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7-25 23:26:53作者：武宜三
【導語：山西黑磚窯案已經平安落幕了，張寶順、於幼軍，不但不須負包庇、縱容、瀆職的罪責，還把自己打扮得一臉英明、一身正確。正如張三一言先生所說：我們那個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黨私有國，是奴隸國。是用民主、共和、國家、民族、人民、無產階級、工農大眾、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等等幾乎所有道德與政治社會學正面詞語一層又一層地密遮著它的污穢、罪惡、羞恥；又用它亮麗地把奴隸制國家包裝成為人民共和國。山西奴隸磚窯，是這個奴隸國的具體和典型的體現。當然，它又不是孤立的，它與人民公社、勞改農場、血汗工廠以及北京奧運會都是一脈相承。】
(一) 、山西黑磚窯案平安落幕了
山西黑磚窯案已經平安落幕了。這起慘絕人寰、天人共憤的反人類罪案，雖然懲處了95人，看起浩浩蕩蕩、陣容鼎盛，實際上全是以鄉村一級蝦兵蟹卒來充數或當替死鬼的；縣一級也只有第二把手、洪洞縣的縣長宋延齡受處分，而且僅是免除職務。被採取司法措施的6人，全是廣勝寺鎮的工作人員。
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中國共產黨當家的。只要有屁大點的「好事」，都忘不了「這是黨英明領導的結果」，那怕到香港上個市、「招商引資」，簽個意向書、合同什麼的，也都是中共的省、市、區、縣、鎮的委員會書記挂帥帶隊。不信，請查查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上的大幅廣告，凡是外出撈好處的活動，十居八九都是當地中共第一把手搶著出風頭。但偏偏做了禍國殃民的壞事，黨委書記可以置身事外。至於省裡、部裡的官員更是「刑不上大夫」，事雖關己，仍能逍遙法外。中共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山西省長於幼軍，不但不須負瀆職、包庇、縱容的罪責，還居然當起「法官」來，把自己打扮得一臉英明、一身正確。
(二)、黨國頭目以「批示」欺世
山西黑窯事件張揚出來後，黨國大小頭目一直在那裡搞「批示」欺世，開展新一輪的愚民運動，什麼「震驚」呀，「高度重視」呀，「嚴肅查處」呀，裝出一副天真無邪、如夢初醒的模樣。殊不知這一類令作嘔的表演搞得太多了，反而暴露了這夥人民公敵的殘暴、貪婪、嗜血、無恥、昏瞶、無能的真面目。
只要是尊重事實的人，都不難明白，中共這個非法的、喪盡天良的流氓政權才是這一切罪惡的總根源。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堅持「四個基本原則」、「三權分立不容討論」、「黨的一元化領導」、黨大於法、「穩定壓倒一切」、GDP挂帥、消滅新聞自由、破壞教育、迫害異見分子……幾十年來的這一類倒行逆施，導致今日中國政治的日益靡爛，中國大地的罪惡叢生。
山西黑窯是新生事物嗎？原來不是。五年前，山西省萬榮縣六毋村曾因使用河南籍童工被罰14萬多元。五年後的現在，《南方週末》記者在六毋村又發現，這裡的六十餘家瓦窯廠仍有童工，僅記者視野所及便不下20個。據曾三次赴山西採訪的《河南電視臺》記者付振中披露，在山西運城和晉城一帶，這類窯廠至少有一千家以上，童工、黑工更不在少數。但他們都到哪兒去了？那一千多個失蹤兒童都哪裡去了？顯然，在警方清理前，他們被連夜轉移，甚至被殺人滅口了。到底有多少人被活埋，多少人被扔進攪拌器，多少人被封在小煤窯裡？在鐵桶般的山西乃至新中國，這都已經成了黨國最高機密，永遠沒有人知道了。
九年前的1998年5月，湖南省石門縣新關鎮的陳建教就已在山西省榆次和河北省滄州市東光縣找王鎮西姬的黑磚窯解救出數百名「包身工」；工人們入黑廠後日夜干苦工，不准出廠、轉廠，不准寫信，不准打電話，並有8名打手日夜看守，完全剝奪了人身自由；一名15歲的童工忍受不了折磨，逃跑3次都被抓回，打得半死；有個老民工被販賣3次，民工編了號，叫號不叫姓名；還有十幾名弱智民工，不知自己姓名、來自何方；至於工資，磚廠根本沒有打算給。
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像山西、河北這樣的黑磚窯在全國很多地方都存在。於是陳建教在2006年就上書總理溫家寶，建議在全國開展一次整治「黑磚廠」的行動，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然而，這個動不動就掉眼淚的偽君子，仍然以「批示」來買空賣空，明明知道存在很嚴重的問題，明明「知道問題的根源何在，但就是不願從根子上去解決」。以致使奴隸制在中國全面復僻，中國人民繼續在水深火熱之中煎熬、掙扎。
