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5-26 08:06:42作者：
香港人杜聰低調資助河南上蔡等地艾滋孤兒上學長達五年，但遭遇新任縣委書記李海洲責難，被非法沒收其電腦、資料，禁止村訪。雖做出種種妥協與地方政府合作做慈善，但杜聰和他的基金會依然被提防，工作困難重重。
不棄不舍義助艾滋孤兒求學，香港人杜聰在河南愛滋病高發區走過了五個年頭，幫助近六千多艾滋孤兒繼續學業，資助捐款近千萬人民幣。這五年來，不管夏日炎炎還是寒冬臘月，杜聰都會出現在華中平原愛滋病高發區的農村，一家家訪問，一戶戶送上關懷和禮物，給新學期即將開學的一些受資助的艾滋孤兒送上學雜費或生活補助款。接受資助的艾滋孤兒逐漸擺脫愛滋病的陰影，嘗試著過正常人的生活。
但從去年冬天開始，杜聰去看望艾滋家庭的村民，被河南上蔡的公安派人阻攔，把他趕出村去；他給村裡農民送新年掛歷，被公安派人沒收；儲存著上蔡縣艾滋孤兒助學資料的電腦被公安強行拿走……杜聰一直低調為艾滋遺孤助學，最近卻遭遇上蔡縣新領導上臺後的一輪輪打壓，不讓杜聰為上蔡縣艾滋孤兒提供助學的援助，甚至不歡迎杜聰到上蔡。
九十年代初，中國內地貧苦農民透過賣血賺錢，卻大量成為愛滋病的受害者。受影響的家庭頓失支柱，孩子既沒有謀生養活自己的能力，更不用說支付學雜費繼續學業。「民間預防愛滋病第一人」高耀潔在她的《中國愛滋病調查》一書中寫道：愛滋病奪走了許多青壯年患者的生命，每一個死者身後都會留下一到三名孤兒，甚至更多。這些「艾滋孤兒本人並未感染愛滋病，但他們卻在貧困、失學、歧視和別人的冷漠中孤苦伶仃地生活著。這些孩子若一直處在生活無著、失去教育機會的境地，長大後他們將成為文盲、法盲，極可能擾亂社會，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嚴重影響社會的安定」。這些艾滋孤兒需要社會伸出援手。
跟隨高耀潔
出生在香港的杜聰從小到美國就學，讀完大學回到香港，他本來有一份投資銀行的很好工作，熱心社會公益的愛好，使他投入到香港智行基金會資助失學兒童的工作。因緣際會，他認識了高耀潔。二零零二年的夏天他跟隨高耀潔來到河南省上蔡縣探望愛滋病人，農田中大量的新墳、農家中痛苦掙紮著的愛滋病人、沒人照顧面臨失學的艾滋孤兒都令杜聰震驚。杜聰放棄了他投資銀行的工作，專職投入到資助艾滋孤兒的行動中。
二零零二年夏天開學，上蔡縣當地一個村原來沒有能力上學的一百二十七個小學和中學生，因為杜聰為他們交付了學雜費而重新走進了學校。以後，一個村變成了三個村，一個上蔡縣發展到河南的四個縣和山東、安徽等地，受杜聰的基金會資助的學生達六千多人。
五年來，杜聰把這些艾滋孤兒當作自己的孩子般看待，冬天送毛毯送雞蛋，暑期安排夏令營，他把社會人士的捐款全部用於艾滋孤兒的助學中，自己沒有從中拿一分錢。五年來，他幾乎用完了自己的全部積蓄，最近不得不再去投資銀行打一份工。母親覺得奇怪，河南與杜聰非親非故，不是祖籍地，不是出生地，杜聰為什麼要那樣傾心。杜聰因此獲得了二零零五年的香港傑出青年、二零零六年度世界傑出青年的稱號，但他更為六千多艾滋孤兒重新露出歡笑而感到興奮。
資助受調查
杜聰的付出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卻並沒有得到上蔡縣新來縣委書記李海洲的支持。去年，上蔡縣撤換領導人，前縣委書記涉貪被捕，新領導似乎對杜聰的好意資助並不領情。政府調查杜聰的智行基金會是否有宗教背景、政治背景、有沒有被境外敵對勢力利用等。結論是都沒有。至今也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指控杜聰有違法或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但當局還是容不下杜聰助學艾滋孤兒的行為。
