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文熱」，熱的只是外人們想到亂世的中國撈一把銀子，哪裡有歷史上「萬邦來朝」時對大唐盛世和中華文化的仰慕？中華文化被中共破壞得如此不堪，還有多少文化的神韻？如何立足於世界？失去了文化之根的中華民族還能走向哪裡？
歷史給了中國一個機遇，也成為了一個劫數。共產黨走投無路為自救而啟動的改革開放，把中國帶入了一個撲朔迷離的境地。窮怕了的中國人，在稍稍鬆綁之後爆發 出對生活的熱烈追求，廉價的勞動力加上勤勞智慧創造出了經濟的奇蹟。經濟的發展必然需要文化的支撐，需要道德信仰的支撐，需要一個適應發展的政體的支撐。 但是，承載著一個十幾億人的巨大經濟體的卻是黨文化，而黨文化正是扼殺傳統文化和道德信仰的劊子手。於是，一方面世界掀起中國熱，中國變得日益舉足輕重， 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危機四伏，道德誠信全面崩潰，整個社會極度腐敗，生態環境高度惡化，貧富兩極分化，社會不公，民怨民憤，信仰真空，媒體鉗制，人權惡 化，外面的人想去中國淘金，裡面的有錢人想方設法資金外逃和移民他國……有人說中國要崛起，有人說中國要崩潰，真個是亂象叢生！
一些國內的老百姓覺得現在生活比以前好，中國經濟發展不錯，這裡首先有一個「心理反差」的問題。
中共建政後前30年基本上都是在干 著破壞國民經濟的事情，對中國進行了有計畫、有系統、有組織的破壞，將中國的經濟、整個生存狀態推到了歷史的最低點，中國當時的經濟是徹底崩潰的，最大的 證明就是在60年代初期，餓死了數千萬人。這個政權在和平建設時期，餓死了這麼多人，是史無前例的。
事實上，為了製造表面繁榮和高速增長，中共不顧一切，盲目擴張，高速消耗資源，埋下了更深遠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文化危機。中國歷史上有周文王的大治、漢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清朝康乾盛世，等等，都是國富民強，國泰民安。大唐時代，中國是世界上最好、最發達的國家。 康乾年間，中國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經濟狀況、社會狀況，處於第一，經濟產值超過全世界的一半。現在中國在世界上總產值仍然排名第七，僅佔世界總產值4%， 而人均產值依然徘徊在100位左右，非常落後，這和中國歷史上的任何輝煌年代，都不能相提並論。
為提供給讀者一個參照系，簡要描述當時的貨幣和物價。
五 四以來十幾年間，中國南北市場上主要流通銀元和兌換券（起先稱為「寶鈔」後來稱為「鈔票」），幣值採用「銀本位制」；生活費用大體上說是穩定的。民國成立 後，一九一二到一九一九年間物價起伏不大；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間市場有所波動。以一九一二年為基數，到一九二六年上海市、華北（包括北京市）的批發物價 分別上漲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四十八，平均三分之一；但是到了三十年代，物價又有所回落。
若以一九一九年物價指數為一百，則一九三零年大約為一百二十九，也就是說：五四運動時的銀洋三元，購買力相當於十幾年後的國幣四元左右。
具 體的市場波動情況如何呢以主要食物價格計算：一九一一到一九二零年大米每斤三點四分錢；豬肉每斤一角二分錢，白糖每斤六分錢，食鹽每斤一到二分錢，植物油 每斤七到九分錢；到一九二六到一九三零年大米每斤六點二分錢，豬肉每斤二角錢，白糖每斤一角錢，食鹽每斤二到五分錢，植物油每斤一角五分錢；等等。
那麼當時北京的生活水準又怎樣呢？
據 史料分析，二十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伙食費，足可維持小康水平「。又，按照《一九一八∼一九八零年北京社會狀況調查》的結果，二十年代初一個四 五口人的勞動家庭父母加兩三個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費一百三十二點四元，也即每月十一元就可以維持了。當時一個標準家庭的貧困線定為每月收入十元（合 今人民幣三百五十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魯迅所說，學者教授們的生活水平屬於「中產知識階層」。他們不像統治集團、剝削階級那樣豪華奢侈，也不像體力勞動者和城市貧民那樣一貧如洗。
