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6-07 02:43:03作者：天安門母親
"共產黨把我們當敵人"
十八年來，"六四"受難者和受難親屬承受著巨大的傷痛，無處說話，無處伸冤，但他們堅持了不屈的抗爭。從而，他們成了中共當權者的打壓對象和眼中釘。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被列入這個打壓名單的，不僅是丁子霖一人，也不僅是張先玲、周淑莊、李雪文、徐玨、尹敏等群體的主要人員，其中還包括北京的趙廷傑、張樹森、張振霞、金貞玉、杜東旭、尤維潔、黃金平、張艷秋、郭麗英......以及外地的吳定富、孫承康、周治剛、潘木治、劉仁安等一大批。有些難友生前受盡警察的野蠻暴行，現已先後離世，其中有吳學漢、蘇冰嫻、鄺滌清等等。粗略算起來，這十八年來受到不公正對待的難友不下七、八十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歷次公開信的聯署者。各地公安和安全系統經常採用上門恐嚇、出門跟蹤、電話監控以及軟禁、傳訊乃至刑事拘留等等手段，無端地限制、剝奪"六四"難屬的人身自由。有些邊遠省市，還沿用了毛澤東時代對待地、富、反、壞、右等"管制分子"的規定，即出門要批准，回家要報告，平時不許亂說亂動。這說明中共當局面對"六四"的恐懼和虛弱，他們懼怕難友們聯合起來，懼怕他們向外界發出聲音。另一方面也說明，"六四"難屬這十八年的抗爭，使中共的掌權者感到了威脅，成了中共權勢者的心腹之患。
"六四"遺孀付媛媛回憶了這些年來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她說：我丈夫鄺家三代人中，不是被"鎮壓"，就是被槍殺，中間一代沒完沒了地挨整，總算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但也沒有過上幾天好日子。89年鄺敏遇難，我公公嚥不下這口氣，豁出去參加了難屬群體的簽名上書活動，從此不斷遭到警察的監視和盤問。我公公前年含冤離開人世，派出所的民警很久都不知道。有次民警問居委會："鄺滌清最近沒有事吧！"（指有沒有給政府找麻煩）居委會的幹部回答說："早死了。"這位民警的第一反應竟是："這下我們可省事了！"付媛媛說：我不恨那些民警，他們也是一般的老百姓，他們是奉命行事，但說出這樣的話實在太傷人了，當我們什麼了？！把人家打死了還不讓人說話。
付的公公叫鄺滌清，遇難的丈夫叫鄺敏，鄺敏遇難時，剛結婚不久，沒有孩子。此後鄺老先生就與兒媳一起艱難度日，兒媳悉心照顧這位年老多病、無依無靠的老人，沒有再嫁，近年來，她皈依了佛門。
在這次座談中，難友袁淑敏也談到了公安警察對她家的騷擾。她說：多少年來，每到"六四"，他們就找我，民警換了一個又一個，換一個，找我；換一個，還找我。有次把我叫到居委會，一看派出所來了四五個人。他們審問我說：你們的組織誰是負責人？誰是"頭"？ 我回答他們：我們沒有"頭"，你是問我們是怎麼組織起來的？那我告訴你：我們沒有組織，我們都是自個兒走到一塊的。警察又問我，那麼你們是怎麼碰到一塊去的？我說，人走了都得放在八寶山，我們的問題沒有解決，不都要去八寶山掃墓嗎？碰到別的家屬，大家就不能叨嘮叨嘮心裏的話，一叨嘮，大家不就都認識了嗎！警察還問我：是男的還是女的？我說你指什麼呀，我告訴你，有男有女，你問這幹什麼，什麼意思。警察還盤問我誰動員簽名的？我回答他：誰叫我簽我都簽，你叫我簽我也簽，只要能解決"六四"問題。
難友們這麼多年與警察的交道打得多了，也漸漸就學會了怎麼應付。徐玨女士為我們難屬群體作了很多事情，是群體中的一個主要成員。她在發言中說：我們所做的事情都是有理有節，有勇有謀，也很團結，很民主，所以我們能夠堅持這麼長久的抗爭，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我們現在並不孤單，包括單位的同事也都對我很同情、很尊重，有時便衣警察跟到我單位，我的同事都不迴避。但是，政府卻對我們非常冷漠。我不知他們害怕什麼，常常把我們限制在家裡。