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5-29 08:46:37作者：
——淺析黨文化
在我看來，被中共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加以迫害的數十萬中國人，其實是左派，因為他們多在國共兩黨之爭時站在共產黨一邊。反共的知識份子才算右派，比如蘇雪林，真正的右派也多在中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要麼撤到臺灣，要麼遠走他鄉。所以，我對被共產黨的右派帽子壓垮甚至壓死的羅隆基們沒有敬意，因為對他們來說是咎由自取，而對林希翎們我則頗為惋惜，因為中共反右時，她們還是大學生，不能說她們幫共產黨騙取了民心，而初生牛犢不怕虎，她們是在享用言論自由時遭到了共產黨的迫害。但這些大學生右派也只不過是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向共產黨提了點意見，並沒有反共言論。林昭也是在被打成「右派」以後才逐漸認清共產黨的真面目，從左派變成了右派。
茅盾、巴金等對「右派」落井下石的紅色作協主席及其成員自然屬左派無疑，但在文革中他們遭到的批鬥一點兒不比遭他們批判的「右派」少，甚至更猛烈、更殘酷，這也算是善惡必報的一種表現！
在北大先後被當做「右派」和「左派」遭到迫害的季羨林和聶元梓之間，我則覺得聶元梓比季羨林值得同情，因為季羨林曾留學德國，目睹過黑色恐怖，他居然至今樂當紅色恐怖的花瓶，而聶元梓倒有所覺醒！
簡言之，「右派」和「左派」都在黨文化圈子裡，這個圈子裡的羅隆基們和茅盾們讓我無法有好感，也不可能加以紀念，不過我讚賞「右派」之女章詒和對右派的紀念，一來是因為她的古文功底和作品散發的漢文化氣息，二來她有助於讀者瞭解真實的中共歷史或紅色中國。
今年四月參加與黨文化唱對臺戲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研討會時，獲知既是「右派」之女，又是「右派」之妻的羊子（王若望遺孀）號召紀念王實味，對此我可以理解，但持相反看法。
１ 天生右派
在羊子和我一同抵達東道主劉陽為研討會選定的酒店後，被趙晶安排住同一個房間。我向羊子建議，我用房間右邊的東西，我自己的東西也放右邊。那時，我沒想到她和「右派」的關係，只是出於我遵從男左女右的習慣，在西方和男友上街，即使我想走左邊，也都無一例外地被請到右邊，這是西方紳士風度的一種表現，因為右邊有櫥窗供觀賞，而左邊靠車行道，危險性大些。
羊子欣然應允，在我們同吃同住同開會同觀光的幾天裡，羊子用左邊的衣架，左邊的杯子……和我互不侵犯，和睦相處。不過，我們沒有像上次開會時，桑妮和我同住那樣不停地說笑，引得住在隔壁的陶洛誦大嘆我倆像小姑娘，居然可以如此開心。是啊，與文革一代的陶洛誦相比桑妮和我作為文革同齡人實在幸運，在大陸時未嘗過共產黨的苦頭，現在又在海外飽嘗法輪功的甜頭。
因為時差等因素，我在紐西蘭醒的很早，每天我等睡左邊床上的羊子也醒了，就開始煉功。羊子則做早操，還一再叫我把煉功音樂放大聲點。
瞭解羊子和我的仲維光表示我倆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精神世界，可喜的是我和羊子在一起比和我媽在一起有話可說，可惜她常對我的話持懷疑態度，最好笑的是，她不相信我可以和異性同床，但不越軌，連這她都懷疑，她怎麼能像我一樣相信神的存在？其實，我能抵擋住色誘的主要原因就是對佛教宣揚的「萬惡淫為首」深信不疑。
現在想來，羊子對我的懷疑態度應該算黨文化的表現，因為凡受黨文化毒害者都既不相信人，更不相信神。難能可貴的是羊子雖然從小就生活在黨文化中，卻保留了出類拔萃的個性，並勇於張揚受黨文化壓制的愛情。
