能改變，也不可能進行政治改革。共產主義理論整個體系都是錯誤的，必須被否定。」
現年76歲的馮志軒，1957年因對中共提意見而被打成極右份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58年2月到78年8月一直被關押在青河農場「勞動改造」。78年重回國務院下屬的中央機械工業部擔任總經濟師。
馮志軒說，「對於右派經歷，我沒什麼後悔的，因為我問心無愧。我為我說了真話而感到驕傲，我覺得很充實。錯的不是我，而是共產黨錯了。一個黨沒有權力處置我，即使我犯罪了，應該由國家機關處理，更何況我還沒犯罪。」
陳瑞晴：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對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掃蕩
原北京電影製片廠文學編輯陳瑞晴表示，「中國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對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掃蕩。獨裁統治是造成一切禍害並使冤案至今無法得到糾正的罪魁禍首，現在許許多多、各個方面的弊端都和獨裁統治有關。現在很多右派受害人要求伸張正義，最終目的是對民主的呼喚。」
現年75歲的陳瑞晴，1946年到東北電影製片廠工作，次年調到上海電影製片廠美術組工作。期間被送到北京入中央電影局電影研究所屬電影學校電影編劇及編輯，1955年調至北京電影製片廠從事電影文學編輯工作。她因對丈夫在肅反運動中受審查表示不滿，58年被打成右派，發配北大荒850農場勞動改造。在文革中，被定為「死老虎」靠邊站，備受歧視。78年底，回到北京電影學院編輯部工作。
陳瑞晴說，「每每回憶往事我都淚流滿面，不僅是為當時的苦難，也是為當時我們的愚昧，我現在也為自己當年的愚昧作懺悔。其實如果當年很多人覺悟，那些運動也許就搞不起來，而現在仍然有很多知識份子還沒有覺醒。」
程玉章：假如歷史從頭來，我還是要做說真話的人
原鐵道部航空勘察事務所俄文翻譯程玉章表示，「這場反右運動對中國知識份子是場巨大的災難，對知識份子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它最大的害處是把所有知識份子的嘴封住了。毛澤東本人就對知識份子既憎惡又害怕，因為知識份子是他推行愚民政策的障礙。」
他說，「中國後來之所以走到邪路上去，跟人們不敢提意見有很大關係。這一兩年很多右派上書，要求平反，這說明人們膽子大了，這種勇氣跟國內社會的變化和國外的影響都有關係。人們都在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義。」
現年74歲的程玉章，1957年因對領導提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意見而被打成右派。本來要被發配瀋陽，但因前蘇聯專家認為他工作出色，堅持將他留在原單位工作。從57年開始到文革結束，每次運動他都要挨整、被批鬥。程玉章在82年給胡耀邦寫信之後獲得平反。
程玉章說，「我雖然經歷過這麼多艱難坎坷，雖然因管不住自己的嘴而付出了很大代價，但我不後悔，假如歷史從頭來，我還是要做說真話的人，做一個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人，敢於拍案而起的人。」
史若平：不可能平反
原山東大學校報主編史若平表示，據最新消息，中央對反右鬥爭的最新指示說是維持原來結論，這是我們能夠預料得到的，因為中國的政治問題太多了，六四、鎮壓法輪功等，一系列問題還在延續。作為執政黨，多年來不允許不同意見，搞個人崇拜，專制獨裁，對黨內都如此，這是一貫的，因此不可能平反。
他說，「但是我們的上書籤名還是有用的，我們講了真實的歷史，我們留下這段歷史，事實終究會澄清。中國政治民主化是絕對要到來的，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
現年81歲的史若平，49年前是蘇州新聞記者，55年後肅反運動中被共產黨打成「國民黨派遣特務」。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反動右派向黨進攻的罪魁禍首」。由於副校長的保護，在學校勞動打雜。文革中勞動改造9年，被批鬥毒打，有一次挨打後休克5個小時。在遭受22年政治迫害中，家破人亡。79年後回到山東大學校報。87年退休前擔任山東大學出版社副總編。
博繩武：反右運動最大災難在於破壞道德和文明
原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博繩武表示，「反右運動的最大災難在於破壞道德和文明，而道德和文明恰恰是一個民族的魂，是一切的基礎。因此那不僅是那一代人的災難，而且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災難，也是子孫後代的災難。現在社會道德的敗壞、人和人之間缺乏誠信與和諧，都是那時的遺留。」
他說，「這場悲劇是專制制度導致的。真正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從整個社會制度上解決，社會制度不解決，什麼都解決不了。」
現年68歲的博繩武，1957年被打成右派時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一年紀學生。他因參加北大自由論壇「百花學社」而打成極右派份子，留校查看。又上了3年多學之後，他看到被打成右派的學生都被分配到大西北，於是逃離學校。在文革中，他被紅衛兵反覆批鬥毒打後，送到公安局勞動教養2年。之後在青河農場、山西王莊煤礦等地勞改10多年，直到79年重回北京，在工廠中擔任技術幹部。
博繩武說，「我當時還不算知識份子，只是一個學生，遭到如此迫害，更顯得當時那場運動的殘酷性。作為右派，我開始是朦朦朧朧的，對於當時的社會滿懷激情，通過幾十年的煉獄，我覺得當時太幼稚了，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
大紀元特此採訪了幾位在右派鬥爭中的受害者。他們表示，反右運動悲劇的根源是共產黨獨裁統治制度，給中國造成的最大災難是對道德和文明的破壞。
馮志軒：共產黨不可能改變
