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5-20 20:24:08作者：瀟陽
十七大之前，中國問題觀察家開始熱衷猜測胡錦濤領導的中共是否終於要啟動政治制度上的改革。無論對中國當權者的治國思路做何等價值判斷或者當權者如何闡述自己的意識形態，中國無疑是正在走一條「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發展道路，而這一「中國特色」讓至今的所有民主化理論外套顯得不合適。
中國在經濟改革上無疑取得了不一般的成功，這在全球化的格局下意義尤為顯著，而且這是在政治改革上裹足不前的情況下取得的，這讓(西方)中國問題觀察者頗為頭疼，因為他們找不出也想不出一套讓人信服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現象。
中共政權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經歷了「八九」振蕩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崩潰的兩大劫難，保持了政權的穩定和經濟的持續增長。由於中共堅持一黨專政和拒絕把源自西方的人權普世價值觀作為衡量政治決策和政治制度的標準，中國被冠以「後極權主義」的時代稱號，之所以加上一個「後」字，概是因為中國現在的政治形態畢竟與毛澤東時代有了質變的區別，雖然二者有著傳承關係。
與毛時代相比，意識形態已經在現今中國社會生活中淡出，社會價值呈多元化取向，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自由度增加，儘管有新聞檢查和網際網路的嚴格控制，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增多，社會生活的商業化和去政治化傾向明顯。在沒有政治自由，或者更準確地說沒有參與政治和免受國家權力侵犯的公民自由的情況下，依然可以說中國人有了更多的自由，中國社會在進步，這是一個經驗性的事實，然而卻被宥於「政治正確」的西方觀察者所不願意承認。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西方媒體報導中國時的分裂圖畫：一方面中國在人權與民主問題上被劃分到蠻荒時代，另一方面中國又被描繪成世界的工廠和充滿機會與活力的世界上最有潛力的市場。真理往往就在兩個極端之間。
誰和平演變了誰？
中國現象如此難以把握，以至於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Carsten A. Holz在「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4月刊上問：「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都被收買了嗎？」他檢討說，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術界人士，包括他自己，「習慣性的討好中共，有時自己明確意識到了，有時沒有意識到」。顯然，中國經濟進步與政治落後這種「二分法」式的觀察給觀察者帶來了一種道德壓力和認知上的不適。
「六四」事件、東歐社會主義崩毀和顏色革命讓中國領導人心存和平演變的假想敵警惕意識，至少從外交政策上，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採取了韜光養晦、積累國力以圖悄然崛起的方略。這一方略無疑是成功的，Holz教授雖然是以另一番心態說下述這番話的，但是他無疑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他在文中說：
「從購買力的角度，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08或2009年超過美國。中國是一個與西方經濟體越來越相關的國家：1/4的中國工業是國外所有，我們依賴中國工業來製造廉價消費品。最終，我們的養老金投資在跨國公司，而這些跨國公司越來越選擇在中國從事生產，我們的養老金依賴於中國的經濟成長。」就在中國領導人擔心被西方和平演變的同時，西方人面對崛起的中國，也開始擔心到底是誰和平演變誰。這種擔心還反映在歐美對中國的貿易摩擦上：中國的農民工正在直接威脅到義大利制鞋廠的工人的飯碗。
這便是美國Bangor Daily News 編輯George Will在2007年4月26日刊上分析美國對華「和平演變」政策的失敗時帶有諷刺性意味地提出的問題：Who is changing whom? 他指出，美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的出發點是相信拒絕民主的中國領導人是站在了「歷史的錯誤的一邊」，美國人的任務就是把中國重新帶上歷史發展的正道，手段便是通過貿易促進轉變(德語的表達更朗朗上口: Wandel durch Handel)。學術界也有相同的命題：經濟的開放遲早會促進政治制度的開放，市場的自由培育出制度的自由和要求更多參與權利與自主權利的中產階層和公民社會。用西方人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咖啡選擇的多元化帶來政治多元化，麥當勞和星巴克最終會戰勝政治獨裁。
George Will在文章中當然還指出了西方學界的一個截然相反的觀點：喝著星巴克、買車購房的新富階層恰恰是中國現行體制的受惠者，他們不歡迎中國進行民主改革。由於沒有相應的代表性民意統計，人們無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國人讚同進行以民主化為目標的政治改革。網上有文章估計說，如果進行這樣的調查，估計多數中國人會反對可能會帶來社會不穩定的政治改革，或者至少對中國能引進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心存疑慮。這並不是說，中國人對現在的一黨製表示滿意和認可，而是對大的政治變革感到不信任和缺乏信心。
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
如果把自由民主制度作為一種價值尺度來衡量，中國的現行政治體制無疑連一些學者所說的「有缺陷的民主」的民主都談不上。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可以被稱為「有殘疾」的政治體制，卻並沒有像有些學者預言的那樣因為政治體制的缺陷而導致中國社會和經濟的崩潰，而是至少目前看是恰恰相反，在維持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增長上頗有成效。這裡所說的社會穩定不是否定社會抗議事件的與日俱增現象的存在，而是指出社會危機和衝突並沒有導致政權對社會控制的無效這一事實，中共政權表現出了超乎意料的適應能力和危機防範與管理能力。當然，事實判斷不等於價值判斷，但是在作出價值判斷時忽略了顯而易見的事實，也不會是個令人信服的判斷，這便是西方媒體與觀察家往往給中國穿上尺寸不合適的外套的癥結所在。
如果不抱有一種中國領導人「本性必惡」的先入之見，就應該承認中國領導人也在尋找一條合適的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用官方的語言就是「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對「中國特色」作出表徵上的描述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在在現有規範性政治理論和的民主轉型理論框架內為它作出一個有說服力的定位。