羊子文革時結識她母親的同學、大她二十歲的「右派」王若望，相識不久，王若望就成為他曾不惜生命捍衛的共產黨的囚徒。羊子居然痴等、苦戀了王叔叔十二個年頭，一直到七九年，她四十一歲時才有情人終成眷屬。我今年也是四十一歲，也曾在二十八歲時愛上了一位叔叔，但我的熱戀經不起我媽的一頓臭罵，因為愛情在我的人生中不起主導作用，我也難以容忍對方的「壞習慣」，而羊子可以容忍王若望的「壞習慣」。我讚嘆羊子的苦戀，慶幸自己沒釀苦果。
黨文化的另一種表現是受害者、中毒者推崇黨文化的奠基人比如魯迅。羊子知道我蔑視魯迅，我也知道王若望推崇魯迅，在賀年卡上除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就是魯迅題詞的文革時代，正是羊子無心選中的一個有魯迅題詞的賀年卡讓王若望先萌發對她的戀情。
遺憾的是羊子因為有「王若望是山東的王實味之說」便愛屋及烏紀念起王實味來。既然如此，我就只好把我對王實味的看法訴諸筆端，希望同行們尤其是羊子從中意識到黨文化的流毒。
２ 王若望（1918-2001）與王實味（1906-1947）
第一個為王實味翻案的是戴晴。戴晴於一九八八年寫成《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促使中共公安部九一年發出了《關於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文件指出：「在複查中沒有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姦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戴晴雖然在「六四」屠殺後宣布退黨，並曾入獄，但她對共產黨似乎還心存幻想。
而羊子已經對共產黨不抱幻想，因為在研討會上當有人表示中共已經變好，值得我們鼓勵時，羊子像我一樣加以反駁，因為她和我一樣要共產黨停止殺人，而不是鼓勵它少殺人或讚揚它與過去相比殺人的手段變得隱蔽了。
我贊成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發起人袁紅冰在零六年召開第一屆年會時邀請羊子帶著王若望的遺像與會。因為王若望和林牧都是在飽嘗中共的迫害後最終唾棄了共產黨的中共高幹。他們的遭遇就是共產黨邪惡的明證。
零四年，我在《我看「五四」》一文中對王若望有過高度評價，並就他說中國人的心中都有個小毛澤東，表示，我以為更應該是魯迅，況且他還被毛澤東封為「現代中國的聖人」。事實上，認識到毛澤東邪惡的人相對而言比認識到魯迅邪惡的要多得多，我相信王若望至死都沒有質疑過魯迅，雖然如果他只要用他從聖經中摘錄的座右銘「愛是不妒嫉，……只喜歡真理……凡事忍耐……」來對照一下魯迅，就會發現魯迅的人品和作品正好是其對立面。
王若望是上了共產黨騙的正直之士，也因此他才一再遭受中共的迫害，並兩次被投入監獄。這位十五歲在「左聯」的紅色文藝誘惑下走上迷途，十九歲投奔延安，加入中共的老幹部被開除黨籍後，在七十四歲時被迫流亡海外並客死他鄉。
王若望流亡到海外後曾有意「整合民運」。撇開共特的破壞不說，他的願望不可能實現，就因為民運不同於共運，各種政治組織不僅不可能被整合，而且還會越來越分散。八九年後民運的發展狀況也表明與共產黨對壘的政治組織沒有被統一，而是在分裂，也即在增加，與此同時，各種信仰團體也越來越多……這是民運的正常現象！只有受黨文化毒害的人才會視民運的常態是「一盤散沙」而發出「整合民運」的呼聲。
我以為袁紅冰、仲維光等自由文化人像我一樣雖然尊敬王若望，但不可能把王若望視為精神楷模，因為我們都推崇中華文化，視馬列主義為精神垃圾，而王若望是一個會背馬列著作的紅色文人，即使他被中共開除黨籍，投身民運，所言所行包括他的遺言都表明王若望是個被共產黨逼上反共之路的黨文化人。
王若望不同凡響的地方在於他雖相信馬列，但沒有失去人性。王若望的人性光輝可從他的兩任妻子對他的態度加以證明。