二零零六年暑假，杜聰安排受資助的上蔡大學生回家鄉幫助家訪，鼓勵村內艾滋孤兒堅強面對人生、讀好書。杜聰希望讓一些受資助考上大學的艾滋孤兒用親身的經歷、人生的經驗去帶動那些需要幫助的孩子。他認為，這樣做的效果一定會比杜聰或者志願者更好。杜聰說：「這些孩子可以形成一個互助互救的體系。」這一年他組織了十六個大學生回家鄉做義工。
八月六日，上蔡縣公安人員把其中一個大學生叫到公安局去問話，警告不能這樣做，說杜聰創辦的智行基金會是非法組織，不正規，學生的行為是被人利用了，令孩子很害怕。八月九日半夜十二點多，上蔡公安又到杜聰在上蔡的助手家中，一定要她帶著去辦公室把兩台電腦和全部資料都取走。沒有搜查令，也沒有留下任何收條。
杜聰寫信給新上任的縣委書記李海洲，說明智行基金會的情況，希望可以當面向縣領導匯報，信發出後石沉大海。
九月開學了，一直受資助的大學生或高中生的家長和學生們來詢問新學期的學費，但縣裡一直沒有通知，杜聰也不敢輕舉妄動。幾十個家長和學生們等不住了，結伴去縣裡、省裡上訪。當時就有上訪的農民被抓，其中有一個農民還被關了好幾天。政府認為他們破壞了和諧，而這些農民只是要求政府能讓杜聰繼續資助孩子們的學費。
捐款發放有玄機
十月，上蔡民政局屬下的慈善總會出面找到杜聰，要求他把捐款劃入他們的銀行賬戶，由他們發放給學生，遭到杜聰婉拒。杜聰在資助學生的過程中，從不把捐款人的款項交由第二人發放，一定堅持自己第一手交到學校讓孩子讀書。但從實際出發，杜聰還是妥協了，最終同意配合上蔡縣慈善總會一起做助學事宜，共同給學校艾滋孤兒發放學雜費。
但即使是這樣的要求都遭到上蔡的拒絕。杜聰去看望上訪的村民，走到村口就被趕來的公安攔阻，阻止杜聰進村家訪，硬把杜聰接走。杜聰對亞洲週刊表示：「村裡有我的朋友，我是去看朋友的。我已經很忍聲吞氣了，怎麼可以連我去看朋友的權力都要剝奪？這些都是我關心了好幾年的家庭。你沒有法律依據不讓我在上蔡走動，即使和縣裡合作，我也沒有答應要放棄家訪的權力。」
亞洲週刊接通了河南省上蔡縣委書記李海洲的電話，詢問為什麼不接受杜聰資助上蔡縣艾滋孤兒上學的善意。李海洲表示：「很歡迎來上蔡做善事，但要辦手續，要上級部門批准，和民政慈善部門合作一起搞，否則我很難辦。」李海洲說，經上級批准後，縣裡才好操作，他強調執行的是上級指示和政策，公安部門對沒有註冊的非政府組織都要取締。至於公安部門沒有搜查令取走電腦一事，李海洲表示不知情。李海洲還表示，海外非政府組識資助了這家，不給那家，民眾間會互相攀比， 「我們的工作也很難做」。
事實上，杜聰在上蔡資助艾滋孤兒長達近五年的時間內，與上蔡縣衛生局、教育局都簽署了合作協議，得到政府的批准，有政府的紅頭文件，並遵守對政府的承諾。即使籌款也不提上蔡的名字。為了實實在在地提供幫助，幾年來，杜聰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政府。
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考察了上蔡的愛滋病情況後，政府提出對艾滋孤兒「四免一關懷」的政策，但也遇到技術上的問題，孤兒的定義是父母雙亡，但愛滋病患者發病時都失去勞動能力，孩子就不能讀書了。有的是去世一個，就不符合政策照顧規定。而中央政策下達，地方執行有困難，學校沒錢。杜聰表示，遇到這些問題，都由智行基金會撥錢解決，所以學校及政府都感激。後來中央撥款多了，地方政府也可以解決一部分，杜聰就拾遺補缺，政府給一部分，基金會給一部分，「我們不重複政府的工作，盡量配合政府工作，與政府衛生、教育部門合作，相處得很好」。而且同樣處於河南的其他三個縣，當地政府都非常歡迎杜聰的資助，並給予很大的支持。
