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紀元週刊記者黎佳採訪報導）最近中國連續發生廣西博白反對計畫生育的大規模群體抗爭、火燒政府；武漢花樓街民眾300人齊聚一堂開維權大會、譴責暴力強拆；還有多起維權農民到當地貪官惡霸的家裡抄家、扣押腐敗官員等，出現了上訪以外新的維權方式。
為此新紀元週刊記者採訪了「北京之春」主編、著名政論家胡平。胡平表示，這些維權抗爭，包括帶暴力傾向的抗爭是民眾對中共野蠻侵犯他們基本權益的最本能的反應，結束中共專制是中國唯一的出路。
*維護財產是本能表現
胡平說，由於政府實在是欺人太甚，掠奪人民的財產，甚至威脅民眾的生命，而且越演越烈才導致這麼多維權抗爭頻繁的發生。體現了人民權利和維權意識的覺醒。
但胡平強調：「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一點，人們維護自己的財產是一種天經地義，甚至是一種近乎自然的、本能的表現， 並不需要你太多的教導或是啟蒙他現代民主、人權自由的理念才能醒悟的。」
胡平比喻，當有人明目張膽侵犯你的私有財產時，就連原始社會的人都會起來抗爭。 你不能指望原始社會的人他們去捍衛言論自由，他們不懂這些，但是你要從他口裡搶食物，要強行拆掉他的住所，他也會反抗。如今發生的這些抗爭，與其說是公民意識的覺醒，不如說是政府欺人太甚。
胡平分析，長期以來中共都是欺壓人民，對人民的反抗進行殘酷鎮壓。實際上大多數的老百姓還是採取忍氣吞聲的態度。並不是說只要侵犯了他的利益，他就馬上就起來抗爭的。 如果是那樣，那中國遍地都是維權抗爭了，那就遠遠不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年七、八萬起的群體事件了，那個數量就不知道要翻多少倍了。
*中共的目的
胡平說：「中共對維權活動的高壓打擊，其目的就是要打消百姓起來抗爭的念頭，讓你們知道，抗爭也沒用，只能受更大的損失。 老百姓反過來想也不是活都活不下去，還是有口飯吃的，那就忍忍吧，算了。」
胡平比較中國民眾的抗爭和西方民眾的抗爭。在西方，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權利，他們舉行集會示威抗議沒有恐懼感，因此只要他們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傷害，他們就自然會站出來發出自己的聲音。
中國則不然。在中國，人民沒有言論、結社、集會和示威等權利。民眾起來抗爭總是面臨著被打壓，被秋後算賬的危險。有人說，現在中國就缺陳勝吳廣了。其實，十三億中國人裡面，陳勝吳廣式的人物多得很，但今天的時代不是陳勝吳廣那個時代。面對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政府，民眾方面不能斬木為兵，很難用武力與政府抗衡。
在政府方面，特別是中央政府，他們明明知道老百姓的要求是合理的，有時候也會對民眾做一點讓步，部分地滿足民眾的具體要求，但是他們怕的是民眾由此而獲得獨立的集體行動的能力。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做的壞事太多，一旦民眾有了集體行動的能力，抗爭必然會發展到相當大的規模，必然會對整個專制暴政提出根本性的挑戰。
所以他們總是要採取高壓，就算對某些地方官員給與懲處，但同時一定也要對民眾，特別是帶頭的人秋後算賬。所以在中國的這些群體抗爭，有時也能取得一定的積極成果，但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和犧牲。
*和諧社會是空話
胡平稱， 胡、溫所要建立和諧社會，關心弱勢群體，採取親民姿態實際上是無濟於事的，他們居高臨下， 他根本都不承認主權在民，民眾沒有表達自己集會、結社、遊行的權利，所以到頭來勢必淪為空話。他們所做的無非是想用「有節制的壓迫」，以維持「可持續的榨取」而已。
像武漢市花樓街強征民宅的眾多抗爭事件，看上去問題出在地方，其實根子在中央。問責制看上去不錯，但是在這裡，地方官員只是對上級負責，不是對人民負責。其結果便是，中央政府壓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去壓老百姓。
胡平認為：「在民主社會沒有官員敢這樣對待百姓， 他們靠的是百姓的選票。而中國的官員清楚他的官職和百姓沒有一點關係， 而是和他的上級有關， 所以他敢壓制百姓來達到上級所謂的指標。 而上級和中央政府，他明明知道下面的惡劣手段，也不管，其實是縱容，鼓勵。」
信訪問題是個典型的例子。胡平說，雖然信訪辦也承認80% 的上訪都是有道理的。中央要地方解決好問題，而它衡量是否解決好問題的標準就是看你那裡到北京上訪的人多不多。地方政府發現，要減少本地民眾上訪的數量，最簡單的辦法是壓他們，整他們，讓他們不敢去上訪。哪怕訪民都到了北京了，地方政府也要派人把他們抓回來。中央政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實際上就是鼓勵和縱容下邊的人這麼幹。
胡平談到：「現在通過了物權法，說是保障公民的私有財產。不少人認為，有法總比沒法好，其實不一定。 當今中國的問題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只要中國社會一黨專政的政治結構不改變，政府權力沒有任何約束，那麼任何法律都可能成為一紙空文。」
「當然，在民眾方面，要盡量利用物權法，不用白不用。民眾要把物權法作為一個抗爭維權的武器和依據。」
*為養兒防老 農民抗爭計畫生育
談到廣西博白反對計畫生育的抗暴事件，胡平說：「這些事多數都是發生在農村，農民對強制性計畫生育格外反感。這主要不是農民有舊思想舊觀念，而是農民有他們的具體問題。在農村沒有起碼的社會福利保障的情況下，農民只能指望著養兒防老， 來保障他們的晚年生活，所以就要多生孩子，尤其是男孩。
再加上農村的醫藥衛生條件差，嬰兒死亡率也高，只生一個太沒保障。一胎化政策對他們危害大，農民必須要為自己的生存利益考慮。」相比之下，城裡人的福利和養老方面的東西多少會有些，所以體會不深切。
胡平批評：「施行計畫生育的手段是極其野蠻 的。 光看那些口號就讓人 毛骨悚然，什麼‘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 誰不計計畫生育就讓誰傾家蕩產，家破人亡。’這些口號可以公然寫在牆上，實際上他們會怎麼做那還用說嗎？」
*中國社會的出路
胡平表示，如今中國社會的民怨和民憤是不可低估的，表現了民眾對政府的越來越不信任，從而產生怨恨和暴力的傾向。這是被當局長期高壓手段壓制所逼出來的。民眾何嘗何嘗不希望能和當局平等對話，理性地談判。但是他們知道當局不會這麼做，當局總是要鎮壓要秋後算帳，所以他們只好趁人多勢眾，向長期欺壓他們的官員發泄仇恨。
胡平指出：「當今中國的問題是，在持續的高壓下，很多人出於恐懼而只顧自己，只要磚頭沒有砸到自己頭上，他們就袖手觀旁，不聞不問。由於多數人的冷漠，這樣也就使得當局的罪惡可以延續，發展。這樣一來，即使很多人都知道這個政治制度的危害和弊端，可是這個制度卻可以繼續存在下去。」
「我們必須要激發起大家的正義感和同情心。」
胡平最後表示：「此起彼伏的抗爭必定會越來越多的引起社會一些有正義和良知人士的關注，讓人們意識到必須要政治改革， 特別是讓那些體制內的人能意識 到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只有結束這個罪惡的一黨專制。」(註：本文精簡版將發表在最新一期新紀元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