第一任妻子李明（1920-1965）在王若望被扣上「右派」帽子時在黨和他之間選擇了後者，並因此被株連，導致精神失常。而羊子在王若望六四屠殺後遭到迫害時，不僅不離不棄，還敢於公開表達思夫之情，並與夫君同甘共苦直到他去世。現在，羊子一心盼望能捧著先夫的骨灰回到故國。如果王若望不是好男人，好丈夫，怎麼可能會有如此痴情的妻子？
可是王實味則不一樣。首先，王實味比王若望大十二歲，而且，比童工出身的王若望受教育的程度高，不應該誤入歧途。因為稍微有點頭腦的大學生都不可能相信共產黨宣揚的那一套歪理邪說，即使像我這樣在黨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大學生在八十年代都會憑本能拒絕申請加入共產黨，我們班十六人，畢業時就一人入黨，他獲得了入黨的好處，但也已死於車禍，而別人全都健在，這也算是入惡黨會遭惡報的一個實例。
在查閱王若望與王實味的生平事跡時，我再一次驚嘆共產國際的無孔不入。當童工的王若望三四年在上海被地下黨員挑動起來罷工，並因此被捕；而二六年當學生的王實味則被北大地下黨發展成了黨員，可他卻因追求《野百合花》提到的「革命同志」李芬和黨組織鬧矛盾而脫離組織關係。那年他二十歲，照理他應該從黨組織干涉黨員私事上對共產黨有所認識，可是他卻在三七年，三十一歲時置帶著兩個小孩並懷有身孕的妻子於不顧投奔「匪區」。
在延安他果然物以稀為貴，以翻譯才能掙得只比毛澤東少半個大洋的厚待。然而，他雖借師生關係，憑實力在沒有離婚的情況下再娶一位小他十二歲的魯藝女演員，卻無法贏得女演員的愛。這位女演員後來寧肯躲在山洞裡也不願被他接回家，可想而知，王實味多麼乏味！而也演過紅色戲劇的李明則是在幾乎相同的時候嫁給待遇比王實味差的王若望，並從此和王若望生養了七個孩子，直到在「反右運動」時被逼瘋，四十五歲時病死。
無論王實味多麼不招人喜愛，他卻像王若望們一樣屬於撰文指出「革命聖地」陰暗面的「暴露派」。當毛澤東開始「整風」，召開批判大會時，和王實味本屬一派的丁玲立即低頭認錯並把矛頭指向拒絕認錯的王實味。丁玲聲稱：「王實味為人卑劣、小氣、反覆無常、複雜而陰暗，是善於縱橫捭闔陰謀詭計破壞革命的流氓。」並提出對王實味「要痛打落水狗」。艾青則表示：「王實味的文章充滿著陰森氣，當我讀到它時，就像走進城隍廟一樣……他把延安寫成一團黑暗……這樣的‘人’，實在是夠不上‘人’這個稱號，更不應該稱他為‘同志’。」
與後來遭到惡報的丁玲、艾青相比，王實味似乎更有文人風骨，但有研究者斷定王實味「並不是一個性格堅強、有堅定信仰的人。儘管在延安整風初期，他因發表雜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曾經提出‘退黨’要求，但當他覺察到局勢不可扭轉的時候，又自動跑到中央組織部痛哭流涕，要求組織上寬大處理；在1943年夏末‘大後方’中外記者代表團訪問延安的時候，他積極配合黨組織上演了一出現代版的‘周瑜打黃蓋’，可是回到監所後，他又捶胸頓足，後悔不已……」從上述評論和相關資料來看，我猜想王實味恐怕已被迫害致瘋，可惜我卻沒找到王實味是中華兒女應該紀念的英烈的任何言行。王實味雖被共產黨砍了頭，但在我看來《野百合花》完全在黨文化範疇內，是「階級鬥爭」的產物，況且王實味也推崇魯迅，算個小魯迅，甚至和魯迅患同樣的病症，其作品也頗有魯迅色彩，屬「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
就憑王實味在延安翻譯了兩百萬字的馬列著作的簡單事實來看，我就只能說他是中華民族的敗類，因為一個遵從「仁義禮智信」的中華好男兒絕不可能熱衷翻譯如此低劣的暴力邪說，更何況其時中華民族正需要抗擊日本侵略者！
總之，無論是中共推崇的魯迅還是被中共砍頭的王實味都是黨文化的鋪路石，是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應該清除的路障，值得中華兒女紀念的是反共的蘇雪林們和不學馬列的陳寅恪們！
