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7-14 06:29:42作者：陳琳國
西晉，一個驟起驟滅的政權，其盛衰興亡耐人尋味。曹魏以來推行的門閥世族是西晉迅速淪為亂世的罪魁禍首。門閥世族的政治特權致使西晉的人才屈指可數，寥若星辰。
公元280年，西晉滅吳，結束了自東漢末年八、九十年來的分裂割據局面。重新統一全國之後，西晉呈現出一派生機，百姓安居樂業。《晉書·食貨志》說：「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
全國統一之後，在西晉面前，似乎曾經出現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機遇。然而，這個機遇卻是曇花一現，接踵而至的是「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等空前浩劫。不數年間，一個建立未久的統一皇朝轟然垮臺，而好端端的中原沃土甚至被搞到赤地千里，白骨蔽野的境地。
「創業之主」是套話，「叔世」才是實話
一個政權的盛衰興亡，其經驗教訓很值得總結，尤其如西晉這樣驟起驟滅的政權。西晉看似一個新政權，其實已是一部千瘡百孔的老機器。當時的一位官吏劉頌已敏銳覺察到西晉歌舞昇平之下的洶湧暗流。他稱西晉社會處於「叔世」。「叔世」者，末世也。在給晉武帝司馬炎的上疏中，劉頌一針見血地說：「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為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為叔世。」「創業之主」是套話，「叔世」才是真話。為什麼說剛剛建立不久的西晉政權已到了末世呢？他進一步解釋說：「陛下泰始初年（265年）才登大位，但是朝中高官莫非前代功臣的後裔，不是他們的子孫，就是他們的曾孫玄孫。古人說過，紈絝子弟本性難移，所以當今雖是新朝，遭逢的卻是‘叔世’」。這就是說，西晉的「叔世」現象最主要表現是統治集團都是前代功臣的紈絝子弟，其深層次的原因是曹魏以來推行的門閥制度，核心就是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亦即九品中正制，是公元220年曹丕執政時由吏部尚書陳群制定的考察士人選拔官吏的制度。九品官人法規定，郡設中正，選擇所謂「賢有識鑒」的中央官兼任，負責評定其原籍所在郡士人（包括已出仕者）的等第，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正把評定結果匯總到大司徒，大司徒審核後轉交給吏部作為官吏選拔和黜陟的依據。由此，中正對士人及現職官吏進行考核，選官及官吏升降的大權也就掌握在中正手中。士人無論通過何種方式入仕，都必須經過中正的評定，以獲取一定的品第，舍此則無資格入仕。曹魏立中正，史稱「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品第標準，本為德、才。而自司馬懿執政後，為籠絡門閥世族以篡位，「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所謂「資」，即門資、世資所構成的「門第」。所以西晉推行的九品官人法，門第高則品高，所授的官也高；門第低則品低，所授的官也低，形成「公門有公，卿門有卿」，高級官吏的職位完全被門閥世族壟斷的局面，一如劉頌所說，當朝高官莫非前代功臣的後裔，不是他們的子孫，就是他們的曾孫玄孫。因此，西晉門閥世族就是魏晉以來實行九品官人法中蟬聯高位的家族，而出身寒微的士人，即便才智過人也難以有出頭之日，士、庶的界限越來越嚴格、越來越分明。九品官人法就這樣既是門閥世族形成的條件，又成為門閥世族的政治特權。
西晉門閥政治是罪魁禍首
