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讀到《觀察》上一條消息說，在華盛頓樹立一座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的工程設計上，需要一幅圖畫代表反抗；全體與會者投票以中國1989年民主運動的經典鏡頭，那個隻身擋坦克的英雄形象作為藍圖，而被否決的另一個圖案是柏林牆的倒塌。投票者包括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代表，但沒有中國的代表。我為這一消息感到激動，並為自己參加了這一運動感到自豪。但是，內心深處，我也有一些不安，因為在中國，1989年民主運動的故鄉，人們正在爭論那場運動的價值、功過和是非。是國人不懂得運動的真實意義，還是國際社會對於運動有誤解？
今年3月，我被邀請參加牛津大學舉辦的公民抗命研討會，討論各個國家的政治實踐中，甘地的思想的影響、教訓和意義。中國的討論是在「被擊敗的公民抗命」題目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著名研究員古梅教授提交了比較研究的論文。我是主要的評論者；其他評論者還包括美國卡內基基金會中國項目負責人裴敏欣博士和牛津大學中國研究所所長。由於古梅教授寫她的文章時與我有過充分的討論，我同意她的全部觀點。在發言中，我從另外的角度去講述我的看法。感謝大會的安排，讀了大會的文件和聽了前幾天的發言，我得以從另外的角度去回顧和理解1989年那場驚心動魄的運動；我知道了一個令人欣慰的事實：我們中國人在1989年建造了一座人類政治史的豐碑；世界在表達對1989年的中國人的尊敬時並沒有誤解。
從公民抗命的角度看，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是人類和平改革政治體制的公民抗命運動的一個高峰。1989年運動參與人數之多、階層動員之廣和捲入政治軍事領導層次之高，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在北京，和平的水準也是最好的。四次百萬人遊行，沒有流血衝突。鎮壓前十天的北京，政府撤走了警察，整個城市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但是甚至沒有犯罪。在5月19日，當中央軍委調動數十萬大軍乘夜分十路突進北京時，僅僅三個小時就被北京市民全部堵在天安門廣場之外。這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蹟。在我回顧了1989年的過程後，所有與會者都認為，中國人做的是最好的；儘管我們被鎮壓了。
也許，看看別的國家的情況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他們這樣認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同時兼有如此廣泛的動員範圍和非暴力水準。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將軍隊阻隔在首都之外，如果軍隊不使用暴力。今天，許多人批評中國的學生和民運的錯誤應當對1989年的失敗負責。但是那些問題在其他國家顯然比1989年中國的民主運動要嚴重得多。
會上，有人問南非的領導，當時策劃那麼多的流血事件，死了那麼多的人，是不是合適？他的回答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不能告訴世人，我們對於新的政治制度的渴望是認真的，不容置疑的和絕不妥協的；關鍵不是我們拒絕和平，而是對方選擇了暴力鎮壓。我曾在下面談到中國人在爭論學生什麼時候應當從廣場撤出才算是理性時，他說，制憲會議的華盛頓是理性的，但是從沒人問他，該在獨立戰爭中的什麼時候應當從叢林中撤出，向英軍繳械。
會上，還有一個牛津大學的甘地的追隨者和研究者，她多次到非洲和其他國家推動民主化運動。根據她的介紹，甘地發動非暴力反抗，有時就是行動策略，以期用和平者的血和代價，喚醒公眾注意和暴露對手的弱點。我曾想與他討論中國人的顧慮。但是，還沒有機會碰到她，她就在一個會議上向一個教授置疑，中國人已經作的那樣好了，他們還是沒有成功；你怎麼解釋？教授說，不是策略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策略只是增加成功的可能。
其實，比較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與其他國家的運動，所有與會者都感到，中國人並不是缺少什麼才失敗的，而是中國最有權勢的領導人和領導核心，作了不同於其他國家領導人選擇。1989年，鄧小平的鐵血意志綁架了整個執政黨和國家機器，鎮壓了人民民主運動。其實，那些國家的領導人在1989年以前也曾作過類似鄧小平的選擇，他們的運動也都失敗了。