二零零零七年五月 於萊茵河畔
在我看來，被中共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加以迫害的數十萬中國人，其實是左派，因為他們多在國共兩黨之爭時站在共產黨一邊。反共的知識份子才算右派，比如蘇雪林，真正的右派也多在中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要麼撤到臺灣，要麼遠走他鄉。所以，我對被共產黨的右派帽子壓垮甚至壓死的羅隆基們沒有敬意，因為對他們來說是咎由自取，而對林希翎們我則頗為惋惜，因為中共反右時，她們還是大學生，不能說她們幫共產黨騙取了民心，而初生牛犢不怕虎，她們是在享用言論自由時遭到了共產黨的迫害。但這些大學生右派也只不過是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向共產黨提了點意見，並沒有反共言論。林昭也是在被打成「右派」以後才逐漸認清共產黨的真面目，從左派變成了右派。
茅盾、巴金等對「右派」落井下石的紅色作協主席及其成員自然屬左派無疑，但在文革中他們遭到的批鬥一點兒不比遭他們批判的「右派」少，甚至更猛烈、更殘酷，這也算是善惡必報的一種表現！
在北大先後被當做「右派」和「左派」遭到迫害的季羨林和聶元梓之間，我則覺得聶元梓比季羨林值得同情，因為季羨林曾留學德國，目睹過黑色恐怖，他居然至今樂當紅色恐怖的花瓶，而聶元梓倒有所覺醒！
簡言之，「右派」和「左派」都在黨文化圈子裡，這個圈子裡的羅隆基們和茅盾們讓我無法有好感，也不可能加以紀念，不過我讚賞「右派」之女章詒和對右派的紀念，一來是因為她的古文功底和作品散發的漢文化氣息，二來她有助於讀者瞭解真實的中共歷史或紅色中國。
今年四月參加與黨文化唱對臺戲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研討會時，獲知既是「右派」之女，又是「右派」之妻的羊子（王若望遺孀）號召紀念王實味，對此我可以理解，但持相反看法。
１ 天生右派
在羊子和我一同抵達東道主劉陽為研討會選定的酒店後，被趙晶安排住同一個房間。我向羊子建議，我用房間右邊的東西，我自己的東西也放右邊。那時，我沒想到她和「右派」的關係，只是出於我遵從男左女右的習慣，在西方和男友上街，即使我想走左邊，也都無一例外地被請到右邊，這是西方紳士風度的一種表現，因為右邊有櫥窗供觀賞，而左邊靠車行道，危險性大些。
羊子欣然應允，在我們同吃同住同開會同觀光的幾天裡，羊子用左邊的衣架，左邊的杯子……和我互不侵犯，和睦相處。不過，我們沒有像上次開會時，桑妮和我同住那樣不停地說笑，引得住在隔壁的陶洛誦大嘆我倆像小姑娘，居然可以如此開心。是啊，與文革一代的陶洛誦相比桑妮和我作為文革同齡人實在幸運，在大陸時未嘗過共產黨的苦頭，現在又在海外飽嘗法輪功的甜頭。
因為時差等因素，我在紐西蘭醒的很早，每天我等睡左邊床上的羊子也醒了，就開始煉功。羊子則做早操，還一再叫我把煉功音樂放大聲點。
瞭解羊子和我的仲維光表示我倆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精神世界，可喜的是我和羊子在一起比和我媽在一起有話可說，可惜她常對我的話持懷疑態度，最好笑的是，她不相信我可以和異性同床，但不越軌，連這她都懷疑，她怎麼能像我一樣相信神的存在？其實，我能抵擋住色誘的主要原因就是對佛教宣揚的「萬惡淫為首」深信不疑。
現在想來，羊子對我的懷疑態度應該算黨文化的表現，因為凡受黨文化毒害者都既不相信人，更不相信神。難能可貴的是羊子雖然從小就生活在黨文化中，卻保留了出類拔萃的個性，並勇於張揚受黨文化壓制的愛情。
羊子文革時結識她母親的同學、大她二十歲的「右派」王若望，相識不久，王若望就成為他曾不惜生命捍衛的共產黨的囚徒。羊子居然痴等、苦戀了王叔叔十二個年頭，一直到七九年，她四十一歲時才有情人終成眷屬。我今年也是四十一歲，也曾在二十八歲時愛上了一位叔叔，但我的熱戀經不起我媽的一頓臭罵，因為愛情在我的人生中不起主導作用，我也難以容忍對方的「壞習慣」，而羊子可以容忍王若望的「壞習慣」。我讚嘆羊子的苦戀，慶幸自己沒釀苦果。