原中央機械工業部總經濟師馮志軒表示，「反右鬥爭不能說是毛澤東一個人造成的，而是因為整個共產黨學說、理論、政策、制度都是錯的，即便換成其他領導人，也要發生同樣的運動，這些運動和悲劇是中共製度的必然結果。」
他說，「共產黨都是黨文化培養出來的標準件，不可能改變，也不可能進行政治改革。共產主義理論整個體系都是錯誤的，必須被否定。」
現年76歲的馮志軒，1957年因對中共提意見而被打成極右份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58年2月到78年8月一直被關押在青河農場「勞動改造」。78年重回國務院下屬的中央機械工業部擔任總經濟師。
馮志軒說，「對於右派經歷，我沒什麼後悔的，因為我問心無愧。我為我說了真話而感到驕傲，我覺得很充實。錯的不是我，而是共產黨錯了。一個黨沒有權力處置我，即使我犯罪了，應該由國家機關處理，更何況我還沒犯罪。」
陳瑞晴：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對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掃蕩
原北京電影製片廠文學編輯陳瑞晴表示，「中國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對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掃蕩。獨裁統治是造成一切禍害並使冤案至今無法得到糾正的罪魁禍首，現在許許多多、各個方面的弊端都和獨裁統治有關。現在很多右派受害人要求伸張正義，最終目的是對民主的呼喚。」
現年75歲的陳瑞晴，1946年到東北電影製片廠工作，次年調到上海電影製片廠美術組工作。期間被送到北京入中央電影局電影研究所屬電影學校電影編劇及編輯，1955年調至北京電影製片廠從事電影文學編輯工作。她因對丈夫在肅反運動中受審查表示不滿，58年被打成右派，發配北大荒850農場勞動改造。在文革中，被定為「死老虎」靠邊站，備受歧視。78年底，回到北京電影學院編輯部工作。
陳瑞晴說，「每每回憶往事我都淚流滿面，不僅是為當時的苦難，也是為當時我們的愚昧，我現在也為自己當年的愚昧作懺悔。其實如果當年很多人覺悟，那些運動也許就搞不起來，而現在仍然有很多知識份子還沒有覺醒。」
程玉章：假如歷史從頭來，我還是要做說真話的人
原鐵道部航空勘察事務所俄文翻譯程玉章表示，「這場反右運動對中國知識份子是場巨大的災難，對知識份子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它最大的害處是把所有知識份子的嘴封住了。毛澤東本人就對知識份子既憎惡又害怕，因為知識份子是他推行愚民政策的障礙。」
他說，「中國後來之所以走到邪路上去，跟人們不敢提意見有很大關係。這一兩年很多右派上書，要求平反，這說明人們膽子大了，這種勇氣跟國內社會的變化和國外的影響都有關係。人們都在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義。」
現年74歲的程玉章，1957年因對領導提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意見而被打成右派。本來要被發配瀋陽，但因前蘇聯專家認為他工作出色，堅持將他留在原單位工作。從57年開始到文革結束，每次運動他都要挨整、被批鬥。程玉章在82年給胡耀邦寫信之後獲得平反。
程玉章說，「我雖然經歷過這麼多艱難坎坷，雖然因管不住自己的嘴而付出了很大代價，但我不後悔，假如歷史從頭來，我還是要做說真話的人，做一個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人，敢於拍案而起的人。」
史若平：不可能平反
原山東大學校報主編史若平表示，據最新消息，中央對反右鬥爭的最新指示說是維持原來結論，這是我們能夠預料得到的，因為中國的政治問題太多了，六四、鎮壓法輪功等，一系列問題還在延續。作為執政黨，多年來不允許不同意見，搞個人崇拜，專制獨裁，對黨內都如此，這是一貫的，因此不可能平反。
他說，「但是我們的上書籤名還是有用的，我們講了真實的歷史，我們留下這段歷史，事實終究會澄清。中國政治民主化是絕對要到來的，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
現年81歲的史若平，49年前是蘇州新聞記者，55年後肅反運動中被共產黨打成「國民黨派遣特務」。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反動右派向黨進攻的罪魁禍首」。由於副校長的保護，在學校勞動打雜。文革中勞動改造9年，被批鬥毒打，有一次挨打後休克5個小時。在遭受22年政治迫害中，家破人亡。79年後回到山東大學校報。87年退休前擔任山東大學出版社副總編。
博繩武：反右運動最大災難在於破壞道德和文明
原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博繩武表示，「反右運動的最大災難在於破壞道德和文明，而道德和文明恰恰是一個民族的魂，是一切的基礎。因此那不僅是那一代人的災難，而且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災難，也是子孫後代的災難。現在社會道德的敗壞、人和人之間缺乏誠信與和諧，都是那時的遺留。」
他說，「這場悲劇是專制制度導致的。真正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從整個社會制度上解決，社會制度不解決，什麼都解決不了。」
現年68歲的博繩武，1957年被打成右派時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一年紀學生。他因參加北大自由論壇「百花學社」而打成極右派份子，留校查看。又上了3年多學之後，他看到被打成右派的學生都被分配到大西北，於是逃離學校。在文革中，他被紅衛兵反覆批鬥毒打後，送到公安局勞動教養2年。之後在青河農場、山西王莊煤礦等地勞改10多年，直到79年重回北京，在工廠中擔任技術幹部。
博繩武說，「我當時還不算知識份子，只是一個學生，遭到如此迫害，更顯得當時那場運動的殘酷性。作為右派，我開始是朦朦朧朧的，對於當時的社會滿懷激情，通過幾十年的煉獄，我覺得當時太幼稚了，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