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CHENG AFP Getty Images）
1989年9月9日，在六四屠城之後的大抓捕中，我被投入秦城監獄。雖說這個坐牢在某種意義上是自找的，但由於是平生頭一次，因此難免有心緒不寧乃至心頭痛楚的時候。而每當這樣的情形出現時，我總會自覺不自覺地提醒自己，想想那些六四死難者和傷殘者，想想那些已經被判或將要被判重刑的人。我默默地對自己說：與他們相比，你的苦難算得了什麼呢？這種提醒對我來說很見效，我往往會較快地平靜下來。
將近一年半之後，我出獄了。在這一年半中間，當局製造了大量六四良心犯。而在所有六四良心犯中，承受了最大苦難的，不是像我這樣具有學生或知識份子身份的 「動亂分子」，而是所謂的六四「暴徒」-以正義和良知對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屠殺說不的抗暴者。他們先是在看守所中受到了我們一般受不到的凌辱、虐待和毆打，後來又被當局狠狠地胡判、重判。胡判到什麼程度呢？抗暴者們後來告訴我，他們在獄中見到過一份判決書，法院竟白紙黑字以「毆打、污辱坦克」為名判處孫彥才無期徒刑！重判到什麼地步呢？林昭榮、張文奎、陳堅、祖建軍、王漢武、羅紅軍、班會傑、徐國明、卞漢武和嚴雪榮等人在被抓10多天之後就被判處極刑，且立即執行。還有大量的六四抗暴者則分別被判處15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出獄之後，我不能忘記六四死難者、傷殘者和被苛以重刑的六四抗暴者們。1993年春夏之交，在還能明顯感覺到嚴酷、恐怖的政治氛圍中，我開始尋訪六四抗暴者家屬。我走進北京民族學院（現改名為中央民族大學）杜建文的家。在「屠城有功，抗暴有罪」的荒唐定性下被判處17年有期徒刑的建文，當時才20歲剛出頭。自他被抓之後，父親鬱鬱寡歡，終日無語：一腔悲苦，向誰訴說？建文的母親比較堅強，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讓人敬佩。我去了北京鋼鐵學院（現改名為北京科技大學），見到了賈馬傑的母親。
小賈當年還是一個未畢業的中專學生，因為給一輛已經燃燒的軍車添了薪，被判了13年。小賈的母親年紀並不大，但因苦苦思念兒子，已然頭髮花白，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見到她，我只能想起一個人-祥林嫂。小賈有個同班同學叫蘇剛，家也在鋼院。他被判得更重，判了 15年。讓我略感慶幸的是，蘇剛的父母默默承受了兒子冤案帶來的重擊，精神尚好。我還去過被判了20年的劉建文和李紅旗的家，去過被判處死緩的郗浩良的家以及另外一些六四抗暴者的家。我完全理解但深感遺憾的是，儘管我承諾不公開、不張揚，但我尋訪過的多數抗暴者家庭，依然不敢接受我帶去的人道救助款。
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內外主張就六四事件盡快實現「和解」的倡導者們：任何具有起碼道義基礎的「和解」，都不應無視六四抗暴者至今依然受著殘酷政治迫害的嚴峻事實。
我第三次坐牢時，後兩年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16中隊。2002年4月 21日上午，我忍無可忍，和二監有名的綽號為「龐狠子」的獄警發生了公開衝突。很快，獄方將我關進禁閉室，到晚上又將我移送到10中隊-集訓隊去接受「嚴管」。或許真是緣分，集訓隊裡當雜務的，就有兩名六四抗暴者-董盛坤和張茂盛，當年他倆都被判了死緩。而三樓上的12中隊，還關押著數十名六四抗暴者；當天晚上，他們都知道了我被關集訓的事。第二天，我特意站在能見到12隊打飯的窗口前，與許多抗暴者見了面。使我心中很不好受的是，他們肩扛著令人生畏色變的長刑，不為外界所知地吃了那麼多的苦，卻對做過些微好事的我備存感激，且溢於言表。
中午時分，杜建文就通過董盛坤給我送來了袋裝食品和日用品。那天晚上，董盛坤和張茂盛對我說，以前有個時期，他們曾經設法搞到過半導體收音機，因此他們都知道丁子霖老師的事。已經在獄中煎熬了13個春秋的他們說，比起六四殉難者來，他們算是幸運的。他們要我提前給丁老師帶個好，等他們出獄後，他們一定會去看望丁老師和其他死難者家屬。最後，董盛坤眼中閃著淚花對我說，請你出去以後轉告六四死難者母親：請她們節哀保重，我們就是她們的兒子！那一夜，我久久不能成眠……