一個國家的興盛，一個社會的發達，離開人才寸步難行。沒有人才，就沒有未來，沒有希望。統治者的責任，就是要去發現人才，培養人才，重用人才。而九品官人法最大的弊端，是排斥人才、壓抑人才，甚至扼殺人才。司馬懿黨同伐異，排除異己，不僅消滅政敵曹爽等，還株連大批正始名士。於是嵇康打鐵以遠禍，阮籍酗酒以自污，鄧艾沉冤不得申雪。怪不得阮籍在觀楚漢戰場時嘆說：「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這個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名士，心中該有多少痛楚。與人才濟濟的三國時代相比，西晉的人才屈指可數，寥若晨星，這就是西晉九品官人法推行的惡果。晉武帝無「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其群下憑門第居職，儘是庸才。三公素餐屍位，郡守輩多不親庶事，不以政務為意。大臣如王瀋、荀勖、賈充，位尊爵重，而無功勞可錄，無政績可記。有一次，侍中王濟、孔恂、王恂、楊濟同列，晉武帝稱他們是一時秀彥，對公卿們說：「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這不過是一個昏君的自我陶醉而已。以定策伐吳、治軍有方而聞名的羊祜、杜預並不得志，羊寄情山水，杜耽思經籍，還時常懼為朝中權貴所暗算。杜預在都督荊州任上，多次給朝中權貴送禮。有人問起來，杜預說：「我但求他們不要暗中饞害而已。」門閥世族中的代表人物琅邪王氏如王戎、王衍，都虛有其名。王戎、王衍都長得俊美，如玉樹臨風。王衍尤以清談名世，其實他在玄學上毫無建樹。
中國自古以來家族制度發達，家族是以同一男性祖先組成的一種社會組織。族長在家族中具有一定權威，領導家族活動與管理族中公共事務。在相當程度上，家族構成甚至取代中央集權國家的鄉里的職能，而專制國家也樂見其成。所以，家族與國家關係和諧，有利於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但是，強大的家族——門閥世族——過度膨脹，特別是其代表人物在中央和地方擔任軍政要職的家族，則破壞了家族與國家之間的平衡，造成對中央政權的威脅及政治危機。漢代以後，地方上的強宗大族不斷發展壯大，他們中的一些人通過參政而使其家族向世家大族轉變。而促成這種轉變發生質的變化的，是魏晉實行的九品官人法。西晉計資定品之「資」，是包括父祖的功勞和資歷，故一祖之孫、曾孫、玄孫，都受其祖的蔭庇，換句話說，也就是一個家族都是在其祖先的蔭庇下獲得高品，得以充任中央或地方的高官，其家族也就成為門閥世族。西晉時，司馬氏是門閥世族中的第一家族，當然，這個家族已成皇權的代表。其他累世公卿、世代仕宦的門閥世族有東海王氏、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潁川荀氏、河東裴氏、清河傅氏等，這些家族的子孫族人出任刺史、太守及公卿以下高官者難以數計。而更重要的是開啟了一個門閥世族壟斷中央和地方政局的新時代。
任何一個社會、民族、國家，奢靡之風都是致命的腐蝕劑。西晉的奢靡之風乃史所罕見。晉武帝是西晉奢靡之風的倡導者。滅吳之後，他暴露出其驕奢淫逸的真面目，下令從孫吳宮女中選5000人進宮，使西晉後宮達萬人。於是日日宴樂，夜夜風流，怠於朝政。每天晚上，他都不知該上何處，便乘坐輕便的鹿車，隨鹿所之，鹿車停在哪兒，他就在哪兒宴寢。他不僅荒淫，而且貪婪。奢靡之風像流行病一樣在權貴中傳染蔓延。太尉何曾性奢豪，帷帳車服，廚膳滋味，務求奢華。一日食用花萬錢，還說無下筷子的地方。而其子何劭，更是日費二萬錢。外戚、中護軍羊琇花錢如流水，經常不分晝夜地大宴賓客。於是，洛下豪富之家競相彷效。後將軍王愷和散騎常侍石崇誇奢斗富，是大家熟知的例子，此處不贅。這些紈絝子弟，因為有九品官人法的保障，富貴來的容易，官職如探囊取物，全無進取之心，以尚空談、講享受、比奢侈為榮。這樣的社會能有什麼前途，這樣的國家能有什麼發展！
歷代以史為鑒
上述概括可能並不全面，但無疑是西晉門閥制度危害之大者。唐太宗李世民親自為《晉書·武帝紀》寫史論，他說：「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斯而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唐太宗以史為鏡，總結西晉治亂興衰歷史經驗，他指出統治者應當處廣思狹、居安思危，這在今日仍然很有借鑒意義。
