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7-09 23:07:20作者：牟傳珩
當今中國，「貧困者端起碗來喝湯，放下碗來罵娘；富有者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來也罵娘」。新語話表達新觀念，也揭示新問題。眼下，伴隨胡錦濤「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無直接利益衝突」新語話正在橫掃中國大陸的大街小巷，標示著一種新崛起的社會現象，正在衝擊中共的執政基礎。
所謂「無直接利益衝突」，是指參與社會衝突者與自身利益無直接關係而進行以情緒宣泄為特徵的現象。「無直接利益衝突」常常釀成社會群體性事件的爆發。社會情緒的宣泄實質就是民意的表達。民意決定了執政者的社會基礎與合法性。以發泄不滿，懷疑所有政府政策舉措，敵視一切官方行為為主要特徵的「無直接利益衝突」，說明中共執政的民意基礎已是土崩瓦解。今天，中國大陸隨處可見「無直接利益衝突」，不少參與群體事件的民眾，本身並沒有直接利益訴求，而是因曾經遭受過不公平對待，長期積累下憤世不滿，藉機宣泄，擴大事態，甚至釀成騷亂。這足以證明，「無直接利益衝突」的現實挑戰，已對中共統治構成巨大的威脅。
社會衝突的眾多參與者與事件本身無關，已是「普遍現象」。衝突的規模越大、越普遍、越持久，參與和事件無直接利益的人也就越多。如果不是這樣，那麼許多社會衝突，尤其是大規模的社會衝突，就不會發生了。今天，「無直接利益衝突」遍及中國，已成為中共不得不承認的現實，開始影響中共的統治思路與決策。為此，不少御用文人、學者分析研究，紛紛發出警告，獻計獻策。當前，社會衝突雖集中表現為官民、貧富間的直接利益衝突，而「無直接利益衝突」趨勢也表徵著一種社會廣泛積累著的民憤、民怨沒有正常的表達管道。中國曾發生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就是含有「無直接利益衝突」因素的最大全民運動。
6、4後的中國，中共拒絕政治改革，打壓、封殺異議聲音，社會整體腐敗已無法遏制。沒有極為普遍、極為嚴重的官權腐敗，欺壓民眾的現實，就不會有現今所謂的「無直接利益衝突」。「無直接利益衝突」恰恰正是官權腐敗，欺壓民眾，直接侵犯公民權利的廣度和強度的解讀。「無直接利益衝突」參與者雖沒有共同的具體利益訴求，但他們都有個共同的對頭，即便在不明事由的情況下，也會毫不猶豫地劃分陣營、明確立場——在官民之間站在民的一邊；在貧富之間站在貧的一邊。「無直接利益衝突」說到底是大眾利益和權貴利益的直接衝突。「直接利益衝突」導致「無直接利益衝突」；「無直接利益衝突」反過來又醞成「直接利益衝突」，或加劇「直接利益衝突」，兩者互為促進。
在不民主的社會中，掌握資源的官員在切分利益蛋糕時，既享有分配權，又有優先選擇權，社會怎麼可能公平，民眾權益怎麼可能保證，這便是導致官民關係緊張的主要原因。老百姓普遍願意參與社會衝突，絕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情緒表達、發泄，而是由一種「弱者聯合」法則支配的社會事實。正因為中國拒絕普世民主化的道路，權力不受制約，政府力量太強大，因而必然會擠壓民間私權空間，維繫社會不平等格局，所以才迫使民眾在社會衝突中，自覺不自覺地聯合一致，發泄不滿，藉助這種方式來開拓權利空間。只要官方權力不受制約，過於強大，就必然要在發生社會衝突時面對群眾的聯合抵抗和發生不理智的過激行為。這是由社會發展的辯證邏輯決定的；也是「無直接利益衝突」今天會遍及中國的根本原因。
公眾情緒的發泄之所以不論是非，一直指向政府或有政府背景的人和行為，並非公眾之錯，而是社會利益表達管道的堵塞。羅爾斯說，公正是利益的協調和平衡，是通過博弈形成一種均衡。事實上，正因為社會不民主，不公平，公民利益表達管道被封堵，才會轉而通過「無直接利益衝突」來發泄不滿。當今中國的媒體正處在政治權力控制與資本拉攏的時代。政治權力與社會資本的結盟，決定了中國媒體資訊傳播的方向、領域和性質，在某種程度上讓很大一部分消費不起或者說消費能力嚴重不足的弱勢群體被遺忘。近年來，大眾普遍仇官，對腐敗深惡痛絕，而社會利益表達管道卻被長期堵塞。現實中國正是因為弱勢群體利益表達管道的不通暢，話語權被剝奪，不能「通過博弈形成一種均衡」，社會才會集聚起越來越多的「無直接利益衝突」。