二 十年代在北京較為有錢的知識階層，全家每月必須的生活費（伙食、房租、交通費）八十元已經很寬裕了（合今人民幣兩千八百元），許多物價比在上海市低廉。而 教授、講師們的收入，普遍在二百元以上，甚至可達四百元（合今人民幣一萬多元）。因此能夠盈餘很多錢來購買中外文書籍報刊，並且從經濟上提攜後起之秀和自 費出書。如沈從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輩們的資助。
據記載，北京城內一座八至十間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僅二十元左右；一間二十平米的單身宿舍，月租金四至五元。魯迅在一九二三年一度租用的磚塔胡同六十一號，三間正房月租金八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資僅三元（見《魯迅日記》）。
出入乘坐「洋車」人力車，費用在城裡每次只有一角錢左右；包車每月十元。
二十年代北京城裡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軌電車，新派的學生們經常乘坐。司機開車後不是按喇叭，而是腳踩鈴鐺「噹噹」響，所以人都叫它「噹噹車」。起初電車的路線有四條，不久擴充為六條，以前門、天橋為中心，環城一圈：
第一路紅牌總段，天橋至西直門。共分四段，天橋至前門一段十枚（合四分錢）；至西單牌樓二段十八枚（合七分錢）；至西四牌樓三段二十六枚（合一角錢）；至西直門四段三十二枚（合一角三分錢）。
第二路黃牌總段，天橋至北新橋。共分四段，天橋至前門一段十枚；至東單牌樓二段十八枚；至東四牌樓三段二十六枚；至北新橋四段三十二枚（車費同上）。
第三路藍牌總段，東四牌樓至西四牌樓。共分四段，東四牌樓至東單牌樓一段十枚；至天安門二段十八枚；至西單牌樓三段二十六枚；至西四牌樓四段三十二枚。
第四路白牌總段，北新橋至太平倉。共分二段，北新橋至地安門一段十枚（合四分）；至太平倉二段十八枚（合七分）。
第五路綠牌總段，崇文門至宣武門。共分二段，崇文門至天安門一段十四枚（合五分半）；至宣武門二段二十枚（合八分）。
第六路黑牌總段，崇文門至和平門。共分二段，崇文門至珠市口一段十四枚（合五分半）；至和平門二段二十枚（合八分）。總之，電車比人力車方便得多，車票也便宜。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飯館、看戲京戲、文明戲和話劇、電影、泡茶座、逛琉璃廠買書籍、碑帖、文物。
據顧頡剛等回憶：一九一三至一九二零年北京大學食堂伙食費每月六元，六人一桌，六菜一湯，饅頭飯隨便吃；個人在飯店包伙每月十來元，四菜一湯。花費一元錢就可以請客涮羊肉。
在大館子請一桌十席，高級的魚翅席每桌十二元，加酒水小費總共不到二十元，每人二元。魚唇席十元、海參席八元一桌。最高檔粵味「譚家菜」，四十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魚翅，可供十一人入席；這屬於豪華消費。
至於以平民為對象的中等飯鋪，二元錢一桌的「便席」，菜譜有：
（１）四冷葷：四個裝熏魚、醬肉、香腸、松花蛋的拼盤，每盤五分；
（２）四炒菜：如溜裡脊、魚香肉片、辣子雞丁、炒牛肉絲等，每盤一角；
（３）四大碗：多為米粉肉、四喜丸子、紅燒魚塊、扣肉等，每碗二角；
（４）一大件：一個紅燒整肘子，或一隻白煮整雞，加一大海碗肉湯，合六角。
這一桌菜相當豐盛，十個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二角。
遊樂場所又怎樣呢？兩大著名公園─中央公園（現稱中山公園）和北海公園的入門券都是銅元二十枚（或五分錢）；公園設有幾個著名的茶座，茶水一角，點心每盤一角。文明茶園，可以邊飲茶邊聽曲，每人七分錢。
二十年代北京的劇場稱為「戲園子」。著名的廣和樓戲園門票二角，城南遊樂園門票二角，電影院（當時還是無聲黑白片）票價一至二角。最貴的演出，票價在一元左右。
根據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的調查材料，當時北京的手工業者、木匠、人力車伕等，每個家庭每年消費約二百元，合每月十七元（含人民幣六百元）左右，這是社會下層的水準。而當時《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生活消費比一般高出幾倍，都無衣食住行之憂。
《新青年》同人，絕大多數加入了「進德會」，遵守「不嫖……」等戒律。他們是封建禮教的破壞者，也是現代道德的實施者、推行者。
生活相當富裕的蔡元培、李大釗等人，更喊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他們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為理想事業而奮鬥終身，甚至獻出了自己的鮮血和生命。
（摘自《文化人與錢》百花文藝出版社二零零一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