杜聰表示，民眾間的互相攀比不是問題，只要上蔡政府同意，他願意將上蔡所有有困難的艾滋孤兒的學習問題都承擔起來。現在的問題是，上蔡縣的一些學校都接到通知，不允許接受杜聰智行基金會為受困艾滋孤兒的資助。
救助艾滋孤兒是救火
杜聰一直秉承這樣的想法：賣血造成的愛滋病災難，不是政府有意要這麼做，「好比發生了火災，我是救火員，是來幫助政府救火的，而不是來調查起火原因和追究責任的，這就是很多官員願意接受我們、幫助我們做好工作的理由」。但假定起火是無意之失，但有人來幫助救火，減少損失，政府卻加以阻撓，這就不是無意的了。
雖然，中國有了經濟實力，政府也撥款加強對愛滋病患者及家庭的幫助，但愛滋病造成的後果，需要對受害者的資助遠遠超過了當地政府的能力。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靳薇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面臨五個方面的問題，包括醫療救治、生存問題、教育問題、心理問題、權益問題等。有些問題是政府能力所不及的，如愛滋病患者及家屬需要關愛、心理輔導等，政府僅用錢是做不到的。
靳薇是第一個在領導幹部中開設預防愛滋病課程、並獲得聯合國愛滋病規劃暑頒發獎項的學者。靳薇曾專程到上蔡考察杜聰的資助工作，她認為杜聰對艾滋孤兒的幫助主要在後四個層面上，「他給艾滋孤兒的家庭發學雜費、發生活補貼、甚至發雞蛋毛毯，在前些年政府尚未介入資助時起了很正面的作用」。
靳薇認為，即使中國政府已經十分重視艾滋孤兒的生存及教育問題，撥出大量款項後，杜聰的資助空間仍然很大。靳薇說：「杜聰組織孩子參加夏令營、繪畫比賽是心理療傷，安排一些大學生到香港參加馬拉松賽跑，都有利這些孩子的健康成長。」
靳薇特別強調，艾滋孤兒是弱勢群體，他們的權益保障問題很突出。靳薇就曾為一名艾滋孤兒名譽權受損問題與媒體對簿公堂，最後得到公正判決。靳薇認為，這些具體問題政府都難以做到，但非政府組織可以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中國的愛滋病感染者每年以三成的速度遞增。至二零零五年底，河南省就有二萬八千多名受愛滋病影響失去父母的孩子。靳薇希望上蔡政府可以更為開放、大膽依靠真正做實事的非政府組織。
絕不放棄上蔡
雖然遭到打壓，但四百多個高中生、大學生依然陸續拿到了他們每學期的學費。杜聰讓他們在銀行開了戶口，直接將錢匯入他們的銀行賬戶內。杜聰說，雖然被人拿走了電腦、資料，「我們還有備份，政府難以阻撓我們資助艾滋孤兒完成學業的工作」。杜聰也想方設法排除阻撓，繼續為上蔡一些中小學生送上資助。
其實，智行基金會已經在中國的七八個縣開展工作，資助的艾滋孤兒也越來越多，有朋友勸杜聰何不放棄上蔡縣，但杜聰誓言絕不會放棄。
杜聰的這份執著有些官員可能永遠不會明白，因為五年前，杜聰對那些現已逝去的艾滋孤兒父母有過「一定要讓他們的子女讀好書」的承諾。杜聰對那些官員說：「我不是因為你們而來，我也絕不會因為你們而走。」■
杜聰小檔案一九六七年生於香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哈佛大學東亞所碩士。曾在華爾街工作十年從事金融工作。一九九八年，與幾個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會。由一九九九年起，他獲香港政府委任為愛滋病預防及護理委員會的委員。獲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中國十大抗艾英雄」、「世界傑出青年」等稱號。