所謂社會不公，就是官民力量對比失衡與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資訊不對稱。在中國，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來自於一黨壟斷權力，在權力一元化陰影下，權力執行者在各自的權力範圍內複製出封閉的、排斥異己的權力單元，為以權謀私營造了為所欲為的生態環境。至今中共依然無視人民民主參與意識的覺醒和現代通訊手段所提供的自由條件，借「文化傳統」、「國情特殊」的說詞，拒絕、排斥權力民主化。由此以來，民怨就越積越大。然而，社會衝突可能導致矛盾激化，社會動亂。這是中共最懼怕的。「無直接利益衝突」如果僅僅涉及個體利益或經濟問題，發生全面動亂的機率並不高。但個體利益有時會引發大眾共鳴，經濟衝突也可能向政治領域轉移，並對政治體系中的政治管理、政治控制系統和政治統治權威構成挑戰，局面就有可能失控。
江蘇省金壇市曾經發生因集資案糾紛引起衝突，事後調查發現，80%參與圍堵的群眾沒有任何集資款，他們大都是借題發揮，發泄不滿，釀成動亂。此類情況，在各地時有發生，如重慶、安徽，都發生過普通的街頭小糾紛引發大規模衝突，而參與群眾並沒有直接的利益訴求。江蘇省金壇市委副書記張建華說：征地拆遷、企業轉制等全國較為突出的問題，在金壇市並不嚴重，但我們同樣感覺形勢不容樂觀。現在老百姓在馬路上不小心摔一跤，不是自嘲一聲「倒楣」，起來拍拍灰土繼續走路，而是罵「他媽的幹部腐敗，修的豆腐渣馬路。」廣州市白雲區黃石街派出所所長李明說：有時警察進村巡查辦案，一群閑散人員湧來圍觀，一些周邊群眾不分青紅皂白亂起鬨。甚至有人惡作劇地喊一聲「警察打人了」，也會引起騷動。廣州白雲區公安分局局長駱振輝在談到「無直接利益衝突」時說：現在最難辦的是，沒有直接利益訴求的人與有利益訴求的人攪合在一起，一小部分群眾因為利益要求採取集體行動，周圍幾十幾百人圍觀、起鬨。扔向警察的石頭，常常來自圍觀者，而不是上訪群眾本身。該區曾發生過一起襲警事件，起因是一宗十分簡單的交通事故，死者家屬和同鄉圍困肇事司機索賠，而圍觀者向執勤民警投擲石頭，導致民警犧牲。他說，現在基層政府部門存在對普通群眾處罰過濫過重現象。計生、工商、城管、稅務、衛生、治安、出租屋管理……一個村究竟有多少村民被各種部門處罰過？如果村裡沒有「良民」了，村民對受處罰、違法犯罪就會習以為常，從而蔑視法制，產生與黨和政府對立的情緒，動搖執政基礎。處理群眾利益時，政府決策或措施暫時得不到群眾理解時，一些基層政府便使用怪招損招壓服群眾，呈現出激化矛盾的「刁官心態」。
廣東雲浮市市委書記鄭利平曾向新華社記者說：「哪裡存在風險因素，群眾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損，領導班子實際上是知道的，但都不把它擺到桌面上。因為誰一旦把那層紙捅破，就必須有人承擔過失，必須有人出面解決，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沒有群眾上訪壓力，能拖就拖，企圖僥倖過關。」
如今百姓知道訴求無門，也無對話交流願望。他們參與事件就是要衝突的過程。這並非「集體無意識」，而是「集體有意識」——路見不平眾人踩。本來，中國民眾多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傳統，甚至還有「隔山觀火」一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過被視為少數江湖豪傑所為。而現在，面對小偷、搶劫者冷漠者很多，卻對參與「社會衝突」情有獨鍾，有時明明自己不是利益直接受損者，卻偏偏不顧風險地捲進社會衝突的漩渦。可見，官府比違法犯罪者更令百姓痛恨。「無直接利益衝突」遍及中國這一事實的本身，就是一個民心所向的問題。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難道今日中國的執政者就不反思，民眾為何要有如此公憤？