那年趙紫陽先生去世，要在八寶山舉行遺體告別，我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張票，後來公安的人發現了我是難屬，就來了七八條大漢，不許我出門參加趙紫陽的遺體告別。我說為什麼不讓我去，人死了去送一送都犯法？還講不講一點人性！後來我出去買菜，他們也不讓，說幫我去買，我說你們買的我不愛吃。我偏要出去，他們就上來拉我，我說你們敢動我一下！他們強迫我坐他們的警車，我拒絕，我說這是對我人格的侮辱。他們只得跟我去了菜市場，但回來的時候，還是強行把我塞到了他們的警車裡。你說，這叫什麼？老百姓都罵他們。我的鄰居勸慰我，給我送菜送餃子。他們怕我想不開，出意外，我說我死了兒子，丈夫又氣死了，我不會去死了，死了他們高興。
由於難友周淑莊已經半癱瘓，無法出席這次座談會，丁子霖向在座的難友介紹了周淑莊近年來的情況。周在"六四"十週年的時候因頻繁地接受海外媒體的採訪，精神過度緊張，不幸突發腦溢血，從此失去了語言表達能力，靠輪椅行動。但就是這樣，警察還不放過她。每逢清明、"六四"，都對她嚴密監控，不許出門。不止一次，警察都把她堵在家裡，經過來來回回反覆交涉，才允許連人帶輪椅把她抬到警車上，一路警戒開到目的地--西郊萬安公墓。這里長眠著七、八位"六四"死難者。對於一個基本失去行動能力的老人，用得著這樣懼怕嗎？據說，是為阻止外國記者的採訪和報導。其實，難屬們無非是向死去的親人獻上一束鮮花，灑上一杯濁酒，表達一下追思與緬懷而已，並不想藉此製造什麼轟動的新聞效應。
中共當權者至今不肯放棄傳統的階級鬥爭觀念，也不肯消除頭腦裡的敵對意識。在他們眼裡，天安門母親群體正是一個與其政權敵對的體。他們不敢公開取締，就實行嚴密的監控，剝奪其行動自由。
天安門母親作為一個特殊的受難者群體，她們十多年來所進行的抗爭，說到底也是一種維權鬥爭。這次在座的很多難友，都談到了自己這些年來與警方有理有節地進行抗爭與週旋的故事。她們堅持一條底線，那就是不容辱沒自己死去的親人，不拿自己的人格尊嚴作交易。他們都主張，在上述前提下，儘可能避免與警方的衝突，儘可能爭取警員的同情。因為作為那場大屠殺的受害人，還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在等著我們去做呢。
十八年來，"六四"受難者和受難親屬承受著巨大的傷痛，無處說話，無處伸冤，但他們堅持了不屈的抗爭。從而，他們成了中共當權者的打壓對象和眼中釘。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被列入這個打壓名單的，不僅是丁子霖一人，也不僅是張先玲、周淑莊、李雪文、徐玨、尹敏等群體的主要人員，其中還包括北京的趙廷傑、張樹森、張振霞、金貞玉、杜東旭、尤維潔、黃金平、張艷秋、郭麗英......以及外地的吳定富、孫承康、周治剛、潘木治、劉仁安等一大批。有些難友生前受盡警察的野蠻暴行，現已先後離世，其中有吳學漢、蘇冰嫻、鄺滌清等等。粗略算起來，這十八年來受到不公正對待的難友不下七、八十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歷次公開信的聯署者。各地公安和安全系統經常採用上門恐嚇、出門跟蹤、電話監控以及軟禁、傳訊乃至刑事拘留等等手段，無端地限制、剝奪"六四"難屬的人身自由。有些邊遠省市，還沿用了毛澤東時代對待地、富、反、壞、右等"管制分子"的規定，即出門要批准，回家要報告，平時不許亂說亂動。這說明中共當局面對"六四"的恐懼和虛弱，他們懼怕難友們聯合起來，懼怕他們向外界發出聲音。另一方面也說明，"六四"難屬這十八年的抗爭，使中共的掌權者感到了威脅，成了中共權勢者的心腹之患。
"六四"遺孀付媛媛回憶了這些年來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她說：我丈夫鄺家三代人中，不是被"鎮壓"，就是被槍殺，中間一代沒完沒了地挨整，總算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但也沒有過上幾天好日子。89年鄺敏遇難，我公公嚥不下這口氣，豁出去參加了難屬群體的簽名上書活動，從此不斷遭到警察的監視和盤問。我公公前年含冤離開人世，派出所的民警很久都不知道。有次民警問居委會："鄺滌清最近沒有事吧！"（指有沒有給政府找麻煩）居委會的幹部回答說："早死了。"這位民警的第一反應竟是："這下我們可省事了！"付媛媛說：我不恨那些民警，他們也是一般的老百姓，他們是奉命行事，但說出這樣的話實在太傷人了，當我們什麼了？！把人家打死了還不讓人說話。