(三) 、大躍進時代的奴工
而幾億新中國的農民集體成為奴隸，可以認為是從高舉三面紅旗的時代開始。李銳先生在《大躍進親歷記》中記載：河北省徐水縣由四百八十名婦女「奮戰」三晝夜，修成了一座一萬三千立方米的「婦女水庫」。
七百名學生加四十名教員「苦幹」一天，就建成了一萬五千立方米的「紅領巾水庫」。這是以前的奴隸能做得到的事嗎？
當時的中共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就有辦法叫他的奴隸們做到。奴隸總管有的是無產階級專政手段來收拾不聽話的奴隸們。抓人、打人、服苦役是家常便飯。1958年一年中，張國忠在三十一萬人口的徐水縣內，就抓了四千六百四十三人，其中一百九十人是生產隊幹部和中共黨員，其餘是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許多人在他的勞改隊中被折磨致死。
大飢荒暴發時，徐水縣有大批人被餓死，許多人要外逃討飯渡荒，可是中共徐水縣委卻派人在各車站堵截，結果許多農民就在堆滿從農民那裡掠奪來的糧食的國家糧倉旁邊活活餓死。當年任河南信陽地區專員的張樹藩後來承認，到1960年2月為止，信陽地區有三十萬以上的農民餓死。而全新中國則有四千萬人被餓死，其中絕大多數是幸福的人民公社社員。
李銳被發配北大荒勞改時，親眼看到村幹部深更半夜突擊性地挨家挨戶，到農民家裡搜查、搶奪糧食。東北的老頭在向李銳訴苦時，「無不樂意回憶偽滿時期過的好日子，說當年餵牲口的東西也比現在好得多，真是人不如畜。」（《大躍進親歷記》）這種強盜式的公然搶劫，在大陸廣大農村，隨處可見。鄉村幹部向農民徵收苛捐雜稅，一直是用這種辦法。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陳桂棣夫婦《中國農民調查》中都有大量記載。現在，與時俱進，早已動用現代化的軍隊和武器「徵用」農民的土地和城市居地的房屋了。
(四) 、勞改農場裡的奴工
更早些的奴隸，是勞改農場裡的右派份子。甘肅省酒泉縣夾邊溝勞改農場，從1957年10月開始，那裡羈押了近三千名右派份子。其中右派份子八百八十七人，反革命分子八百九十八人，壞分子四百三十八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六十八人，貪污、違法亂紀分子七十八人……但到了1961年所謂要「搶救生命」的時候，被搶救出來的只有六百來人了，而這些人在搶救過程中又死掉了不少。這樣的殺人農場，甘肅省還有酒泉安西農場、酒泉邊灣農場、飲馬農場、小宛農場、酒泉十工農場、酒泉四工農場、酒泉城郊農場、敦煌棉花農場、玉門黃花農場、下河清農場、丁家壩農場、長城農場、新華農場等十四處之多；全中國更不計其數，黑龍江八五O農場、北京市團河農場、四川四一五筑路隊、新強塔克拉瑪干農場、馬宗山煤礦、河南省萬勝山林茶場、安徽省白茅嶺農場……數以百千計的「右派屠場」遍佈國中，不，整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新中國就是一座階級滅絕的煉獄、就是一部濫殺無辜的攪肉機。
黑龍江雲山畜牧場新領導，經常拿著小鐮刀在右派份子的身後和左右指指畫畫地進行「督戰」。他們和朱麻子、尹隊長等人一樣，他們的口頭禪是：「完不成定額，就不准吃飯，不准收工！」北大荒的季節是春季來得晚，冬季來得早。每當7月底8月初搶收麥子的時候，才是它的「霉雨」季節。一天，又一場大雨謗淪。馬車送來了午飯，武副書記和張副主任也不准大家吃飯，強迫大家在雨中光著脊樑彎著腰，吭嗤吭嗤地向前割，連腰也不能直一下。可是大家從兩點鐘起床吃罷早飯下地，干到中午12點已干了9個小時了。而他們自己，則穿著從日本進口的漆黑的塑料雨衣，還打著傘，空站著揮舞著小鐮刀，對我們大嚷大叫：「就是天上下錐子，你們死也得死在地裡！」聽了這種奴隸主對待奴隸般的訓斥，很多難友怒火中燒。人人不是枯乾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腫。夜盲，形呆，暈倒雪地，熏倒於炭窯，層出不窮。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國家幹部、共產黨員、知識份子，現在通通變成了掙紮在社會底層的奴隸！