所謂「無直接利益衝突」，是指參與社會衝突者與自身利益無直接關係而進行以情緒宣泄為特徵的現象。「無直接利益衝突」常常釀成社會群體性事件的爆發。社會情緒的宣泄實質就是民意的表達。民意決定了執政者的社會基礎與合法性。以發泄不滿，懷疑所有政府政策舉措，敵視一切官方行為為主要特徵的「無直接利益衝突」，說明中共執政的民意基礎已是土崩瓦解。今天，中國大陸隨處可見「無直接利益衝突」，不少參與群體事件的民眾，本身並沒有直接利益訴求，而是因曾經遭受過不公平對待，長期積累下憤世不滿，藉機宣泄，擴大事態，甚至釀成騷亂。這足以證明，「無直接利益衝突」的現實挑戰，已對中共統治構成巨大的威脅。
社會衝突的眾多參與者與事件本身無關，已是「普遍現象」。衝突的規模越大、越普遍、越持久，參與和事件無直接利益的人也就越多。如果不是這樣，那麼許多社會衝突，尤其是大規模的社會衝突，就不會發生了。今天，「無直接利益衝突」遍及中國，已成為中共不得不承認的現實，開始影響中共的統治思路與決策。為此，不少御用文人、學者分析研究，紛紛發出警告，獻計獻策。當前，社會衝突雖集中表現為官民、貧富間的直接利益衝突，而「無直接利益衝突」趨勢也表徵著一種社會廣泛積累著的民憤、民怨沒有正常的表達管道。中國曾發生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就是含有「無直接利益衝突」因素的最大全民運動。
6、4後的中國，中共拒絕政治改革，打壓、封殺異議聲音，社會整體腐敗已無法遏制。沒有極為普遍、極為嚴重的官權腐敗，欺壓民眾的現實，就不會有現今所謂的「無直接利益衝突」。「無直接利益衝突」恰恰正是官權腐敗，欺壓民眾，直接侵犯公民權利的廣度和強度的解讀。「無直接利益衝突」參與者雖沒有共同的具體利益訴求，但他們都有個共同的對頭，即便在不明事由的情況下，也會毫不猶豫地劃分陣營、明確立場——在官民之間站在民的一邊；在貧富之間站在貧的一邊。「無直接利益衝突」說到底是大眾利益和權貴利益的直接衝突。「直接利益衝突」導致「無直接利益衝突」；「無直接利益衝突」反過來又醞成「直接利益衝突」，或加劇「直接利益衝突」，兩者互為促進。
在不民主的社會中，掌握資源的官員在切分利益蛋糕時，既享有分配權，又有優先選擇權，社會怎麼可能公平，民眾權益怎麼可能保證，這便是導致官民關係緊張的主要原因。老百姓普遍願意參與社會衝突，絕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情緒表達、發泄，而是由一種「弱者聯合」法則支配的社會事實。正因為中國拒絕普世民主化的道路，權力不受制約，政府力量太強大，因而必然會擠壓民間私權空間，維繫社會不平等格局，所以才迫使民眾在社會衝突中，自覺不自覺地聯合一致，發泄不滿，藉助這種方式來開拓權利空間。只要官方權力不受制約，過於強大，就必然要在發生社會衝突時面對群眾的聯合抵抗和發生不理智的過激行為。這是由社會發展的辯證邏輯決定的；也是「無直接利益衝突」今天會遍及中國的根本原因。
公眾情緒的發泄之所以不論是非，一直指向政府或有政府背景的人和行為，並非公眾之錯，而是社會利益表達管道的堵塞。羅爾斯說，公正是利益的協調和平衡，是通過博弈形成一種均衡。事實上，正因為社會不民主，不公平，公民利益表達管道被封堵，才會轉而通過「無直接利益衝突」來發泄不滿。當今中國的媒體正處在政治權力控制與資本拉攏的時代。政治權力與社會資本的結盟，決定了中國媒體資訊傳播的方向、領域和性質，在某種程度上讓很大一部分消費不起或者說消費能力嚴重不足的弱勢群體被遺忘。近年來，大眾普遍仇官，對腐敗深惡痛絕，而社會利益表達管道卻被長期堵塞。現實中國正是因為弱勢群體利益表達管道的不通暢，話語權被剝奪，不能「通過博弈形成一種均衡」，社會才會集聚起越來越多的「無直接利益衝突」。
