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禁演的電影《藍風箏》裡有這樣一個基於真實故事的情節：反右開始了。主人翁鐵頭的父親林少龍的單位攤上了一個右派指標，大夥不得不討論決定這 頂帽子該給誰戴上，完不成指標就別想散會。但少龍卻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起身離場——他要去上廁所，在那一刻，也許他認為上廁所比開會更重要。於是，等他推門回來的時候，已經被「推舉」為右派了。
在中共歷史上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中，在一波接一波的瘋狂宣傳中，人們不知不覺地充滿了對共產黨劃分的敵人的「刻骨仇恨」，這敵人是「地主」、「資本 家」、「富農」，「反革命」，「右派」，「走資派」，「民運分子」，「邪教分子」……「革命覺悟」就體現在對「敵人」的刻骨仇恨上，學習雷鋒精神，要對敵 人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這叫做「階級感情」，它超越於人類一切感情。毛澤東講：「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 好人誤會。」 毛的這一講話文革中在「紅衛兵」中曾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暴力和血腥於是很快就遍佈中原大地了。
按照「革命者」的階級感情，劉少奇既然反對人民的「大救星」，那他就「死有餘辜」，張志新既然替死有餘辜的劉少奇翻案，她就「活該」被獄警輪姦，被割斷喉管，被處決就是「罪有應得」──雷鋒的「對敵人的殘酷無情」在這裡有了最真實的寫照。
北京「紅八月」裡那些被自己教過的學生親手打死的老師，也許沒有想到，正是自己按照「黨」的要求教學生們「對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奪過鞭子抽敵人」的時候，告訴學生對階級敵人怎麼做都不過分的時候，埋下了自己滅頂的種子。
在群眾批鬥場合，人人爭先恐後表現自己的階級性。一個人越是表現出有「刻骨仇恨」便越是說明愛憎分明、階級覺悟高，反之則有「階級立場不穩」的可怕嫌疑。
親 人被定為「黨的敵人」後，家屬必須表明立場，不能含混。章伯鈞被打成右派以後，他的兒子、妹妹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進行批判。另一個毛澤東親自指定的的右派 儲安平的兒子則這樣教訓自己的父親：「我要給儲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時懸崖勒馬，好好地傾聽人民的意見，挖掘自己反社會主義思想根源，徹底交待自己 的問題，以免自絕於人民。」
既然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人們已經練就了完全越過道德底線，踐踏別人、保全自己的厚黑 術，那麼今天在同樣「你死我活」的商戰中，腐敗貪污、假冒偽劣、毫無顧忌地損害他人等等行為迅速充斥其中也就毫不奇怪了。因為這其中的哲學依據都是一樣的，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
今天的人們習慣於用「成功」與否作為衡量個人價值的唯一標準，而不論其採用了何種手段。所以攀上「款 爺」、「老總」是女人的目標，身邊簇擁著漂亮女人是男人的風光，孩子考上名牌大學是家長唯一的期望。在這種鬥爭哲學裡，「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的「失敗」基 礎上。這裡沒有良知與公義，也沒有是與非、善與惡，剩下的只是成與敗：成功便是好的，失敗便是劣的，於是人人都想爭做「老大」。是故血淚工廠比比皆是，民 工待遇慘不忍睹；有毒變質商品充斥市場，「為富不仁」被視為理所當然；能夠弄權枉法仍逍遙法外者，則被視為「背景硬」、「關係鐵」……在黨文化「弱肉強 食、適者生存」邪說的灌輸下，中國人互相爭鬥、彼此猜忌，整個社會成為一盤散沙，一群無凝聚力的民眾更便於中共的極權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