結果直到下午一點多，才讓右派份子吃午飯，吃完飯又接著干，一直干到天黑才讓收工回住地吃晚飯。右派們兩點起床吃早飯下地，直到晚上十點鐘才能吃晚飯，若再洗洗涮涮，至多只能休息三個小時。而且早飯與午飯、午飯與晚飯之間的各九個多小時，都得不停地幹活，真是比最冷酷的資本主義還要冷酷。(戴煌：《九死一生》) 由於寒冷、飢餓、疾病、超強度苦役，加上千方百計、無所不用其極的虐待、迫害，勞改農場開始大量死人。
作家鄭加真在《北大荒移民錄》一書中，也說到困難時期農場職工死亡情況：「有的職工死在山上，個別死在路上，不知因何而死，更不知死者為何人?死後善後工作也未很好處理。857農場有的職工死了40餘日，屍體還停放在陳屍室內無人過問……死者有的無棺材，用席子卷埋。」
究竟死了多少人？農場和公安部始終都沒有公布過。但據在一個隊裡當統計兼文書的楊崇道說，光是他所在的那個隊百十來名右派中，經他的手寫了死亡報告的就有三十餘人，幾乎佔這一個隊右派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勉強活著的也都已到了燈枯油盡的地步，隨時隨地都可能魂歸西天。「我們的生命如此不值錢，連畜生都不如！」李定國向朱鳳藻嘆息著說，「豬和牛馬都餵得飽飽的，我們卻挨餓！至於荷蘭種牛的待遇，更不知比我們的要高出多少倍！不定什麼時候，我們也會被餓死！」是啊，人世間最可寶貴的是人，而不是牛羊豬狗。但在具有奴隸主意識的人看來，則奴隸不如他們的牛羊豬狗，這在我們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國度尤其如此。 (戴煌：《九死一生》)
(四) 、錦西煤礦勞改隊，一千二百人餓死了一千人
曾慧燕小姐在紀念她父親的《悲歡離合三十年》中說：「塞外的隆冬，寒風凜冽，滴水成冰。氣溫低達零下三四十度。在營房裡，雖有熱炕取暖，但由每天上午十時開始，都要外出勞動(十)四五個鐘頭。人們開始百病叢生，先是感冒，繼而肺病、心臟病接踵而來。最可怕的是凍僵病，腳趾一凍傷，就要鉗掉。幸運的，即使醫好也變成殘廢；不幸的，染上破傷風，便要向閻羅王報到了。知識份子怎經得起那些繁重的體力勞動以及疾病侵襲，父親的身體不到三個月就垮了，在工地上暈倒，醒來才發覺躺在病床上……在病房中，每天都有病人死去。一年下來，同來的人中，死掉的已約有六分之一。」
遼寧省的錦西煤礦勞改隊，經過「大躍進」後的飢餓歲月，1,200名右派、犯人已餓死了1,000人，還沒有餓死的 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地臥床不起，成了還剩一口氣的殭屍。另兩個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動走動……(戴煌：《九死一生》)
四川省「415」筑路支隊，這個擁有五千名右派份子的勞改隊，在「文革」前忽然解散時，大約不足一半的人活著回到了社會；二千多名右派份子，不是死於飢餓、就是死於工傷，不是自殺、便是逃跑，不是被殺掉、便是被判刑。著名右派份子鐵流先生是少數的生還者之一。直至今天，他仍怵目驚心、心有餘悸，常有惡夢相伴。(《鐵流文集》)
正是這個鐵流先生，一個偶然的機會在北京潘家園發現了一份《一九五八年中央各部和軍委各部送北大荒850農場勞動改造的右派份子名單》，這份名單中的一千個才華卓著的青年俊傑，一千條活鮮鮮的生命，他們都把美麗的青春消耗在飛雪茫茫的北大荒，甚至許多人在那裡斷送了生命。
江蘇省大豐勞改農場面對黃海，1957年由上海市、江蘇省公安、司法部門創辦管理，佔地20多萬畝，有10多個水產、農副產品加工廠。這裡原來是一片海水沖積的鹽土和沼澤地，當年是由江蘇、上海、浙江、安徽、山東等省的右派份子開發的。高峰時有4萬多名右派份子在這裡勞動改造。2005年一月還發生了一萬多人的集體大暴動，造成五百人傷亡，有一千一百多服刑人員外逃。可見勞改農場的殘酷、黑暗，也在與日俱進；逼得奴隸也只有揭竿而起了。
(五) 、全國到底有多少勞改農場
現在再看黑龍江省，從1950—1960年10年間，就建了38個勞改農場：梧桐河農場、密山勞改管教大隊(瀋陽市密山農場) 、青山農場（黑龍江省第九勞改管教隊）、筆架山農場、香蘭農場，後來又把梧桐河農場二分場擴建成鶴立河勞改農場。
1955年8月和1956年4月，經周恩來批准，北京市先後在密山縣建立興凱湖農場，在甘南縣建立音河農場。當年為了安置浙江、遼寧兩省的大部分罪犯，又在黑龍江省西部地區德都、嫩江、北安等縣新建了23個勞改農場；開荒100萬畝。同年9月又建七星泡勞改農場，1956年開荒27,2萬畝，播種12,8萬畝。那年創建的較大型的勞改農場還有龍門、格球山、門魯河、科洛河、尾山、引龍河、襄河等。當年開荒均在20萬畝以上。1956—1960年，全省又陸續創建永豐、依安、蓮江口、北安、長水河等勞改農場，使黑龍江全省勞改農場總數達38個。