黨文化的另一種表現是受害者、中毒者推崇黨文化的奠基人比如魯迅。羊子知道我蔑視魯迅，我也知道王若望推崇魯迅，在賀年卡上除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就是魯迅題詞的文革時代，正是羊子無心選中的一個有魯迅題詞的賀年卡讓王若望先萌發對她的戀情。
遺憾的是羊子因為有「王若望是山東的王實味之說」便愛屋及烏紀念起王實味來。既然如此，我就只好把我對王實味的看法訴諸筆端，希望同行們尤其是羊子從中意識到黨文化的流毒。
２ 王若望（1918-2001）與王實味（1906-1947）
第一個為王實味翻案的是戴晴。戴晴於一九八八年寫成《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促使中共公安部九一年發出了《關於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文件指出：「在複查中沒有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姦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戴晴雖然在「六四」屠殺後宣布退黨，並曾入獄，但她對共產黨似乎還心存幻想。
而羊子已經對共產黨不抱幻想，因為在研討會上當有人表示中共已經變好，值得我們鼓勵時，羊子像我一樣加以反駁，因為她和我一樣要共產黨停止殺人，而不是鼓勵它少殺人或讚揚它與過去相比殺人的手段變得隱蔽了。
我贊成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發起人袁紅冰在零六年召開第一屆年會時邀請羊子帶著王若望的遺像與會。因為王若望和林牧都是在飽嘗中共的迫害後最終唾棄了共產黨的中共高幹。他們的遭遇就是共產黨邪惡的明證。
零四年，我在《我看「五四」》一文中對王若望有過高度評價，並就他說中國人的心中都有個小毛澤東，表示，我以為更應該是魯迅，況且他還被毛澤東封為「現代中國的聖人」。事實上，認識到毛澤東邪惡的人相對而言比認識到魯迅邪惡的要多得多，我相信王若望至死都沒有質疑過魯迅，雖然如果他只要用他從聖經中摘錄的座右銘「愛是不妒嫉，……只喜歡真理……凡事忍耐……」來對照一下魯迅，就會發現魯迅的人品和作品正好是其對立面。
王若望是上了共產黨騙的正直之士，也因此他才一再遭受中共的迫害，並兩次被投入監獄。這位十五歲在「左聯」的紅色文藝誘惑下走上迷途，十九歲投奔延安，加入中共的老幹部被開除黨籍後，在七十四歲時被迫流亡海外並客死他鄉。
王若望流亡到海外後曾有意「整合民運」。撇開共特的破壞不說，他的願望不可能實現，就因為民運不同於共運，各種政治組織不僅不可能被整合，而且還會越來越分散。八九年後民運的發展狀況也表明與共產黨對壘的政治組織沒有被統一，而是在分裂，也即在增加，與此同時，各種信仰團體也越來越多……這是民運的正常現象！只有受黨文化毒害的人才會視民運的常態是「一盤散沙」而發出「整合民運」的呼聲。
我以為袁紅冰、仲維光等自由文化人像我一樣雖然尊敬王若望，但不可能把王若望視為精神楷模，因為我們都推崇中華文化，視馬列主義為精神垃圾，而王若望是一個會背馬列著作的紅色文人，即使他被中共開除黨籍，投身民運，所言所行包括他的遺言都表明王若望是個被共產黨逼上反共之路的黨文化人。
王若望不同凡響的地方在於他雖相信馬列，但沒有失去人性。王若望的人性光輝可從他的兩任妻子對他的態度加以證明。
第一任妻子李明（1920-1965）在王若望被扣上「右派」帽子時在黨和他之間選擇了後者，並因此被株連，導致精神失常。而羊子在王若望六四屠殺後遭到迫害時，不僅不離不棄，還敢於公開表達思夫之情，並與夫君同甘共苦直到他去世。現在，羊子一心盼望能捧著先夫的骨灰回到故國。如果王若望不是好男人，好丈夫，怎麼可能會有如此痴情的妻子？