付的公公叫鄺滌清，遇難的丈夫叫鄺敏，鄺敏遇難時，剛結婚不久，沒有孩子。此後鄺老先生就與兒媳一起艱難度日，兒媳悉心照顧這位年老多病、無依無靠的老人，沒有再嫁，近年來，她皈依了佛門。
在這次座談中，難友袁淑敏也談到了公安警察對她家的騷擾。她說：多少年來，每到"六四"，他們就找我，民警換了一個又一個，換一個，找我；換一個，還找我。有次把我叫到居委會，一看派出所來了四五個人。他們審問我說：你們的組織誰是負責人？誰是"頭"？ 我回答他們：我們沒有"頭"，你是問我們是怎麼組織起來的？那我告訴你：我們沒有組織，我們都是自個兒走到一塊的。警察又問我，那麼你們是怎麼碰到一塊去的？我說，人走了都得放在八寶山，我們的問題沒有解決，不都要去八寶山掃墓嗎？碰到別的家屬，大家就不能叨嘮叨嘮心裏的話，一叨嘮，大家不就都認識了嗎！警察還問我：是男的還是女的？我說你指什麼呀，我告訴你，有男有女，你問這幹什麼，什麼意思。警察還盤問我誰動員簽名的？我回答他：誰叫我簽我都簽，你叫我簽我也簽，只要能解決"六四"問題。
難友們這麼多年與警察的交道打得多了，也漸漸就學會了怎麼應付。徐玨女士為我們難屬群體作了很多事情，是群體中的一個主要成員。她在發言中說：我們所做的事情都是有理有節，有勇有謀，也很團結，很民主，所以我們能夠堅持這麼長久的抗爭，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我們現在並不孤單，包括單位的同事也都對我很同情、很尊重，有時便衣警察跟到我單位，我的同事都不迴避。但是，政府卻對我們非常冷漠。我不知他們害怕什麼，常常把我們限制在家裡。那年趙紫陽先生去世，要在八寶山舉行遺體告別，我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張票，後來公安的人發現了我是難屬，就來了七八條大漢，不許我出門參加趙紫陽的遺體告別。我說為什麼不讓我去，人死了去送一送都犯法？還講不講一點人性！後來我出去買菜，他們也不讓，說幫我去買，我說你們買的我不愛吃。我偏要出去，他們就上來拉我，我說你們敢動我一下！他們強迫我坐他們的警車，我拒絕，我說這是對我人格的侮辱。他們只得跟我去了菜市場，但回來的時候，還是強行把我塞到了他們的警車裡。你說，這叫什麼？老百姓都罵他們。我的鄰居勸慰我，給我送菜送餃子。他們怕我想不開，出意外，我說我死了兒子，丈夫又氣死了，我不會去死了，死了他們高興。
由於難友周淑莊已經半癱瘓，無法出席這次座談會，丁子霖向在座的難友介紹了周淑莊近年來的情況。周在"六四"十週年的時候因頻繁地接受海外媒體的採訪，精神過度緊張，不幸突發腦溢血，從此失去了語言表達能力，靠輪椅行動。但就是這樣，警察還不放過她。每逢清明、"六四"，都對她嚴密監控，不許出門。不止一次，警察都把她堵在家裡，經過來來回回反覆交涉，才允許連人帶輪椅把她抬到警車上，一路警戒開到目的地--西郊萬安公墓。這里長眠著七、八位"六四"死難者。對於一個基本失去行動能力的老人，用得著這樣懼怕嗎？據說，是為阻止外國記者的採訪和報導。其實，難屬們無非是向死去的親人獻上一束鮮花，灑上一杯濁酒，表達一下追思與緬懷而已，並不想藉此製造什麼轟動的新聞效應。
中共當權者至今不肯放棄傳統的階級鬥爭觀念，也不肯消除頭腦裡的敵對意識。在他們眼裡，天安門母親群體正是一個與其政權敵對的體。他們不敢公開取締，就實行嚴密的監控，剝奪其行動自由。
天安門母親作為一個特殊的受難者群體，她們十多年來所進行的抗爭，說到底也是一種維權鬥爭。這次在座的很多難友，都談到了自己這些年來與警方有理有節地進行抗爭與週旋的故事。她們堅持一條底線，那就是不容辱沒自己死去的親人，不拿自己的人格尊嚴作交易。他們都主張，在上述前提下，儘可能避免與警方的衝突，儘可能爭取警員的同情。因為作為那場大屠殺的受害人，還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在等著我們去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