興凱湖、密山、音河、七星泡、山河、嫩北、花園、福安、龍鎮、華山、永豐、長水河、襄河、蓮江口、依安、老萊、海倫、綏棱、岔林河、泰來、鳳凰山等都是當年受難者聞名喪膽的地方，是多少受難者家屬的苦難記憶。至於全新中國到底有多少勞改農場？恐怕也是永遠算不清了。
農改農場開墾了這麼多的土地，種了這麼多的糧食，然而，開墾、勞動的奴隸---右派份子們卻活活地被餓死了。正如現在的中國，是世界上第三大經濟強國，然而卻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奴隸隊伍。據統計，眼下主宰新中國命運的0.4%的奴隸主家庭佔有了全中國70%的財富，所以新中國的奴隸隊伍只好要不斷地壯大。
(五) 、世界工廠是血淚工場
廣東省東莞市法定最低工資為574元(人民幣，下同)，但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的調查：有的工廠底薪只有330元。旺季時每月加班工時超過120小時，每天工作12—13小時，工作時間和加班時間遠超法律所規定；而且加班工時也得不到法定的補償。節假日不許休息，連生病也不讓請假，即使如此，每月也不過600—1,000元。淡季則被迫放無薪假，每月只有300—400元的收入，難以維持最低生活。另一方面，這些工廠扣壓工人工資的情況十分嚴重，數量由兩星期至一個多月不等，工人要辭工，即使按法律規定提前一個月通知廠方，也要受刁難、得不到批准，特別是生產旺季；工人要離開就得放棄被扣壓的工資，工人自由選擇工作的權利完全被剝奪。
大部分電子業工廠只與工人簽訂一至三個月短期合約。短期合約同時成為工廠逃避給工人福利和向工人負責的工具，如女工懷孕假、產假等；工人沒有安全感，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很多工廠都不為工人購買保險，或只少買。珠三角工人都面對嚴重不安全的生產環境：有毒化學物、金屬粉塵、焊接煙霧、噪音、缺乏良好通風等，嚴重影響健康，職業病十分嚴重。大部分工廠沒有為工人提供職業安全訓練，沒有提供保護用品。如衝壓工人沒有配載護耳；金屬打磨工人，沒有面罩；壓制機械亦缺乏保護裝置；絕大多數職業病、工業事故傷亡，在官商勾結之下，都得不到賠償或賠償不足。(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牆報)
珠三角等地關於工人集體被燒死、集體食物中毒，工人被打死、被打傷、被虐待、被逼下跪，勞資糾紛、工人罷工，都時有所聞；但在穩定壓倒一切、金錢決定一切的黑社會主義新中國裡，很快也消聲匿跡了。
(六) 、新中國的國粹：奧運奴隸
中國除了盛產農業奴隸和工業奴隸之外，還盛產名為「體育明星」的奧運奴隸。2008年北京奧運會，就要開幕了，現在正是奧運奴隸加緊魔鬼式訓練、加碼受罪的時候；但等他或她們拿到金牌，為黨國領導人爭了光之後，他或她就當垃圾扔掉了；1990年贏得48公斤級全國舉重冠軍的鄒春蘭，19歲那年又囊括了另外的四枚全國冠軍頭銜，但當她於1993年退役後，在舉重隊廚房干了三年多粗活，最後被要求離開。因為手無寸技、胸無點墨、身材畸型，連生育能也損失了；所以，她只能在工地上搬磚、在大街上賣羊肉串、在公共澡堂當女按摩師。他或她們除了成為貨真價實的劣等奴隸被拋棄之外，還有什麼別的選擇呢？據《中國體育報（China Sports Daily）》報導，中國近三十萬退役運動員中，近80%在失業、受傷或貧困掙扎。許多運動員受到訓練引致的運動損傷和健康問題的折磨。
還有，別忘了雜技奴隸和特種兵奴隸，在愛護動物團體要求取消馬戲團以免動物受虐待的今天，河南、河北、江蘇等所謂「雜技之鄉」正有千千萬萬的青少年，以及為了保護權貴們的特種兵戰士，正受著非人的折磨。這篇文章寫了好幾天，今天恰巧看到古德明先生也在談雜技問題。古先生說：為了娛樂胡錦濤三分鐘，幾十個孩子辛苦排練了一個月高風險、高難度的「空中飛人」。排練中有多少孩子跌傷或跌死，沒人知道；但知道，這些孩子為了排練和到處演出，是不用讀書了。(《雜技裡的國民教育》，〈蘋果日報〉)唐文宗當年做皇帝時，只有十八歲，見到「迭踏以至半空」的百戲，尚有「惡其太險傷神」的不忍之心，「遂不復作」，不讓再表演了。然而，六十五歲的胡錦濤卻看得興高彩烈、欣然鼓掌。「上以風化下」，黑磚窯、黑煤礦、黑工廠、黑農場、黑戲班、黑兵種、黑獄遍佈域中，自是順理成章，不值得國人或「友邦詫異」了。