不棄不舍義助艾滋孤兒求學，香港人杜聰在河南愛滋病高發區走過了五個年頭，幫助近六千多艾滋孤兒繼續學業，資助捐款近千萬人民幣。這五年來，不管夏日炎炎還是寒冬臘月，杜聰都會出現在華中平原愛滋病高發區的農村，一家家訪問，一戶戶送上關懷和禮物，給新學期即將開學的一些受資助的艾滋孤兒送上學雜費或生活補助款。接受資助的艾滋孤兒逐漸擺脫愛滋病的陰影，嘗試著過正常人的生活。
但從去年冬天開始，杜聰去看望艾滋家庭的村民，被河南上蔡的公安派人阻攔，把他趕出村去；他給村裡農民送新年掛歷，被公安派人沒收；儲存著上蔡縣艾滋孤兒助學資料的電腦被公安強行拿走……杜聰一直低調為艾滋遺孤助學，最近卻遭遇上蔡縣新領導上臺後的一輪輪打壓，不讓杜聰為上蔡縣艾滋孤兒提供助學的援助，甚至不歡迎杜聰到上蔡。
九十年代初，中國內地貧苦農民透過賣血賺錢，卻大量成為愛滋病的受害者。受影響的家庭頓失支柱，孩子既沒有謀生養活自己的能力，更不用說支付學雜費繼續學業。「民間預防愛滋病第一人」高耀潔在她的《中國愛滋病調查》一書中寫道：愛滋病奪走了許多青壯年患者的生命，每一個死者身後都會留下一到三名孤兒，甚至更多。這些「艾滋孤兒本人並未感染愛滋病，但他們卻在貧困、失學、歧視和別人的冷漠中孤苦伶仃地生活著。這些孩子若一直處在生活無著、失去教育機會的境地，長大後他們將成為文盲、法盲，極可能擾亂社會，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嚴重影響社會的安定」。這些艾滋孤兒需要社會伸出援手。
跟隨高耀潔
出生在香港的杜聰從小到美國就學，讀完大學回到香港，他本來有一份投資銀行的很好工作，熱心社會公益的愛好，使他投入到香港智行基金會資助失學兒童的工作。因緣際會，他認識了高耀潔。二零零二年的夏天他跟隨高耀潔來到河南省上蔡縣探望愛滋病人，農田中大量的新墳、農家中痛苦掙紮著的愛滋病人、沒人照顧面臨失學的艾滋孤兒都令杜聰震驚。杜聰放棄了他投資銀行的工作，專職投入到資助艾滋孤兒的行動中。
二零零二年夏天開學，上蔡縣當地一個村原來沒有能力上學的一百二十七個小學和中學生，因為杜聰為他們交付了學雜費而重新走進了學校。以後，一個村變成了三個村，一個上蔡縣發展到河南的四個縣和山東、安徽等地，受杜聰的基金會資助的學生達六千多人。
五年來，杜聰把這些艾滋孤兒當作自己的孩子般看待，冬天送毛毯送雞蛋，暑期安排夏令營，他把社會人士的捐款全部用於艾滋孤兒的助學中，自己沒有從中拿一分錢。五年來，他幾乎用完了自己的全部積蓄，最近不得不再去投資銀行打一份工。母親覺得奇怪，河南與杜聰非親非故，不是祖籍地，不是出生地，杜聰為什麼要那樣傾心。杜聰因此獲得了二零零五年的香港傑出青年、二零零六年度世界傑出青年的稱號，但他更為六千多艾滋孤兒重新露出歡笑而感到興奮。
資助受調查
杜聰的付出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卻並沒有得到上蔡縣新來縣委書記李海洲的支持。去年，上蔡縣撤換領導人，前縣委書記涉貪被捕，新領導似乎對杜聰的好意資助並不領情。政府調查杜聰的智行基金會是否有宗教背景、政治背景、有沒有被境外敵對勢力利用等。結論是都沒有。至今也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指控杜聰有違法或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但當局還是容不下杜聰助學艾滋孤兒的行為。