可是王實味則不一樣。首先，王實味比王若望大十二歲，而且，比童工出身的王若望受教育的程度高，不應該誤入歧途。因為稍微有點頭腦的大學生都不可能相信共產黨宣揚的那一套歪理邪說，即使像我這樣在黨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大學生在八十年代都會憑本能拒絕申請加入共產黨，我們班十六人，畢業時就一人入黨，他獲得了入黨的好處，但也已死於車禍，而別人全都健在，這也算是入惡黨會遭惡報的一個實例。
在查閱王若望與王實味的生平事跡時，我再一次驚嘆共產國際的無孔不入。當童工的王若望三四年在上海被地下黨員挑動起來罷工，並因此被捕；而二六年當學生的王實味則被北大地下黨發展成了黨員，可他卻因追求《野百合花》提到的「革命同志」李芬和黨組織鬧矛盾而脫離組織關係。那年他二十歲，照理他應該從黨組織干涉黨員私事上對共產黨有所認識，可是他卻在三七年，三十一歲時置帶著兩個小孩並懷有身孕的妻子於不顧投奔「匪區」。
在延安他果然物以稀為貴，以翻譯才能掙得只比毛澤東少半個大洋的厚待。然而，他雖借師生關係，憑實力在沒有離婚的情況下再娶一位小他十二歲的魯藝女演員，卻無法贏得女演員的愛。這位女演員後來寧肯躲在山洞裡也不願被他接回家，可想而知，王實味多麼乏味！而也演過紅色戲劇的李明則是在幾乎相同的時候嫁給待遇比王實味差的王若望，並從此和王若望生養了七個孩子，直到在「反右運動」時被逼瘋，四十五歲時病死。
無論王實味多麼不招人喜愛，他卻像王若望們一樣屬於撰文指出「革命聖地」陰暗面的「暴露派」。當毛澤東開始「整風」，召開批判大會時，和王實味本屬一派的丁玲立即低頭認錯並把矛頭指向拒絕認錯的王實味。丁玲聲稱：「王實味為人卑劣、小氣、反覆無常、複雜而陰暗，是善於縱橫捭闔陰謀詭計破壞革命的流氓。」並提出對王實味「要痛打落水狗」。艾青則表示：「王實味的文章充滿著陰森氣，當我讀到它時，就像走進城隍廟一樣……他把延安寫成一團黑暗……這樣的‘人’，實在是夠不上‘人’這個稱號，更不應該稱他為‘同志’。」
與後來遭到惡報的丁玲、艾青相比，王實味似乎更有文人風骨，但有研究者斷定王實味「並不是一個性格堅強、有堅定信仰的人。儘管在延安整風初期，他因發表雜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曾經提出‘退黨’要求，但當他覺察到局勢不可扭轉的時候，又自動跑到中央組織部痛哭流涕，要求組織上寬大處理；在1943年夏末‘大後方’中外記者代表團訪問延安的時候，他積極配合黨組織上演了一出現代版的‘周瑜打黃蓋’，可是回到監所後，他又捶胸頓足，後悔不已……」從上述評論和相關資料來看，我猜想王實味恐怕已被迫害致瘋，可惜我卻沒找到王實味是中華兒女應該紀念的英烈的任何言行。王實味雖被共產黨砍了頭，但在我看來《野百合花》完全在黨文化範疇內，是「階級鬥爭」的產物，況且王實味也推崇魯迅，算個小魯迅，甚至和魯迅患同樣的病症，其作品也頗有魯迅色彩，屬「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
就憑王實味在延安翻譯了兩百萬字的馬列著作的簡單事實來看，我就只能說他是中華民族的敗類，因為一個遵從「仁義禮智信」的中華好男兒絕不可能熱衷翻譯如此低劣的暴力邪說，更何況其時中華民族正需要抗擊日本侵略者！
總之，無論是中共推崇的魯迅還是被中共砍頭的王實味都是黨文化的鋪路石，是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應該清除的路障，值得中華兒女紀念的是反共的蘇雪林們和不學馬列的陳寅恪們！
二零零零七年五月 於萊茵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