所謂社會不公，就是官民力量對比失衡與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資訊不對稱。在中國，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來自於一黨壟斷權力，在權力一元化陰影下，權力執行者在各自的權力範圍內複製出封閉的、排斥異己的權力單元，為以權謀私營造了為所欲為的生態環境。至今中共依然無視人民民主參與意識的覺醒和現代通訊手段所提供的自由條件，借「文化傳統」、「國情特殊」的說詞，拒絕、排斥權力民主化。由此以來，民怨就越積越大。然而，社會衝突可能導致矛盾激化，社會動亂。這是中共最懼怕的。「無直接利益衝突」如果僅僅涉及個體利益或經濟問題，發生全面動亂的機率並不高。但個體利益有時會引發大眾共鳴，經濟衝突也可能向政治領域轉移，並對政治體系中的政治管理、政治控制系統和政治統治權威構成挑戰，局面就有可能失控。
江蘇省金壇市曾經發生因集資案糾紛引起衝突，事後調查發現，80%參與圍堵的群眾沒有任何集資款，他們大都是借題發揮，發泄不滿，釀成動亂。此類情況，在各地時有發生，如重慶、安徽，都發生過普通的街頭小糾紛引發大規模衝突，而參與群眾並沒有直接的利益訴求。江蘇省金壇市委副書記張建華說：征地拆遷、企業轉制等全國較為突出的問題，在金壇市並不嚴重，但我們同樣感覺形勢不容樂觀。現在老百姓在馬路上不小心摔一跤，不是自嘲一聲「倒楣」，起來拍拍灰土繼續走路，而是罵「他媽的幹部腐敗，修的豆腐渣馬路。」廣州市白雲區黃石街派出所所長李明說：有時警察進村巡查辦案，一群閑散人員湧來圍觀，一些周邊群眾不分青紅皂白亂起鬨。甚至有人惡作劇地喊一聲「警察打人了」，也會引起騷動。廣州白雲區公安分局局長駱振輝在談到「無直接利益衝突」時說：現在最難辦的是，沒有直接利益訴求的人與有利益訴求的人攪合在一起，一小部分群眾因為利益要求採取集體行動，周圍幾十幾百人圍觀、起鬨。扔向警察的石頭，常常來自圍觀者，而不是上訪群眾本身。該區曾發生過一起襲警事件，起因是一宗十分簡單的交通事故，死者家屬和同鄉圍困肇事司機索賠，而圍觀者向執勤民警投擲石頭，導致民警犧牲。他說，現在基層政府部門存在對普通群眾處罰過濫過重現象。計生、工商、城管、稅務、衛生、治安、出租屋管理……一個村究竟有多少村民被各種部門處罰過？如果村裡沒有「良民」了，村民對受處罰、違法犯罪就會習以為常，從而蔑視法制，產生與黨和政府對立的情緒，動搖執政基礎。處理群眾利益時，政府決策或措施暫時得不到群眾理解時，一些基層政府便使用怪招損招壓服群眾，呈現出激化矛盾的「刁官心態」。
廣東雲浮市市委書記鄭利平曾向新華社記者說：「哪裡存在風險因素，群眾有哪些合理利益受損，領導班子實際上是知道的，但都不把它擺到桌面上。因為誰一旦把那層紙捅破，就必須有人承擔過失，必須有人出面解決，大家心照不宣，只要沒有群眾上訪壓力，能拖就拖，企圖僥倖過關。」
如今百姓知道訴求無門，也無對話交流願望。他們參與事件就是要衝突的過程。這並非「集體無意識」，而是「集體有意識」——路見不平眾人踩。本來，中國民眾多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傳統，甚至還有「隔山觀火」一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過被視為少數江湖豪傑所為。而現在，面對小偷、搶劫者冷漠者很多，卻對參與「社會衝突」情有獨鍾，有時明明自己不是利益直接受損者，卻偏偏不顧風險地捲進社會衝突的漩渦。可見，官府比違法犯罪者更令百姓痛恨。「無直接利益衝突」遍及中國這一事實的本身，就是一個民心所向的問題。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難道今日中國的執政者就不反思，民眾為何要有如此公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