最後我想用張三一言先生的話來做我這篇文章的結束語：我們那個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黨私有國，是奴隸國。是用民主、共和、國家、民族、人民、無產階級、工農大眾、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等等幾乎所有道德與政治社會學正面詞語一層又一層地密遮著它的污穢、罪惡、羞恥；又用它亮麗地把奴隸制國家包裝成為人民共和國。山西奴隸磚窯，是這個奴隸國的具體和典型的體現，只是表現得太真實和赤裸裸而己。(《包裝的奴隸國和赤裸的奴隸窯》)
(一) 、山西黑磚窯案平安落幕了
山西黑磚窯案已經平安落幕了。這起慘絕人寰、天人共憤的反人類罪案，雖然懲處了95人，看起浩浩蕩蕩、陣容鼎盛，實際上全是以鄉村一級蝦兵蟹卒來充數或當替死鬼的；縣一級也只有第二把手、洪洞縣的縣長宋延齡受處分，而且僅是免除職務。被採取司法措施的6人，全是廣勝寺鎮的工作人員。
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中國共產黨當家的。只要有屁大點的「好事」，都忘不了「這是黨英明領導的結果」，那怕到香港上個市、「招商引資」，簽個意向書、合同什麼的，也都是中共的省、市、區、縣、鎮的委員會書記挂帥帶隊。不信，請查查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上的大幅廣告，凡是外出撈好處的活動，十居八九都是當地中共第一把手搶著出風頭。但偏偏做了禍國殃民的壞事，黨委書記可以置身事外。至於省裡、部裡的官員更是「刑不上大夫」，事雖關己，仍能逍遙法外。中共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山西省長於幼軍，不但不須負瀆職、包庇、縱容的罪責，還居然當起「法官」來，把自己打扮得一臉英明、一身正確。
(二)、黨國頭目以「批示」欺世
山西黑窯事件張揚出來後，黨國大小頭目一直在那裡搞「批示」欺世，開展新一輪的愚民運動，什麼「震驚」呀，「高度重視」呀，「嚴肅查處」呀，裝出一副天真無邪、如夢初醒的模樣。殊不知這一類令作嘔的表演搞得太多了，反而暴露了這夥人民公敵的殘暴、貪婪、嗜血、無恥、昏瞶、無能的真面目。
只要是尊重事實的人，都不難明白，中共這個非法的、喪盡天良的流氓政權才是這一切罪惡的總根源。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堅持「四個基本原則」、「三權分立不容討論」、「黨的一元化領導」、黨大於法、「穩定壓倒一切」、GDP挂帥、消滅新聞自由、破壞教育、迫害異見分子……幾十年來的這一類倒行逆施，導致今日中國政治的日益靡爛，中國大地的罪惡叢生。
山西黑窯是新生事物嗎？原來不是。五年前，山西省萬榮縣六毋村曾因使用河南籍童工被罰14萬多元。五年後的現在，《南方週末》記者在六毋村又發現，這裡的六十餘家瓦窯廠仍有童工，僅記者視野所及便不下20個。據曾三次赴山西採訪的《河南電視臺》記者付振中披露，在山西運城和晉城一帶，這類窯廠至少有一千家以上，童工、黑工更不在少數。但他們都到哪兒去了？那一千多個失蹤兒童都哪裡去了？顯然，在警方清理前，他們被連夜轉移，甚至被殺人滅口了。到底有多少人被活埋，多少人被扔進攪拌器，多少人被封在小煤窯裡？在鐵桶般的山西乃至新中國，這都已經成了黨國最高機密，永遠沒有人知道了。
九年前的1998年5月，湖南省石門縣新關鎮的陳建教就已在山西省榆次和河北省滄州市東光縣找王鎮西姬的黑磚窯解救出數百名「包身工」；工人們入黑廠後日夜干苦工，不准出廠、轉廠，不准寫信，不准打電話，並有8名打手日夜看守，完全剝奪了人身自由；一名15歲的童工忍受不了折磨，逃跑3次都被抓回，打得半死；有個老民工被販賣3次，民工編了號，叫號不叫姓名；還有十幾名弱智民工，不知自己姓名、來自何方；至於工資，磚廠根本沒有打算給。
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像山西、河北這樣的黑磚窯在全國很多地方都存在。於是陳建教在2006年就上書總理溫家寶，建議在全國開展一次整治「黑磚廠」的行動，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然而，這個動不動就掉眼淚的偽君子，仍然以「批示」來買空賣空，明明知道存在很嚴重的問題，明明「知道問題的根源何在，但就是不願從根子上去解決」。以致使奴隸制在中國全面復僻，中國人民繼續在水深火熱之中煎熬、掙扎。
(三) 、大躍進時代的奴工
而幾億新中國的農民集體成為奴隸，可以認為是從高舉三面紅旗的時代開始。李銳先生在《大躍進親歷記》中記載：河北省徐水縣由四百八十名婦女「奮戰」三晝夜，修成了一座一萬三千立方米的「婦女水庫」。
七百名學生加四十名教員「苦幹」一天，就建成了一萬五千立方米的「紅領巾水庫」。這是以前的奴隸能做得到的事嗎？