公元280年，西晉滅吳，結束了自東漢末年八、九十年來的分裂割據局面。重新統一全國之後，西晉呈現出一派生機，百姓安居樂業。《晉書·食貨志》說：「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
全國統一之後，在西晉面前，似乎曾經出現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機遇。然而，這個機遇卻是曇花一現，接踵而至的是「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等空前浩劫。不數年間，一個建立未久的統一皇朝轟然垮臺，而好端端的中原沃土甚至被搞到赤地千里，白骨蔽野的境地。
「創業之主」是套話，「叔世」才是實話
一個政權的盛衰興亡，其經驗教訓很值得總結，尤其如西晉這樣驟起驟滅的政權。西晉看似一個新政權，其實已是一部千瘡百孔的老機器。當時的一位官吏劉頌已敏銳覺察到西晉歌舞昇平之下的洶湧暗流。他稱西晉社會處於「叔世」。「叔世」者，末世也。在給晉武帝司馬炎的上疏中，劉頌一針見血地說：「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為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為叔世。」「創業之主」是套話，「叔世」才是真話。為什麼說剛剛建立不久的西晉政權已到了末世呢？他進一步解釋說：「陛下泰始初年（265年）才登大位，但是朝中高官莫非前代功臣的後裔，不是他們的子孫，就是他們的曾孫玄孫。古人說過，紈絝子弟本性難移，所以當今雖是新朝，遭逢的卻是‘叔世’」。這就是說，西晉的「叔世」現象最主要表現是統治集團都是前代功臣的紈絝子弟，其深層次的原因是曹魏以來推行的門閥制度，核心就是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亦即九品中正制，是公元220年曹丕執政時由吏部尚書陳群制定的考察士人選拔官吏的制度。九品官人法規定，郡設中正，選擇所謂「賢有識鑒」的中央官兼任，負責評定其原籍所在郡士人（包括已出仕者）的等第，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正把評定結果匯總到大司徒，大司徒審核後轉交給吏部作為官吏選拔和黜陟的依據。由此，中正對士人及現職官吏進行考核，選官及官吏升降的大權也就掌握在中正手中。士人無論通過何種方式入仕，都必須經過中正的評定，以獲取一定的品第，舍此則無資格入仕。曹魏立中正，史稱「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品第標準，本為德、才。而自司馬懿執政後，為籠絡門閥世族以篡位，「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所謂「資」，即門資、世資所構成的「門第」。所以西晉推行的九品官人法，門第高則品高，所授的官也高；門第低則品低，所授的官也低，形成「公門有公，卿門有卿」，高級官吏的職位完全被門閥世族壟斷的局面，一如劉頌所說，當朝高官莫非前代功臣的後裔，不是他們的子孫，就是他們的曾孫玄孫。因此，西晉門閥世族就是魏晉以來實行九品官人法中蟬聯高位的家族，而出身寒微的士人，即便才智過人也難以有出頭之日，士、庶的界限越來越嚴格、越來越分明。九品官人法就這樣既是門閥世族形成的條件，又成為門閥世族的政治特權。
西晉門閥政治是罪魁禍首