中國精英後來的思想變化是耐人尋味的。所有的指責的核心意思是，如果你真熱愛非暴力原則，那就不僅要確保自己的手段是非暴力的，而且要確保整個運動的後果是非暴力的。也就是說，如果你的敵人因為你的非暴力手段，感到了尷尬甚至惱羞成怒地使用暴力，你都要為之負責。中國的精英由此開始把各種可能的跡象編製成一個蓄意謀劃的卑劣操作；不是惱羞成怒的鄧小平綁架了黨和國家殘酷地鎮壓運動，而是一小撮學生欺騙性地綁架了整個民族，逼得鄧大人不得以出手，鎮壓了運動。
顯然，這個世界不接受中國精英對於運動的這種指責。這裡不僅有對事實的認知上的荒唐，還有對於人性不現實的道德期許和現實民主政治中無法接受的道義要求。自到美國的第一天起，我就發現，我與美國人在理解民主運動上的差距。他們對於民主運動的動機和操作的道義水準要求並不高；相反，對於政府或者執政者有很高的道義要求。即使他們知道政客會玩弄骯髒遊戲，他們仍然固執地堅守對於執政者的近乎潔癖的要求。對於運動，他們理解和欣賞所有的人性人情的真誠流露。我一直是認真地要求自己在獨立民間運動中的戰略和手段的選擇上要保持道義和智慧的儘可能的完美。但是，甚至美國的記者、律師和教授都對此不以為然。
去年五月，在我的論文答辯上，也是說，我在哥大最後與教授溝通的時刻，我的論文的一個指導教授，也是論文答辯的主持人白鼎彞先生，將最後的二十分鐘，他該作出某些概括性總結的時間拿出來，問了我一個問題。他特意解釋，這不是論文答辯的內容。他的問題是：你是如何理解民主運動的。我的論文是關於中國大陸九十年代的新保守主義的各種反對民主化的理論和思潮的。他說，他覺得我同情這些思潮。我解釋，這是一個老問題；過去也有國人這樣誤解我是新權威主義。我認為，他們的顧慮和問題是值得思考的，但是他們的結論我不接受，因為我的結論還是要民主的政體。他說，如果我接受那些對於民主運動的要求，其實就是反對民主的。我很奇怪，我知道中國民主運動的激進派是這樣理解我的；但是，他們不瞭解現代政治理論關於國家的權力和權威的必要性。白鼎彞先生是著名的政治學者，知道這些；而且他是比較老派的學者。我的論文的另一個指導教授黎安友先生解釋，軍濤是民主主義者。但是，他提醒我，我的思考，在美國很容易被誤解為反對民主的。我一直對這段對話耿耿於懷，但是沒有機會澄清這裡的誤解。
就是在這個牛津討論會上，當我看到那麼多的國家的民主運動的發起者對於中國1989年的讚美和介紹自己國家的運動的戰略思考時，我突然意識到了分歧何在。其實，民主政體不是什麼對於民眾道德的考察，而是給老百姓受法律保障的機會和程序，讓他們性情地表達自己的意願和利益甚至情緒；只要是真實的，就有權利和理由去表達；這是民主政體的真正價值和意義，是高於專制政體的道德理由。當你對於普通參與者的表達的方式和語氣作太多的道德和格調的限制時，你事實上是剝奪大眾參與的機會和權利。任何基於對普通人的人性作不切實際的要求的制度，都是不可取的，反民主的。當然，他們對於擔任公職的人權還是有要求的。因此，他們反對對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及其手段作太高的道義期許。他們對此很警惕，任何不是基於普通人的正常反應的道德要求都可以服務於反對民主運動。
由此，我理解了華盛頓的投票結果和選擇；不是別人誤解了我們的運動，而是我們中國人自己不理解民主的真實意義和價值，對於運動作了不實際、反人性、從而是反民主的道德期許。
也就是那個時刻，我感到一種理直氣壯的自豪心情，我們中國人，在1989年，樹立了一座人類政治史上的豐碑；這是一個令全世界高度尊敬的豐碑；其失敗結局並沒有影響人們對於這座豐碑的宏偉壯觀的確認。在牛津大學，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了近半個世紀的公民非暴力抗爭運動的領袖們，再次測量和確證這一豐碑的創記錄的高度！
我是一直在考問自己的良知，當年我是否應當到美國來。只是在我對於民主和自己當年的實踐的反思有重大收穫時，我會感到一些安慰。畢竟，這裡我沒有荒度時光；我得到了非這裡得不到的進步。同時，我為另外一些同胞感到遺憾；他們本來也可以有這份收穫的。當他們面對誤解和指責時，並沒有仔細思考意義和是非，而是簡單地接受了所有指責的道義前提，但是急於去尋找另外的替罪羊解脫自己。這樣做，不僅使自己生活在一種極不真實的心境中受煎熬，而且褻瀆了自己曾經以血汗甚至生命風險奠定的這座豐碑。他們沒有逃離來自誤解的指責的同時，又拒絕了應當屬於豐碑創造者的榮譽。看來，創造歷史的榮譽不會屬於那些僅僅在偉大事件中做了貢獻的人，榮譽屬於那些在偉大事件的意義最迷茫的時刻還能夠為其價值辯護並付出代價的人，因為這些人才有理解和獻身那些歷史事件的胸懷和境界；那些事件是因此獲得偉大的意義的。
2007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