二零零六年暑假，杜聰安排受資助的上蔡大學生回家鄉幫助家訪，鼓勵村內艾滋孤兒堅強面對人生、讀好書。杜聰希望讓一些受資助考上大學的艾滋孤兒用親身的經歷、人生的經驗去帶動那些需要幫助的孩子。他認為，這樣做的效果一定會比杜聰或者志願者更好。杜聰說：「這些孩子可以形成一個互助互救的體系。」這一年他組織了十六個大學生回家鄉做義工。
八月六日，上蔡縣公安人員把其中一個大學生叫到公安局去問話，警告不能這樣做，說杜聰創辦的智行基金會是非法組織，不正規，學生的行為是被人利用了，令孩子很害怕。八月九日半夜十二點多，上蔡公安又到杜聰在上蔡的助手家中，一定要她帶著去辦公室把兩台電腦和全部資料都取走。沒有搜查令，也沒有留下任何收條。
杜聰寫信給新上任的縣委書記李海洲，說明智行基金會的情況，希望可以當面向縣領導匯報，信發出後石沉大海。
九月開學了，一直受資助的大學生或高中生的家長和學生們來詢問新學期的學費，但縣裡一直沒有通知，杜聰也不敢輕舉妄動。幾十個家長和學生們等不住了，結伴去縣裡、省裡上訪。當時就有上訪的農民被抓，其中有一個農民還被關了好幾天。政府認為他們破壞了和諧，而這些農民只是要求政府能讓杜聰繼續資助孩子們的學費。
捐款發放有玄機
十月，上蔡民政局屬下的慈善總會出面找到杜聰，要求他把捐款劃入他們的銀行賬戶，由他們發放給學生，遭到杜聰婉拒。杜聰在資助學生的過程中，從不把捐款人的款項交由第二人發放，一定堅持自己第一手交到學校讓孩子讀書。但從實際出發，杜聰還是妥協了，最終同意配合上蔡縣慈善總會一起做助學事宜，共同給學校艾滋孤兒發放學雜費。
但即使是這樣的要求都遭到上蔡的拒絕。杜聰去看望上訪的村民，走到村口就被趕來的公安攔阻，阻止杜聰進村家訪，硬把杜聰接走。杜聰對亞洲週刊表示：「村裡有我的朋友，我是去看朋友的。我已經很忍聲吞氣了，怎麼可以連我去看朋友的權力都要剝奪？這些都是我關心了好幾年的家庭。你沒有法律依據不讓我在上蔡走動，即使和縣裡合作，我也沒有答應要放棄家訪的權力。」
亞洲週刊接通了河南省上蔡縣委書記李海洲的電話，詢問為什麼不接受杜聰資助上蔡縣艾滋孤兒上學的善意。李海洲表示：「很歡迎來上蔡做善事，但要辦手續，要上級部門批准，和民政慈善部門合作一起搞，否則我很難辦。」李海洲說，經上級批准後，縣裡才好操作，他強調執行的是上級指示和政策，公安部門對沒有註冊的非政府組織都要取締。至於公安部門沒有搜查令取走電腦一事，李海洲表示不知情。李海洲還表示，海外非政府組識資助了這家，不給那家，民眾間會互相攀比， 「我們的工作也很難做」。
事實上，杜聰在上蔡資助艾滋孤兒長達近五年的時間內，與上蔡縣衛生局、教育局都簽署了合作協議，得到政府的批准，有政府的紅頭文件，並遵守對政府的承諾。即使籌款也不提上蔡的名字。為了實實在在地提供幫助，幾年來，杜聰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政府。
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考察了上蔡的愛滋病情況後，政府提出對艾滋孤兒「四免一關懷」的政策，但也遇到技術上的問題，孤兒的定義是父母雙亡，但愛滋病患者發病時都失去勞動能力，孩子就不能讀書了。有的是去世一個，就不符合政策照顧規定。而中央政策下達，地方執行有困難，學校沒錢。杜聰表示，遇到這些問題，都由智行基金會撥錢解決，所以學校及政府都感激。後來中央撥款多了，地方政府也可以解決一部分，杜聰就拾遺補缺，政府給一部分，基金會給一部分，「我們不重複政府的工作，盡量配合政府工作，與政府衛生、教育部門合作，相處得很好」。而且同樣處於河南的其他三個縣，當地政府都非常歡迎杜聰的資助，並給予很大的支持。
杜聰表示，民眾間的互相攀比不是問題，只要上蔡政府同意，他願意將上蔡所有有困難的艾滋孤兒的學習問題都承擔起來。現在的問題是，上蔡縣的一些學校都接到通知，不允許接受杜聰智行基金會為受困艾滋孤兒的資助。