一個國家的興盛，一個社會的發達，離開人才寸步難行。沒有人才，就沒有未來，沒有希望。統治者的責任，就是要去發現人才，培養人才，重用人才。而九品官人法最大的弊端，是排斥人才、壓抑人才，甚至扼殺人才。司馬懿黨同伐異，排除異己，不僅消滅政敵曹爽等，還株連大批正始名士。於是嵇康打鐵以遠禍，阮籍酗酒以自污，鄧艾沉冤不得申雪。怪不得阮籍在觀楚漢戰場時嘆說：「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這個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名士，心中該有多少痛楚。與人才濟濟的三國時代相比，西晉的人才屈指可數，寥若晨星，這就是西晉九品官人法推行的惡果。晉武帝無「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其群下憑門第居職，儘是庸才。三公素餐屍位，郡守輩多不親庶事，不以政務為意。大臣如王瀋、荀勖、賈充，位尊爵重，而無功勞可錄，無政績可記。有一次，侍中王濟、孔恂、王恂、楊濟同列，晉武帝稱他們是一時秀彥，對公卿們說：「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這不過是一個昏君的自我陶醉而已。以定策伐吳、治軍有方而聞名的羊祜、杜預並不得志，羊寄情山水，杜耽思經籍，還時常懼為朝中權貴所暗算。杜預在都督荊州任上，多次給朝中權貴送禮。有人問起來，杜預說：「我但求他們不要暗中饞害而已。」門閥世族中的代表人物琅邪王氏如王戎、王衍，都虛有其名。王戎、王衍都長得俊美，如玉樹臨風。王衍尤以清談名世，其實他在玄學上毫無建樹。
中國自古以來家族制度發達，家族是以同一男性祖先組成的一種社會組織。族長在家族中具有一定權威，領導家族活動與管理族中公共事務。在相當程度上，家族構成甚至取代中央集權國家的鄉里的職能，而專制國家也樂見其成。所以，家族與國家關係和諧，有利於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但是，強大的家族——門閥世族——過度膨脹，特別是其代表人物在中央和地方擔任軍政要職的家族，則破壞了家族與國家之間的平衡，造成對中央政權的威脅及政治危機。漢代以後，地方上的強宗大族不斷發展壯大，他們中的一些人通過參政而使其家族向世家大族轉變。而促成這種轉變發生質的變化的，是魏晉實行的九品官人法。西晉計資定品之「資」，是包括父祖的功勞和資歷，故一祖之孫、曾孫、玄孫，都受其祖的蔭庇，換句話說，也就是一個家族都是在其祖先的蔭庇下獲得高品，得以充任中央或地方的高官，其家族也就成為門閥世族。西晉時，司馬氏是門閥世族中的第一家族，當然，這個家族已成皇權的代表。其他累世公卿、世代仕宦的門閥世族有東海王氏、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潁川荀氏、河東裴氏、清河傅氏等，這些家族的子孫族人出任刺史、太守及公卿以下高官者難以數計。而更重要的是開啟了一個門閥世族壟斷中央和地方政局的新時代。
任何一個社會、民族、國家，奢靡之風都是致命的腐蝕劑。西晉的奢靡之風乃史所罕見。晉武帝是西晉奢靡之風的倡導者。滅吳之後，他暴露出其驕奢淫逸的真面目，下令從孫吳宮女中選5000人進宮，使西晉後宮達萬人。於是日日宴樂，夜夜風流，怠於朝政。每天晚上，他都不知該上何處，便乘坐輕便的鹿車，隨鹿所之，鹿車停在哪兒，他就在哪兒宴寢。他不僅荒淫，而且貪婪。奢靡之風像流行病一樣在權貴中傳染蔓延。太尉何曾性奢豪，帷帳車服，廚膳滋味，務求奢華。一日食用花萬錢，還說無下筷子的地方。而其子何劭，更是日費二萬錢。外戚、中護軍羊琇花錢如流水，經常不分晝夜地大宴賓客。於是，洛下豪富之家競相彷效。後將軍王愷和散騎常侍石崇誇奢斗富，是大家熟知的例子，此處不贅。這些紈絝子弟，因為有九品官人法的保障，富貴來的容易，官職如探囊取物，全無進取之心，以尚空談、講享受、比奢侈為榮。這樣的社會能有什麼前途，這樣的國家能有什麼發展！
歷代以史為鑒
上述概括可能並不全面，但無疑是西晉門閥制度危害之大者。唐太宗李世民親自為《晉書·武帝紀》寫史論，他說：「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斯而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唐太宗以史為鏡，總結西晉治亂興衰歷史經驗，他指出統治者應當處廣思狹、居安思危，這在今日仍然很有借鑒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