當時的中共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就有辦法叫他的奴隸們做到。奴隸總管有的是無產階級專政手段來收拾不聽話的奴隸們。抓人、打人、服苦役是家常便飯。1958年一年中，張國忠在三十一萬人口的徐水縣內，就抓了四千六百四十三人，其中一百九十人是生產隊幹部和中共黨員，其餘是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許多人在他的勞改隊中被折磨致死。
大飢荒暴發時，徐水縣有大批人被餓死，許多人要外逃討飯渡荒，可是中共徐水縣委卻派人在各車站堵截，結果許多農民就在堆滿從農民那裡掠奪來的糧食的國家糧倉旁邊活活餓死。當年任河南信陽地區專員的張樹藩後來承認，到1960年2月為止，信陽地區有三十萬以上的農民餓死。而全新中國則有四千萬人被餓死，其中絕大多數是幸福的人民公社社員。
李銳被發配北大荒勞改時，親眼看到村幹部深更半夜突擊性地挨家挨戶，到農民家裡搜查、搶奪糧食。東北的老頭在向李銳訴苦時，「無不樂意回憶偽滿時期過的好日子，說當年餵牲口的東西也比現在好得多，真是人不如畜。」（《大躍進親歷記》）這種強盜式的公然搶劫，在大陸廣大農村，隨處可見。鄉村幹部向農民徵收苛捐雜稅，一直是用這種辦法。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陳桂棣夫婦《中國農民調查》中都有大量記載。現在，與時俱進，早已動用現代化的軍隊和武器「徵用」農民的土地和城市居地的房屋了。
(四) 、勞改農場裡的奴工
更早些的奴隸，是勞改農場裡的右派份子。甘肅省酒泉縣夾邊溝勞改農場，從1957年10月開始，那裡羈押了近三千名右派份子。其中右派份子八百八十七人，反革命分子八百九十八人，壞分子四百三十八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六十八人，貪污、違法亂紀分子七十八人……但到了1961年所謂要「搶救生命」的時候，被搶救出來的只有六百來人了，而這些人在搶救過程中又死掉了不少。這樣的殺人農場，甘肅省還有酒泉安西農場、酒泉邊灣農場、飲馬農場、小宛農場、酒泉十工農場、酒泉四工農場、酒泉城郊農場、敦煌棉花農場、玉門黃花農場、下河清農場、丁家壩農場、長城農場、新華農場等十四處之多；全中國更不計其數，黑龍江八五O農場、北京市團河農場、四川四一五筑路隊、新強塔克拉瑪干農場、馬宗山煤礦、河南省萬勝山林茶場、安徽省白茅嶺農場……數以百千計的「右派屠場」遍佈國中，不，整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新中國就是一座階級滅絕的煉獄、就是一部濫殺無辜的攪肉機。
黑龍江雲山畜牧場新領導，經常拿著小鐮刀在右派份子的身後和左右指指畫畫地進行「督戰」。他們和朱麻子、尹隊長等人一樣，他們的口頭禪是：「完不成定額，就不准吃飯，不准收工！」北大荒的季節是春季來得晚，冬季來得早。每當7月底8月初搶收麥子的時候，才是它的「霉雨」季節。一天，又一場大雨謗淪。馬車送來了午飯，武副書記和張副主任也不准大家吃飯，強迫大家在雨中光著脊樑彎著腰，吭嗤吭嗤地向前割，連腰也不能直一下。可是大家從兩點鐘起床吃罷早飯下地，干到中午12點已干了9個小時了。而他們自己，則穿著從日本進口的漆黑的塑料雨衣，還打著傘，空站著揮舞著小鐮刀，對我們大嚷大叫：「就是天上下錐子，你們死也得死在地裡！」聽了這種奴隸主對待奴隸般的訓斥，很多難友怒火中燒。人人不是枯乾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腫。夜盲，形呆，暈倒雪地，熏倒於炭窯，層出不窮。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國家幹部、共產黨員、知識份子，現在通通變成了掙紮在社會底層的奴隸！
結果直到下午一點多，才讓右派份子吃午飯，吃完飯又接著干，一直干到天黑才讓收工回住地吃晚飯。右派們兩點起床吃早飯下地，直到晚上十點鐘才能吃晚飯，若再洗洗涮涮，至多只能休息三個小時。而且早飯與午飯、午飯與晚飯之間的各九個多小時，都得不停地幹活，真是比最冷酷的資本主義還要冷酷。(戴煌：《九死一生》) 由於寒冷、飢餓、疾病、超強度苦役，加上千方百計、無所不用其極的虐待、迫害，勞改農場開始大量死人。
作家鄭加真在《北大荒移民錄》一書中，也說到困難時期農場職工死亡情況：「有的職工死在山上，個別死在路上，不知因何而死，更不知死者為何人?死後善後工作也未很好處理。857農場有的職工死了40餘日，屍體還停放在陳屍室內無人過問……死者有的無棺材，用席子卷埋。」