在此後被關集訓的日子裡，為了能和12中隊的六四抗暴者們天天打個照面，我堅持每天早上都出操；一有機會，我就上場打籃球。我和三樓上的他們注目相望，揮手致意，互打V字型手勢。後來他們動情地告訴我，每當看到我三步上籃時的矯捷身影，他們心裏就別提多帶勁了。
2003年5月17日，我走出監獄。很快，全美學自聯將2003年度自由精神獎授予了我。我在獲獎答詞中寫了下面一段話：
然而，我所付出的代價和所經受的苦難，比起六四死難者及其家屬所付出的和所經受的，比起至今仍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中的六四犯（所謂「暴徒」）所付出的和所經受的，比起在制度性不公正的黑暗下痛楚地活著或苟且地活著的弱勢群體所付出的和所經受的，又算得了什麼呢？和他們相比，我受到了太多的關注。如果說，對我的這種關注確有什麼意義的話，那麼，全部的意義就在於：我的個案昭示了一個沈重的和讓人無地自容的存在-在21世紀的今天，作為中國人，竟然還會被以言治罪！出於天性說了真話，竟然還要被當作勇士和英雄來頌揚！
不久，我又將二監中六四抗暴者的情況通報給了國際人權組織。在2005年3月於香港出版的《看守所雜記》一書中，我寫道：因反抗六四大屠殺而正義地抗暴的「暴徒」們，至今仍在二監裡受苦受難！就我所知，他們是：李玉君、孫宏、朱文義、王連禧、苗德順、董盛坤、張茂盛、朱更生、姜亞群（延慶監獄）、趙鎖然、張國棟、常景強、武春啟、孫傳恆、高鴻衛、王連會、孫彥才、石學之、馮立生、劉建文（北京市監獄）、李志欣等。
法國總統希拉克前幾天跑到中國來，把歐盟因六四反人類罪而實施的對華武器禁運說成是「另一個時代的事」，並頻頻鼓吹盡快「取消」，真是又下作，又荒唐。在我的印象中，如此見利忘義、自賤自辱的西方政治人物，近年來並不多見。在這裡，我只想提醒一下希拉克先生，在二監的高牆電網之內，還關押著一個個終日勞作、歷盡磨難的六四囚犯，這可一點不是「另一個時代的事」。
2006年9月13日上午，冥冥之中我撥通了張茂盛家的電話。茂盛母親興奮地告訴我：茂盛今天出來，他哥去接了，中午就到家。當天下午，我趕到牡丹園小區，見到了已分別4年的茂盛，見到了在17年的痛楚和悲苦中走過來的茂盛家人。9月16日，茂盛和董盛坤到首師大來看我。盛坤於2006年9月5日出獄，但他已經再也見不到思念了他17年的父親！老人家帶著無盡的悲憤，於2003年5月11日與世長辭。
2006 年12月22日，我和盛坤、茂盛和孫傳恆（1989年被判無期徒刑，2006年春出獄）去看望丁子霖老師和蔣培坤老師。望著三位因抗議軍隊屠殺蔣捷連、王楠、袁力、葉偉航……而蹲了17年大牢、受盡迫害和磨難的中年「小夥子」，丁老師百感交集。她對三位抗暴者說：以前我老是覺得，如果小連活著，他今天一定會是一位教授，科學家，或者其他類型的人才。但是，現在看來未必。小連、王楠、袁力、葉偉航……如果沒有死在當局的屠刀下，他們幾乎也肯定會像你們一樣，走上街頭去抗暴，去燒屠夫的軍車的！而他們也就會被關進大牢，說不定到今天才剛剛被放出來。而放出來之後，苦難還遠遠沒有完。正如你們現在所面臨的，如何謀生？往後的人生之路怎麼走？
的確，六四抗暴者的路還很難走。尤為令人可恨的是，當局關了他們17年還不過癮，還要「依法」從重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分別是：孫傳恆5年，張茂盛5年，董盛坤8年！在此，我想特別提醒一下歐盟，當中共當局再次情真意切地懇求你們解除武器禁運時，不妨反問他們一句：是否也應當把「己所不欲，偏施於人」的臭毛病好好改一改，公平地解除強加於六四抗暴者身上的附加刑？是否也應當全部釋放還在忍受牢獄之災的六四抗暴者？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內外主張就六四事件盡快實現「和解」的倡導者們：任何具有起碼道義基礎的「和解」，都不應無視六四抗暴者至今依然受著殘酷政治迫害的嚴峻事實。
江棋生 2007．5．29於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