救助艾滋孤兒是救火
杜聰一直秉承這樣的想法：賣血造成的愛滋病災難，不是政府有意要這麼做，「好比發生了火災，我是救火員，是來幫助政府救火的，而不是來調查起火原因和追究責任的，這就是很多官員願意接受我們、幫助我們做好工作的理由」。但假定起火是無意之失，但有人來幫助救火，減少損失，政府卻加以阻撓，這就不是無意的了。
雖然，中國有了經濟實力，政府也撥款加強對愛滋病患者及家庭的幫助，但愛滋病造成的後果，需要對受害者的資助遠遠超過了當地政府的能力。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靳薇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表示，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面臨五個方面的問題，包括醫療救治、生存問題、教育問題、心理問題、權益問題等。有些問題是政府能力所不及的，如愛滋病患者及家屬需要關愛、心理輔導等，政府僅用錢是做不到的。
靳薇是第一個在領導幹部中開設預防愛滋病課程、並獲得聯合國愛滋病規劃暑頒發獎項的學者。靳薇曾專程到上蔡考察杜聰的資助工作，她認為杜聰對艾滋孤兒的幫助主要在後四個層面上，「他給艾滋孤兒的家庭發學雜費、發生活補貼、甚至發雞蛋毛毯，在前些年政府尚未介入資助時起了很正面的作用」。
靳薇認為，即使中國政府已經十分重視艾滋孤兒的生存及教育問題，撥出大量款項後，杜聰的資助空間仍然很大。靳薇說：「杜聰組織孩子參加夏令營、繪畫比賽是心理療傷，安排一些大學生到香港參加馬拉松賽跑，都有利這些孩子的健康成長。」
靳薇特別強調，艾滋孤兒是弱勢群體，他們的權益保障問題很突出。靳薇就曾為一名艾滋孤兒名譽權受損問題與媒體對簿公堂，最後得到公正判決。靳薇認為，這些具體問題政府都難以做到，但非政府組織可以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中國的愛滋病感染者每年以三成的速度遞增。至二零零五年底，河南省就有二萬八千多名受愛滋病影響失去父母的孩子。靳薇希望上蔡政府可以更為開放、大膽依靠真正做實事的非政府組織。
絕不放棄上蔡
雖然遭到打壓，但四百多個高中生、大學生依然陸續拿到了他們每學期的學費。杜聰讓他們在銀行開了戶口，直接將錢匯入他們的銀行賬戶內。杜聰說，雖然被人拿走了電腦、資料，「我們還有備份，政府難以阻撓我們資助艾滋孤兒完成學業的工作」。杜聰也想方設法排除阻撓，繼續為上蔡一些中小學生送上資助。
其實，智行基金會已經在中國的七八個縣開展工作，資助的艾滋孤兒也越來越多，有朋友勸杜聰何不放棄上蔡縣，但杜聰誓言絕不會放棄。
杜聰的這份執著有些官員可能永遠不會明白，因為五年前，杜聰對那些現已逝去的艾滋孤兒父母有過「一定要讓他們的子女讀好書」的承諾。杜聰對那些官員說：「我不是因為你們而來，我也絕不會因為你們而走。」■
杜聰小檔案一九六七年生於香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哈佛大學東亞所碩士。曾在華爾街工作十年從事金融工作。一九九八年，與幾個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會。由一九九九年起，他獲香港政府委任為愛滋病預防及護理委員會的委員。獲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中國十大抗艾英雄」、「世界傑出青年」等稱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