中國在經濟改革上無疑取得了不一般的成功，這在全球化的格局下意義尤為顯著，而且這是在政治改革上裹足不前的情況下取得的，這讓(西方)中國問題觀察者頗為頭疼，因為他們找不出也想不出一套讓人信服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現象。
中共政權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經歷了「八九」振蕩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崩潰的兩大劫難，保持了政權的穩定和經濟的持續增長。由於中共堅持一黨專政和拒絕把源自西方的人權普世價值觀作為衡量政治決策和政治制度的標準，中國被冠以「後極權主義」的時代稱號，之所以加上一個「後」字，概是因為中國現在的政治形態畢竟與毛澤東時代有了質變的區別，雖然二者有著傳承關係。
與毛時代相比，意識形態已經在現今中國社會生活中淡出，社會價值呈多元化取向，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自由度增加，儘管有新聞檢查和網際網路的嚴格控制，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增多，社會生活的商業化和去政治化傾向明顯。在沒有政治自由，或者更準確地說沒有參與政治和免受國家權力侵犯的公民自由的情況下，依然可以說中國人有了更多的自由，中國社會在進步，這是一個經驗性的事實，然而卻被宥於「政治正確」的西方觀察者所不願意承認。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西方媒體報導中國時的分裂圖畫：一方面中國在人權與民主問題上被劃分到蠻荒時代，另一方面中國又被描繪成世界的工廠和充滿機會與活力的世界上最有潛力的市場。真理往往就在兩個極端之間。
誰和平演變了誰？
中國現象如此難以把握，以至於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Carsten A. Holz在「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4月刊上問：「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都被收買了嗎？」他檢討說，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術界人士，包括他自己，「習慣性的討好中共，有時自己明確意識到了，有時沒有意識到」。顯然，中國經濟進步與政治落後這種「二分法」式的觀察給觀察者帶來了一種道德壓力和認知上的不適。
「六四」事件、東歐社會主義崩毀和顏色革命讓中國領導人心存和平演變的假想敵警惕意識，至少從外交政策上，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採取了韜光養晦、積累國力以圖悄然崛起的方略。這一方略無疑是成功的，Holz教授雖然是以另一番心態說下述這番話的，但是他無疑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他在文中說：
「從購買力的角度，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08或2009年超過美國。中國是一個與西方經濟體越來越相關的國家：1/4的中國工業是國外所有，我們依賴中國工業來製造廉價消費品。最終，我們的養老金投資在跨國公司，而這些跨國公司越來越選擇在中國從事生產，我們的養老金依賴於中國的經濟成長。」就在中國領導人擔心被西方和平演變的同時，西方人面對崛起的中國，也開始擔心到底是誰和平演變誰。這種擔心還反映在歐美對中國的貿易摩擦上：中國的農民工正在直接威脅到義大利制鞋廠的工人的飯碗。
這便是美國Bangor Daily News 編輯George Will在2007年4月26日刊上分析美國對華「和平演變」政策的失敗時帶有諷刺性意味地提出的問題：Who is changing whom? 他指出，美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的出發點是相信拒絕民主的中國領導人是站在了「歷史的錯誤的一邊」，美國人的任務就是把中國重新帶上歷史發展的正道，手段便是通過貿易促進轉變(德語的表達更朗朗上口: Wandel durch Handel)。學術界也有相同的命題：經濟的開放遲早會促進政治制度的開放，市場的自由培育出制度的自由和要求更多參與權利與自主權利的中產階層和公民社會。用西方人易懂的語言來說，就是咖啡選擇的多元化帶來政治多元化，麥當勞和星巴克最終會戰勝政治獨裁。
George Will在文章中當然還指出了西方學界的一個截然相反的觀點：喝著星巴克、買車購房的新富階層恰恰是中國現行體制的受惠者，他們不歡迎中國進行民主改革。由於沒有相應的代表性民意統計，人們無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國人讚同進行以民主化為目標的政治改革。網上有文章估計說，如果進行這樣的調查，估計多數中國人會反對可能會帶來社會不穩定的政治改革，或者至少對中國能引進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心存疑慮。這並不是說，中國人對現在的一黨製表示滿意和認可，而是對大的政治變革感到不信任和缺乏信心。
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
如果把自由民主制度作為一種價值尺度來衡量，中國的現行政治體制無疑連一些學者所說的「有缺陷的民主」的民主都談不上。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可以被稱為「有殘疾」的政治體制，卻並沒有像有些學者預言的那樣因為政治體制的缺陷而導致中國社會和經濟的崩潰，而是至少目前看是恰恰相反，在維持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增長上頗有成效。這裡所說的社會穩定不是否定社會抗議事件的與日俱增現象的存在，而是指出社會危機和衝突並沒有導致政權對社會控制的無效這一事實，中共政權表現出了超乎意料的適應能力和危機防範與管理能力。當然，事實判斷不等於價值判斷，但是在作出價值判斷時忽略了顯而易見的事實，也不會是個令人信服的判斷，這便是西方媒體與觀察家往往給中國穿上尺寸不合適的外套的癥結所在。
如果不抱有一種中國領導人「本性必惡」的先入之見，就應該承認中國領導人也在尋找一條合適的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用官方的語言就是「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對「中國特色」作出表徵上的描述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在在現有規範性政治理論和的民主轉型理論框架內為它作出一個有說服力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