究竟死了多少人？農場和公安部始終都沒有公布過。但據在一個隊裡當統計兼文書的楊崇道說，光是他所在的那個隊百十來名右派中，經他的手寫了死亡報告的就有三十餘人，幾乎佔這一個隊右派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勉強活著的也都已到了燈枯油盡的地步，隨時隨地都可能魂歸西天。「我們的生命如此不值錢，連畜生都不如！」李定國向朱鳳藻嘆息著說，「豬和牛馬都餵得飽飽的，我們卻挨餓！至於荷蘭種牛的待遇，更不知比我們的要高出多少倍！不定什麼時候，我們也會被餓死！」是啊，人世間最可寶貴的是人，而不是牛羊豬狗。但在具有奴隸主意識的人看來，則奴隸不如他們的牛羊豬狗，這在我們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國度尤其如此。 (戴煌：《九死一生》)
(四) 、錦西煤礦勞改隊，一千二百人餓死了一千人
曾慧燕小姐在紀念她父親的《悲歡離合三十年》中說：「塞外的隆冬，寒風凜冽，滴水成冰。氣溫低達零下三四十度。在營房裡，雖有熱炕取暖，但由每天上午十時開始，都要外出勞動(十)四五個鐘頭。人們開始百病叢生，先是感冒，繼而肺病、心臟病接踵而來。最可怕的是凍僵病，腳趾一凍傷，就要鉗掉。幸運的，即使醫好也變成殘廢；不幸的，染上破傷風，便要向閻羅王報到了。知識份子怎經得起那些繁重的體力勞動以及疾病侵襲，父親的身體不到三個月就垮了，在工地上暈倒，醒來才發覺躺在病床上……在病房中，每天都有病人死去。一年下來，同來的人中，死掉的已約有六分之一。」
遼寧省的錦西煤礦勞改隊，經過「大躍進」後的飢餓歲月，1,200名右派、犯人已餓死了1,000人，還沒有餓死的 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地臥床不起，成了還剩一口氣的殭屍。另兩個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動走動……(戴煌：《九死一生》)
四川省「415」筑路支隊，這個擁有五千名右派份子的勞改隊，在「文革」前忽然解散時，大約不足一半的人活著回到了社會；二千多名右派份子，不是死於飢餓、就是死於工傷，不是自殺、便是逃跑，不是被殺掉、便是被判刑。著名右派份子鐵流先生是少數的生還者之一。直至今天，他仍怵目驚心、心有餘悸，常有惡夢相伴。(《鐵流文集》)
正是這個鐵流先生，一個偶然的機會在北京潘家園發現了一份《一九五八年中央各部和軍委各部送北大荒850農場勞動改造的右派份子名單》，這份名單中的一千個才華卓著的青年俊傑，一千條活鮮鮮的生命，他們都把美麗的青春消耗在飛雪茫茫的北大荒，甚至許多人在那裡斷送了生命。
江蘇省大豐勞改農場面對黃海，1957年由上海市、江蘇省公安、司法部門創辦管理，佔地20多萬畝，有10多個水產、農副產品加工廠。這裡原來是一片海水沖積的鹽土和沼澤地，當年是由江蘇、上海、浙江、安徽、山東等省的右派份子開發的。高峰時有4萬多名右派份子在這裡勞動改造。2005年一月還發生了一萬多人的集體大暴動，造成五百人傷亡，有一千一百多服刑人員外逃。可見勞改農場的殘酷、黑暗，也在與日俱進；逼得奴隸也只有揭竿而起了。
(五) 、全國到底有多少勞改農場
現在再看黑龍江省，從1950—1960年10年間，就建了38個勞改農場：梧桐河農場、密山勞改管教大隊(瀋陽市密山農場) 、青山農場（黑龍江省第九勞改管教隊）、筆架山農場、香蘭農場，後來又把梧桐河農場二分場擴建成鶴立河勞改農場。
1955年8月和1956年4月，經周恩來批准，北京市先後在密山縣建立興凱湖農場，在甘南縣建立音河農場。當年為了安置浙江、遼寧兩省的大部分罪犯，又在黑龍江省西部地區德都、嫩江、北安等縣新建了23個勞改農場；開荒100萬畝。同年9月又建七星泡勞改農場，1956年開荒27,2萬畝，播種12,8萬畝。那年創建的較大型的勞改農場還有龍門、格球山、門魯河、科洛河、尾山、引龍河、襄河等。當年開荒均在20萬畝以上。1956—1960年，全省又陸續創建永豐、依安、蓮江口、北安、長水河等勞改農場，使黑龍江全省勞改農場總數達38個。
興凱湖、密山、音河、七星泡、山河、嫩北、花園、福安、龍鎮、華山、永豐、長水河、襄河、蓮江口、依安、老萊、海倫、綏棱、岔林河、泰來、鳳凰山等都是當年受難者聞名喪膽的地方，是多少受難者家屬的苦難記憶。至於全新中國到底有多少勞改農場？恐怕也是永遠算不清了。
農改農場開墾了這麼多的土地，種了這麼多的糧食，然而，開墾、勞動的奴隸---右派份子們卻活活地被餓死了。正如現在的中國，是世界上第三大經濟強國，然而卻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奴隸隊伍。據統計，眼下主宰新中國命運的0.4%的奴隸主家庭佔有了全中國70%的財富，所以新中國的奴隸隊伍只好要不斷地壯大。
