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國策"導致的政治道德徹底崩潰

目前，我們尚沒法給"胡溫新政"主導下的大規模"肅貪"行動下結論，但按歷史邏輯與中共內部的潛規則而論，這很可能是一場雷聲大、雨點小的"走過場"的運動，乾脆就是一場政治鬧劇。為什麼這麼說呢，原因有三：

其一，中國計畫生育政策實施高峰的江澤民時期（以彭佩雲為主管），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較正面的循吏思想即堅守最後政治道德底線，被完全衝垮。

計畫生育政策實施中的標語講"上吊不奪繩、喝藥不奪瓶"、"寧添墳頭，不添人頭"，把對人（特別是社會最底層農民）的尊重完全拋掉，與此同時，計畫生育罰款收入至今沒有一個哪怕最一般的開支的表格向公民報告。在執行計畫生育"最高國策"當中，這麼一大筆以踐踏最基本人權為代價的預算外收入，實際上大量地被作為分離集團的基層政權私分、揮霍。有的地方計畫生育罰款畸高，但最終鄉鎮政府卻因欠當地飯館飯費被告上民事法庭。

在瘋狂的"最高國策"執行中，踐踏人權、泯滅人性與黑箱收支，腐敗擴張成為到鎮壓法輪之前的一大社會奇觀。

其二，鎮壓法輪功作為第二次"最高國策"，讓中共幹部（官吏）們不僅得到"不講理是一種好的社會治理手腕"的暗示，而且還會獲得政治晉升的機會。

我們姑且不論法輪功現在由於受嚴重逼迫而形成的仇共態度，只看他初期的動員資源構成，它確實為張皇無措的小民提供了精神安慰。其農村初期信仰人員的兩個基本來源就是：（一）計畫生育政策受害者，這些人有的被扒了房、搶走了農具（如拖拉機），他們心理上沒了依靠，恰好一種新宗教給其提供了暴政下的心靈□息之所；（二）沒有相當財產能力對付災難者，尤其無錢醫病者。中共底層政權完全蛻變成了"罰款黨"、"收費黨"，誰還去關心"辛辛苦苦五十年，一夜回到解決放"的弱勢小民呢？

在另一端，執行"最高國策"的暴力小集團不但得到了經濟上的好處，而且還得到了相應的政治獎賞。於是，沒有人再認為貪污腐敗是真正的罪行，反而是個體能力的表現。

其三，由於政府公務員的基數龐大，工資額度很底，行政權力甚至是黨的權力都成了"創收"工具。

到目前，中國官方學者公開承認的收費收入已經達到1萬億以上的規模，換言之，正常的財政拔款根本不足以維持黨政機構的運轉，靠收費（含罰款）來支持正常運轉的義理後果是：不違規、不腐敗，就無法"為黨做工作"，無法"為人民服務"。於此，腐敗有了合法依據，為合法腐敗而受到處分的人也成了新的"革命烈士"。這個潛規則是有不少被開除乃至於服刑的中共官吏（幹部），仍能領導工資的"道德基礎"。

沒人相信政府部門（如公安、技術監督）以外的機構可以執行罰款，但中國確實有之，中共黨的部門紀檢委就有罰款權力。一個黨的機構可以執行罰款，創下世界政治史一大奇聞，也是聞所未聞的醜聞。因出了李昌平而聞名於世界的湖北監利縣的紀檢委，只有44人的編製，2006年總開支310萬元，人均8萬元。這些開支的大部分來源於罰款收入即300萬元收入罰款被財政局以80％的高比例返還。其他部門的返還比例為30%，並且時至今日，還沒有哪一級的哪一個審計機構審計過紀檢委的罰款收入與支出。換句話說，李金華敢給公安部、鐵道部以難堪--審他們的帳目，但對中紀委極其系統卻要低頭哈腰，因為審計系統也不是淨土一篇，他的審計未完，審計高官就被紀檢委約去"談話"了。

紀檢委是黨治中國制度下反腐敗的總閥門，但這個機構正在以史無前例的速度腐敗著。湖南郴州的紀委書記曾錦春以受（索）賄8000萬元而位居郴州窩案的榜首，便是不爭的事實。紀檢委腐敗正中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的一項"黑暗名言"--前堂審姦情，後堂窺姦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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