(五) 、世界工廠是血淚工場
廣東省東莞市法定最低工資為574元(人民幣，下同)，但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的調查：有的工廠底薪只有330元。旺季時每月加班工時超過120小時，每天工作12—13小時，工作時間和加班時間遠超法律所規定；而且加班工時也得不到法定的補償。節假日不許休息，連生病也不讓請假，即使如此，每月也不過600—1,000元。淡季則被迫放無薪假，每月只有300—400元的收入，難以維持最低生活。另一方面，這些工廠扣壓工人工資的情況十分嚴重，數量由兩星期至一個多月不等，工人要辭工，即使按法律規定提前一個月通知廠方，也要受刁難、得不到批准，特別是生產旺季；工人要離開就得放棄被扣壓的工資，工人自由選擇工作的權利完全被剝奪。
大部分電子業工廠只與工人簽訂一至三個月短期合約。短期合約同時成為工廠逃避給工人福利和向工人負責的工具，如女工懷孕假、產假等；工人沒有安全感，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很多工廠都不為工人購買保險，或只少買。珠三角工人都面對嚴重不安全的生產環境：有毒化學物、金屬粉塵、焊接煙霧、噪音、缺乏良好通風等，嚴重影響健康，職業病十分嚴重。大部分工廠沒有為工人提供職業安全訓練，沒有提供保護用品。如衝壓工人沒有配載護耳；金屬打磨工人，沒有面罩；壓制機械亦缺乏保護裝置；絕大多數職業病、工業事故傷亡，在官商勾結之下，都得不到賠償或賠償不足。(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牆報)
珠三角等地關於工人集體被燒死、集體食物中毒，工人被打死、被打傷、被虐待、被逼下跪，勞資糾紛、工人罷工，都時有所聞；但在穩定壓倒一切、金錢決定一切的黑社會主義新中國裡，很快也消聲匿跡了。
(六) 、新中國的國粹：奧運奴隸
中國除了盛產農業奴隸和工業奴隸之外，還盛產名為「體育明星」的奧運奴隸。2008年北京奧運會，就要開幕了，現在正是奧運奴隸加緊魔鬼式訓練、加碼受罪的時候；但等他或她們拿到金牌，為黨國領導人爭了光之後，他或她就當垃圾扔掉了；1990年贏得48公斤級全國舉重冠軍的鄒春蘭，19歲那年又囊括了另外的四枚全國冠軍頭銜，但當她於1993年退役後，在舉重隊廚房干了三年多粗活，最後被要求離開。因為手無寸技、胸無點墨、身材畸型，連生育能也損失了；所以，她只能在工地上搬磚、在大街上賣羊肉串、在公共澡堂當女按摩師。他或她們除了成為貨真價實的劣等奴隸被拋棄之外，還有什麼別的選擇呢？據《中國體育報（China Sports Daily）》報導，中國近三十萬退役運動員中，近80%在失業、受傷或貧困掙扎。許多運動員受到訓練引致的運動損傷和健康問題的折磨。
還有，別忘了雜技奴隸和特種兵奴隸，在愛護動物團體要求取消馬戲團以免動物受虐待的今天，河南、河北、江蘇等所謂「雜技之鄉」正有千千萬萬的青少年，以及為了保護權貴們的特種兵戰士，正受著非人的折磨。這篇文章寫了好幾天，今天恰巧看到古德明先生也在談雜技問題。古先生說：為了娛樂胡錦濤三分鐘，幾十個孩子辛苦排練了一個月高風險、高難度的「空中飛人」。排練中有多少孩子跌傷或跌死，沒人知道；但知道，這些孩子為了排練和到處演出，是不用讀書了。(《雜技裡的國民教育》，〈蘋果日報〉)唐文宗當年做皇帝時，只有十八歲，見到「迭踏以至半空」的百戲，尚有「惡其太險傷神」的不忍之心，「遂不復作」，不讓再表演了。然而，六十五歲的胡錦濤卻看得興高彩烈、欣然鼓掌。「上以風化下」，黑磚窯、黑煤礦、黑工廠、黑農場、黑戲班、黑兵種、黑獄遍佈域中，自是順理成章，不值得國人或「友邦詫異」了。
最後我想用張三一言先生的話來做我這篇文章的結束語：我們那個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黨私有國，是奴隸國。是用民主、共和、國家、民族、人民、無產階級、工農大眾、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等等幾乎所有道德與政治社會學正面詞語一層又一層地密遮著它的污穢、罪惡、羞恥；又用它亮麗地把奴隸制國家包裝成為人民共和國。山西奴隸磚窯，是這個奴隸國的具體和典型的體現，只是表現得太真實和赤裸裸而己。(《包裝的奴隸國和赤裸的奴隸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